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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舍的《四世同堂》 以抗战八年为故事的背景精心描绘了沦陷区北平一条小胡同居民的受难、觉悟和反抗的过程。作品把小羊圈居民的任何一件看来似乎是细微琐屑的事情都涂抹上抗战的色彩，增强作品的时代感，因此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四世同堂》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键词】:《四世同堂》 艺术特征 时代感
中图分类号：G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80-01
《四世同堂》创作于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小说精心描绘了沦陷区北平一条小胡同居民的受难、觉悟和反抗的过程，艺术地再现了一群生活在敌人屠刀下的市民的思想、行动，揭露了敌人的凶残本质，表现了被征服者的苦难和愤怒，反映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艰难历程。
绘制时代生活的画面，体现时代精神，给读者以强烈的时代感，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价值的重要标志。鲁迅的《阿Q正传》真实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村镇的社会生活，给人以那个时代鲜明的时代感。茅盾的《子夜》，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描绘，透射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浓烈气息。普列汉诺夫曾说：“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①很明显，作品的时代感的强与不强的主要标志，就决定作家能否通过艺术形象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首先就必须具有敏锐的思想和观察力，要把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和当时最进步的阶级、革命思潮联结起来，和时代的主要矛盾斗争联结起来，并且对社会矛盾发展的方向有着合乎规律的预示和表现。这当然不是一切作家都能做到的。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一个例子。纵观他四十年的创作，各个时期的作品所表现的时代气息有浓有淡，各不相同。他在三十年代中期比他在二十年代的作品有进步；抗战时期的作品比抗战前的作品有很明显不同；五十年代以后的作品比四十年代以前的作品有更大的变化。总的看，抗战前老舍先生的作品时代感是比较弱的。然而作为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老舍先生始终不倦地在追求、探索着，终于在抗战的洪流里，我们看到了他思想、创作的重大发展，尤其是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作品，即或是一首小诗、一篇随笔，也无不充溢着抗战的时代气息。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四世同堂》了。它以抗战八年为故事的背景，同他以往的作品所不同的是人物故事场景却由抗战的大后方，移向被日寇占领的沦陷区，人物的命运更直接、更紧密地维系在“抗战”这根主干上，时代风云中每一朵火花的跳动都在人物的心弦上引起回响，这部作品的时代色彩异常鲜明。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大片土地沦丧，千百万善良的人民成为敌人的俎上肉，过着充满血泪的生活，那种由于敌人的暴行所引起的反抗情绪在人民心中滋长着。母庸置疑，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生活是抗战时代画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抗战文艺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四世同堂》就以它的宏篇巨制开拓了这样一个题材领域。小说选择了作者所熟悉的被敌人占领的老北京市民阶层的生活为题材，以既带有戏剧格调，又富有悲剧色彩的笔法，写下了一部遭受“亡国惨”的善良人民的“悲愤史”，生动地反映了民族的深重灾难和深刻悲剧。作品依旧保持着老舍早期作品的风格、面貌，显现了北平的污浊与洁净和它的美与丑，但作家不再是孤立、静止地去赞赏、批评或讽刺了，而是让这里的一家一事、一人一物、一景一情，大自国事，小至柴米油盐、生娃娃，甚至连一个泥作的小孩玩具“兔儿爷”，统统都与抗战发生了关联，染上了战争的色彩。这里的一切都是老舍所熟悉的：人物、街道、花木、房屋，甚至气候、风沙……全是作者闭着眼都可以描绘出来的。老舍先生把这一切都安置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开掘，努力锤炼出这些“老相识”的新意义，因此使曾经屡次出现在作者笔下的老少人物，在小说里闪烁出新时期的生命火花，他们从守旧、苟安、琐碎、自私、短见的枷锁中脱出，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员。作家从时代的高度上描写了他们，时代的音响和色调便从人物心灵和行动的变化发展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知道，作品中的人物活动，与他所生活时代的政治形势紧密联系，是作品产生时代感的一个重要原因。《骆驼祥子》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发生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至今仍有不同意见。《四世同堂》则不然，他的人物活动和作品矛盾冲突的展开，都是与抗战的形势变化血肉相连的。人物是中心，战争是背景，是人物活动的舞台。第一部《惶惑》写了抗战发生后，象梦一样做了亡国奴的小羊圈居民，处在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惶恐迷惑之中。人物的活动和心里变化都紧紧扣住了“七?七”事变至南京陷落的时局背景；第二部《偷生》则是以南京陷落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间为背景，写了小羊圈居民的分化；一部分人由“惶惑”变为“偷生”；一部分人则在屈辱的生活中开始觉醒，认识到刀架在脖子上的偷生是一条死路，必须寻求一条生的新路——反抗；第三部《饥荒》的情节是在英美对日宣战直至抗战胜利这段时间内展开的，敌寇作着垂死的挣扎，在战领区制造饥荒，以延缓其灭亡的命运。小羊圈的居民已被逼到死亡的边缘，觉悟者的斗争更自觉，而那些被压榨的善良的所谓“偷生”者，也开始改变饮忍的态度，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品不但把小羊圈居民的任何一件看来似乎是细微琐屑的事情都涂抹上抗战的色彩，增强作品的时代感，而且作者自己已克服了早期孤立、静止地描写人物的弱点，做到从大时代带给人物以怎样的影响落笔，来描写人物的动态，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和变化。作品中无论是变坏的人物如大赤包、瑞丰、冠晓荷、招弟、兰东阳……，还是变好的人物如瑞全、瑞宣、钱默吟、程长顺、高弟……，无一不是在时代的风雨中显示出他们的性格发展的。因此，当我们接触到作品中所描写的这些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时，也一定会感受到那股强烈的时代生活气息。这是老舍先生早期创作中所缺乏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四世同堂》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作家创作道路上获得重大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
参考文献：
[1] 王荫庭 译《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 第115页
【关键词】:《四世同堂》 艺术特征 时代感
中图分类号：G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80-01
《四世同堂》创作于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小说精心描绘了沦陷区北平一条小胡同居民的受难、觉悟和反抗的过程，艺术地再现了一群生活在敌人屠刀下的市民的思想、行动，揭露了敌人的凶残本质，表现了被征服者的苦难和愤怒，反映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艰难历程。
绘制时代生活的画面，体现时代精神，给读者以强烈的时代感，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价值的重要标志。鲁迅的《阿Q正传》真实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村镇的社会生活，给人以那个时代鲜明的时代感。茅盾的《子夜》，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描绘，透射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浓烈气息。普列汉诺夫曾说：“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①很明显，作品的时代感的强与不强的主要标志，就决定作家能否通过艺术形象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首先就必须具有敏锐的思想和观察力，要把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和当时最进步的阶级、革命思潮联结起来，和时代的主要矛盾斗争联结起来，并且对社会矛盾发展的方向有着合乎规律的预示和表现。这当然不是一切作家都能做到的。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一个例子。纵观他四十年的创作，各个时期的作品所表现的时代气息有浓有淡，各不相同。他在三十年代中期比他在二十年代的作品有进步；抗战时期的作品比抗战前的作品有很明显不同；五十年代以后的作品比四十年代以前的作品有更大的变化。总的看，抗战前老舍先生的作品时代感是比较弱的。然而作为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老舍先生始终不倦地在追求、探索着，终于在抗战的洪流里，我们看到了他思想、创作的重大发展，尤其是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作品，即或是一首小诗、一篇随笔，也无不充溢着抗战的时代气息。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四世同堂》了。它以抗战八年为故事的背景，同他以往的作品所不同的是人物故事场景却由抗战的大后方，移向被日寇占领的沦陷区，人物的命运更直接、更紧密地维系在“抗战”这根主干上，时代风云中每一朵火花的跳动都在人物的心弦上引起回响，这部作品的时代色彩异常鲜明。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大片土地沦丧，千百万善良的人民成为敌人的俎上肉，过着充满血泪的生活，那种由于敌人的暴行所引起的反抗情绪在人民心中滋长着。母庸置疑，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生活是抗战时代画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抗战文艺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四世同堂》就以它的宏篇巨制开拓了这样一个题材领域。小说选择了作者所熟悉的被敌人占领的老北京市民阶层的生活为题材，以既带有戏剧格调，又富有悲剧色彩的笔法，写下了一部遭受“亡国惨”的善良人民的“悲愤史”，生动地反映了民族的深重灾难和深刻悲剧。作品依旧保持着老舍早期作品的风格、面貌，显现了北平的污浊与洁净和它的美与丑，但作家不再是孤立、静止地去赞赏、批评或讽刺了，而是让这里的一家一事、一人一物、一景一情，大自国事，小至柴米油盐、生娃娃，甚至连一个泥作的小孩玩具“兔儿爷”，统统都与抗战发生了关联，染上了战争的色彩。这里的一切都是老舍所熟悉的：人物、街道、花木、房屋，甚至气候、风沙……全是作者闭着眼都可以描绘出来的。老舍先生把这一切都安置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开掘，努力锤炼出这些“老相识”的新意义，因此使曾经屡次出现在作者笔下的老少人物，在小说里闪烁出新时期的生命火花，他们从守旧、苟安、琐碎、自私、短见的枷锁中脱出，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员。作家从时代的高度上描写了他们，时代的音响和色调便从人物心灵和行动的变化发展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知道，作品中的人物活动，与他所生活时代的政治形势紧密联系，是作品产生时代感的一个重要原因。《骆驼祥子》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发生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至今仍有不同意见。《四世同堂》则不然，他的人物活动和作品矛盾冲突的展开，都是与抗战的形势变化血肉相连的。人物是中心，战争是背景，是人物活动的舞台。第一部《惶惑》写了抗战发生后，象梦一样做了亡国奴的小羊圈居民，处在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惶恐迷惑之中。人物的活动和心里变化都紧紧扣住了“七?七”事变至南京陷落的时局背景；第二部《偷生》则是以南京陷落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间为背景，写了小羊圈居民的分化；一部分人由“惶惑”变为“偷生”；一部分人则在屈辱的生活中开始觉醒，认识到刀架在脖子上的偷生是一条死路，必须寻求一条生的新路——反抗；第三部《饥荒》的情节是在英美对日宣战直至抗战胜利这段时间内展开的，敌寇作着垂死的挣扎，在战领区制造饥荒，以延缓其灭亡的命运。小羊圈的居民已被逼到死亡的边缘，觉悟者的斗争更自觉，而那些被压榨的善良的所谓“偷生”者，也开始改变饮忍的态度，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品不但把小羊圈居民的任何一件看来似乎是细微琐屑的事情都涂抹上抗战的色彩，增强作品的时代感，而且作者自己已克服了早期孤立、静止地描写人物的弱点，做到从大时代带给人物以怎样的影响落笔，来描写人物的动态，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和变化。作品中无论是变坏的人物如大赤包、瑞丰、冠晓荷、招弟、兰东阳……，还是变好的人物如瑞全、瑞宣、钱默吟、程长顺、高弟……，无一不是在时代的风雨中显示出他们的性格发展的。因此，当我们接触到作品中所描写的这些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时，也一定会感受到那股强烈的时代生活气息。这是老舍先生早期创作中所缺乏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四世同堂》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作家创作道路上获得重大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
参考文献：
[1] 王荫庭 译《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 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