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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疆概念的延展，而是对空间想象的研究探索。全球化的“流动”正在边疆地区发生，人类学家试图以民族志的形式来描绘全球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变迁图景。瑞丽市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呈现出“草根全球化”的个案，通过“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得以展现全球化的多样性。跨境实践的情境中，边疆地区正呈现出其空间性与社会性。作为空间实践主体的外籍学生，在实践自身策略的同时也参与到“文化边疆”的建构之中。他们自身同样受到边疆地区社会文化的“形塑”。全球化语境中，边疆不再是地理的“边缘”，跨境实践中的边疆地区正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文化邊疆”成为了文化的“中间地带”。
[关键词]草根全球化;文化边疆;外籍学生;跨境学习
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6-0044-07
全球化的语境下，边疆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倡议中，对于云南的定位是要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1]。云南作为地理的边陲，正成为全球化视角中联结不同文化的“中间地带”，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窗口平台。瑞丽市位于云南省德宏州，作为国家级口岸城市，东连芒市，北临陇川，其东南、西南、西北三面与缅甸接壤[2]3。“一寨两国”“一街两国”等现象在当地随处可见。瑞丽市的国门学校中存在外籍学生跨境学习的现象。在当地，跨境实践已经成为日常。面对边疆地区的变化，边疆安全学研究者意识到边疆研究正面临“转型”的必要性，研究者纷纷把目光从“硬边疆”概念转向以“文化边疆”为代表的“软边疆”①概念进行探索。然而，“文化边疆”从字面上看，既包含文化所体现的流动性，也包括边疆所带有的“戍卫”特征。边疆安全学研究者虽然从国家视角对于相关要素进行梳理，但是，在面对“草根全球化”所揭示的人们自发的全球化运动时，其解释犹有不足之处。
如阿帕杜莱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迁移、流动以及民族之中不易掌握的、非地方化的特质，人类学的描述性实践必须对此有所回应。需要新的视角和新的民族志形式来捕捉这些想象的资源[3]。瑞丽市外籍学生跨境学习的实践正体现了“草根全球化”现象，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是为了实践他们自身的策略，是自发的行为。因而，在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实践中，边疆社会不仅体现出空间性，同时还呈现出社会性与历史性。外籍学生作为空间实践的主体之一，他们对边疆地区社会的变迁有所影响，同时，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也在“形塑”他们。“文化边疆”不是有关“边缘”的叙述，而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一、“草根”的全球化与文化的“边疆”阿尔君·阿帕杜莱在《草根全球化与研究的想象力》中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他称其为“草根全球化”或者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说法[4]3。全球化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流动。除了国际视角外，还有流动人口的自身策略与选择，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多样性的特征。“当前存在的区域研究范式的困难在于，它倾向于把一个具有明显稳定性的特定构造布局误解为空间、领土和文化组织的永久性联合”[4]8。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边疆概念不再局限于过去领土边疆的单一认知中。有学者指出，除了领土边疆等“硬边疆”的概念，它还包含了被边疆安全学研究者称为“软边疆”的相关概念，这其中就包括“文化边疆”。
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与资本的流动，跨越了地理边疆的疆界。跨境人员遵循自己的发展需求而自发地流动。作为中缅边境口岸城市的瑞丽市，在当地有许多缅甸籍学生前来求学。与之相对的是，何跃教授曾提到，过去在云南边境地区，周边国家地区的边民优惠政策更好，许多跨境民族出国打工，他们的子女也到境外接受基础教育。随着中国边疆地区教育建设的发展，这些学生陆续返回境内读书。他从边疆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提出了相关的思考[5]。然而，当前的情况却与过去形成了对调，因而其解释的立场也与过去有所不同。詹姆斯·斯科特曾经指出“国家的简单化像简略的地图”[6]。当前边疆社会生境复杂，多元文化共存。国家视角下边疆文化建设中的工具理性，使文化沦为功能主义的“工具”，因而在提及跨境学习的现象时，往往被外界曲解为大国的“文化输出”现象。但是，从实际调研的情况来看，瑞丽市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并非大国“文化输出”或是单向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像阿帕杜莱所述的“草根全球化”——流动人口自主选择，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现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1]。综上所述，“文化边疆”的提出不是简单的概念拼凑，而是研究视角的变化。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视域中，边疆被等同于边缘。所谓的“文化边疆”，在学者们的国家视角下被解读为领土边疆的扩展，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受到曲解。阿帕杜莱提出的“草根全球化”对于当前的边疆研究有着重要启示。全球化的光学视角下，区域研究应当从“特征”（trait）地理学转向“过程”地理学。全球化视角中的领土边疆不是边缘，而是多元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
正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对于“民心相通”的思考，阿帕杜莱的“草根全球化”指出，过去对于全球化的讨论基于国际视野，将一般民众“隔离”在全球化的讨论之外，无视了个体的行动策略与选择，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这种视角使人们对于全球力量的日常理解变得固化和狭隘。早前的边疆研究中，学者徐益棠先生指出，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最初始于国外的学者，与国内边疆现实问题却没有实际意义。对于边疆问题的关注，每每都与“土地”和“主权”相关，对于边地之民众如何认知，却乏人问津[7]。边疆不仅是关于物理空间的概念，没有“人”的边疆也失去了它真正的价值。然而，学界对于“文化边疆”并未有统一的解释，不同学科之间的概念界定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边疆安全学的视角中，“文化边疆”是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在边疆地区的体现。“在单民族国家中，文化边界与国家边疆重合，但是在多民族国家中，文化边界存在大于、小于或者等于国家边疆三种可能”[8]。有学者指出“文化边疆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其文化的性质能够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文化利益能够不受威胁和侵犯的防御界限”[9]。金晓哲等人认为文化边疆的界定有两种，广义上的文化边疆涵盖了国家利益;狭义的文化边疆应该是“那些与该国主体民族或种族存在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或种族文化区”[10]。上述对“文化边疆”的论述，关注的焦点依然是“领土”和“主权”的问题。范可教授指出：“具有主權意义的边疆是从现代国家出现后才有的”[11]。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观察视角则有所不同。周建新教授观察到边境线两侧跨境而居的现象，提出了“和平跨居论”，并指出：“‘和平跨居’是一种自然长成的文化互动模式，不是一种即时提出的政治要求”[12]。徐黎丽教授指出生活在边疆社会的不同职业的定居者或移民，在长期的居边过程中凝聚起边疆生活的价值观、理想和信念，成为守边的重要因素[13]。何明教授则更加直接地提出“一国的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所及的地域即为文化边疆的范围之内”[14]。王文光教授指出：“文化边疆是某种文化影响力所及的地方，文化边疆的形成一般是通过物质流动、民族之间人员的互访、民族之间官方的交往等方式建构起来的”[15]。同时还指出：文化边疆与主权实体边疆并无矛盾，更对文化发展有积极作用。
“草根全球化”的提出不仅是研究视角的转变，也是有关空间想象的探索实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带”与“路”的说法亦是关于全球化的想象。基于上述学者的思考与论述可以看到，“文化边疆”的建构依赖于人们的互动与文化的交流。因而，边疆地区并不仅仅是物理属性的空间，人们的交往实践与文化的交汇同样赋予其社会性与空间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原理来看，社会实践本质依然是关于空间的实践[16]。笔者认为可以将“文化边疆”视作一个社会性空间，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中间地带”。它可以成为霍米·巴巴所述的文化相交的“间隙”（in- between）[17]，或者是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那样流动的空间与开放的结构[18]75。它可以极大地包容外籍人士认同的多样性，又同时能够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霍米·巴巴对于文化“间隙”的思考中，“为了处理冲突的文化差异中的‘居间’范畴，巴巴在《文化的定位》的序言中试图揭示穿越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传统差异的文化认同的‘阈限’（ liminal ）协商”[19]。“文化边疆”可以看作这样一个“居间”的社会性空间，它呈现出霍米·巴巴所述的阈限性、协商性、混杂性等特质。
全球化的“流动”正在冲击传统实体边疆的概念，在“草根全球化”的视域中，关注到边疆地区人们自发的跨境实践。“文化边疆”通过人的跨境流动与文化的接触被构建出来，它不同于实体的领土边疆，而是跨境实践参与者所建构的社会性空间，一个文化的“中间地带”。其中，外籍学生虽然出于不同的策略参与到空间实践的过程中，然而，“空间本身即是一种‘产物’，它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扰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导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20]。外籍学生同样受到当地社会环境的“形塑”，从而保障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瑞丽市国门小学的外籍学生瑞丽市地处云南省西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南部，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境口岸城市，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北、东、南三面与缅甸最大陆路口岸城市木姐相邻。姐告边境贸易区是我国第一个“境内关外”特殊管理模式的边贸特区。根据市政府官方网站介绍，在2012年5月，瑞丽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境外入境边民普查。据调研报告显示，在瑞丽居留7日以上的境外边民人数占到全市总人数的相当大的比例②。1950年6月8日，中国与缅甸正式建交，根据《瑞丽市志》的记载，从中缅两国建交以后，瑞丽市与缅甸相邻的城市之间一直存在官方和民间的互动。1979年，云南省政府制定了《中缅边境小额贸易管理办法》，标志着中断15年的边境贸易得以恢复;而1988年缅甸宣布全面开放边境贸易以来，中缅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
从当地教育的发展看，《勐卯地志》中记载“勐卯素未兴学”以及“不闻读书之声”等内容。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依靠奘房教育，但是使用的语言为傣语，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了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学校 [2]90。根据笔者在当地访谈得到的内容来看，2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缅甸籍学生来华读书的现象，因为人数较少而未能在当时引起关注。从2007年颁布《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加大对国门学校建设工程的扶持以来，许多缅甸籍华人学生以及跨境而居的缅甸跨境民族学生都纷纷来到我国境内读书。“从更大的空间范围讲，整个跨境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也可以归为跨境民族教育，通常称为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21]。瑞丽市国门小学的缅甸籍学生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缅甸籍华人，第二种是跨境民族的学生。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中，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与策略。
（一）缅甸籍华人学生
“华人，原为中国人的统称。后也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也叫‘外籍华人’”[22]。当地很多的外籍华人学生在访谈的时候都自称“华侨”，但是这些学生都没有中国户籍而持有缅甸的马崩丁，严格意义上说应称作“华人”。缅甸籍华人家长介绍自己在中国定居有的超过10年，在姐告，当地很多缅甸籍华人学生实际上在中国出生，缅甸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家”。在访谈中，缅甸籍华人介绍，自己有钱可以把孩子送到其他国家接受教育，可是他们还是希望孩子在中国接受“正宗”的中华文化的教育，他们强调这是祖先的文化。当地的缅甸华人经常自嘲是“没有根”的人。1965年缅甸政府颁布了《私立学校国有化条例》，下令将全国所有私立中小学校收归国有，不久，全缅200多所华校被缅甸政府接收[23]。缅甸籍华人家长表示，在缅甸华人社区生活的人，在家里都讲汉语。他们的观念中，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缅甸华人来到国门学校有着文化“寻根”的情愫。在华人家长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缅甸籍华人在缅甸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然而其政治地位却不是很高，经常受到排挤。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化，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能在中国有所发展。 （二）跨境民族的学生
1960年10月，中缅两国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之后，本来同一村寨的乡民变成了两个国家的人，于是在滇缅边境随处可见“一寨两国”、“一街两国”的现象。许多跨境民族的学生虽然属于缅甸，但是他们与中国境内的跨境民族一衣带水，有着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关系。所谓的“惯习”作为一种情感倾向性系统，“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24]，缅甸傣族学生的父母在教育方面尊重孩子的选择，缅甸傣族学生看到中国村寨的傣族学生上学，他们也认为自己应当到国门小学读书学习。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周边地区的边民也有深刻的影响。边疆地区的农具和生活用品大多是中国制造，为了工作和生活，缅甸的边民会主动学习中国文化。在跨境民族的认同层面中，他们具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缅甸傣族的学生清楚地解释道自己与中国傣族的学生同为傣族，但是分属于不同的国家。缅甸的傣族村寨也有缅甸的学校，据缅甸傣族学生的介绍，缅甸村寨的学校设施简陋，教职人员紧缺，硬件设施与我国的国门学校无法相比。在课程设置上也没有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的双语教学课程，只教缅甸语。傣族过去到奘房学习傣语，如今在国门学校开设双语课程，受到境内外傣族的欢迎。跨境民族学生的跨境学习不单是受经济理性的支配，更多呈现出的是边疆社会特有的文化交往模式。
三、外籍学生的跨境实践与“文化边疆”的建构简·奈特认为：跨境教育是指人、专业、教育提供者、课程、项目、研究和服务的跨国家或地区的流动，是国际化的一部分。[25]这样的跨境交流模式不单冲击了传统的实体边疆的边界观，同时在文化的交流和人员的互动中，促进了空间的生产。“文化边疆”作为多元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外籍学生在跨境学习中的流动性，使“文化边疆”在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文化的混杂性、阈限性与协商性等特质。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从文化的中心与边缘以及地理的位置图示看，文化和地理空间形成了部分重合。然而，边疆地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社群的相遇，必然引起所谓的文化接触或者所谓的调适，“交流发生的位置就在彼此交接的疆界区域，这个疆界不仅是两个异质的文化体相互区隔的界限，更是一个‘间隙’空间，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因素不断进入这个空间，彼此交织、碰撞，结果产生新的文化意义，它不是原来的任何一方，而是经‘协商”后形成的全新的东西。”[18]78当地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不仅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策略性工具，同时也是“我者”与“他者”之间文化的相互接触。跨境学习的外籍学生，持续接受来自“他者”文化对于自己自身的界定，同时也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这样的身份认同的张力，在霍米·巴巴的讨论中被看作“双重身份”的建构。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协商。因而，外籍学生不仅是“文化边疆”的建构主体之一，他们也在实践中被社会性空间所影响，呈现出“文化边疆”作为“中间地带”的特性。
（一）跨境学习的现状
在瑞丽市，缅甸籍学生和当地学生享有同等的“两免一补”以及“营养餐”等优惠，而这一变化是在2007年以来，缅甸籍学生人数出现井噴之后发生的。调整是基于“一视同仁”与“睦邻友好”等原则基础上进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当地的管理也基于“民心相通”的思考来进行，为树立国家有担当的大国形象而不断改善。虽然原则上表明“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因为国籍原因，缅甸籍学生仍然无法录入学籍系统，只能够在中国接受义务教育，升学方面需要遵照国际上现行的标准来执行。因此，当地的缅甸籍学生的流动性极强。缅甸籍学生在离开国门小学之后的去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返回缅甸或者去其他地区接受教育，上高中和读大学。另外一类是选择毕业后不再升学，他们会帮助家里务农，或者在瑞丽工作。
国门小学的老师指出，当地华人对于瑞丽市的经济建设功不可没，因而当他们的子女有上学需求的时候，很多学校出于社会稳定的思考，会积极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当地工作的外籍学生家长能够安心工作，让外籍学生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样做，一是有助于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二是通过教育实现学生的社会化，使其适应当地社会文化，促进边疆的稳定。2014年的10月，国门小学的教师带笔者参观了教室，桌椅已经排到门口，实在容不下更多的学生。有的老师表示有教无类，能够接纳的话还是会尽力，可惜实在没有办法。姐告的老师对笔者讲述，缅甸华人学生的求学经历非常艰难，一些家长甚至表示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都可以，只要能够在国门学校学习就行。缅甸籍华人学生因为有升学的考虑，在白天上课之后还要去缅甸语学校补习缅甸语，十分辛苦。缅甸的跨境民族学生在学业压力方面则显得轻松许多。在银井、姐相等地的傣族村寨，学校的老师表示他们日常中并不会刻意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学生。一些老师指出“很多缅甸过来的傣族学生和这边的傣族都是亲戚关系”。老师们指出，不需要刻意的强调身份差异，这些缅甸傣族的学生也很清楚自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平日里会积极的培养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指出边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对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交往模式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如“和平跨居”这样的文化交往模式一般。因而可以在长久的时间内来积极促进边疆社会的稳定，是“文化边疆”构建的重要前提和组成要素。
（二）外籍学生的策略实践与变化
有学者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中早就无法区分彼此，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都已经不再纯粹，都包含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或者文化成分。与阿帕杜莱一样，很多人类学者也提出了“去狭隘化”的思考。但是，全球化的狭隘理解中，瑞丽市当地的人会把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用“有奶就是娘”来一言蔽之。然而，外籍学生的行动策略并不只是受到经济理性支配，在实践中他们同样被当地的社会文化所“形塑”而不断的调适自我。
瑞丽市的缅甸华人，大多从事玉石珠宝生意。由于国籍原因，这些缅甸籍华人通常要掌握汉语和缅甸语这两种语言。华人家长虽然表明这种做法是为了给孩子找一条“出路”，但是在笔者的访谈中，很多缅甸籍学生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访谈过程中，一些缅甸学生也惊讶于周边华人同学的变化。他们一般选择“子承父业”，继续从事珠宝事业，通过学习两国的语言，以便于在两国之间生存和发展。然而，当前一些缅甸华人学生却拒绝了这种模式。他们表示自己很适应中国的生活，对于缅甸反而感到陌生，因而他们在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留在中国发展。他们早已不再去缅甸语学校学习缅甸语，并且表示在日后升学的时候也会优先选择中国的国际学校与华侨大学。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影响中，缅籍华人学生也会产生与“传统”相悖的思考。这些学生表示，不希望重复自己父母的道路，在两个国家之间疲于奔波。他们希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的决定，华人家长也表示赞同和理解。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的很多农具和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一位缅甸傣族的学生家长解释说，自己孩子来中国读书是为了认识汉字。因为之前自己不懂汉字，把农药的分量使用错误，造成农作物减产，为了能够生活下去也为孩子的未来考虑，他希望孩子学好汉语。然而，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却不止于此。银井寨的退休教师提到，过去缅甸傣族女生来到中国学校学习的现象很少。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嫁到这边来，需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她们首先要进入学校学习汉语才能够在当地生活。然而，现在的缅甸傣族女生毕业之后并不一定嫁到中国，她们会到城里寻找工作。村寨里有一个缅甸傣族媳妇和她的丈夫一起到外地务工，退休女教师对这件事表示惊讶，说在过去是很“不可思议”“不敢想”的事情。有位家长表示，过去在日常生活中，傣族的孩子都是用傣语在交流，而如今却经常见到村寨小孩子讲傣语的时候也讲汉语的现象。跨境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周边的乡民也有着深刻影响。缅甸的傣族学生说，自己的家长在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时会问字幕中的文字的意思，学生会用日常在国门学校学习的知识向家长解释。瑞丽市的车站总会看到张贴的招聘启事，其中有一条是要求应聘人员掌握汉语、傣语、缅甸语当中至少两种语言。
综上所述，边疆社会多元文化交汇，外籍学生跨境学习所呈现出的是边疆社会变迁图景的写照。边疆地区的社会生境复杂，在全球化与现代性交织的语境下也在不断变迁，从过去的“边缘”变为如今文化混杂的“中间地带”。外籍学生不仅是“文化边疆”的实践主体，同时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也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调整。在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的三元分析视角中，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相互关联，空间不仅是具体场所，也是生产的对象。“文化边疆”作为社会性空间的体现，通过对其进行分析，能够从全球化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中找到切入视角，通过民族志的方式来呈现当前边疆社会的变迁图景。四、结语“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扩展，而是全球化语境下有关空间想象的研究实践。领土边疆视域下对“文化边疆”的解读，在全球化的情境中往往会陷入解释的困境。“草根全球化”所呈现的不同视角，使研究聚焦到全球化过程中人与文化的流动。文化不是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工具，因而“文化边疆”不是关于“边缘”的延展，而是“中间地带”的建构。在全球化與现代性的影响下，瑞丽市缅甸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揭示了边疆社会多元文化混杂的社会生境。
边疆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同时也是社会性空间。人员的跨境交往与文化的接触中，外籍学生成为了空间实践的主体和参与者。“文化边疆”作为社会性空间的表述，外籍学生在其中实践自己的策略，同时他们又会积极和空间中的其他主体发生互动，相互协商，文化之间相互混杂，呈现出边疆的阈限性等特质。“文化边疆”呈现出开放和包容的结构，成为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而空间中的主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保障了空间内部秩序的稳定，进而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释：
①关于“硬边疆”和“软边疆”概念的具体类型和分类，参见余潇枫、徐黎丽、李正元等编著的《边疆安全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②数据源于德宏网：http：//www.dehong.gov.cn/dehong/yx/content-20-275-1.html，2012年5月，瑞丽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境外入境边民普查。据这份抽调工作人员135人，历时一个月形成的入境边民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居留7日以上的境外边民共有35470人，持临时居留证境外入境边民261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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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6-0044-07
全球化的语境下，边疆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倡议中，对于云南的定位是要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1]。云南作为地理的边陲，正成为全球化视角中联结不同文化的“中间地带”，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窗口平台。瑞丽市位于云南省德宏州，作为国家级口岸城市，东连芒市，北临陇川，其东南、西南、西北三面与缅甸接壤[2]3。“一寨两国”“一街两国”等现象在当地随处可见。瑞丽市的国门学校中存在外籍学生跨境学习的现象。在当地，跨境实践已经成为日常。面对边疆地区的变化，边疆安全学研究者意识到边疆研究正面临“转型”的必要性，研究者纷纷把目光从“硬边疆”概念转向以“文化边疆”为代表的“软边疆”①概念进行探索。然而，“文化边疆”从字面上看，既包含文化所体现的流动性，也包括边疆所带有的“戍卫”特征。边疆安全学研究者虽然从国家视角对于相关要素进行梳理，但是，在面对“草根全球化”所揭示的人们自发的全球化运动时，其解释犹有不足之处。
如阿帕杜莱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迁移、流动以及民族之中不易掌握的、非地方化的特质，人类学的描述性实践必须对此有所回应。需要新的视角和新的民族志形式来捕捉这些想象的资源[3]。瑞丽市外籍学生跨境学习的实践正体现了“草根全球化”现象，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是为了实践他们自身的策略，是自发的行为。因而，在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实践中，边疆社会不仅体现出空间性，同时还呈现出社会性与历史性。外籍学生作为空间实践的主体之一，他们对边疆地区社会的变迁有所影响，同时，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也在“形塑”他们。“文化边疆”不是有关“边缘”的叙述，而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一、“草根”的全球化与文化的“边疆”阿尔君·阿帕杜莱在《草根全球化与研究的想象力》中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他称其为“草根全球化”或者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说法[4]3。全球化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流动。除了国际视角外，还有流动人口的自身策略与选择，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多样性的特征。“当前存在的区域研究范式的困难在于，它倾向于把一个具有明显稳定性的特定构造布局误解为空间、领土和文化组织的永久性联合”[4]8。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边疆概念不再局限于过去领土边疆的单一认知中。有学者指出，除了领土边疆等“硬边疆”的概念，它还包含了被边疆安全学研究者称为“软边疆”的相关概念，这其中就包括“文化边疆”。
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与资本的流动，跨越了地理边疆的疆界。跨境人员遵循自己的发展需求而自发地流动。作为中缅边境口岸城市的瑞丽市，在当地有许多缅甸籍学生前来求学。与之相对的是，何跃教授曾提到，过去在云南边境地区，周边国家地区的边民优惠政策更好，许多跨境民族出国打工，他们的子女也到境外接受基础教育。随着中国边疆地区教育建设的发展，这些学生陆续返回境内读书。他从边疆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提出了相关的思考[5]。然而，当前的情况却与过去形成了对调，因而其解释的立场也与过去有所不同。詹姆斯·斯科特曾经指出“国家的简单化像简略的地图”[6]。当前边疆社会生境复杂，多元文化共存。国家视角下边疆文化建设中的工具理性，使文化沦为功能主义的“工具”，因而在提及跨境学习的现象时，往往被外界曲解为大国的“文化输出”现象。但是，从实际调研的情况来看，瑞丽市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并非大国“文化输出”或是单向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像阿帕杜莱所述的“草根全球化”——流动人口自主选择，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现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1]。综上所述，“文化边疆”的提出不是简单的概念拼凑，而是研究视角的变化。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视域中，边疆被等同于边缘。所谓的“文化边疆”，在学者们的国家视角下被解读为领土边疆的扩展，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受到曲解。阿帕杜莱提出的“草根全球化”对于当前的边疆研究有着重要启示。全球化的光学视角下，区域研究应当从“特征”（trait）地理学转向“过程”地理学。全球化视角中的领土边疆不是边缘，而是多元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
正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对于“民心相通”的思考，阿帕杜莱的“草根全球化”指出，过去对于全球化的讨论基于国际视野，将一般民众“隔离”在全球化的讨论之外，无视了个体的行动策略与选择，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这种视角使人们对于全球力量的日常理解变得固化和狭隘。早前的边疆研究中，学者徐益棠先生指出，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最初始于国外的学者，与国内边疆现实问题却没有实际意义。对于边疆问题的关注，每每都与“土地”和“主权”相关，对于边地之民众如何认知，却乏人问津[7]。边疆不仅是关于物理空间的概念，没有“人”的边疆也失去了它真正的价值。然而，学界对于“文化边疆”并未有统一的解释，不同学科之间的概念界定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边疆安全学的视角中，“文化边疆”是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在边疆地区的体现。“在单民族国家中，文化边界与国家边疆重合，但是在多民族国家中，文化边界存在大于、小于或者等于国家边疆三种可能”[8]。有学者指出“文化边疆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其文化的性质能够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文化利益能够不受威胁和侵犯的防御界限”[9]。金晓哲等人认为文化边疆的界定有两种，广义上的文化边疆涵盖了国家利益;狭义的文化边疆应该是“那些与该国主体民族或种族存在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或种族文化区”[10]。上述对“文化边疆”的论述，关注的焦点依然是“领土”和“主权”的问题。范可教授指出：“具有主權意义的边疆是从现代国家出现后才有的”[11]。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观察视角则有所不同。周建新教授观察到边境线两侧跨境而居的现象，提出了“和平跨居论”，并指出：“‘和平跨居’是一种自然长成的文化互动模式，不是一种即时提出的政治要求”[12]。徐黎丽教授指出生活在边疆社会的不同职业的定居者或移民，在长期的居边过程中凝聚起边疆生活的价值观、理想和信念，成为守边的重要因素[13]。何明教授则更加直接地提出“一国的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所及的地域即为文化边疆的范围之内”[14]。王文光教授指出：“文化边疆是某种文化影响力所及的地方，文化边疆的形成一般是通过物质流动、民族之间人员的互访、民族之间官方的交往等方式建构起来的”[15]。同时还指出：文化边疆与主权实体边疆并无矛盾，更对文化发展有积极作用。
“草根全球化”的提出不仅是研究视角的转变，也是有关空间想象的探索实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带”与“路”的说法亦是关于全球化的想象。基于上述学者的思考与论述可以看到，“文化边疆”的建构依赖于人们的互动与文化的交流。因而，边疆地区并不仅仅是物理属性的空间，人们的交往实践与文化的交汇同样赋予其社会性与空间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原理来看，社会实践本质依然是关于空间的实践[16]。笔者认为可以将“文化边疆”视作一个社会性空间，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中间地带”。它可以成为霍米·巴巴所述的文化相交的“间隙”（in- between）[17]，或者是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那样流动的空间与开放的结构[18]75。它可以极大地包容外籍人士认同的多样性，又同时能够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霍米·巴巴对于文化“间隙”的思考中，“为了处理冲突的文化差异中的‘居间’范畴，巴巴在《文化的定位》的序言中试图揭示穿越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传统差异的文化认同的‘阈限’（ liminal ）协商”[19]。“文化边疆”可以看作这样一个“居间”的社会性空间，它呈现出霍米·巴巴所述的阈限性、协商性、混杂性等特质。
全球化的“流动”正在冲击传统实体边疆的概念，在“草根全球化”的视域中，关注到边疆地区人们自发的跨境实践。“文化边疆”通过人的跨境流动与文化的接触被构建出来，它不同于实体的领土边疆，而是跨境实践参与者所建构的社会性空间，一个文化的“中间地带”。其中，外籍学生虽然出于不同的策略参与到空间实践的过程中，然而，“空间本身即是一种‘产物’，它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扰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导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20]。外籍学生同样受到当地社会环境的“形塑”，从而保障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瑞丽市国门小学的外籍学生瑞丽市地处云南省西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南部，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境口岸城市，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北、东、南三面与缅甸最大陆路口岸城市木姐相邻。姐告边境贸易区是我国第一个“境内关外”特殊管理模式的边贸特区。根据市政府官方网站介绍，在2012年5月，瑞丽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境外入境边民普查。据调研报告显示，在瑞丽居留7日以上的境外边民人数占到全市总人数的相当大的比例②。1950年6月8日，中国与缅甸正式建交，根据《瑞丽市志》的记载，从中缅两国建交以后，瑞丽市与缅甸相邻的城市之间一直存在官方和民间的互动。1979年，云南省政府制定了《中缅边境小额贸易管理办法》，标志着中断15年的边境贸易得以恢复;而1988年缅甸宣布全面开放边境贸易以来，中缅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
从当地教育的发展看，《勐卯地志》中记载“勐卯素未兴学”以及“不闻读书之声”等内容。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依靠奘房教育，但是使用的语言为傣语，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了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学校 [2]90。根据笔者在当地访谈得到的内容来看，2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缅甸籍学生来华读书的现象，因为人数较少而未能在当时引起关注。从2007年颁布《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加大对国门学校建设工程的扶持以来，许多缅甸籍华人学生以及跨境而居的缅甸跨境民族学生都纷纷来到我国境内读书。“从更大的空间范围讲，整个跨境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也可以归为跨境民族教育，通常称为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21]。瑞丽市国门小学的缅甸籍学生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缅甸籍华人，第二种是跨境民族的学生。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中，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与策略。
（一）缅甸籍华人学生
“华人，原为中国人的统称。后也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也叫‘外籍华人’”[22]。当地很多的外籍华人学生在访谈的时候都自称“华侨”，但是这些学生都没有中国户籍而持有缅甸的马崩丁，严格意义上说应称作“华人”。缅甸籍华人家长介绍自己在中国定居有的超过10年，在姐告，当地很多缅甸籍华人学生实际上在中国出生，缅甸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家”。在访谈中，缅甸籍华人介绍，自己有钱可以把孩子送到其他国家接受教育，可是他们还是希望孩子在中国接受“正宗”的中华文化的教育，他们强调这是祖先的文化。当地的缅甸华人经常自嘲是“没有根”的人。1965年缅甸政府颁布了《私立学校国有化条例》，下令将全国所有私立中小学校收归国有，不久，全缅200多所华校被缅甸政府接收[23]。缅甸籍华人家长表示，在缅甸华人社区生活的人，在家里都讲汉语。他们的观念中，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缅甸华人来到国门学校有着文化“寻根”的情愫。在华人家长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缅甸籍华人在缅甸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然而其政治地位却不是很高，经常受到排挤。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化，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能在中国有所发展。 （二）跨境民族的学生
1960年10月，中缅两国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之后，本来同一村寨的乡民变成了两个国家的人，于是在滇缅边境随处可见“一寨两国”、“一街两国”的现象。许多跨境民族的学生虽然属于缅甸，但是他们与中国境内的跨境民族一衣带水，有着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关系。所谓的“惯习”作为一种情感倾向性系统，“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24]，缅甸傣族学生的父母在教育方面尊重孩子的选择，缅甸傣族学生看到中国村寨的傣族学生上学，他们也认为自己应当到国门小学读书学习。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周边地区的边民也有深刻的影响。边疆地区的农具和生活用品大多是中国制造，为了工作和生活，缅甸的边民会主动学习中国文化。在跨境民族的认同层面中，他们具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缅甸傣族的学生清楚地解释道自己与中国傣族的学生同为傣族，但是分属于不同的国家。缅甸的傣族村寨也有缅甸的学校，据缅甸傣族学生的介绍，缅甸村寨的学校设施简陋，教职人员紧缺，硬件设施与我国的国门学校无法相比。在课程设置上也没有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的双语教学课程，只教缅甸语。傣族过去到奘房学习傣语，如今在国门学校开设双语课程，受到境内外傣族的欢迎。跨境民族学生的跨境学习不单是受经济理性的支配，更多呈现出的是边疆社会特有的文化交往模式。
三、外籍学生的跨境实践与“文化边疆”的建构简·奈特认为：跨境教育是指人、专业、教育提供者、课程、项目、研究和服务的跨国家或地区的流动，是国际化的一部分。[25]这样的跨境交流模式不单冲击了传统的实体边疆的边界观，同时在文化的交流和人员的互动中，促进了空间的生产。“文化边疆”作为多元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外籍学生在跨境学习中的流动性，使“文化边疆”在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文化的混杂性、阈限性与协商性等特质。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从文化的中心与边缘以及地理的位置图示看，文化和地理空间形成了部分重合。然而，边疆地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社群的相遇，必然引起所谓的文化接触或者所谓的调适，“交流发生的位置就在彼此交接的疆界区域，这个疆界不仅是两个异质的文化体相互区隔的界限，更是一个‘间隙’空间，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因素不断进入这个空间，彼此交织、碰撞，结果产生新的文化意义，它不是原来的任何一方，而是经‘协商”后形成的全新的东西。”[18]78当地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不仅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策略性工具，同时也是“我者”与“他者”之间文化的相互接触。跨境学习的外籍学生，持续接受来自“他者”文化对于自己自身的界定，同时也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这样的身份认同的张力，在霍米·巴巴的讨论中被看作“双重身份”的建构。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协商。因而，外籍学生不仅是“文化边疆”的建构主体之一，他们也在实践中被社会性空间所影响，呈现出“文化边疆”作为“中间地带”的特性。
（一）跨境学习的现状
在瑞丽市，缅甸籍学生和当地学生享有同等的“两免一补”以及“营养餐”等优惠，而这一变化是在2007年以来，缅甸籍学生人数出现井噴之后发生的。调整是基于“一视同仁”与“睦邻友好”等原则基础上进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当地的管理也基于“民心相通”的思考来进行，为树立国家有担当的大国形象而不断改善。虽然原则上表明“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因为国籍原因，缅甸籍学生仍然无法录入学籍系统，只能够在中国接受义务教育，升学方面需要遵照国际上现行的标准来执行。因此，当地的缅甸籍学生的流动性极强。缅甸籍学生在离开国门小学之后的去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返回缅甸或者去其他地区接受教育，上高中和读大学。另外一类是选择毕业后不再升学，他们会帮助家里务农，或者在瑞丽工作。
国门小学的老师指出，当地华人对于瑞丽市的经济建设功不可没，因而当他们的子女有上学需求的时候，很多学校出于社会稳定的思考，会积极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当地工作的外籍学生家长能够安心工作，让外籍学生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样做，一是有助于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二是通过教育实现学生的社会化，使其适应当地社会文化，促进边疆的稳定。2014年的10月，国门小学的教师带笔者参观了教室，桌椅已经排到门口，实在容不下更多的学生。有的老师表示有教无类，能够接纳的话还是会尽力，可惜实在没有办法。姐告的老师对笔者讲述，缅甸华人学生的求学经历非常艰难，一些家长甚至表示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都可以，只要能够在国门学校学习就行。缅甸籍华人学生因为有升学的考虑，在白天上课之后还要去缅甸语学校补习缅甸语，十分辛苦。缅甸的跨境民族学生在学业压力方面则显得轻松许多。在银井、姐相等地的傣族村寨，学校的老师表示他们日常中并不会刻意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学生。一些老师指出“很多缅甸过来的傣族学生和这边的傣族都是亲戚关系”。老师们指出，不需要刻意的强调身份差异，这些缅甸傣族的学生也很清楚自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平日里会积极的培养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指出边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对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交往模式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如“和平跨居”这样的文化交往模式一般。因而可以在长久的时间内来积极促进边疆社会的稳定，是“文化边疆”构建的重要前提和组成要素。
（二）外籍学生的策略实践与变化
有学者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中早就无法区分彼此，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都已经不再纯粹，都包含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或者文化成分。与阿帕杜莱一样，很多人类学者也提出了“去狭隘化”的思考。但是，全球化的狭隘理解中，瑞丽市当地的人会把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用“有奶就是娘”来一言蔽之。然而，外籍学生的行动策略并不只是受到经济理性支配，在实践中他们同样被当地的社会文化所“形塑”而不断的调适自我。
瑞丽市的缅甸华人，大多从事玉石珠宝生意。由于国籍原因，这些缅甸籍华人通常要掌握汉语和缅甸语这两种语言。华人家长虽然表明这种做法是为了给孩子找一条“出路”，但是在笔者的访谈中，很多缅甸籍学生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访谈过程中，一些缅甸学生也惊讶于周边华人同学的变化。他们一般选择“子承父业”，继续从事珠宝事业，通过学习两国的语言，以便于在两国之间生存和发展。然而，当前一些缅甸华人学生却拒绝了这种模式。他们表示自己很适应中国的生活，对于缅甸反而感到陌生，因而他们在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留在中国发展。他们早已不再去缅甸语学校学习缅甸语，并且表示在日后升学的时候也会优先选择中国的国际学校与华侨大学。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影响中，缅籍华人学生也会产生与“传统”相悖的思考。这些学生表示，不希望重复自己父母的道路，在两个国家之间疲于奔波。他们希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的决定，华人家长也表示赞同和理解。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的很多农具和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一位缅甸傣族的学生家长解释说，自己孩子来中国读书是为了认识汉字。因为之前自己不懂汉字，把农药的分量使用错误，造成农作物减产，为了能够生活下去也为孩子的未来考虑，他希望孩子学好汉语。然而，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却不止于此。银井寨的退休教师提到，过去缅甸傣族女生来到中国学校学习的现象很少。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嫁到这边来，需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她们首先要进入学校学习汉语才能够在当地生活。然而，现在的缅甸傣族女生毕业之后并不一定嫁到中国，她们会到城里寻找工作。村寨里有一个缅甸傣族媳妇和她的丈夫一起到外地务工，退休女教师对这件事表示惊讶，说在过去是很“不可思议”“不敢想”的事情。有位家长表示，过去在日常生活中，傣族的孩子都是用傣语在交流，而如今却经常见到村寨小孩子讲傣语的时候也讲汉语的现象。跨境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周边的乡民也有着深刻影响。缅甸的傣族学生说，自己的家长在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时会问字幕中的文字的意思，学生会用日常在国门学校学习的知识向家长解释。瑞丽市的车站总会看到张贴的招聘启事，其中有一条是要求应聘人员掌握汉语、傣语、缅甸语当中至少两种语言。
综上所述，边疆社会多元文化交汇，外籍学生跨境学习所呈现出的是边疆社会变迁图景的写照。边疆地区的社会生境复杂，在全球化与现代性交织的语境下也在不断变迁，从过去的“边缘”变为如今文化混杂的“中间地带”。外籍学生不仅是“文化边疆”的实践主体，同时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也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调整。在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的三元分析视角中，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相互关联，空间不仅是具体场所，也是生产的对象。“文化边疆”作为社会性空间的体现，通过对其进行分析，能够从全球化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中找到切入视角，通过民族志的方式来呈现当前边疆社会的变迁图景。四、结语“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扩展，而是全球化语境下有关空间想象的研究实践。领土边疆视域下对“文化边疆”的解读，在全球化的情境中往往会陷入解释的困境。“草根全球化”所呈现的不同视角，使研究聚焦到全球化过程中人与文化的流动。文化不是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工具，因而“文化边疆”不是关于“边缘”的延展，而是“中间地带”的建构。在全球化與现代性的影响下，瑞丽市缅甸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揭示了边疆社会多元文化混杂的社会生境。
边疆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同时也是社会性空间。人员的跨境交往与文化的接触中，外籍学生成为了空间实践的主体和参与者。“文化边疆”作为社会性空间的表述，外籍学生在其中实践自己的策略，同时他们又会积极和空间中的其他主体发生互动，相互协商，文化之间相互混杂，呈现出边疆的阈限性等特质。“文化边疆”呈现出开放和包容的结构，成为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而空间中的主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保障了空间内部秩序的稳定，进而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释：
①关于“硬边疆”和“软边疆”概念的具体类型和分类，参见余潇枫、徐黎丽、李正元等编著的《边疆安全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②数据源于德宏网：http：//www.dehong.gov.cn/dehong/yx/content-20-275-1.html，2012年5月，瑞丽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境外入境边民普查。据这份抽调工作人员135人，历时一个月形成的入境边民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居留7日以上的境外边民共有35470人，持临时居留证境外入境边民261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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