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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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最容易被忽略、被贴上标签却在一些城市甚至一些地区的学校占主流的群体,他们的存在不容忽视甚至要引起重视。他们被定义为“最容易不幸福”的群体,因此,关注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应该继教育问题、社会融入等问题后又一热点问题。关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文章最后对未来研究趋势作了预测。
  【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主观幸福感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4-0022-01
  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叫法很多,也被称为“农村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指从农村流入城市,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务工作,不改变农村户口的人。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在社会角色上已经完成了非农化,变成了城市的打工者,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的户籍仍然在农村,是一群生活在城市而不被国家户籍制度认可的城镇居民,他们属于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是被贴上“农民身份”标签的城市弱势群体(孙永丽,2007)。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的子女,也被称为“打工子弟”、“流动儿童”等。根据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这一群体称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简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二、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目前,对幸福的理解一般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以外界为标准而界定的幸福,即认为幸福是以他人界定的标准和价值体系(非自我判断)为依据进行断定;第二,幸福是以个体情绪体验为标准界定的,即积极情感较多和消极情感较少;第三,以个体内在的价值体系为主观判断标准定义的幸福。第三种观点成为了当今幸福感研究的主流,本研究采用此种观点,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 ,SWB)”,它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Diener E.,1984)。SWB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领域。
  主观幸福感有三大基本特点:(1)主观性,主观幸福感是依据个体的自我内部标准进行界定的,而非他人的标准;(2)整体性,SWB反映的是个体整体的生活满意度,需要对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而非单方面的评定;(3)稳定性,SWB从长期来看是平稳波动的,它的测量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这种长期不是永恒的,而是相对的。
  三、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幸福感研究现状
  “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是中国特色化的特殊群体,因此调查研究现状以国内研究为主。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幸福感问题的研究以近五年居多。首先分析的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幸福感现状。王瑞敏和邹泓(2010)对北京市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水平,公立校城市儿童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农民工子弟校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总体幸福感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降低。 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后续研究的证实(周慧娇等,2012;周钧毅和叶一舵,2012),此外,他们研究的不是总体幸福感,而是对幸福感的各结构都进行了分析。
  第二块主要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王瑞敏和邹泓(2008)对北京市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人格五因素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徐凤娇等(2011)针对长沙市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是影响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家庭的亲密度越高,个体的幸福感越强;同伴接纳程度越高的儿童,其主观幸福感越高;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儿童,其幸福感水平也越高。张军华和顾磊(2013)的研究显示,社会支持、社會经济地位和人格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学者也开始关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幸福感的产生机制问题。范晓玲等(2011)的研究发现学习成绩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邢淑芬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学业领域的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有显著消极影响,其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流动儿童对其群体的情感认同和内情感地位感来间接降低群体幸福感;社会生活领域的歧视知觉主要通过内群体地位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
  四、关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主观幸福感的现实意义
  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城市居民、老年人及大学生群体,对青少年的研究,特别是小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经成为社会和学校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也渐渐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进城务工人员几乎都聚集在了湖里区,其随迁子女也占据了湖里区几乎每所公办校80%-90%的生源,而打工子弟民办校也几乎都聚集在湖里区。面对如此庞大的这样一类弱势群体,面对不被城市户籍认可的城镇居民们,面对这样一群被外界认为“最容易不幸福”的学校主体,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未来城市人口的素质。因此,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行研究,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幸福感”状况变得非常必要。然而近几年,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教育问题、跨文化适应问题、社会融合、城市融入等问题以及研究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和孤独感现状。关于这类群体的“幸福感”研究则甚少。他们幸福吗?我们又该如何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朱小蔓(1999)说:“没有幸福感产生并积淀于个体精神世界中,没有幸福感出现并持续在教育过程中,其教育便不是健全的教育,此类教育便必然制造出病态和畸形的人。”因此,如何侧重从学校教育领域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幸福感是亟待展开的一个重要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趋势
  在以往心理健康研究领域,虽然关注的是“健康”,但往往是通过“不健康”或负面的评价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如SCL-90、焦虑量表、抑郁量表等,这就会使人们发展出一种倾向,即“我只要不焦虑、不抑郁、不神经质,我就是心理健康的”,这往往容易使人关注自己心理的阴暗面。在积极心理学的浪潮下,发展与应用正面指标成为必然趋势。幸福感指标从积极的心理状态上描述和评价人们的心理健康状态,而目前,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学生的幸福感,将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流和重点。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部分侧重单一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探讨,如人格因素与幸福感、家庭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等,而缺乏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系统、整合研究。“幸福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同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应综合考虑外部的客观因素和个体的内部因素,形成一个多维度的整合性的研究,才能真正找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整合模式研究”角度出发,不但探讨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等),而且将家庭和学校因素同时纳入影响因素模型中,探讨家庭收入、家庭教养方式、父母的学历和职业等家庭因素以及学校性质、学习成绩、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等学校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此外,幸福感的产生机制问题可以解决“为什么及如何保持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问题。目前,国内一些研究也渐渐开始关注外部因素如何通过内在因素或相互作用来影响幸福感。以往学者以大学生为对象探讨了应对方式、情绪智力和自尊对生活事件及幸福感的中介作用,而中小学生的幸福感机制,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些特殊群体的幸福感机制,可能与大学生的机制有所不同,因此深入探讨中小学生的幸福感产生机制显得很重要。
  参考文献:
  [1]周钧毅,叶一舵.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发展特点研究.心理健康教育,2012(5).
  [2]熊猛,叶一舵.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1(12).
  [3]王瑞敏,邹泓.流动儿童的人格特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心理学探新,2008(3).
  [4]王丹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主观幸福感研究.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
  [5]张军华,顾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小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比较及相关因素分析.校园心理,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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