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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美国的强盛之路上，华人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华人形象从另类、模范到回归正常；华人成就从矿山、铁路、农业、科技延伸到政治、艺术领域；华人认同从居美思乡、“黄色力量”到多元化。如今的美国华人研究呈现出亚裔族群整体化、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视角精英化的趋势。
关键词：美国；华人华侨研究；新趋势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混合的移民国家，华人自19世纪中叶赴美以来已逾百年。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美国的强盛之路上，华人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华人形象从另类、模范到回归正常，华人成就从矿山、铁路、农业、科技延伸到政治、艺术领域，华人认同从居美思乡、“黄色力量”到多元化，巨大的变迁折射出了时代的光谱。
从华人进入美国起关于华人的著述就开始出现，玛丽·柯立芝的《中国移民》是第一本关于美国华人的学术著作，她同情华人，视华人为美国西部建设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抨击在背后操纵排华的劳工领袖和政客。[1]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是冈特·巴斯所代表的观点，即认为华人移民的“旅居者”心态使之与美国的白人工人产生矛盾，最终导致大规模排华运动。①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美国华人史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亚裔美国人运动并与近年来西方新社会史的发展同步。九十年代后，新一代美国学者开始从华人角度看待华人历史，他们挖掘、收集、整理华人的史料，提出新问题并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美国的华人史研究出现了从只有白人视角到倾听华人声音，从关注华人的基本生存与经济活动到研究华人政治与艺术的极大变化，华人史研究也逐渐融入到整个亚裔史研究中。②如今的美国华人研究呈现出了亚裔族群整体化、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视角精英化的趋势。
一、华人形象：从另类、模范到回归正常
在19世纪中期华人赴美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学界和社会的看法一直认为华人是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穷苦人，是为了逃避贫穷和饥饿的“乌合之众”，他们被视为“种族低劣者、工作竞争者、文化威胁者”，而且“有不同化的天性”，华人不想在美国定居，他们只想“挣快钱”；他们与母国关系密切，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和传统；他们匆匆而来，随时想走。在这种观点支配下，美国的主流舆论认为华人与充满活力的现代美国格格不入。③
在早期的一些有种族主义观念的美国人看来，华人的长相、衣着、装束、饮食、居住都十分怪异，实属另类。不仅男性的长辫子被蔑称为猪尾巴，女子的小脚被视为残疾或畸形，连华人的食物也受到诋毁。如有人1882年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块墓石上刻字：“中国人是到美国的移民中最不受欢迎的。这些人斜眼、信邪教、有肮脏的坏习惯，吝啬，只会死心眼地省下钱来寄回他们的花花王国。我们所能做的，是记清他们是邪教徒，肮脏得要喝老鼠臭汁做的粥，令人厌恶。我们没法赶尽这些遗民，但我们绝不让这个民族在这里增长。”④华人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也备受指责。如1885年旧金山市政府立法规定住房不得太拥挤，要求华人搬离其简陋狭窄的住所，但华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多不愿搬迁，当地警察于是到华人住宅区骚扰、拉人，要将不肯搬走的华人关进监狱，华人因为躲避而致坠楼受伤甚至死亡的事屡有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拉房”事件。所以，华人从一开始就遭受到种族歧视和经济榨取的双重压迫。19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出现排华浪潮，华人受到打击、迫害，各地都出现华人被驱逐、甚至杀害的情况，1882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排华法”将华人打入另册，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变。⑤
在“排华法”公布之后，美国的许多州都禁止外籍亚裔人购买土地，黄种人不得与白人通婚，不能在许多住宅区居住，很多公共场所如旅店、餐厅、理发店拒绝华人光顾，很多行业排斥华人，而华人并不想离开美国，于是到东部、中西部、南部，到任何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生存、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州都有了华人的身影，他们主要聚居于唐人街，大多从事洗衣馆、餐馆、仆役或开小杂货铺谋生。
由于华人主要从事低端服务性行业，加上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成见，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人印象中的华人主要是洗衣工、厨子、侍应，大众文化中的华人形象则是“阴阳怪气的陈查理、万恶不赦的傅满洲、奇异龙女苏丝黄、温良恭顺的利文斯顿”。 ⑥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以及华人的表现，华人的形象也在慢慢改变，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的华人团体大力向美国公众宣传，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援华、抵制日货，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废铁等可用于军事生产的物资，此时的华人社会空前团结，他们在援华抗日中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社会关注，并被认为“展现出了华裔美国人的新形象”，“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尊敬”。[2]
1941年，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与中国成为了战时盟友，中国人民在美国公众眼里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士，而在美国也有大约1.2万华人投身战场，还有不少华人进入军工部门，华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由此得到改善和提高。此时，美国的华人与美国各界进步人士一起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让美国领导人意识到美国作为民主的大后方要回击日本所谓“解救”亚洲人民、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就必须改变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政策。1943年10月11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致信国会敦促做出改变，之后，美国国会于12月宣布废除“排华法”，华人从此可以归化为美国公民并得以进入以前被禁止的行业，可以拥有土地，美国华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3]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人的形象出现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美国的土生华人年轻一代在废除“排华法”后离开唐人街，到其他地区谋求发展，有的上了大学；还有一些是来自大中华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深造以后留在美国工作，大多成了专业人士。另一方面，在1965年美国通过新移民法后，大量亚洲移民来到美国，华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这个时期，美国兴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饱受压迫和歧视的非洲裔美国人纷纷起来打破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平等权利。然而，由于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坚持种族歧视，部分黑人于是采取了以暴易暴的手段。相对而言在这个时期，无论是逐渐进入中产阶级的华人还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大都埋头苦干，不“惹事”、不“闹事”，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的表现和成就引起人们关注。 196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一个少数族裔的成功故事”的文章，之后又出现了大批同类文章。这些文章认为亚裔美国人工作好，收人高，性格温和，他们取得成功和实现富裕的“模式”是勤奋工作、良好教育、有密切的家庭关系，他们被描述为“安静、温顺、机敏、聪明、勤劳”，甚至成了“超级少数族裔”。这些舆论反映出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在美国社会地位上升，影响扩大，不过，美国的华裔及其他亚裔人士对于以上说法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而是把族裔问题简单化、使种族歧视问题模糊化。“模范少数族裔”的说法掩盖了亚裔群体的复杂性，因为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日裔、韩国裔美国人与刚刚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差异极大，笼统地把整个华裔或亚裔称为“模范”是有意制造矛盾，这种说法也是要对应黑人的愚笨、懒惰、缺乏家庭观念、犯罪率高等等，是想说明黑人只要像华人那样努力一点就可以成功，而不是改变现存的种族歧视制度，而这种说法也会加深亚洲裔与非洲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是白人受益。⑦
如今，从总体上看，美国大众和华人自身都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华人是美国多元种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美利坚民族整体中的一份子。虽然华人主要居住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沿海的大城市中，但华人的踪迹已经遍布全美各地，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有华人的身影。华人既不怪异另类，也非超级优秀；既有成功人士，也有低收入阶层；既有几代同住的大家族，也有单枪匹马的新移民。华人与美国的其他种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样看似浅显的道理却是华人通过百年的艰辛和努力才换来的。
二、华人成就：从矿山、铁路、农业、科技到政治、艺术领域
1840-1880年间，大约有37万华人到达美国，还有一些华人是在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里工作。早期的华人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最初主要是采矿。1850年，大约有2万华人在加州的金矿工作，占全部在加州的华人的85%。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华工并无采矿经验，也因为白人矿工不准许华人直接采矿而主要从事做饭、洗衣等辅助工作。然而新的考古证据显示，有不少华工是有采矿技能的，一方面，他们来自有很长开矿历史的广东地区，另一方面，他们在白人矿工挖完较为容易的矿区走后采用了一种类似多层筛子的工具，通过滤掉水和泥沙来淘金。这种方法是独特的，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开采，也确实获得了一些碎金矿石。[4]
在修建铁路方面，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佣了大约1.2-1.4万华人，占全部工人的五分之四。华工不仅人数多，而且有各种技能，他们不仅善于使用炸药，而且有着极大的勇气和独特的技艺，如他们“用古老的办法，坐在绳索吊着的筐子里，从山顶放下来，然后悬空用铁锤和撬棍把岩石一点一点地敲掉，开出一段狭窄的通道，随后再艰难地将其扩深，最后在美洲河之上1400英尺的地方开出了一条铁路路基。”[5]89华工在铁路建设上的贡献已经众所周知，但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仍然未能清晰。虽然没有华人在修建铁路过程中的具体工伤事故统计，但有报道称在1869年铁路建成以前至少有1200人死亡，运回中国归葬的华人遗骨达2万磅重。[6]
在开矿和修铁路的高潮回落之后，华人的工作扩大到其他领域，有的种植小麦、水果蔬菜，有的在制烟、服装和鞋类工厂工作，有的开洗衣房、杂货铺、餐馆、小礼品店，有的提供中草药服务。在西北部地区，华人还捕鱼、捞海产品、做三文鱼罐头等。华人在这些领域的劳作为美国西部的发展和丰富美国人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在农业方面，有美国学者认为华人在加州的农业职能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小规模的蔬菜农场主（truck gardeners），二是流动菜贩（vegetable peddlers），三是在农场里当厨子（farm cook），四是代销商（commission merchant），五是农场工人（farm laborers），六是大农场的租佃者（large-scale tenant farmers）。华人在初期与其他季节工一样，主要是收麦子，后来则是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葡萄园、水果或坚果种植园里工作。其中一部分熟悉了水果采摘、包装和销售的华人成为代销商。华人租种的土地大小不等，有少数华人租种的土地面积很大，如两位华人1873年在萨克拉门托三角洲租了551英亩土地，后来也有人租荒地而将其开发为农场。20世纪初，陈康大（Chin Lung）在北加州地区经营农业，他的农场占地上千英亩，每年雇请农业工人过千，成为加州最大的农业企业家。⑧
早期赴美的华人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劳工，但并不都是来自最贫穷乡村的人，反而大多数华人移民在家乡属于下层或中下层，有学者认为，一般来说“移民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高于其母国的平均水平”，更主要的是他们有通过到海外发展以保持或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强烈愿望。19世纪五十年代赴美的华工主要是青壮年男性，其中一半有家室，但由于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修铁路，开矿山，垦荒地，不仅工作艰辛，东奔西走，而且收入低，很难养家糊口。八十年代美国通过“排华法”后华人更难合家团聚，因此造成性别比例失调，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中期才完全改观。不过，在美国的华人一般都与国内亲友保持着书信联系，这说明不少华人是识字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普通人的最大梦想是“学而优则仕”，所以大多数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这种观念在华人到美国以后也没有消失。1854年，旧金山的唐人街有了第一份中文报纸，从此以后，中文报纸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1888年，旧金山有了第一所华文学校“大清书院”，由此开始了美国华人侨校的历史。
1943年12月，美国国会宣布废除“排华法”带来的突出变化是就业和教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约60%的华人从事的是餐饮、洗衣等服务行业，只有1.5%的华人有大学学历，但七十年代以后，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教育年限的平均数都超过了美国的人均水平。1970年，美国的华人男性有四分之一上过大学，这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族裔中比例是最高的，也是当时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1980年，美国华人约81万，占总人口的0.3%，但华人从事教育、科研、工程、医学、会计等的专业人员达15万人，占了在美华人总数的20%左右，其中大学教授、副教授就有三千人，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是物理系和数学系的系主任有三分之一由华人担任。在九十年代，美国有三所大学的校长是华人，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常霖、旧金山加州大学校长吴家玮、旧金山林肯大学校长张道行。[7]118华人在美国的科学界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更为突出，包括曾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还有物理学家吴健雄、田长霖、任之恭、吴家玮、毛和光、朱经武，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电子学家葛守仁、分子病毒学家黄诗厚等等。近年来，随着华人参政日益踊跃，进入政坛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在联邦政府层面有前劳工部长赵小兰、能源部长朱棣文、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州和市政府及联邦和州的议员中也有不少华人。随着美国华人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多元化发展，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优秀的华人领袖，华裔精英人士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大，如跨国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裁谭亨利、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杨雪兰、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生物医药专家何大一、“神探”李昌钰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长期以来，由于种族主义观念作祟，美国社会对华人存在偏见，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艺术家被排除在主流学术视野之外，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华裔和其他亚裔艺术家及其作品开始受到重视并成为研究热点。人们越来越发现艺术在亚裔群体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也很普遍。亚裔艺术家人数众多，从事与艺术相关职业的比例也比较高，而且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不仅在亚裔当中深受欢迎，而且在美国甚至世界上享有盛名，其中的知名华裔艺术家如画家曾景文、设计师林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
三、华人认同：从居美思乡、“黄色权力”到多元化
19世纪中叶，华人到美国后一方面保留了中国的语言、习俗并与国内乡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遭受到种族歧视与压迫，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所以早期的华人建立了不少以地域为标志的互助及自我保护的组织——会馆。到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清政府把美国华人视为子民，把会馆组织视为国家管理的延伸机构，形成了这些民间机构与中国官方协调、合作的传统。大多数华人也心系中国，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视中国为精神家园。
1943年，随着美国废除“排华法”，华人的地位发生变化，除了土生华人外，华人移民也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了。而随着更多的华人接受高等教育继而成为中产阶级，美国华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他们对美国的认同有所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爆发，中美敌对，两国断绝往来，美国华人失去了与中国的正常联系，他们即使想关注中国也没了有效途径，加上美国国内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反华反共逆流，华人的处境尴尬，由此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华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上都与中国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与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里，美国华人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他们虽然获得了法律地位和公民权利，但在现实中仍然受到种族歧视，并没有真正平等。六十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美国华人开始与其他亚裔族群走向联合，特别是在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过程中，亚裔青年意识到自己身为“亚洲人”与别的族裔有所不同，他们将在美国国内受到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与国家地位及国际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黄色力量”、“黄色认同”的口号，为黄皮肤骄傲，为亚裔民众服务，宣示与祖国的民族感情，认同来源国的传统文化，关心第三世界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对此，亚裔大学生们采取各种形式的行动，包括罢课、抗议、研讨和反思，如1969年1月11日，亚裔大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了一次以“美国人的亚洲经历及黄色认同”为主题的集会，他们思考的是“亚裔美国人是否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美国社会和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是否能够有基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亚裔美国人的判断。”他们还要求在大学里开设有关亚裔的课程，开展亚裔历史和文化研究。⑨此后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华人组织和杰出人物，在政治及服务社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义和拳”等，在文化认同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华人作家赵健秀及其作品《鸡笼里的华人》和《龙年》。
七十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得到恢复并不断加强，新一代的华人移民去到美国，也改变了美国华人的结构。如今的在美华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土生华人，所谓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他们的差别不大，因为从小接受的是美国教育，有较强的美国认同，其重要标志就是参与政治，担任公职，融入主流。第二类是新移民，他们因为来源地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早期的华人移民以广东人为主，后来有福建人、上海人，还有来自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他们虽然语言、食物、宗教、习俗各不相同，但大都愿意继续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相同或近似的等级观念、家庭观念、面子观念等。
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多种族的美国社会，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有相似经历和现实问题，但是华人从过去到现在从来不是一块完整坚固的铁板，而是一直存在着多种情感和认同，并且都与汉字“根”相连。一是“落叶归根”，反映的是“旅居者”心态，虽然身居异乡，但深深地眷恋故土故国，希望还乡终老，这种情感在早期的华人中比较普遍。二是“斩草除根”，反映的是“同化”倾向，即隔断与故乡故土的联系，尽可能地融入美国，这种情况在跨种族婚姻的家庭中比较多。三是“落地生根”，反映的是“适应性”原则，即在想方设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也尽量保留母国的文化、传统、习俗，这是目前大部分华人的状况，他们在工作、事业上实现美国化，但在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方面保留了许多中国特色。四是“寻根问祖”，主要体现为对于土生华人的年轻一代进行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熏陶，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五是“以树代根”，这在来自港澳台、新加坡等地区的华人和一些留学生、知识分子身上较为显著，即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强化个人能力，淡化种族意识，甚至是一种“鸵鸟政策”，有意规避认同问题。[8]
总而言之，美国华人与美国社会一样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复杂。不同阶层、职业和处境的华人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差异很大。大多数华人即使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支持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但大都不再视中国为精神家园，而是文化和血统渊源，美国认同成为了主流，正如美国著名华人史学家麦礼谦所说，这是美国华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态度“最根本的变化”。[9]
四、结语
经过长期努力，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在美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原因之一在于亚裔人口大量增加，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少数族裔之一，从1965年的约一百万增加到如今的一千多万，其中华裔达到三分之一。原因之二是亚裔群体总的受教育水平较高，职业多样化，较为富有。原因之三是多元化的观念在美国逐渐深入人心，歧视性的法律法规撤销殆尽，双语教学、双语投票等措施给予了少数族裔更多机会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然而，华人毕竟仍然是美国的少数族裔，虽然形式上的藩篱基本都已清除，但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别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美国的华人华侨扬眉吐气，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与中国相关的行业得到快速发展而使华人得到更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华人学生、游客、移民进入美国，也势必与其他族裔的美国人发生矛盾、出现竞争，从而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注释：
①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本文作者提供作为访问学者的机会；感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暨族裔图书馆为作者查找资料提供的帮助。
②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Stuart C.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③在观点上最为突出的是韩裔美国学者克莱尔·金，她认为美国的亚洲裔、欧洲裔和非洲裔是一种复杂的“种族三角关系”，见Clair Jean Kim， “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Politics & Society， Vol.27， No.1， March 1999， pp.105-138；第一本完全来自华人的史料集是谭碧芳、张少书、麦礼谦编辑的《亚裔之声：从淘金热至今》（Judy Yung， Gordon H. Chang and Him Mark Lai， ed.， Chinese America Voices： 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第一本关于亚裔政治的学术性著作是张少书编辑的《亚裔美国人与政治》（Gordon H. Chang，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Perspectives， Experiences， Prospect，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一本系统梳理美国华人一百多年来的艺术成就的著作是张少书等编撰的《美国华人艺术史》（Gordon H. Chang，etc. ed.， Asian American Art： A History， 1850-197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关于美国华人史修正派见刘海铭：“关于早期华人移民社会起源的修正派观点”（Haiming Liu， “The Social Origins of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Susie Lan Cassel， e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History 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Millennium，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2， pp.21-36；中国学者对近年美国亚裔史学的综述见王心扬：《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④H. Mark Lai Papers， 74：40，AAS ARC 2000/80，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rchives，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其所指食物大概是来自广东地区的华人爱吃的皮蛋瘦肉粥。
⑤关于《排华法》的执行情况及造成的“证书家庭”现象参见Estelle T. Lau， Paper Families： Identity，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个“证书儿子”的亲身经历见Tung Pok Chin with Winifred C. Chin， Paper Son： One Man's 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Stacy J. Lee， Unraveling the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Listening to Asian American Youth，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6， p.6；Yin Ling Leung，“模范族裔‘神话’的破灭”，《华侨日报》，1987年1月20日第15版。
⑦Sylvia Van Ziegert， Global Spaces of Chinese Culture：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3， p. 26； Judy Yung， Gordon H. Chang and Him Mark Lai， ed.， Chinese America Voices， p.2.
⑧Sucheng Chan，“Then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20”，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October 9-11， 1980， Box 1， AAS ARC 2000/11，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rchives，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C Berkeley. ⑨Peter Kwong， Du?anka Mi??evi? ，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pp.273-274； H. Mark Lai Papers， 3：22， 2008/80，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rchives，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参考文献：
[1]Mary Roberts Coolidge，Chinese Immigrants，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2] Peter Kwong， Du?anka Mi??evi? ，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
[3]关于废除排华法的研究，Fred WarrenRiggs， Pressures on Congress： A Study of the Repeal of Chinese Exclusion，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0.
[4] Susie Lan Cassel， e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5]陈依范.美国华人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6]Judy Yung， Gordon H. Chang and Him Mark Lai， ed.， Chinese America Voices.
[7]李小兵，孙漪，李晓晓.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8]L. Ling-chi Wang，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Daedalus， Vol.120， No.2，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pring 1991）.
[9]Him Mark Lai，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作者简介：何慧，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美国；华人华侨研究；新趋势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混合的移民国家，华人自19世纪中叶赴美以来已逾百年。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美国的强盛之路上，华人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华人形象从另类、模范到回归正常，华人成就从矿山、铁路、农业、科技延伸到政治、艺术领域，华人认同从居美思乡、“黄色力量”到多元化，巨大的变迁折射出了时代的光谱。
从华人进入美国起关于华人的著述就开始出现，玛丽·柯立芝的《中国移民》是第一本关于美国华人的学术著作，她同情华人，视华人为美国西部建设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抨击在背后操纵排华的劳工领袖和政客。[1]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是冈特·巴斯所代表的观点，即认为华人移民的“旅居者”心态使之与美国的白人工人产生矛盾，最终导致大规模排华运动。①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美国华人史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亚裔美国人运动并与近年来西方新社会史的发展同步。九十年代后，新一代美国学者开始从华人角度看待华人历史，他们挖掘、收集、整理华人的史料，提出新问题并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美国的华人史研究出现了从只有白人视角到倾听华人声音，从关注华人的基本生存与经济活动到研究华人政治与艺术的极大变化，华人史研究也逐渐融入到整个亚裔史研究中。②如今的美国华人研究呈现出了亚裔族群整体化、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视角精英化的趋势。
一、华人形象：从另类、模范到回归正常
在19世纪中期华人赴美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学界和社会的看法一直认为华人是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穷苦人，是为了逃避贫穷和饥饿的“乌合之众”，他们被视为“种族低劣者、工作竞争者、文化威胁者”，而且“有不同化的天性”，华人不想在美国定居，他们只想“挣快钱”；他们与母国关系密切，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和传统；他们匆匆而来，随时想走。在这种观点支配下，美国的主流舆论认为华人与充满活力的现代美国格格不入。③
在早期的一些有种族主义观念的美国人看来，华人的长相、衣着、装束、饮食、居住都十分怪异，实属另类。不仅男性的长辫子被蔑称为猪尾巴，女子的小脚被视为残疾或畸形，连华人的食物也受到诋毁。如有人1882年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块墓石上刻字：“中国人是到美国的移民中最不受欢迎的。这些人斜眼、信邪教、有肮脏的坏习惯，吝啬，只会死心眼地省下钱来寄回他们的花花王国。我们所能做的，是记清他们是邪教徒，肮脏得要喝老鼠臭汁做的粥，令人厌恶。我们没法赶尽这些遗民，但我们绝不让这个民族在这里增长。”④华人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也备受指责。如1885年旧金山市政府立法规定住房不得太拥挤，要求华人搬离其简陋狭窄的住所，但华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多不愿搬迁，当地警察于是到华人住宅区骚扰、拉人，要将不肯搬走的华人关进监狱，华人因为躲避而致坠楼受伤甚至死亡的事屡有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拉房”事件。所以，华人从一开始就遭受到种族歧视和经济榨取的双重压迫。19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出现排华浪潮，华人受到打击、迫害，各地都出现华人被驱逐、甚至杀害的情况，1882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排华法”将华人打入另册，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变。⑤
在“排华法”公布之后，美国的许多州都禁止外籍亚裔人购买土地，黄种人不得与白人通婚，不能在许多住宅区居住，很多公共场所如旅店、餐厅、理发店拒绝华人光顾，很多行业排斥华人，而华人并不想离开美国，于是到东部、中西部、南部，到任何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生存、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州都有了华人的身影，他们主要聚居于唐人街，大多从事洗衣馆、餐馆、仆役或开小杂货铺谋生。
由于华人主要从事低端服务性行业，加上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成见，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人印象中的华人主要是洗衣工、厨子、侍应，大众文化中的华人形象则是“阴阳怪气的陈查理、万恶不赦的傅满洲、奇异龙女苏丝黄、温良恭顺的利文斯顿”。 ⑥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以及华人的表现，华人的形象也在慢慢改变，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的华人团体大力向美国公众宣传，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援华、抵制日货，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废铁等可用于军事生产的物资，此时的华人社会空前团结，他们在援华抗日中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社会关注，并被认为“展现出了华裔美国人的新形象”，“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尊敬”。[2]
1941年，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与中国成为了战时盟友，中国人民在美国公众眼里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士，而在美国也有大约1.2万华人投身战场，还有不少华人进入军工部门，华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由此得到改善和提高。此时，美国的华人与美国各界进步人士一起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让美国领导人意识到美国作为民主的大后方要回击日本所谓“解救”亚洲人民、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就必须改变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政策。1943年10月11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致信国会敦促做出改变，之后，美国国会于12月宣布废除“排华法”，华人从此可以归化为美国公民并得以进入以前被禁止的行业，可以拥有土地，美国华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3]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人的形象出现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美国的土生华人年轻一代在废除“排华法”后离开唐人街，到其他地区谋求发展，有的上了大学；还有一些是来自大中华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深造以后留在美国工作，大多成了专业人士。另一方面，在1965年美国通过新移民法后，大量亚洲移民来到美国，华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这个时期，美国兴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饱受压迫和歧视的非洲裔美国人纷纷起来打破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平等权利。然而，由于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坚持种族歧视，部分黑人于是采取了以暴易暴的手段。相对而言在这个时期，无论是逐渐进入中产阶级的华人还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大都埋头苦干，不“惹事”、不“闹事”，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的表现和成就引起人们关注。 196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一个少数族裔的成功故事”的文章，之后又出现了大批同类文章。这些文章认为亚裔美国人工作好，收人高，性格温和，他们取得成功和实现富裕的“模式”是勤奋工作、良好教育、有密切的家庭关系，他们被描述为“安静、温顺、机敏、聪明、勤劳”，甚至成了“超级少数族裔”。这些舆论反映出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在美国社会地位上升，影响扩大，不过，美国的华裔及其他亚裔人士对于以上说法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而是把族裔问题简单化、使种族歧视问题模糊化。“模范少数族裔”的说法掩盖了亚裔群体的复杂性，因为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日裔、韩国裔美国人与刚刚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差异极大，笼统地把整个华裔或亚裔称为“模范”是有意制造矛盾，这种说法也是要对应黑人的愚笨、懒惰、缺乏家庭观念、犯罪率高等等，是想说明黑人只要像华人那样努力一点就可以成功，而不是改变现存的种族歧视制度，而这种说法也会加深亚洲裔与非洲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是白人受益。⑦
如今，从总体上看，美国大众和华人自身都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华人是美国多元种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美利坚民族整体中的一份子。虽然华人主要居住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沿海的大城市中，但华人的踪迹已经遍布全美各地，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有华人的身影。华人既不怪异另类，也非超级优秀；既有成功人士，也有低收入阶层；既有几代同住的大家族，也有单枪匹马的新移民。华人与美国的其他种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样看似浅显的道理却是华人通过百年的艰辛和努力才换来的。
二、华人成就：从矿山、铁路、农业、科技到政治、艺术领域
1840-1880年间，大约有37万华人到达美国，还有一些华人是在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里工作。早期的华人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最初主要是采矿。1850年，大约有2万华人在加州的金矿工作，占全部在加州的华人的85%。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华工并无采矿经验，也因为白人矿工不准许华人直接采矿而主要从事做饭、洗衣等辅助工作。然而新的考古证据显示，有不少华工是有采矿技能的，一方面，他们来自有很长开矿历史的广东地区，另一方面，他们在白人矿工挖完较为容易的矿区走后采用了一种类似多层筛子的工具，通过滤掉水和泥沙来淘金。这种方法是独特的，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开采，也确实获得了一些碎金矿石。[4]
在修建铁路方面，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佣了大约1.2-1.4万华人，占全部工人的五分之四。华工不仅人数多，而且有各种技能，他们不仅善于使用炸药，而且有着极大的勇气和独特的技艺，如他们“用古老的办法，坐在绳索吊着的筐子里，从山顶放下来，然后悬空用铁锤和撬棍把岩石一点一点地敲掉，开出一段狭窄的通道，随后再艰难地将其扩深，最后在美洲河之上1400英尺的地方开出了一条铁路路基。”[5]89华工在铁路建设上的贡献已经众所周知，但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仍然未能清晰。虽然没有华人在修建铁路过程中的具体工伤事故统计，但有报道称在1869年铁路建成以前至少有1200人死亡，运回中国归葬的华人遗骨达2万磅重。[6]
在开矿和修铁路的高潮回落之后，华人的工作扩大到其他领域，有的种植小麦、水果蔬菜，有的在制烟、服装和鞋类工厂工作，有的开洗衣房、杂货铺、餐馆、小礼品店，有的提供中草药服务。在西北部地区，华人还捕鱼、捞海产品、做三文鱼罐头等。华人在这些领域的劳作为美国西部的发展和丰富美国人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在农业方面，有美国学者认为华人在加州的农业职能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小规模的蔬菜农场主（truck gardeners），二是流动菜贩（vegetable peddlers），三是在农场里当厨子（farm cook），四是代销商（commission merchant），五是农场工人（farm laborers），六是大农场的租佃者（large-scale tenant farmers）。华人在初期与其他季节工一样，主要是收麦子，后来则是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葡萄园、水果或坚果种植园里工作。其中一部分熟悉了水果采摘、包装和销售的华人成为代销商。华人租种的土地大小不等，有少数华人租种的土地面积很大，如两位华人1873年在萨克拉门托三角洲租了551英亩土地，后来也有人租荒地而将其开发为农场。20世纪初，陈康大（Chin Lung）在北加州地区经营农业，他的农场占地上千英亩，每年雇请农业工人过千，成为加州最大的农业企业家。⑧
早期赴美的华人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劳工，但并不都是来自最贫穷乡村的人，反而大多数华人移民在家乡属于下层或中下层，有学者认为，一般来说“移民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高于其母国的平均水平”，更主要的是他们有通过到海外发展以保持或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强烈愿望。19世纪五十年代赴美的华工主要是青壮年男性，其中一半有家室，但由于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修铁路，开矿山，垦荒地，不仅工作艰辛，东奔西走，而且收入低，很难养家糊口。八十年代美国通过“排华法”后华人更难合家团聚，因此造成性别比例失调，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中期才完全改观。不过，在美国的华人一般都与国内亲友保持着书信联系，这说明不少华人是识字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普通人的最大梦想是“学而优则仕”，所以大多数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这种观念在华人到美国以后也没有消失。1854年，旧金山的唐人街有了第一份中文报纸，从此以后，中文报纸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1888年，旧金山有了第一所华文学校“大清书院”，由此开始了美国华人侨校的历史。
1943年12月，美国国会宣布废除“排华法”带来的突出变化是就业和教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约60%的华人从事的是餐饮、洗衣等服务行业，只有1.5%的华人有大学学历，但七十年代以后，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教育年限的平均数都超过了美国的人均水平。1970年，美国的华人男性有四分之一上过大学，这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族裔中比例是最高的，也是当时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1980年，美国华人约81万，占总人口的0.3%，但华人从事教育、科研、工程、医学、会计等的专业人员达15万人，占了在美华人总数的20%左右，其中大学教授、副教授就有三千人，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是物理系和数学系的系主任有三分之一由华人担任。在九十年代，美国有三所大学的校长是华人，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常霖、旧金山加州大学校长吴家玮、旧金山林肯大学校长张道行。[7]118华人在美国的科学界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更为突出，包括曾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还有物理学家吴健雄、田长霖、任之恭、吴家玮、毛和光、朱经武，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电子学家葛守仁、分子病毒学家黄诗厚等等。近年来，随着华人参政日益踊跃，进入政坛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在联邦政府层面有前劳工部长赵小兰、能源部长朱棣文、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州和市政府及联邦和州的议员中也有不少华人。随着美国华人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多元化发展，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优秀的华人领袖，华裔精英人士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大，如跨国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裁谭亨利、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杨雪兰、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生物医药专家何大一、“神探”李昌钰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长期以来，由于种族主义观念作祟，美国社会对华人存在偏见，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艺术家被排除在主流学术视野之外，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华裔和其他亚裔艺术家及其作品开始受到重视并成为研究热点。人们越来越发现艺术在亚裔群体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也很普遍。亚裔艺术家人数众多，从事与艺术相关职业的比例也比较高，而且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不仅在亚裔当中深受欢迎，而且在美国甚至世界上享有盛名，其中的知名华裔艺术家如画家曾景文、设计师林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
三、华人认同：从居美思乡、“黄色权力”到多元化
19世纪中叶，华人到美国后一方面保留了中国的语言、习俗并与国内乡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遭受到种族歧视与压迫，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所以早期的华人建立了不少以地域为标志的互助及自我保护的组织——会馆。到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清政府把美国华人视为子民，把会馆组织视为国家管理的延伸机构，形成了这些民间机构与中国官方协调、合作的传统。大多数华人也心系中国，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视中国为精神家园。
1943年，随着美国废除“排华法”，华人的地位发生变化，除了土生华人外，华人移民也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了。而随着更多的华人接受高等教育继而成为中产阶级，美国华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他们对美国的认同有所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爆发，中美敌对，两国断绝往来，美国华人失去了与中国的正常联系，他们即使想关注中国也没了有效途径，加上美国国内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反华反共逆流，华人的处境尴尬，由此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华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上都与中国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与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里，美国华人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他们虽然获得了法律地位和公民权利，但在现实中仍然受到种族歧视，并没有真正平等。六十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美国华人开始与其他亚裔族群走向联合，特别是在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过程中，亚裔青年意识到自己身为“亚洲人”与别的族裔有所不同，他们将在美国国内受到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与国家地位及国际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黄色力量”、“黄色认同”的口号，为黄皮肤骄傲，为亚裔民众服务，宣示与祖国的民族感情，认同来源国的传统文化，关心第三世界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对此，亚裔大学生们采取各种形式的行动，包括罢课、抗议、研讨和反思，如1969年1月11日，亚裔大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了一次以“美国人的亚洲经历及黄色认同”为主题的集会，他们思考的是“亚裔美国人是否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美国社会和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是否能够有基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亚裔美国人的判断。”他们还要求在大学里开设有关亚裔的课程，开展亚裔历史和文化研究。⑨此后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华人组织和杰出人物，在政治及服务社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义和拳”等，在文化认同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华人作家赵健秀及其作品《鸡笼里的华人》和《龙年》。
七十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得到恢复并不断加强，新一代的华人移民去到美国，也改变了美国华人的结构。如今的在美华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土生华人，所谓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他们的差别不大，因为从小接受的是美国教育，有较强的美国认同，其重要标志就是参与政治，担任公职，融入主流。第二类是新移民，他们因为来源地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早期的华人移民以广东人为主，后来有福建人、上海人，还有来自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他们虽然语言、食物、宗教、习俗各不相同，但大都愿意继续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相同或近似的等级观念、家庭观念、面子观念等。
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多种族的美国社会，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有相似经历和现实问题，但是华人从过去到现在从来不是一块完整坚固的铁板，而是一直存在着多种情感和认同，并且都与汉字“根”相连。一是“落叶归根”，反映的是“旅居者”心态，虽然身居异乡，但深深地眷恋故土故国，希望还乡终老，这种情感在早期的华人中比较普遍。二是“斩草除根”，反映的是“同化”倾向，即隔断与故乡故土的联系，尽可能地融入美国，这种情况在跨种族婚姻的家庭中比较多。三是“落地生根”，反映的是“适应性”原则，即在想方设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也尽量保留母国的文化、传统、习俗，这是目前大部分华人的状况，他们在工作、事业上实现美国化，但在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方面保留了许多中国特色。四是“寻根问祖”，主要体现为对于土生华人的年轻一代进行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熏陶，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五是“以树代根”，这在来自港澳台、新加坡等地区的华人和一些留学生、知识分子身上较为显著，即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强化个人能力，淡化种族意识，甚至是一种“鸵鸟政策”，有意规避认同问题。[8]
总而言之，美国华人与美国社会一样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复杂。不同阶层、职业和处境的华人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差异很大。大多数华人即使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支持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但大都不再视中国为精神家园，而是文化和血统渊源，美国认同成为了主流，正如美国著名华人史学家麦礼谦所说，这是美国华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态度“最根本的变化”。[9]
四、结语
经过长期努力，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在美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原因之一在于亚裔人口大量增加，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少数族裔之一，从1965年的约一百万增加到如今的一千多万，其中华裔达到三分之一。原因之二是亚裔群体总的受教育水平较高，职业多样化，较为富有。原因之三是多元化的观念在美国逐渐深入人心，歧视性的法律法规撤销殆尽，双语教学、双语投票等措施给予了少数族裔更多机会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然而，华人毕竟仍然是美国的少数族裔，虽然形式上的藩篱基本都已清除，但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别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美国的华人华侨扬眉吐气，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与中国相关的行业得到快速发展而使华人得到更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华人学生、游客、移民进入美国，也势必与其他族裔的美国人发生矛盾、出现竞争，从而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注释：
①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本文作者提供作为访问学者的机会；感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暨族裔图书馆为作者查找资料提供的帮助。
②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Stuart C.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③在观点上最为突出的是韩裔美国学者克莱尔·金，她认为美国的亚洲裔、欧洲裔和非洲裔是一种复杂的“种族三角关系”，见Clair Jean Kim， “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Politics & Society， Vol.27， No.1， March 1999， pp.105-138；第一本完全来自华人的史料集是谭碧芳、张少书、麦礼谦编辑的《亚裔之声：从淘金热至今》（Judy Yung， Gordon H. Chang and Him Mark Lai， ed.， Chinese America Voices： 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第一本关于亚裔政治的学术性著作是张少书编辑的《亚裔美国人与政治》（Gordon H. Chang，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Perspectives， Experiences， Prospect，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一本系统梳理美国华人一百多年来的艺术成就的著作是张少书等编撰的《美国华人艺术史》（Gordon H. Chang，etc. ed.， Asian American Art： A History， 1850-197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关于美国华人史修正派见刘海铭：“关于早期华人移民社会起源的修正派观点”（Haiming Liu， “The Social Origins of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Susie Lan Cassel， e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History 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Millennium，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2， pp.21-36；中国学者对近年美国亚裔史学的综述见王心扬：《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④H. Mark Lai Papers， 74：40，AAS ARC 2000/80，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rchives，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其所指食物大概是来自广东地区的华人爱吃的皮蛋瘦肉粥。
⑤关于《排华法》的执行情况及造成的“证书家庭”现象参见Estelle T. Lau， Paper Families： Identity，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个“证书儿子”的亲身经历见Tung Pok Chin with Winifred C. Chin， Paper Son： One Man's 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Stacy J. Lee， Unraveling the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Listening to Asian American Youth，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6， p.6；Yin Ling Leung，“模范族裔‘神话’的破灭”，《华侨日报》，1987年1月20日第15版。
⑦Sylvia Van Ziegert， Global Spaces of Chinese Culture：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3， p. 26； Judy Yung， Gordon H. Chang and Him Mark Lai， ed.， Chinese America Voices， p.2.
⑧Sucheng Chan，“Then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20”，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October 9-11， 1980， Box 1， AAS ARC 2000/11，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rchives，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C Berkeley. ⑨Peter Kwong， Du?anka Mi??evi? ，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pp.273-274； H. Mark Lai Papers， 3：22， 2008/80，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rchives，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参考文献：
[1]Mary Roberts Coolidge，Chinese Immigrants，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2] Peter Kwong， Du?anka Mi??evi? ，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
[3]关于废除排华法的研究，Fred WarrenRiggs， Pressures on Congress： A Study of the Repeal of Chinese Exclusion，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0.
[4] Susie Lan Cassel， e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5]陈依范.美国华人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6]Judy Yung， Gordon H. Chang and Him Mark Lai， ed.， Chinese America Voices.
[7]李小兵，孙漪，李晓晓.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8]L. Ling-chi Wang，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Daedalus， Vol.120， No.2，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pring 1991）.
[9]Him Mark Lai，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作者简介：何慧，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