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袁行霈的中国诗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叶,继承了以朱自清、林庚为代表的审美鉴赏一脉,以建设中国诗学为目标,围绕诗歌艺术魅力问题进行理论探求.一方面,坚持以中国为本位,以诗史为基础,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中国诗论的传统再出发,并行于诗歌艺术史和诗歌艺术论两条轨道,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了史论结合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强调诗歌鉴赏中的主体感受,重视审美的情感沟通,用心理解诗人的处境,又从研究中获得情感的体验和精神的成长,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心艺相通的风格特色.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下中国诗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袁行霈的中国诗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叶,继承了以朱自清、林庚为代表的审美鉴赏一脉,以建设中国诗学为目标,围绕诗歌艺术魅力问题进行理论探求.一方面,坚持以中国为本位,以诗史为基础,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中国诗论的传统再出发,并行于诗歌艺术史和诗歌艺术论两条轨道,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了史论结合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强调诗歌鉴赏中的主体感受,重视审美的情感沟通,用心理解诗人的处境,又从研究中获得情感的体验和精神的成长,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心艺相通的风格特色.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下中国诗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他文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未来5年要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能,切实建构防止返贫的治理体系,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践证明,关于贫困现象的认知,有村庄内生的穷人认知体系和外生的贫困认知体系两种差异化解读,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出现“错位”“越位”的“悖论性”政策实践,进而降低乡村振兴衔接防贫治理效能.在未来5年的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促进脱贫地区村庄内生和外生融合发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底座,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包含了大量微妙的调适和平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将各种社会事实纳入数字治理体系,对社会事实进行定义、测量和计算等,提高了治理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的清晰度,但同时也更近距离地面对难以识别和穿透的屏障,面临大量难以消除的模糊地带.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构成了当前数字化治理的基本矛盾,体现在基层治理的各层面各环节,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条件或约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承认社会事实的内在模糊性,适度地推进社会事实的数字化转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我国不仅需要稳步推进内城空间的更新建设,还应充分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契机,在有限的时空下集中解决快速城市化所遗留的诸多弊病.城市更新背景下邻避问题的应对,显著区别于城市扩张阶段的应急处置模式,需要突破邻避设施兴建与否等微观空间尺度,并使其契合于城市发展整体进程.本文通过解析某邻避事件案例,发现案例前期“悬而未决”的邻避困局与后期冲突快速处置呈现出鲜明对比,其间隐含着城市更新阶段邻避治理策略的转换,更多通过空间尺度变换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大空间.这种城市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邻避治理策略
共同富裕建立在效率和公平互促的基础之上,否则,要么会出现社会分化,要么会陷入共同贫困.一般地,收入结构影响社会效率的内在机制体现在两方面:在微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激励人们的劳动支出和提高劳动效率;在宏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并推动社会合作.因此,即使效率和公平在短期内呈现某种替代性,但在长期内也具有越来越强的互补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性和互促性会不断增强.政府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来提升社会公平,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
转对是宋代臣僚议政言事的重要制度途径.该制源自晚唐五代,在北宋晚期,其作为言路构成的政治意义已被普遍认可.然而,意义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制度规范的成熟,南宋转对制的基本模式由高宗朝所奠定.高宗运用制度祖宗法度的属性,迎合流行政治理念明君听纳的君道诉求,希望通过举行转对以兼听谋众,重建政治秩序.由此带来了制度在功能、规范、执行等方面的发展与固化.正是以高宗朝为过渡,转对由北宋尚需君臣推动方能维系的临时求言举措,变为君主听政的固定环节,且逐步发展为一种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评价性机制,形塑着宋人对日常政务活动开展的标准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现实抽象"这一概念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不仅成为西方左翼批判话语的"基础概念",也最能够体现其运思方式.从西美尔开始,经过索恩-雷特尔、阿多诺以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一直到洛茨等人,"现实抽象"实质上的理论任务要么是"再康德化马克思",要么是对康德的再马克思化.但是,基于康德的认识论结构,我们将看到,在此类"现实抽象"的理解中,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对康德进行解读,这终究陷入了一种"俯视"的思维之中.当人们转而认真审理康德对认识前提与存在前提的区分时,从交换再深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方式则成为理解
金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家银行实践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单一银行体制探索,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构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道,积累了五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即坚持以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符合国情的金融发展模式、坚持对金融系统的严格管控、坚持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和坚持依法严格监管.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可从概念、关系、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厘定与考察.就政府责任的概念而言,其包括行政宪制责任、行政治理责任、行政行为责任三个在结构与功能上内在关联的复合层次,最终统一于行政法治.就"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而言,"共建共治"要求这三元治理主体之间应互动协同,政府责任体系必须置于治理格局之中,通过化解诸多法治风险予以重构.就政府责任的落实方法而言,应遵循"责任法定"的基本原则,依归法治方法,使政府既能回应蕴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的责任嬗变,又不失蕴含于依法治国方略之中的行政法治本色
剧烈而持久的党争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点.党争造成官员集团的分裂和内讧,辽东边臣也被卷入党争之中,其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深受党争影响.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明朝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主要标准.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东林党的支持.袁崇焕自视为清流官员,长期坚持同阉党作斗争,天启末年为顾全辽东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灾祸,又一度转而与阉党合作.明清战争是影响朝廷党争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焕的个人命运是朝廷党争和明清战争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