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魁祸首是全社会畸形的教育观，成功观，再向上追溯，就是地区、阶层之间落差巨大的资源分配。
　　
　　与纷乱的春天一起到来的，是大学生自杀“旺季”。
　　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一跃而下，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3月28日，南京林业大学南方学院化学工程系一黄姓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自杀身亡，据称与考研压力大有关。
　　大学生自杀似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就发生63宗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北京、上海各23宗。2009年，学生自杀趋势有增无减，仅上半年，北京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这一年年尾，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之死一时成为新闻焦点。
　　对于北邮博士的死因，校方三缄其口。不过，此后，该博士一封声泪俱下的遗书在网络上被广为流传。遗书如同一封对社会的控诉书：“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
　　遗书透露该博士来自一个贫寒家庭，他的母亲“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并且是“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为此他一再向母亲表示歉意。
　　这位博士的压力是双重的，既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极度贫寒的家庭和母亲自我牺牲式的付出增加了其必须成功的压力，让他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显得格外敏感和脆弱。
　　不成功便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悖论：越是家庭贫困的，越是要以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决心去攀上学位高峰，而在目的达到之前，这个学生及其家庭很可能已被耗尽。杨元元事件后，有分析指出，是盲目考研杀害了杨元元(她考了四次，最终在27岁考上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
　　其实，盲目考研只是表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是全社会畸形的教育观、成功观，再向上追溯，就是地区、阶层之间落差巨大的资源分配。
　　当下社会，人的成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物质标准。具体到教育，能否取得硕士博士等高学位、能否找到高薪工作、能否去北京上海就业，都是重要指标。如果不符合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这个大学生“失败”了。
　　我们不忍也不该去责怪死者，毕竟他们的悲剧是社会的产物。重要的是他们的死应该让生者警醒：“不成功便成仁”的社会观念应当变一变了。
　　2039年，“蚁族”成为年度热词，他们无疑被当成了“失败”者。今年两会期间，一位热心的政协委员探访北京蚁族聚居区时还流下了眼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生存条件恶劣的大学生对同情却并不领情。他们认为，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奋斗期”，不需要外界如此关注。他们有知识、心态积极，而且时间也站在他们一边。反衬之下，却显出社会心态的庸俗和功利。
　　而支撑这种社会心态的，是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教育目标单一，大城市马太效应，官本位，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机会不平等。
　　对此，一个重要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教育入手，以国家教育政策的变革来引导社会观念的变迁。当下的劳动力需求结构暴露出，我国的高等教育过剩而职业技术教育匮乏，一方面许多具有高学历的大学生找不到岗位，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却频频爆出招工难——那里缺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的劳动力，如高级技工等。
　　这是教育结构上的重大缺陷，呼声持续多年却不见实际改变。不久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20年，中国高教毛入学率要从目前的20％多增长到40％。有学者估算，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最多达到1万多美元，大学入学率却要达到现在国际上人均3万美元的水平，过于超前。有人分析说，这可能导致教育结构和人力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美国《时代》周刊近日推出封面专题，预测未来10年的10大趋势，“捍卫‘失败’的自由”位列其中。文章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美国人有四大自由：言论、宗教、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如今再多一项自由：“失败”，可谓第五大自由。
　　受此啟发，我们呼吁给大学生以“失败”的自由一学位不必硕博、就业未必在大城市、不一定刚起步就是白领薪水过万……而这一切，不是一句“转变观念”的虚言就能达成，要靠公共政策的切实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