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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走了一个老太太，“哗啦”一下，她手里的钥匙串回到了裤腰上，那张绿色的小卡片也消失在她的毛衣下面。还算麻利，若心想，把钥匙系在腰里，这都是什么年代形成的习惯，每次掏个钥匙都得抠抠缩缩半天，上厕所都没那么别扭吧……下一个还是老太太。
老太太真多，像打不完的小怪物，打掉一个，又冒出来一个。若的心里很自然地就蹦出“打”字，在她看来，她的工作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打走那些人，他们一副满怀期待的样子，在收回卡片的时候还要疑疑惑惑地问一句“这样就可以了？”真是惹人嫌。如果回答“还不行”，他们大概就要翘起脑门中间的白发，扶着桌子，扯开嗓门问罪了吧。眼前这个老太太的容貌格外呆滞、机械，仿佛临到跟前才想起来自己是来干什么似的，若提醒了两遍，后边的人也表示不耐烦地晃动了一下，她才把卡交给了她。
“可以了？”
老太太的腮帮子蠕动着。上了年纪的人好像大多有这个现象，肯定是咀嚼不力，也有说是因为消化不好，食道以下的身体整个地抵制食物继续下行，所以留在牙齿间反复研磨。但也可能那里根本就没食物，只是字词。老人说话喜欢嘟哝，每个字都一样，从大小、发音到涵义，连起来的字句，就像一串串珠从他们的牙齿缝之间走过，根本不必搞清到底什么是什么。
若一次想不了这么多的内容，因为手里嘴里始终没停过，她只能拆零了想，比如她想到了“小怪物”，过了半分钟才又想到“打”，又过了两分钟，她才能凑上后边的、关于老太太嘴里有点什么东西的念头。塑料饭盒是崭新的，老太太往腋下一夹就走，有的还会露出一点笑容。真难看，这些……这些占小便宜的人，除了占小便宜还有什么能让她们高兴的吗？若几乎没有别的语言可以表达她的蔑视了。她们嘟嘟哝哝。只有死了的老太太不嘟嘟哝哝。但是绥姐也是老太太，但是……
若每周要见两次绥姐，她们一认识就产生了互不讨厌的观感，显然，绥姐对若的喜欢总要比若对她的喜欢更多一些，不过，若在拚命地追赶。绥姐的先生是个低着头的人，绥姐一叫他，他抬起脸时，那两道倒挂眉都要从中间散开，然后眼和嘴分别归位，次次如此。是不是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不由自主地缩起来了？绥姐好像没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她自己的姿态很正，一种始终能吸到最健康的空气的姿态，若一点都不讨厌她。
“因为音乐是通用的语言……”
“人民币也是通用的货币。”
若在心里跟了一句，没说出来。盒子就放在床前，外皮都磨白了，绥姐打开它，拎出一把小提琴，一回手搁在了脖子上，琴弓往琴弦上一横，吱呀了几声。若觉得很神，两样看起来不怎么相干的东西可以磨擦出离奇的、称得上是好听的声音，而且，跟若印象里的完全不同，小提琴的吱吱呀呀竟然这么响，响得她快要捂耳朵了。
“好響啊。”
“你喜欢吗？”
喜欢，交了钱了还能不喜欢么？若拊着胸口连连点头。她很快就摸上了琴。这把琴很不新了，木壳的每个侧面上，拼缝都能看得出来，看来是专供初学者试手的。但是若仍然轻手轻脚的，生怕碰坏了什么。她的手指在琴弓上摸了一周，算作问候。
“音不准”，绥姐轻松地说，“不过练练就够了。音乐是通用的语言，你会了音乐，就能跟任何人交流。”
我有了钱也能买任何东西……若仍然是在心里应了一句。
绥姐就是个老太太，每次到她的房间里，若都能感觉到一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的氛围，天花板有下垂感，柜子仿佛从来没有动过，就是从地板上生长出来的，被褥端正得缺乏新鲜感，颜色和质感都表明它只能容下固定的一位主人，不能委于他人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绥姐的先生，这屋子因为他的存在而显得十分疲惫，一旦客人走了就要打盹。
第一次拉出琴声，若觉得有点熟悉。尖叫？不，不像，像某种笑声，跟门外的人群里的那种笑声完全不同，那是属于老头儿们的笑，哑哑的，糙糙的，没顾上抛光，就从喉咙里随随便便下线了。他们一定在谈论9号里面那户搬家的，那天，救护车几乎是和搬家公司的车同时开到楼下，救护车不停地按喇叭，搬家车的司机置若罔闻，直等人从楼道里被搀出来，才知道两辆车是同一住户叫的。老爷子圆瞪两眼，高大的身材跟他不太完整的大脑很不般配，人们习惯的他的样子，是推着一个购物筐像遛狗那样在小方砖路面上兴冲冲地跑。“鲍叔！”门卫喊住他，他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今天又到哪里去？”
“跑哪儿算哪儿！啊哈哈哈哈！”
垃圾站的人也总跟他起哄。“冲！冲！冲！”那个总在旧皮沙发上打瞌睡的老家伙，一见到鲍叔就要精神起来，“冲！冲！”
云也退
半夜三更踹他门
“冲什么冲？”他的助手，灰白头发的浦老师，常规动作就是把小绿卡放在椅子上，让一根小红线在卡上跳动，跳一会儿，再换下一张。“你们这些人不会好了”是她常说的话之一，还有一句是“我们这里真不太平”。鲍叔经过垃圾站的时候，浦老师头也不抬，她每天都在这里待上很久，她对这里很有意见，无论动物、植物还是人，但还是满意自己的，那是一种属于一块久经风霜的挡泥板的满意。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鲍叔被救护车接走了。老头儿们和不那么老的老头儿们，碰到一起都面带笑意：“这么多年看他活蹦乱跳，结果要搬家了，倒发病了。”“哪怕早一天都好啊，早一天就多太平一天。”搬家的时候，很多邻居都围拢过来看，不少人是真的好奇，想知道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会有些什么家当，结果他们很惊讶地发现，从楼上抬下来一包又一包用深蓝色镶着金边的绒布裹起来的东西，看样子不仅有被褥、锅碗瓢盆，还有不少非日用品，好像是乐器，有鼓槌，有手风琴，好几个人看到一个工人捧起一堆蓝布包扔进车厢，发出“哐”的一声铙钹响。鲍叔的保姆指挥着搬家工人，他的儿子——也是有人见过的——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遥控着一切。
像某种笑声，可这笑声有点缺乏光照感。它不是明朗地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地板的那一头渗透过来，在即将爬上床脚的时候溃散掉。老头儿之间似乎有种日常的比拚，比谁笑得更响。在鲍叔走后，这比拚仍然在。“你知道鲍叔在救护车里说什么吗？”“说什么？”“他说，让我来开，跑哪儿算哪儿，啊哈哈哈——”“啊哈哈哈，你看见了吗？”“还用得着看见吗？”“你别扯了！”“嘿嘿！” 当鲍叔消失，若明显觉得，那深夜钻进房间的笑声没了，而拉开房门，打开防盗栅栏，透过楼道窗格射进来的狭长的一道阳光里的飘浮着的微小的点点，却变得那么陌生，仿佛一夜之间被调换了，换成了一些病毒一样的东西。邻居们挡不住笑的欲望。这成了他们的义务。
连浦老师都有些改变。她不再见一次若就提醒一次，不要在房间里拉琴，这事她好像忘了，相反，有一次在若倒垃圾的时候，浦老师竟然想到另一句可以跟若说的话了。
“喂，你有朋友了吗？”
私生活是一种想尽办法往外冲的东西。在这里，有时候，一扇防盗门上的网眼就能暴露房间里的人有没有离异，带没带孩子。有的房门上的小风铃是邀请你去摸一下的，说明屋主人处在对未来充满好奇的阶段，有的则只是挂在那里而已。浦老师经常去敲每一家住户的门，对这些征兆简直太熟悉了，她那一对黑豆样的眼珠，一旦盯着你看，你就不能不对她说实话。若只好老老实实地撒了个谎：“有了。”
“真的有啦？”
浦老师一旦露出不信的样子，仿佛她听到了什么噩耗一样。若不得不再忍她几句。她告诉她，既然有对象了，就要在打扮和举止上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对象的人，不能再让一个像她这样热心的半大老太太到处留着意，物色一个看起来匹配度较高的男子。不过，浦老师也没有主动透露自己有什么人选。又一张小绿卡片送到她的跟前，小红线蹦跳了起来。科技促进了人的专注。
自从跟着绥姐拉上琴以后，若努力不再想觅偶的事。想是没用的，绥姐说得对，音乐是通用语言（而择偶顶多只是通用谈资），多会一门语言，意味着可认知、可交流的世界又长出来一大块，而伴侣顶多只是把一个人翻倍成两人。当若完全习惯了提琴和脖子、胳膊及身体之间形成的角度，熟悉了各种把位，她对别的乐器也产生了兴趣：那是单簧管，无论是造型还是声音，都让她觉得像是一个人在不住地吐舌头，做鬼脸;圆号是一大盘面条，竖起来挟在腋下，吹奏者逮住了面条的一端慢慢地嘬，怎么也嘬不完;拉二胡的人，过去她不过就看到一个不稳定的直角，现在她觉得那声音和人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大鼓的动静像喊话，可是喊的内容却是旁敲侧击的，比如“今晚还没有约会的人可以不用加班！”在各种乐器里，铙钹是若最有好感的，她喜欢在一个晴好的周末来到公园的小草地边，看社区歌舞队的排练，每次“哐”声响起，她就在心里默念：我有小提琴。
若甚至觉得，笑声也是有音乐性的，尤其是小孩的笑声，虽然若并不很爱听;老头儿的笑声里充满了武断的休止符，这对琴弦是个考验，老太太呢？不，她们从没真正笑过，她们在最开心的时候，比如说，在辛辛苦苦、坚持不懈地积了三个月的垃圾分，然后换到一套饭盒的时候，也只是难看地咧一咧嘴。笑容都被她们怎么都停不下蠕动的腮帮子给嚼烂了，根本等不到沖出来的时刻。
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尝试把琴拉出一些像样的调子来。绥姐很耐心，操练的间隙，她还会教她一些本地方言。这是若要求的，她在深更半夜里，一个人对着墙睡觉时，往往会听到有人在什么地方用方言说话，十分清晰，清晰到连一句话说了多少个字都能数清楚。若感到他们在说给她听，让她知道，她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只要能懂他们的话，就好比她只要能懂音乐，就能到处感觉到音符的存在一样。水突然在管子里游动了起来，像是台下的人在为刚才的一番话鼓掌，他们听懂了，高兴了，挥舞着肥皂沫，也许还有避孕套、粪便和快要稀释了的卫生纸。深更半夜，若总会产生想要坐起来的冲动。
有人敲门。不是浦老师，是邻居。老头儿的睡衣前摆快要拖到了地板上，一双白得发青的腿站在拖鞋里，下巴底下像送到洗衣房去的窗帘那样打着皱。他很严肃，但还算平静，他问：“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了吗？”
若说没有，她刚刚差点就睡着了。
“老鼠？”
“不是老鼠，我总怀疑是鲍叔房间里的动静。”
若有些无奈：“不用管他行吗？”
“那不行，”老头儿更加严肃了，“他要是点着火了怎么办？”
若刚想说“反正这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老头儿就做了个手势打断了她。“听，”他说，“又在响了，像在敲鼓。”
若左右晃了几下脖子，把瞌睡彻底赶跑。可她还是没听见。管道里又传来了哗哗的水声，隔着安全栅栏，若跟老头儿说了句“到早上再说吧”，就关上了房门。
老头儿趿着拖鞋走了，脚步声很重，过了不多会儿，若听见了砰砰砰踹门的声响。就在楼下，看来老头儿是下了决心，要把危险系数降低一些。接着是不出意外的咆哮和争吵，完全听不清是什么。头脑中从人声到音乐的转换机制此时彻底不灵了，若缩进毯子，用枕头压住头，仿佛自己满脑袋都长了耳朵。
绥姐也没睡好，皱纹一下子在她脸上冒了出来，她有意识地捋着，还是顾此失彼。“太累了，真抱歉，”她说，“今天说话有点没头绪。”
每个人都要学一点自我排解的技能：错乱的不是皱纹，而是思路。如果若哪一天丢了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她肯定也会想“反正我一直就没男朋友”。总有一些东西，是比另一些东西更容易承受一点的吧，也总有一些人声会比另一些人声更好听。那半夜里从地板缝里钻出的笑声，或者在某个房间里悄然生长的喁喁私语，比起大白天里老头儿们的闲聊，始终更让若乐于接受一些。她感伤地看着绥姐翻开一本很旧的乐谱，那种富有浊感的噼啪就像纸张在叹气。
“这一段，你拉拉试试。”
若拉了起来。与其说是拉琴，不如说是在摸索。她的手在深夜里的墙上摸着，慢慢往前，耳朵听不懂的字一个个凸出在墙面上，似乎可以靠着抚摸来艰难地辨认：“我……”“搞……”“去……”“道歉……”“好久……了”。然后是水，呼啸而来，刚刚显了形的字一溜烟地全不见了。绥姐扶着前额坐在一边，她胳膊肘下的玻璃板底下，是若早就看腻了的那几张照片，黑白的，是坐着的和站着的、表情凝重的女孩，若觉得她们一定不在人世了，不管她们是绥姐的骨肉还是她年轻时的自己。
她还得练，当然，得花足够的时间。每周两次，一看见绥姐和她先生，她就觉得人生真是任重道远，而过去的事情，哪怕只是昨天发生的事，都在迅速地枯萎成相片。男主人从里屋出来了，仍然是那样，每次开口都得把除鼻子之外的五官搬开，好给表情腾出地方。若竭力把他想像成一朵从含苞状态放开的花朵。“吃饭吧，”他说，“饭做好了。” 他的厨艺不错，咸淡都恰到好处，神奇的是，这些分明是家常菜，却缺少那种老气横秋的家常菜，有明晃晃的光泽，倒像是直接从屏幕或海报里搬下来的似的。“广告创意 以实物为准……”若不禁把经常从电视广告里看到的这五个字念出了口。男主人笑了：“对啊，以食物为准，不吃饭怎么上课呢？”
“我跟师……师父学做菜吧？”
若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师父”二字说出了口。男师父的配偶叫“师娘”没问题，可是女师父的配偶该叫什么呢？她没想起来。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已规定，有一技傍身、能收徒的人铁定只能是男的，女人只能担任辅佐，就像每天坐在垃圾站里忙活的浦老师，正牌管理员可是一直端坐在沙发里，只管傍晚的时候把垃圾箱拖出去，交给按时抵达的环卫车。
“你想学的太多了。”绥姐连忙讲。
饭后的她显得更疲惫了。于是若起身告辞，又小心地用纸把淋在玻璃板上、模糊了照片的一滩汤汁给擦掉。她来到门口，推开掉了大半绿漆的铁栅栏，把两大袋垃圾提在手里，面前是一辆仿佛从史前时代起就停在这里的自行车。绥姐从挂在门后的小包里找出绿卡片给她：“麻烦你了。”
“不客气。”
她慢慢下楼，身后的动静如常。栅栏门锁上了，绥姐推了推，又关了房门。
老头儿们骚动起来，大概是有谁夹塞儿吧，若听到一句怒冲冲的埋怨，一个人先起了调门，不是很高，其他人就很方便地应和起来——竟然还有人笑，应该是表示对那个不受欢迎的人的强烈鄙视。忽然一个高音飞起，不受欢迎的人骂了一句，回到了别人希望他回到的位置上，而埋怨声也跟着退去了。没有返场的。
却没听见老太太的动静。他们跟老头儿真是两个系统的人，仿佛是同时长大，同时变老，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各说各的话。年轻时的他们都死了，那些互相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哪怕他们找出了微微泛黄的旧照片给若看，她也会觉得，咳，那是别人。一个人既然老了，怎么还可能和年轻时很相像呢？倘若觉得相像，那肯定是因为你事先已被告知说这俩是同一个人，生怕你不信，或者当耳旁风，还要一张一张地边点给你看边解释：“这是我”，“这是刚进工厂时候的我”，“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你看我那时特没心事”……还有一句“很像我吧？”这是心虚话——必须很像啊，就仿佛你来到动物园，不得不承认那些一脸褶子、鼻孔朝天的猿猴也跟自己很像。
“有什么问题吗？”那老太太问，让人不安的狐疑在她脸上聚集起来。扫描器怎么都扫不出信息。若咬住嘴唇，把那张卡翻过来看了一眼。果然。
“这个作废了……阿姨。”
话一出口她就有些后悔。小绿卡在大约一个月前集中换过一次，旧数据都归拢到了新卡上，但旧卡依然可以在小红线下有所反应。浦老师虽然仔细，仍免不了有漏网的。阴云在她的心头掠过。面前的女人很强大，她的狐疑可以随时引爆一些什么。
“我排队排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冷的天！”
老太太的普通话夹生得很，就像一个方形的东西被使劲地塞进了圆形的嘴巴。她又转身朝后边的人说话。若产生了亏欠感，她没想到，自己原来不单会在绥姐面前有亏欠感，每一个比她年长的女人都会让她觉得心里有愧，她们都活着，但她身上比她们少死了一些东西。人带着罪错感，很难不低头。
“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抱歉，”若尽量盯着对方，把话说清楚。
老太太在半推半劝之下让开了，后边的人嫌她耽误他们的时间。她不肯走，手揣在兜里，就站在旁边气呼呼地看着。
忘了她，无视她……若打起精神继续做着手里的事：扫描，手工输入号码，签收。签收簿尺寸很大，但格子却很小。签字栏里的字几乎没有看得清的。可是签名理应是见性格的所在。若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作弊得到一张零分试卷，带回家后不敢示人，等到第二天一清早，她早早地起来，请在厨房忙活的奶奶签一下名。奶奶——她显然也是老太太，可是若从未觉得自己对此须负什么责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接触过的纸张类别里应该不包含试卷，对那个大大的“○”似乎也并不在意。
“就写我的名字吗？”
奶奶没笑，但是很尊重的样子。她开始写了。在场的一切都在看：墙上挂的炒勺在看，菜刀在看，鼻直口方的煎锅在看，浑身黑黢黢的吊灯在俯瞰;铁锅在看，筷子在看，巴掌那么大的一个花鲢鱼头在看，煤气阀在看，调味盒隔着柜门上的纱窗在看;墙在看，镀了一层油腻的瓷砖在看，瓷砖上破开的一个三角形的小洞也在看。鸟儿在啼，每啼一声，窗外就亮堂一点点。若几乎没见过奶奶写字，她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写了很长的时间，就仿佛在立遗嘱。
“可以了？”
奶奶继续忙活，好像什么都未发生似的。若收好试卷，又回到了床上。她心里清楚奶奶不会走漏消息。越是对一件事缺乏概念的人，才越会郑重地对待它，会独自一个人消化它，反之，越是熟悉、了解，就越会草草了事。父母从不会认真签名，不管她考了满分还是零分;医生写的处方笺，哪怕写得像一幅心电图也没關系，反正药剂师总能看得懂。至于她自己，现在，她对待她的提琴也就是简简单单地一拎，她对镜子里自己的仪态是否优雅的在乎程度超过了对琴的器重，“反正音也不准”。每个人，只要稍稍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都很难再认真签一次名。只有奶奶例外。
若有点想念奶奶，想念她那副郑重的样子。没有人再提醒她郑重的意义了。就连绥姐，也只是反复告诉她，懂了音乐的门道，会拉一些基本的小提琴曲，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也许还可以因此给自己寻到一位男友呢。人们为什么都这么懂呢？既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也懂得如何去得到它，需要付出多少对价，就像有个“一万小时理论”，言之凿凿地说，要弄通一门技艺需一万小时，缺一分钟都不行。计算，都是计算。那些老太太们带着小绿卡倒垃圾，也是很清楚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不，她们并不知道三个月后能得到怎样的礼品，但仅仅是“礼品”二字就足够促使她们风雨不误地坚持下来了。
大概这就是她们不太笑的原因吧。既然成本收益都算清楚了，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呢？浦老师，不知道她以前是教什么学科的老师，对琐碎事的耐受力可算是一流的了，可那换不来开心呀。老头儿们就不同，他们会为自己的处境发笑，有时候还会短暂地进入狂欢状态……哦，那些夹杂着休止符的笑声！
老太太真多，像打不完的小怪物，打掉一个，又冒出来一个。若的心里很自然地就蹦出“打”字，在她看来，她的工作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打走那些人，他们一副满怀期待的样子，在收回卡片的时候还要疑疑惑惑地问一句“这样就可以了？”真是惹人嫌。如果回答“还不行”，他们大概就要翘起脑门中间的白发，扶着桌子，扯开嗓门问罪了吧。眼前这个老太太的容貌格外呆滞、机械，仿佛临到跟前才想起来自己是来干什么似的，若提醒了两遍，后边的人也表示不耐烦地晃动了一下，她才把卡交给了她。
“可以了？”
老太太的腮帮子蠕动着。上了年纪的人好像大多有这个现象，肯定是咀嚼不力，也有说是因为消化不好，食道以下的身体整个地抵制食物继续下行，所以留在牙齿间反复研磨。但也可能那里根本就没食物，只是字词。老人说话喜欢嘟哝，每个字都一样，从大小、发音到涵义，连起来的字句，就像一串串珠从他们的牙齿缝之间走过，根本不必搞清到底什么是什么。
若一次想不了这么多的内容，因为手里嘴里始终没停过，她只能拆零了想，比如她想到了“小怪物”，过了半分钟才又想到“打”，又过了两分钟，她才能凑上后边的、关于老太太嘴里有点什么东西的念头。塑料饭盒是崭新的，老太太往腋下一夹就走，有的还会露出一点笑容。真难看，这些……这些占小便宜的人，除了占小便宜还有什么能让她们高兴的吗？若几乎没有别的语言可以表达她的蔑视了。她们嘟嘟哝哝。只有死了的老太太不嘟嘟哝哝。但是绥姐也是老太太，但是……
若每周要见两次绥姐，她们一认识就产生了互不讨厌的观感，显然，绥姐对若的喜欢总要比若对她的喜欢更多一些，不过，若在拚命地追赶。绥姐的先生是个低着头的人，绥姐一叫他，他抬起脸时，那两道倒挂眉都要从中间散开，然后眼和嘴分别归位，次次如此。是不是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不由自主地缩起来了？绥姐好像没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她自己的姿态很正，一种始终能吸到最健康的空气的姿态，若一点都不讨厌她。
“因为音乐是通用的语言……”
“人民币也是通用的货币。”
若在心里跟了一句，没说出来。盒子就放在床前，外皮都磨白了，绥姐打开它，拎出一把小提琴，一回手搁在了脖子上，琴弓往琴弦上一横，吱呀了几声。若觉得很神，两样看起来不怎么相干的东西可以磨擦出离奇的、称得上是好听的声音，而且，跟若印象里的完全不同，小提琴的吱吱呀呀竟然这么响，响得她快要捂耳朵了。
“好響啊。”
“你喜欢吗？”
喜欢，交了钱了还能不喜欢么？若拊着胸口连连点头。她很快就摸上了琴。这把琴很不新了，木壳的每个侧面上，拼缝都能看得出来，看来是专供初学者试手的。但是若仍然轻手轻脚的，生怕碰坏了什么。她的手指在琴弓上摸了一周，算作问候。
“音不准”，绥姐轻松地说，“不过练练就够了。音乐是通用的语言，你会了音乐，就能跟任何人交流。”
我有了钱也能买任何东西……若仍然是在心里应了一句。
绥姐就是个老太太，每次到她的房间里，若都能感觉到一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的氛围，天花板有下垂感，柜子仿佛从来没有动过，就是从地板上生长出来的，被褥端正得缺乏新鲜感，颜色和质感都表明它只能容下固定的一位主人，不能委于他人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绥姐的先生，这屋子因为他的存在而显得十分疲惫，一旦客人走了就要打盹。
第一次拉出琴声，若觉得有点熟悉。尖叫？不，不像，像某种笑声，跟门外的人群里的那种笑声完全不同，那是属于老头儿们的笑，哑哑的，糙糙的，没顾上抛光，就从喉咙里随随便便下线了。他们一定在谈论9号里面那户搬家的，那天，救护车几乎是和搬家公司的车同时开到楼下，救护车不停地按喇叭，搬家车的司机置若罔闻，直等人从楼道里被搀出来，才知道两辆车是同一住户叫的。老爷子圆瞪两眼，高大的身材跟他不太完整的大脑很不般配，人们习惯的他的样子，是推着一个购物筐像遛狗那样在小方砖路面上兴冲冲地跑。“鲍叔！”门卫喊住他，他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今天又到哪里去？”
“跑哪儿算哪儿！啊哈哈哈哈！”
垃圾站的人也总跟他起哄。“冲！冲！冲！”那个总在旧皮沙发上打瞌睡的老家伙，一见到鲍叔就要精神起来，“冲！冲！”
云也退
半夜三更踹他门
“冲什么冲？”他的助手，灰白头发的浦老师，常规动作就是把小绿卡放在椅子上，让一根小红线在卡上跳动，跳一会儿，再换下一张。“你们这些人不会好了”是她常说的话之一，还有一句是“我们这里真不太平”。鲍叔经过垃圾站的时候，浦老师头也不抬，她每天都在这里待上很久，她对这里很有意见，无论动物、植物还是人，但还是满意自己的，那是一种属于一块久经风霜的挡泥板的满意。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鲍叔被救护车接走了。老头儿们和不那么老的老头儿们，碰到一起都面带笑意：“这么多年看他活蹦乱跳，结果要搬家了，倒发病了。”“哪怕早一天都好啊，早一天就多太平一天。”搬家的时候，很多邻居都围拢过来看，不少人是真的好奇，想知道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会有些什么家当，结果他们很惊讶地发现，从楼上抬下来一包又一包用深蓝色镶着金边的绒布裹起来的东西，看样子不仅有被褥、锅碗瓢盆，还有不少非日用品，好像是乐器，有鼓槌，有手风琴，好几个人看到一个工人捧起一堆蓝布包扔进车厢，发出“哐”的一声铙钹响。鲍叔的保姆指挥着搬家工人，他的儿子——也是有人见过的——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遥控着一切。
像某种笑声，可这笑声有点缺乏光照感。它不是明朗地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地板的那一头渗透过来，在即将爬上床脚的时候溃散掉。老头儿之间似乎有种日常的比拚，比谁笑得更响。在鲍叔走后，这比拚仍然在。“你知道鲍叔在救护车里说什么吗？”“说什么？”“他说，让我来开，跑哪儿算哪儿，啊哈哈哈——”“啊哈哈哈，你看见了吗？”“还用得着看见吗？”“你别扯了！”“嘿嘿！” 当鲍叔消失，若明显觉得，那深夜钻进房间的笑声没了，而拉开房门，打开防盗栅栏，透过楼道窗格射进来的狭长的一道阳光里的飘浮着的微小的点点，却变得那么陌生，仿佛一夜之间被调换了，换成了一些病毒一样的东西。邻居们挡不住笑的欲望。这成了他们的义务。
连浦老师都有些改变。她不再见一次若就提醒一次，不要在房间里拉琴，这事她好像忘了，相反，有一次在若倒垃圾的时候，浦老师竟然想到另一句可以跟若说的话了。
“喂，你有朋友了吗？”
私生活是一种想尽办法往外冲的东西。在这里，有时候，一扇防盗门上的网眼就能暴露房间里的人有没有离异，带没带孩子。有的房门上的小风铃是邀请你去摸一下的，说明屋主人处在对未来充满好奇的阶段，有的则只是挂在那里而已。浦老师经常去敲每一家住户的门，对这些征兆简直太熟悉了，她那一对黑豆样的眼珠，一旦盯着你看，你就不能不对她说实话。若只好老老实实地撒了个谎：“有了。”
“真的有啦？”
浦老师一旦露出不信的样子，仿佛她听到了什么噩耗一样。若不得不再忍她几句。她告诉她，既然有对象了，就要在打扮和举止上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对象的人，不能再让一个像她这样热心的半大老太太到处留着意，物色一个看起来匹配度较高的男子。不过，浦老师也没有主动透露自己有什么人选。又一张小绿卡片送到她的跟前，小红线蹦跳了起来。科技促进了人的专注。
自从跟着绥姐拉上琴以后，若努力不再想觅偶的事。想是没用的，绥姐说得对，音乐是通用语言（而择偶顶多只是通用谈资），多会一门语言，意味着可认知、可交流的世界又长出来一大块，而伴侣顶多只是把一个人翻倍成两人。当若完全习惯了提琴和脖子、胳膊及身体之间形成的角度，熟悉了各种把位，她对别的乐器也产生了兴趣：那是单簧管，无论是造型还是声音，都让她觉得像是一个人在不住地吐舌头，做鬼脸;圆号是一大盘面条，竖起来挟在腋下，吹奏者逮住了面条的一端慢慢地嘬，怎么也嘬不完;拉二胡的人，过去她不过就看到一个不稳定的直角，现在她觉得那声音和人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大鼓的动静像喊话，可是喊的内容却是旁敲侧击的，比如“今晚还没有约会的人可以不用加班！”在各种乐器里，铙钹是若最有好感的，她喜欢在一个晴好的周末来到公园的小草地边，看社区歌舞队的排练，每次“哐”声响起，她就在心里默念：我有小提琴。
若甚至觉得，笑声也是有音乐性的，尤其是小孩的笑声，虽然若并不很爱听;老头儿的笑声里充满了武断的休止符，这对琴弦是个考验，老太太呢？不，她们从没真正笑过，她们在最开心的时候，比如说，在辛辛苦苦、坚持不懈地积了三个月的垃圾分，然后换到一套饭盒的时候，也只是难看地咧一咧嘴。笑容都被她们怎么都停不下蠕动的腮帮子给嚼烂了，根本等不到沖出来的时刻。
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尝试把琴拉出一些像样的调子来。绥姐很耐心，操练的间隙，她还会教她一些本地方言。这是若要求的，她在深更半夜里，一个人对着墙睡觉时，往往会听到有人在什么地方用方言说话，十分清晰，清晰到连一句话说了多少个字都能数清楚。若感到他们在说给她听，让她知道，她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只要能懂他们的话，就好比她只要能懂音乐，就能到处感觉到音符的存在一样。水突然在管子里游动了起来，像是台下的人在为刚才的一番话鼓掌，他们听懂了，高兴了，挥舞着肥皂沫，也许还有避孕套、粪便和快要稀释了的卫生纸。深更半夜，若总会产生想要坐起来的冲动。
有人敲门。不是浦老师，是邻居。老头儿的睡衣前摆快要拖到了地板上，一双白得发青的腿站在拖鞋里，下巴底下像送到洗衣房去的窗帘那样打着皱。他很严肃，但还算平静，他问：“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了吗？”
若说没有，她刚刚差点就睡着了。
“老鼠？”
“不是老鼠，我总怀疑是鲍叔房间里的动静。”
若有些无奈：“不用管他行吗？”
“那不行，”老头儿更加严肃了，“他要是点着火了怎么办？”
若刚想说“反正这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老头儿就做了个手势打断了她。“听，”他说，“又在响了，像在敲鼓。”
若左右晃了几下脖子，把瞌睡彻底赶跑。可她还是没听见。管道里又传来了哗哗的水声，隔着安全栅栏，若跟老头儿说了句“到早上再说吧”，就关上了房门。
老头儿趿着拖鞋走了，脚步声很重，过了不多会儿，若听见了砰砰砰踹门的声响。就在楼下，看来老头儿是下了决心，要把危险系数降低一些。接着是不出意外的咆哮和争吵，完全听不清是什么。头脑中从人声到音乐的转换机制此时彻底不灵了，若缩进毯子，用枕头压住头，仿佛自己满脑袋都长了耳朵。
绥姐也没睡好，皱纹一下子在她脸上冒了出来，她有意识地捋着，还是顾此失彼。“太累了，真抱歉，”她说，“今天说话有点没头绪。”
每个人都要学一点自我排解的技能：错乱的不是皱纹，而是思路。如果若哪一天丢了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她肯定也会想“反正我一直就没男朋友”。总有一些东西，是比另一些东西更容易承受一点的吧，也总有一些人声会比另一些人声更好听。那半夜里从地板缝里钻出的笑声，或者在某个房间里悄然生长的喁喁私语，比起大白天里老头儿们的闲聊，始终更让若乐于接受一些。她感伤地看着绥姐翻开一本很旧的乐谱，那种富有浊感的噼啪就像纸张在叹气。
“这一段，你拉拉试试。”
若拉了起来。与其说是拉琴，不如说是在摸索。她的手在深夜里的墙上摸着，慢慢往前，耳朵听不懂的字一个个凸出在墙面上，似乎可以靠着抚摸来艰难地辨认：“我……”“搞……”“去……”“道歉……”“好久……了”。然后是水，呼啸而来，刚刚显了形的字一溜烟地全不见了。绥姐扶着前额坐在一边，她胳膊肘下的玻璃板底下，是若早就看腻了的那几张照片，黑白的，是坐着的和站着的、表情凝重的女孩，若觉得她们一定不在人世了，不管她们是绥姐的骨肉还是她年轻时的自己。
她还得练，当然，得花足够的时间。每周两次，一看见绥姐和她先生，她就觉得人生真是任重道远，而过去的事情，哪怕只是昨天发生的事，都在迅速地枯萎成相片。男主人从里屋出来了，仍然是那样，每次开口都得把除鼻子之外的五官搬开，好给表情腾出地方。若竭力把他想像成一朵从含苞状态放开的花朵。“吃饭吧，”他说，“饭做好了。” 他的厨艺不错，咸淡都恰到好处，神奇的是，这些分明是家常菜，却缺少那种老气横秋的家常菜，有明晃晃的光泽，倒像是直接从屏幕或海报里搬下来的似的。“广告创意 以实物为准……”若不禁把经常从电视广告里看到的这五个字念出了口。男主人笑了：“对啊，以食物为准，不吃饭怎么上课呢？”
“我跟师……师父学做菜吧？”
若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师父”二字说出了口。男师父的配偶叫“师娘”没问题，可是女师父的配偶该叫什么呢？她没想起来。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已规定，有一技傍身、能收徒的人铁定只能是男的，女人只能担任辅佐，就像每天坐在垃圾站里忙活的浦老师，正牌管理员可是一直端坐在沙发里，只管傍晚的时候把垃圾箱拖出去，交给按时抵达的环卫车。
“你想学的太多了。”绥姐连忙讲。
饭后的她显得更疲惫了。于是若起身告辞，又小心地用纸把淋在玻璃板上、模糊了照片的一滩汤汁给擦掉。她来到门口，推开掉了大半绿漆的铁栅栏，把两大袋垃圾提在手里，面前是一辆仿佛从史前时代起就停在这里的自行车。绥姐从挂在门后的小包里找出绿卡片给她：“麻烦你了。”
“不客气。”
她慢慢下楼，身后的动静如常。栅栏门锁上了，绥姐推了推，又关了房门。
老头儿们骚动起来，大概是有谁夹塞儿吧，若听到一句怒冲冲的埋怨，一个人先起了调门，不是很高，其他人就很方便地应和起来——竟然还有人笑，应该是表示对那个不受欢迎的人的强烈鄙视。忽然一个高音飞起，不受欢迎的人骂了一句，回到了别人希望他回到的位置上，而埋怨声也跟着退去了。没有返场的。
却没听见老太太的动静。他们跟老头儿真是两个系统的人，仿佛是同时长大，同时变老，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各说各的话。年轻时的他们都死了，那些互相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哪怕他们找出了微微泛黄的旧照片给若看，她也会觉得，咳，那是别人。一个人既然老了，怎么还可能和年轻时很相像呢？倘若觉得相像，那肯定是因为你事先已被告知说这俩是同一个人，生怕你不信，或者当耳旁风，还要一张一张地边点给你看边解释：“这是我”，“这是刚进工厂时候的我”，“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你看我那时特没心事”……还有一句“很像我吧？”这是心虚话——必须很像啊，就仿佛你来到动物园，不得不承认那些一脸褶子、鼻孔朝天的猿猴也跟自己很像。
“有什么问题吗？”那老太太问，让人不安的狐疑在她脸上聚集起来。扫描器怎么都扫不出信息。若咬住嘴唇，把那张卡翻过来看了一眼。果然。
“这个作废了……阿姨。”
话一出口她就有些后悔。小绿卡在大约一个月前集中换过一次，旧数据都归拢到了新卡上，但旧卡依然可以在小红线下有所反应。浦老师虽然仔细，仍免不了有漏网的。阴云在她的心头掠过。面前的女人很强大，她的狐疑可以随时引爆一些什么。
“我排队排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冷的天！”
老太太的普通话夹生得很，就像一个方形的东西被使劲地塞进了圆形的嘴巴。她又转身朝后边的人说话。若产生了亏欠感，她没想到，自己原来不单会在绥姐面前有亏欠感，每一个比她年长的女人都会让她觉得心里有愧，她们都活着，但她身上比她们少死了一些东西。人带着罪错感，很难不低头。
“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抱歉，”若尽量盯着对方，把话说清楚。
老太太在半推半劝之下让开了，后边的人嫌她耽误他们的时间。她不肯走，手揣在兜里，就站在旁边气呼呼地看着。
忘了她，无视她……若打起精神继续做着手里的事：扫描，手工输入号码，签收。签收簿尺寸很大，但格子却很小。签字栏里的字几乎没有看得清的。可是签名理应是见性格的所在。若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作弊得到一张零分试卷，带回家后不敢示人，等到第二天一清早，她早早地起来，请在厨房忙活的奶奶签一下名。奶奶——她显然也是老太太，可是若从未觉得自己对此须负什么责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接触过的纸张类别里应该不包含试卷，对那个大大的“○”似乎也并不在意。
“就写我的名字吗？”
奶奶没笑，但是很尊重的样子。她开始写了。在场的一切都在看：墙上挂的炒勺在看，菜刀在看，鼻直口方的煎锅在看，浑身黑黢黢的吊灯在俯瞰;铁锅在看，筷子在看，巴掌那么大的一个花鲢鱼头在看，煤气阀在看，调味盒隔着柜门上的纱窗在看;墙在看，镀了一层油腻的瓷砖在看，瓷砖上破开的一个三角形的小洞也在看。鸟儿在啼，每啼一声，窗外就亮堂一点点。若几乎没见过奶奶写字，她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写了很长的时间，就仿佛在立遗嘱。
“可以了？”
奶奶继续忙活，好像什么都未发生似的。若收好试卷，又回到了床上。她心里清楚奶奶不会走漏消息。越是对一件事缺乏概念的人，才越会郑重地对待它，会独自一个人消化它，反之，越是熟悉、了解，就越会草草了事。父母从不会认真签名，不管她考了满分还是零分;医生写的处方笺，哪怕写得像一幅心电图也没關系，反正药剂师总能看得懂。至于她自己，现在，她对待她的提琴也就是简简单单地一拎，她对镜子里自己的仪态是否优雅的在乎程度超过了对琴的器重，“反正音也不准”。每个人，只要稍稍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都很难再认真签一次名。只有奶奶例外。
若有点想念奶奶，想念她那副郑重的样子。没有人再提醒她郑重的意义了。就连绥姐，也只是反复告诉她，懂了音乐的门道，会拉一些基本的小提琴曲，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也许还可以因此给自己寻到一位男友呢。人们为什么都这么懂呢？既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也懂得如何去得到它，需要付出多少对价，就像有个“一万小时理论”，言之凿凿地说，要弄通一门技艺需一万小时，缺一分钟都不行。计算，都是计算。那些老太太们带着小绿卡倒垃圾，也是很清楚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不，她们并不知道三个月后能得到怎样的礼品，但仅仅是“礼品”二字就足够促使她们风雨不误地坚持下来了。
大概这就是她们不太笑的原因吧。既然成本收益都算清楚了，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呢？浦老师，不知道她以前是教什么学科的老师，对琐碎事的耐受力可算是一流的了，可那换不来开心呀。老头儿们就不同，他们会为自己的处境发笑，有时候还会短暂地进入狂欢状态……哦，那些夹杂着休止符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