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瑞，据《明史》记载：“秉刚劲之性，憨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励，诚为人所难能。”他一生清贫如洗，至死仅余十余兩银子，竟不足以支付丧葬之费，虽穷困至此，海瑞却坚决不触碰法律的底线。海瑞坎坷一生，仕途波折，唯有对法律的信仰从未改变过。在海瑞眼里，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升官发财与他没半点干系。
　　 海瑞判案，在公平之外，亦不忘理性的作为。在诉讼双方理由相持的情况下，他一向秉持“三可屈三不可屈”原则，即“可屈弟（侄）不可屈兄（叔），可屈贱不可屈贵，可屈富不可屈穷”。屈弟（侄）是对传统礼仪的重视，屈贱是对权威和人性高贵的尊崇，屈富是对天下苍生的怜悯。
　　 海瑞是封建法律的忠实信奉者，他坚信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人不可僭越。他同时又是一位清醒务实、关注制度的经济后果的法官和法律思想家。历史上，他提出了公平定理、差别定理和疑罪从无理论，并从6个差别保护的例子加以诠释，即：“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界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在6个差别保护的例子中，海瑞通过枚举诉讼者的各种差别，兄弟、叔侄、贫富和直顽等，提出产权差别保护原则，表达具象、生动、鲜活。在此基础上，分别以产业论，以言貌论，凸显体恤之心，又不忘维护国体权威，既强化了对弱者的保护，又考虑了不同身份的人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尊严。
　　 对所有案件，海瑞主张无论事大事小，都必须以是非曲直为基础依法处理，坚决反对“和稀泥”、当“和事佬”。之所以有“三可屈三不可屈”之“屈”，是因为海瑞的公平，是建立在事实和人性的基础上的。
　　海瑞赞同“息讼”，着力于以司法功能尽快消除社会纷争。但他眼中心中的“息讼”不是“畏讼”，更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全力听讼的基础上，依照案情的是非曲直强化执法，真正避免有人钻法律的空子，减少机会型诉讼，从而达到依法公正裁判的目的。
　　 海瑞深知：“两造具备，五听三讯，狱情亦非难明也。然民伪日滋，厚貌深情，其变千状，昭明者十之六七，两可难决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难不能两舍，将若之何？”即在双方均出庭陈词辩论（两造具备），经过规定的程序（五听三讯）的情况下，60%-70%的案件可以查清，依法裁判;但由于当事人的学识技能及专业限制，会有20%-30%的案件双方的证据和论证难分高下，无论判决何方胜诉，法理上都不为错;还有10%的案件因为缺乏证据或证据不充分，完全无法决断。
　　 正因如此，“可屈的与不可屈的”，尽在“息讼”之时达成。可以说，“三可屈三不可屈”，既是基于法律的主张，又是基于效率的主张，更是基于公平道义的人性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