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没想到，因为落实这个“医改”指示，作为正规卫校毕业，已经在长沙市第四医院工作的郑发祥、高萍、汤国良等也经历了一段与“赤脚医生”相同经历的岁月。
　　1974年，正处于“文革”结束的前几年，当时第四医院（1956年成立）的条件也比较简陋，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山下，当时还属荒郊的溁湾镇。在湘江一桥通车前，医护人员每天都坐轮渡上下班，背着药箱、划着木筏子出诊。
　　那时，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仍然在积极学习落实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大量城市医务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挽起裤脚，和农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长沙市第四医院当时虽说医务人员很少，仍然从1974年开始，每年一批，共分三批，向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定点帮扶点派出了医疗工作队。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性格和经历，1974年5月，医院领导又安排郑发祥作为医疗队的医生，第一批下乡，到望城县莲花桥莲花医院。“我当时的信念就是毛泽东思想，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另外，我自己也出身农村，了解农村的基本情况，普遍的缺医少药。”
　　“我作为内科医生，下乡之前专门到检验科进行了学习，所以我又兼任防疫医生。当时农村确实缺医少药。记得当时我发现一个流脑（流行性脑膜炎）病人，将他送到传染病医院后，我又找到病人所在大队的大队书记，组织全大队熬中草药，在太阳下暴晒被褥和衣服来预防传染。”“由于缺人手，我当时还要为病人提供‘一条龙’服务，从挂号、收费、看病、治疗、住院、打针、换药，包括洗胃（当时农村中毒、喝农药的比较多）等等。若进行外科手术，我还要做助手，手术室的消毒都是自己搞。还有一次，妇产科有个病人大出血，比较严重，只能打电话到市四医院派救护车。救护车来之前，我们都是提前把病人的化验、交叉配合、血型等提前写好，能做的都是主动做好。”
　　下乡期间，最让郑发祥难忘的还是那时农村的艰苦条件，农民兄弟都很穷，很多人病了都没钱医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病人，一身黄疸色，一摸肚子，肝脏大，考虑是肝癌，当时有些检查在乡下做不了，只好到市四医院，一检查化验，确实是肝癌。那个人得知后，立马回家去了，因为没钱治疗，只能放弃等死”。
　　让郑发祥高兴的是，医疗队的到来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特别信任这些长沙来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就连附近宁乡的部分农民都跑来看病。“有一天晚上，一个人跑到医疗队，说自己的爷爷不想活了，自杀割了脖子，让我们赶快去抢救。听完我立马拿过医药箱，带了些清创缝合的器械和药品，拿着手电筒就出门。这个人主动帮我背药箱，我就跟着跑。足足跑了十几里山路，到了山上，他家也没有电，只好借了一个煤气灯，进行清创缝合。好在没有伤到动脉。之后，那人又送我下山”。
　　虽然第一批只有一年的时间，医疗队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十分融洽，形成了血浓于水的鱼水深情。让郑发祥不好意思的是，凡是让郑发祥看过病的病人，下次再见面时，家人都会让小孩子说，“快，嗲嗲（爷爷）来哒，快喊嗲嗲！”“我那时才20多岁，没有结婚，被人喊嗲嗲，十分地难为情。”不过郑发祥知道这是农民对他的一种尊重和感激。为感谢他，有个湘潭的病人甚至跑过来给郑发祥送了一床手工做的毯子，被他好言谢绝了。每次出诊，去农民家看病，赶上饭点在病人家里吃饭，郑发祥都是按规定主动交给农民1毛5分钱和3斤粮票。
　　正是在下乡这段时间，郑发祥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1975年5月，他从医疗队所在的莲花医院骑自行车到市四医院，争取到全院唯一一个到湖南医学院读书上学的名额。1979年毕业后，又曾被抽调参加湖南省噪音调查队任心电图医师半年，还干过长沙市战备医疗队队长（长沙市第四医院兼做过广州军区的野战医院），放射CT医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个“万金油”全科医生，直到走上医院的行政管理岗位。
　　说起下乡的那段经历，郑发祥感慨：“那时同事之间，思想单纯，团结协作，尽职尽责，只讲奉献，真的锻炼了人。”
　　高萍也是第一批下去的，1970年，从长沙市卫校毕业后到第四医院工作，1974年5月到1975年5月，在望城县莲花桥莲花医院整整做了一年的护理工作，吃住都在那里。她说：“我们下去那一批是最全的。除了放射科，内科、外科、妇儿、检验、护理、药房科室等都抽调了人。还有同事临时转了行，当时没有检验人员，只好临时学习几周。” 　　说起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高萍最难忘的是吃了整整一年的木耳菜和酱菜，一日三餐就是这些，“肉很少很少”，“直到现在看到木耳菜和酱菜，还是反胃，看都不想看”。“当时医生只有3个，我们护理人员也要值班，能处理的病情都是自己处理，因为医生也比较辛苦。当时计划生育虽然还没有成为基本国策，但当时还是比较严格的，要结扎的患者也比较多。因为那时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做一台手术，都是我一个人负责消毒，护理、消毒只能用那种小型高压消毒锅。”“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29块钱，虽然条件艰苦，但我感觉人心很齐，而且协作能力也比较强，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一句话，就是心往一处想”。
　　“我们医疗队的名声在当地是非常好的。当时我还要从事征兵体检，一般都被安排在乡政府，与外界隔绝。那时当兵是农村人的一条出路，找关系的也很多，但都被我一一拒绝”。
　　汤国良1975年毕业于长沙市卫生学校，之后到市四医院参加工作，在妇产科工作，1976年10月随第三批医疗队下乡，这次去的是望城县白箬区嵇山公社卫生院。
　　“我在那里也做‘万金油’医生，白天在妇产科工作，晚上还要背着药箱出诊，同事用扁担帮我挑着所需要的医疗器械。那时人的体质好，很少有病人术后感染的，即便有，输几瓶液也就痊愈了。那个时候，老百姓特别淳朴、单纯，医患关系一般都很好”。
　　不過让汤国良比较难忘的，还是晚上接生，“当时农村都没有电，晚上接生的时候一般都是由旁边的人打手电筒，点煤气灯照着，自己还要发煤气炉，烧热水。热天护理新生儿，有时还要自己扇扇子。”
　　“我当时的工资只有30块钱一个月。那时我们都年轻，也没有觉得苦，有时还觉得蛮好玩。市四医院的领导知道我们条件艰苦，也经常带许多吃的来看望慰问我们。我就觉得当时也是自己的一种奉献吧。”
　　其实，长沙市第四医院紧挨着岳麓山、岳麓书院，与新民学会仅隔一条马路，也许是浸染久了湖湘文化精华的缘故，无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今天的湖南援藏，抗非典，抑或是湖南援非医疗队，都有市四医院医务人员的身影。四医院是西藏贡噶县人民医院定点援助帮扶医院，时至今日，先后派了四批9人长期定居，医院领导及大批医务人员都多次到达贡噶县进行技术指导。在抗非典前线和援非工作中，四医人在奉献爱心、光明复明、开拓微创手术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得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彭佩云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新时代，医院的医联体达70多家，一大批医务工作者“且专且全”坚守医疗卫生的前沿，涌现出了闻名全国的“长沙好医生”李良义、“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胡国潢、“雷锋式服务明星”何秀波、“拼命医生”李伯平等一张张“中国医师”名片。也正是这种“立足岗位、恪尽职守”的精神传承，才让市四医院涌现了一批批时代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