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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是否有“之一”,见仁见智。毫无疑问,他也是被阅读、被谈论得最多的中国诗人。从学前婴幼儿读物开始,到小学语文课本、初高中语文课本,再到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材,都绕不开杜甫的诗歌;千家注杜,杜甫的诗歌也是我国历代诗人中被研究、被注释、被印刷出版得最深入、最多的。
但是,杜甫及其诗歌被真正读懂了吗?不要说大众,就是文学史专家,不能正确、准确地理解杜甫及其诗歌的也大有人在。对此,杜甫生前已经发出过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
以我多年阅读、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切身体会,我认为,要想真正读懂杜甫及其诗歌作品,需要具备不少知识点——常识,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三个常识:杜甫是唐朝人;杜甫出生于官宦家庭;杜甫是从主流诗坛突围的诗人。
杜甫是唐朝人
说杜甫是唐朝人,貌似废话一句,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唐朝以及唐朝人具有的许多品性、特质,是包括现当代在内的许多其他朝代所不具备的。夏虫不可以语冰,蟪蛄不知春秋,唐朝人的思想感情,行为举止,其他朝代的人未必都能充分理解。
那么,唐朝和唐朝人具有哪些品性、特质呢?细数起来,唐朝自有其许多的品性和特质。这里要指出的跟杜甫有关的,主要是这样几个:国力之强盛,经济之繁荣,文艺之创作,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宗教信仰多样化,且较为自由;文艺创作者享有充分的自由,无因言获罪之虞;诗歌是当时最重要的文艺样式,优秀诗人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追捧,诸如此类。
文学史教科书中都高度评价杜甫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推崇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盛赞杜诗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杜甫的批判锋芒,不光是直指当权的奸佞,还包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兵役、赋税等方面许多不合理的制度,甚至指向了朝廷,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皇帝。“张后不乐上为忙”一句(《忆昔二首》其一),就是讽刺唐肃宗皇帝李亨怕老婆。
但是,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杜甫之所以敢于这么“肆无忌惮”地进行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是有一个客观条件的。那就是,李唐王朝对杜甫的这类言论,并不以为忤逆,不会罗织罪名,将其投入牢狱;更不会像别的朝代那样,因其言论而株连九族。杜甫平生唯一一次跟牢狱之灾擦肩而过,是他担任左拾遗期间,上书替纵容门客卖官鬻爵的宰相房琯说情。
假如唐朝像明清等朝代那样,可以因言治罪,杜甫大概也是不会如此尖锐地批判现实的,自然也不会有这么多批判现实的佳作传世。即使杜甫有尖锐批判现实的胆量,官府和朝廷也早已剥夺了他创作乃至生存的权利,使他人言俱灭,就跟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叫杜甫的人一样。杜甫称自己的创作态度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李唐王朝,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几个朝代可以容许诗人说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惊人语句。
杜甫上可以讽刺昏庸君主,批评制度,鞭挞奸佞,嘲讽上古圣贤;下可以同情黎民百姓,诉说自家夫妇恩爱。杜甫有两句诗,“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就有明朝学者读不懂,觉得杜甫亵渎了孔子,不应该把“万世师表”、“至圣先师”跟强盗柳下跖相提并论;杜甫在一首怀念分居异地的妻子儿女的诗中,有这样两句:“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就有人认为杜甫不该用如此香艳的语句描写自己的妻子。许多人的脑子里,“云鬟”、“玉臂”等词语只能用于描写风月女子。这两个例子,具体而微地说明,生于别的朝代的人,不了解唐朝的语境,不了解唐朝人的性情,更不了解唐代的诗歌语言风格。更何况,杜甫又是唐代诗人中的诗人和勇敢者。
杜甫出生于官宦家庭
可能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几首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作品影响太大了,许多人误以为杜甫出身贫寒,终身不得志,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窘境中,其实不然。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之家。他的曾祖父杜依艺曾为巩县令,因此举家定居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祖父杜审言于武则天时期在朝廷为官,历任著作郎,是著名的诗人,跟宋之问、沈佺期齐名;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生母崔海棠,清河崔氏乃当时名门望族;杜甫妻子杨氏,其父也是朝廷官员,曾任司农少卿。杜甫的亲友,绝大部分都曾在朝廷为官。总之,杜甫的家庭,在当时属于特权阶层,如他自己所说,“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甫的贫困是相对的,相对于将相权贵,他是贫困的;相对于一直有官做、仕途顺利、飞黄腾达之辈,他是贫困的;相对于生于太平盛世未曾遭逢安史之乱等乱世的人,他是贫困的。杜甫为了谋求仕进,在长安困居十年,坐吃山空;遭贬官后,又逢关中闹饥荒,物价飞涨;辞官隐居,在秦州一时无人接济,曾于雪天穿著单薄衣裤上山挖野菜充饥;漂泊西南期间,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
但是,比起普通百姓来,杜甫的生活并不贫困。首先,杜甫家在长安、洛阳、偃师,都有土地、房产。太平年代,正常情况下,可以依靠田地租子收入养家糊口。动乱年代,漂泊路上,他也能得到一班在朝为官的亲戚、友人的资助。资助的力度,当代人难以想象。比如,杜甫为避乱举家迁徙到成都后,因为得到高适、严武等地方高官朋友和一批中下级官员亲友的帮助,在浣花溪畔经营草堂,从他一次性种植上百棵桃树的规模推测,可供杜甫使用的土地,得有几十亩之多。说起来,是个小地主的水平了。在成都生活的四五年间,大部分时间杜甫一家的生活是富足悠闲的。后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都督柏茂琳给予他大力照顾,除了拨给杜甫几十亩宅基地外,还让他管理上百顷公田,家里佣人佃户就有四五人。在夔州的两年里,杜甫过的是中等地主的生活。 杜甫似乎喜欢不断迁徙,他若是愿意安居一处,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夔州,一家的生活都不会太差。至少,温饱是不成问题的。
很多人觉得,李白的人生是富足快乐的,而杜甫的人生则是穷困愁苦的。其实,正好相反。不错,李白自称是皇族同宗(李广十六世孙西凉王李暠之后),诗歌中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之类的豪言壮语;杜甫则有“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头屋漏无干处”(《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类凄苦诗句。据考证,李白并非皇族,而是胡人。可以肯定的是,李白没有资格通过乡贡、拔贡的正常渠道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杜甫则可以。李白曾忍受倒插门的屈辱,曾多次隐居山林。为什么?为了跳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李白的著名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是一般性的抒发得意之情,而是有感于被山东刘姓女子甩了(离婚)而发的。可见,李白给予人生活富足快乐的印象,源自他的装阔艺术手法;而杜甫给予人贫困愁苦的印象,源自他的哭穷艺术手法。杜甫的穷,正如李白的富,都是艺术夸张的结果,当不得真。一旦当真,必然误解李杜,误解诗歌。
杜甫是从主流诗坛突围的诗人
历来有一种评论家,叫做扬李抑杜派。他们有如下一些主张:李白是天才,杜甫是人才;李白已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时,杜甫仍是默默无闻的文艺青年,诸如此类。
这些主张,当然也能找到若干“论据”。比如说,李白在《饭颗山头逢杜甫》一诗中有“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两句说杜甫,被作为杜甫乏才苦吟的证据;比如说,贺知章看了初到长安的李白的作品《蜀道难》,惊为谪仙人,当即解下身上所佩的金龟换酒,跟李白一醉方休,被作为李白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证据;再比如,杜甫夸赞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等等,被当作杜甫服膺李白至于五体投地的证据。
但实际上,这些“论据”都是不完整的。如果说李白的“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是讽刺杜甫乏才苦吟,那么杜甫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李白诗歌语言粗疏锤炼不够的证据呢?贺知章对李白的赏识,固然是文学史上的佳话。但是,有两点必须指出:其一,贺知章正如他自号“四明狂客”,这个人性情怪异,不按常理出牌,他对李白的评价有很大的个人趣味成分,不能代表文坛主流的意见;其二,“谪仙人”在当下也可以作“外星人”理解,即李白诗歌的手法、语言皆迥异于主流诗坛,能令人耳目一新,并没有天才的意思。至于杜甫对李白的夸奖,固然有赏识的成分,但也不妨理解为奖掖——先进对后进的赏拔。杜甫在夸奖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分寸感。比如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些诗句都可以理解为杜甫在指出李白诗歌艺术的源泉,多少有评点乃至指点李白作诗的意味。
实际上,杜甫的成名不但不比李白晚,反而比李白早。杜甫的《壮游诗》有“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杜甫十四五岁在长安、洛阳两地的上流社会沙龙(岐王宅、崔九堂)中驰骋诗艺、广获前辈名流(崔尚、魏启心今天人知道的不多,李邕、王翰从古至今都是名声赫赫的人物)赞誉的时候,二十五六岁的李白,还在今天四川、重庆、湖北、江苏一带作江湖游历,并没有多少诗名。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里引用的杜甫诗歌作证据,不可信。因为都是他自己说的,有自夸的嫌疑。我只想指出如下三点事实:杜甫结交不少王公名流并保持终生友谊,例如汉中王李瑀,曾官至宰相的房琯,杜甫除了诗歌成就,没有别的资本可以跟他们平等论交;杜甫那些有“自夸”嫌疑的诗歌有的是呈献给当时达官名流的,他们是知情人,不好欺骗;杜甫生前有个叫任华的人(进士出身,也是诗人)对他推崇备至,除了杜甫,任华推崇备至的人物还有李白、草书大家张旭两位。
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其中诗歌史有较多了解的读者朋友都知道,杜甫对于诗歌格律的贡献,是李白所无法比拟的。简而言之,七言律诗是经过杜甫的努力而臻于成熟的。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評语“子美集开诗世界”七个字的背后,是杜甫在全面继承前人诗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同时开启一种现实主义的诗风——宋代江西诗派奉杜甫为“一祖”。诗歌史上,杜甫无疑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影响之深远,独一无二。李白的诗歌艺术,当然也是一流的,但是,从成就的获取上说,要容易一些。谪仙人,他没有那么多需要恪守的规矩,他更自由,可以更任性。李白在后代的影响,也没有杜甫深远。
李白的诗歌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都是妙手偶得的天才之作。有些作品,例如脍炙人口的《静夜思》《早发白帝城》,实际上都是改写之作。《静夜思》的情景、意境乃至词语,汉代古诗、曹植等早已有过,李白把它们改得更加简短、更加通俗易懂而已。《早发白帝城》,明显改写自郦道元《水经注》的相关记载。
但是,杜甫及其诗歌被真正读懂了吗?不要说大众,就是文学史专家,不能正确、准确地理解杜甫及其诗歌的也大有人在。对此,杜甫生前已经发出过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
以我多年阅读、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切身体会,我认为,要想真正读懂杜甫及其诗歌作品,需要具备不少知识点——常识,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三个常识:杜甫是唐朝人;杜甫出生于官宦家庭;杜甫是从主流诗坛突围的诗人。
杜甫是唐朝人
说杜甫是唐朝人,貌似废话一句,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唐朝以及唐朝人具有的许多品性、特质,是包括现当代在内的许多其他朝代所不具备的。夏虫不可以语冰,蟪蛄不知春秋,唐朝人的思想感情,行为举止,其他朝代的人未必都能充分理解。
那么,唐朝和唐朝人具有哪些品性、特质呢?细数起来,唐朝自有其许多的品性和特质。这里要指出的跟杜甫有关的,主要是这样几个:国力之强盛,经济之繁荣,文艺之创作,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宗教信仰多样化,且较为自由;文艺创作者享有充分的自由,无因言获罪之虞;诗歌是当时最重要的文艺样式,优秀诗人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追捧,诸如此类。
文学史教科书中都高度评价杜甫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推崇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盛赞杜诗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杜甫的批判锋芒,不光是直指当权的奸佞,还包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兵役、赋税等方面许多不合理的制度,甚至指向了朝廷,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皇帝。“张后不乐上为忙”一句(《忆昔二首》其一),就是讽刺唐肃宗皇帝李亨怕老婆。
但是,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杜甫之所以敢于这么“肆无忌惮”地进行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是有一个客观条件的。那就是,李唐王朝对杜甫的这类言论,并不以为忤逆,不会罗织罪名,将其投入牢狱;更不会像别的朝代那样,因其言论而株连九族。杜甫平生唯一一次跟牢狱之灾擦肩而过,是他担任左拾遗期间,上书替纵容门客卖官鬻爵的宰相房琯说情。
假如唐朝像明清等朝代那样,可以因言治罪,杜甫大概也是不会如此尖锐地批判现实的,自然也不会有这么多批判现实的佳作传世。即使杜甫有尖锐批判现实的胆量,官府和朝廷也早已剥夺了他创作乃至生存的权利,使他人言俱灭,就跟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叫杜甫的人一样。杜甫称自己的创作态度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李唐王朝,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几个朝代可以容许诗人说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惊人语句。
杜甫上可以讽刺昏庸君主,批评制度,鞭挞奸佞,嘲讽上古圣贤;下可以同情黎民百姓,诉说自家夫妇恩爱。杜甫有两句诗,“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就有明朝学者读不懂,觉得杜甫亵渎了孔子,不应该把“万世师表”、“至圣先师”跟强盗柳下跖相提并论;杜甫在一首怀念分居异地的妻子儿女的诗中,有这样两句:“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就有人认为杜甫不该用如此香艳的语句描写自己的妻子。许多人的脑子里,“云鬟”、“玉臂”等词语只能用于描写风月女子。这两个例子,具体而微地说明,生于别的朝代的人,不了解唐朝的语境,不了解唐朝人的性情,更不了解唐代的诗歌语言风格。更何况,杜甫又是唐代诗人中的诗人和勇敢者。
杜甫出生于官宦家庭
可能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几首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作品影响太大了,许多人误以为杜甫出身贫寒,终身不得志,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窘境中,其实不然。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之家。他的曾祖父杜依艺曾为巩县令,因此举家定居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祖父杜审言于武则天时期在朝廷为官,历任著作郎,是著名的诗人,跟宋之问、沈佺期齐名;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生母崔海棠,清河崔氏乃当时名门望族;杜甫妻子杨氏,其父也是朝廷官员,曾任司农少卿。杜甫的亲友,绝大部分都曾在朝廷为官。总之,杜甫的家庭,在当时属于特权阶层,如他自己所说,“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甫的贫困是相对的,相对于将相权贵,他是贫困的;相对于一直有官做、仕途顺利、飞黄腾达之辈,他是贫困的;相对于生于太平盛世未曾遭逢安史之乱等乱世的人,他是贫困的。杜甫为了谋求仕进,在长安困居十年,坐吃山空;遭贬官后,又逢关中闹饥荒,物价飞涨;辞官隐居,在秦州一时无人接济,曾于雪天穿著单薄衣裤上山挖野菜充饥;漂泊西南期间,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
但是,比起普通百姓来,杜甫的生活并不贫困。首先,杜甫家在长安、洛阳、偃师,都有土地、房产。太平年代,正常情况下,可以依靠田地租子收入养家糊口。动乱年代,漂泊路上,他也能得到一班在朝为官的亲戚、友人的资助。资助的力度,当代人难以想象。比如,杜甫为避乱举家迁徙到成都后,因为得到高适、严武等地方高官朋友和一批中下级官员亲友的帮助,在浣花溪畔经营草堂,从他一次性种植上百棵桃树的规模推测,可供杜甫使用的土地,得有几十亩之多。说起来,是个小地主的水平了。在成都生活的四五年间,大部分时间杜甫一家的生活是富足悠闲的。后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都督柏茂琳给予他大力照顾,除了拨给杜甫几十亩宅基地外,还让他管理上百顷公田,家里佣人佃户就有四五人。在夔州的两年里,杜甫过的是中等地主的生活。 杜甫似乎喜欢不断迁徙,他若是愿意安居一处,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夔州,一家的生活都不会太差。至少,温饱是不成问题的。
很多人觉得,李白的人生是富足快乐的,而杜甫的人生则是穷困愁苦的。其实,正好相反。不错,李白自称是皇族同宗(李广十六世孙西凉王李暠之后),诗歌中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之类的豪言壮语;杜甫则有“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头屋漏无干处”(《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类凄苦诗句。据考证,李白并非皇族,而是胡人。可以肯定的是,李白没有资格通过乡贡、拔贡的正常渠道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杜甫则可以。李白曾忍受倒插门的屈辱,曾多次隐居山林。为什么?为了跳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李白的著名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是一般性的抒发得意之情,而是有感于被山东刘姓女子甩了(离婚)而发的。可见,李白给予人生活富足快乐的印象,源自他的装阔艺术手法;而杜甫给予人贫困愁苦的印象,源自他的哭穷艺术手法。杜甫的穷,正如李白的富,都是艺术夸张的结果,当不得真。一旦当真,必然误解李杜,误解诗歌。
杜甫是从主流诗坛突围的诗人
历来有一种评论家,叫做扬李抑杜派。他们有如下一些主张:李白是天才,杜甫是人才;李白已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时,杜甫仍是默默无闻的文艺青年,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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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张,当然也能找到若干“论据”。比如说,李白在《饭颗山头逢杜甫》一诗中有“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两句说杜甫,被作为杜甫乏才苦吟的证据;比如说,贺知章看了初到长安的李白的作品《蜀道难》,惊为谪仙人,当即解下身上所佩的金龟换酒,跟李白一醉方休,被作为李白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证据;再比如,杜甫夸赞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等等,被当作杜甫服膺李白至于五体投地的证据。
但实际上,这些“论据”都是不完整的。如果说李白的“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是讽刺杜甫乏才苦吟,那么杜甫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李白诗歌语言粗疏锤炼不够的证据呢?贺知章对李白的赏识,固然是文学史上的佳话。但是,有两点必须指出:其一,贺知章正如他自号“四明狂客”,这个人性情怪异,不按常理出牌,他对李白的评价有很大的个人趣味成分,不能代表文坛主流的意见;其二,“谪仙人”在当下也可以作“外星人”理解,即李白诗歌的手法、语言皆迥异于主流诗坛,能令人耳目一新,并没有天才的意思。至于杜甫对李白的夸奖,固然有赏识的成分,但也不妨理解为奖掖——先进对后进的赏拔。杜甫在夸奖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分寸感。比如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些诗句都可以理解为杜甫在指出李白诗歌艺术的源泉,多少有评点乃至指点李白作诗的意味。
实际上,杜甫的成名不但不比李白晚,反而比李白早。杜甫的《壮游诗》有“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杜甫十四五岁在长安、洛阳两地的上流社会沙龙(岐王宅、崔九堂)中驰骋诗艺、广获前辈名流(崔尚、魏启心今天人知道的不多,李邕、王翰从古至今都是名声赫赫的人物)赞誉的时候,二十五六岁的李白,还在今天四川、重庆、湖北、江苏一带作江湖游历,并没有多少诗名。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里引用的杜甫诗歌作证据,不可信。因为都是他自己说的,有自夸的嫌疑。我只想指出如下三点事实:杜甫结交不少王公名流并保持终生友谊,例如汉中王李瑀,曾官至宰相的房琯,杜甫除了诗歌成就,没有别的资本可以跟他们平等论交;杜甫那些有“自夸”嫌疑的诗歌有的是呈献给当时达官名流的,他们是知情人,不好欺骗;杜甫生前有个叫任华的人(进士出身,也是诗人)对他推崇备至,除了杜甫,任华推崇备至的人物还有李白、草书大家张旭两位。
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其中诗歌史有较多了解的读者朋友都知道,杜甫对于诗歌格律的贡献,是李白所无法比拟的。简而言之,七言律诗是经过杜甫的努力而臻于成熟的。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評语“子美集开诗世界”七个字的背后,是杜甫在全面继承前人诗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同时开启一种现实主义的诗风——宋代江西诗派奉杜甫为“一祖”。诗歌史上,杜甫无疑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影响之深远,独一无二。李白的诗歌艺术,当然也是一流的,但是,从成就的获取上说,要容易一些。谪仙人,他没有那么多需要恪守的规矩,他更自由,可以更任性。李白在后代的影响,也没有杜甫深远。
李白的诗歌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都是妙手偶得的天才之作。有些作品,例如脍炙人口的《静夜思》《早发白帝城》,实际上都是改写之作。《静夜思》的情景、意境乃至词语,汉代古诗、曹植等早已有过,李白把它们改得更加简短、更加通俗易懂而已。《早发白帝城》,明显改写自郦道元《水经注》的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