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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援朝，出生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1951年2月。我有三位志愿军父亲：生父杜耀亭、养父王波、继父王福寿，其中，养父和生父先后牺牲于朝鲜战场，此后我由继父王福寿抚养长大。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撰写此文，既为缅怀我的父辈，也为通过介绍我的三位志愿军父亲，让读者感受志愿军指战员既有保卫祖国的英雄豪气，又有战友之间互助互爱的手足之情和牵挂儿女的舐犊深情。
养父王波：“好好教育他，诱导他学好，使他上进，但不要强制或吓唬他”
我的养父王波，河北定县人。养父从部队卫生学校毕业后，1939年9月在冀中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名军医、团卫生队长，多次在前线出生入死抢救伤员。1946年，养母黄燕亭来到养父所在部队，也参了军。
我的生父杜耀亭和养父从抗日战争期间就一起并肩作战，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养父养母都非常喜欢孩子，但结婚多年却无所出，每次到我家，见到我们兄弟三个，都要抱抱，并流露出想收养其中一个的意思。生父和生母商量后，对养父说：“我有三个儿子，你现在没有孩子，如果你喜欢，我考虑把最小的过继给你，孩子小，便于你们之间培养感情。”养父欣然同意。从此我就改姓王，成为了王波的养子。1953年2月3日，生父和养父一同随所在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养父所在部队为第一军第七师后勤部卫生科，赴第十九团组织战地救护工作。第十九团驻扎在三八线附近的老秃山，担负第七师的主攻任务，原定1953年6月28日向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进攻。6月25日晚间，养父奉命去第二十团交接任务。任务交代完毕后，二十团的同志们见时间太晚，留养父住一晚再走，但养父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连夜赶回第十九团驻地。6月26日，美空军出动飞机40余架次，轮番轰炸第十九团团部驻地数小时，驻地坑道被炸塌。当时，第十九团正在召开作战会议，除一位副团长幸免于难外，全团包括养父在内的连以上干部全部牺牲。养父如果留宿二十团，也许就不会牺牲。
和养父一起生活的日子很短暂，他在我的记忆中是空白的。听养母说，养父非常疼爱我。刚一收养我，我们就照了一张全家福。从他到朝鲜后给养母的信中就知道他是多么牵挂我：“听说援朝头上碰坏了，不知现在好了没有……听说他俏皮的厉害，希望你好好教育他，诱导他学好，使他上进，但不要强制或吓唬他。”当我为人父后，每每读到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养父给予我的深深父爱，总是止不住热泪盈眶。
生父杜耀亭对养母承诺：“以后你和援朝的生活我全部管了，负责到底”
我的生父杜耀亭，1918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魏家庄村。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生父所在部队归建晋绥军区第三纵队，担负部队的后勤保障任务。1952年6月，生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七师后勤部部长。
生父虽然把我过继给了养父，但对我一直十分关心。1953年奉命随部队入朝作战前，了解到我在养父家吃不上母乳，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他就从津贴费中挤出钱来买了一只奶羊挤奶给我吃。每到周末，生父就会把我从养父家接回去吃顿团圆饭，或者洗个热水澡，然后再把我送回去。
入朝作战后，生父继续负责部队后勤工作。为掌握朝鲜战场后勤物资供应保障的先进经验，他带领机关人员到兄弟部队学习取经，尽最大努力改进部队物资供应办法，通过多库存、多设点的方式加强物资跟进保障。与此同时，他带领后勤人员修建各种野战仓库，做好物资保管，随时满足部队需要，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得知养父牺牲后，生父强忍着悲痛带话给我的养母：“不要难过，王波是为保家卫国牺牲的，我们应为他骄傲和自豪。以后你和援朝的生活我全部管了，负责到底，援朝是我们两家共同的孩子。”
生父想不到的是，就在养父牺牲一个月后，1953年7月27日晚7点左右，也就是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前3个小时，他所在的第七师后勤处指挥所，遭到美军飞机如暴雨倾泻般的炸弹袭击，生父壮烈牺牲。
36岁的生父和32岁的养父被埋葬在位于朝鲜半岛三八线上的军事缓冲区，永远相伴。我的生父与生母感情极好，得知生父牺牲后，生母极度悲伤，痛苦不已，一度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生母想起生父对养母的那句“不要难过，以后你和援朝的生活我全部管了，负责到底”的承诺，忍受着巨大悲痛，代替生父关心、照顾着我和养母黄燕亭的生活。
繼父王福寿：“不仅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
继父王福寿，河南临汝人，1947年参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立特等功。长期与生父和养父在同一部队一起战斗。继父在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时就是生父的部下。而那时，养父是第二十一团卫生队队长。继父与养父同在一个团，两人关系特别好。生父任第一军第七师后勤部部长后，继父也调到第七师后勤部工作，又成为生父的部下。入朝初期，继父任担架连连长，后任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坦克团司令部管理股股长。
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回国期间，继父进入“速成中学”学习，因还没有成家，当时给继父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我的生母。继父因与我生父、养父关系特别好，所以生母深知继父的人品，故而想撮合继父和养母的姻缘。当时继父不仅是个未婚的年轻军官，比养母还小8岁。在生母的撮合下，继父最终与养母黄燕亭结婚了。他们的结合很大程度是为了照顾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1955年，他们的婚礼在第一军西宁留守处举行，婚礼庄重热闹，让当时只有4岁的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第七师的战友心中，这场婚礼特别有意义，因此参加婚礼的人格外多。
我自上小学就在部队学校寄宿，每年暑假回家一次与继父和养母团聚。印象中，继父总是吃家里最差的，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和弟弟，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在学习和做人上对我严格要求。我上学时，继父一直与我的班主任老师保持通信联系，随时了解我在学校的情况，关心我的思想状况和学习成绩。继父对养母说：“咱们做事，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复员后，继父长期负责工厂食堂的后勤管理工作，可是从来没有多拿过公家的一个馒头。他对我说：“做人就要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身教胜于言传，继父的一言一行对我人格的养成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1979年夏天，我结婚不久妻子便怀孕了。继父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欣慰，他终于把战友的孩子抚养成人了。他告诉我，他要和养母一起去一趟西安。后来得知，他去西安是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生母。不料没过几天，我却接到继父病危的消息。等我火速赶往西安，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继父身上插满管子，说不出话来。原来，继父突发急性阑尾炎，后来引发败血症。在病房，我见到一位阿姨来探视继父，她看我的眼神满是怜爱。我隐隐觉得，和这位陌生的阿姨似曾相识。继父弥留之际，把我的手和这位阿姨的手拉在一起，脸上带着笑容走了。继父病逝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我的生母。通过生母，我得知了自己的全部身世，也终于明白，“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是继父这位志愿军老兵对战友遗孤一辈子的郑重承诺。
我的人生或许是不幸的，孩提时代失去了生父和养父，青年时期失去了继父。可我有三位这样疼我爱我的父亲，又是何其幸运。他们是战争年代的生死战友，他们有同志加兄弟的感情。我作为他们的儿子，感激生父杜耀亭烈士给了我生命和红色基因，感激养父王波烈士给了如山般深沉的父爱，感激继父王福寿以他那宽广的胸怀，给了我温暖的家，给了我没有血缘而胜似血缘的亲情。我永远铭记、怀念我的三位父亲！
（责编 杨挺）
养父王波：“好好教育他，诱导他学好，使他上进，但不要强制或吓唬他”
我的养父王波，河北定县人。养父从部队卫生学校毕业后，1939年9月在冀中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名军医、团卫生队长，多次在前线出生入死抢救伤员。1946年，养母黄燕亭来到养父所在部队，也参了军。
我的生父杜耀亭和养父从抗日战争期间就一起并肩作战，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养父养母都非常喜欢孩子，但结婚多年却无所出，每次到我家，见到我们兄弟三个，都要抱抱，并流露出想收养其中一个的意思。生父和生母商量后，对养父说：“我有三个儿子，你现在没有孩子，如果你喜欢，我考虑把最小的过继给你，孩子小，便于你们之间培养感情。”养父欣然同意。从此我就改姓王，成为了王波的养子。1953年2月3日，生父和养父一同随所在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养父所在部队为第一军第七师后勤部卫生科，赴第十九团组织战地救护工作。第十九团驻扎在三八线附近的老秃山，担负第七师的主攻任务，原定1953年6月28日向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进攻。6月25日晚间，养父奉命去第二十团交接任务。任务交代完毕后，二十团的同志们见时间太晚，留养父住一晚再走，但养父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连夜赶回第十九团驻地。6月26日，美空军出动飞机40余架次，轮番轰炸第十九团团部驻地数小时，驻地坑道被炸塌。当时，第十九团正在召开作战会议，除一位副团长幸免于难外，全团包括养父在内的连以上干部全部牺牲。养父如果留宿二十团，也许就不会牺牲。
和养父一起生活的日子很短暂，他在我的记忆中是空白的。听养母说，养父非常疼爱我。刚一收养我，我们就照了一张全家福。从他到朝鲜后给养母的信中就知道他是多么牵挂我：“听说援朝头上碰坏了，不知现在好了没有……听说他俏皮的厉害，希望你好好教育他，诱导他学好，使他上进，但不要强制或吓唬他。”当我为人父后，每每读到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养父给予我的深深父爱，总是止不住热泪盈眶。
生父杜耀亭对养母承诺：“以后你和援朝的生活我全部管了，负责到底”
我的生父杜耀亭，1918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魏家庄村。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生父所在部队归建晋绥军区第三纵队，担负部队的后勤保障任务。1952年6月，生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七师后勤部部长。
生父虽然把我过继给了养父，但对我一直十分关心。1953年奉命随部队入朝作战前，了解到我在养父家吃不上母乳，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他就从津贴费中挤出钱来买了一只奶羊挤奶给我吃。每到周末，生父就会把我从养父家接回去吃顿团圆饭，或者洗个热水澡，然后再把我送回去。
入朝作战后，生父继续负责部队后勤工作。为掌握朝鲜战场后勤物资供应保障的先进经验，他带领机关人员到兄弟部队学习取经，尽最大努力改进部队物资供应办法，通过多库存、多设点的方式加强物资跟进保障。与此同时，他带领后勤人员修建各种野战仓库，做好物资保管，随时满足部队需要，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得知养父牺牲后，生父强忍着悲痛带话给我的养母：“不要难过，王波是为保家卫国牺牲的，我们应为他骄傲和自豪。以后你和援朝的生活我全部管了，负责到底，援朝是我们两家共同的孩子。”
生父想不到的是，就在养父牺牲一个月后，1953年7月27日晚7点左右，也就是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前3个小时，他所在的第七师后勤处指挥所，遭到美军飞机如暴雨倾泻般的炸弹袭击，生父壮烈牺牲。
36岁的生父和32岁的养父被埋葬在位于朝鲜半岛三八线上的军事缓冲区，永远相伴。我的生父与生母感情极好，得知生父牺牲后，生母极度悲伤，痛苦不已，一度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生母想起生父对养母的那句“不要难过，以后你和援朝的生活我全部管了，负责到底”的承诺，忍受着巨大悲痛，代替生父关心、照顾着我和养母黄燕亭的生活。
繼父王福寿：“不仅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
继父王福寿，河南临汝人，1947年参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立特等功。长期与生父和养父在同一部队一起战斗。继父在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时就是生父的部下。而那时，养父是第二十一团卫生队队长。继父与养父同在一个团，两人关系特别好。生父任第一军第七师后勤部部长后，继父也调到第七师后勤部工作，又成为生父的部下。入朝初期，继父任担架连连长，后任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坦克团司令部管理股股长。
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回国期间，继父进入“速成中学”学习，因还没有成家，当时给继父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我的生母。继父因与我生父、养父关系特别好，所以生母深知继父的人品，故而想撮合继父和养母的姻缘。当时继父不仅是个未婚的年轻军官，比养母还小8岁。在生母的撮合下，继父最终与养母黄燕亭结婚了。他们的结合很大程度是为了照顾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1955年，他们的婚礼在第一军西宁留守处举行，婚礼庄重热闹，让当时只有4岁的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第七师的战友心中，这场婚礼特别有意义，因此参加婚礼的人格外多。
我自上小学就在部队学校寄宿，每年暑假回家一次与继父和养母团聚。印象中，继父总是吃家里最差的，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和弟弟，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在学习和做人上对我严格要求。我上学时，继父一直与我的班主任老师保持通信联系，随时了解我在学校的情况，关心我的思想状况和学习成绩。继父对养母说：“咱们做事，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复员后，继父长期负责工厂食堂的后勤管理工作，可是从来没有多拿过公家的一个馒头。他对我说：“做人就要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身教胜于言传，继父的一言一行对我人格的养成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1979年夏天，我结婚不久妻子便怀孕了。继父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欣慰，他终于把战友的孩子抚养成人了。他告诉我，他要和养母一起去一趟西安。后来得知，他去西安是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生母。不料没过几天，我却接到继父病危的消息。等我火速赶往西安，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继父身上插满管子，说不出话来。原来，继父突发急性阑尾炎，后来引发败血症。在病房，我见到一位阿姨来探视继父，她看我的眼神满是怜爱。我隐隐觉得，和这位陌生的阿姨似曾相识。继父弥留之际，把我的手和这位阿姨的手拉在一起，脸上带着笑容走了。继父病逝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我的生母。通过生母，我得知了自己的全部身世，也终于明白，“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是继父这位志愿军老兵对战友遗孤一辈子的郑重承诺。
我的人生或许是不幸的，孩提时代失去了生父和养父，青年时期失去了继父。可我有三位这样疼我爱我的父亲，又是何其幸运。他们是战争年代的生死战友，他们有同志加兄弟的感情。我作为他们的儿子，感激生父杜耀亭烈士给了我生命和红色基因，感激养父王波烈士给了如山般深沉的父爱，感激继父王福寿以他那宽广的胸怀，给了我温暖的家，给了我没有血缘而胜似血缘的亲情。我永远铭记、怀念我的三位父亲！
（责编 杨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