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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教育投资体制的不断深化，以及成本分担理论的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试图以湖南省为例，对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分析，从而找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教育经费；教育经费来源结构
一、教育经费与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内涵
教育经费是指为教育提供物质条件的货币表现，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中实际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以及社会各种力量和个人直接用于教育的费用。教育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事业，教育经费成为教育事业赖以发展的必要的物质保障，而且一直是影响我国教育规模扩大和教育质量提升的最直接因素。[1]
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是指教育经费的各个来源渠道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由于在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学校和部分中央院校转为地方管理的体制转轨，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在中央与地方所占的比例上随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外，高校扩招政策与成本分担制度的实行，以及个人收入政策的倾斜，使得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本文以湖南省高等教育为例，对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本文所指的高等教育是指除成人高等教育以外的普通高等教育。
二、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
1.中央与地方的构成。1999年，在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基本完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学校和部分中央院校转为地方管理的体制转轨，高等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构成也发生一定的变化。近年来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收入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构成如下表1：
（原始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2－2004）
从上表可以看出，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在总量上都是逐年增加，但增长速度地方明显高于中央，其中地方2004年比2002年增长了55.68%，中央2004年比2002年增长了6.39%。高等教育经费在中央与地方的构成比例上，中央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地方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其中地方2002年占到总经费的三分之二，2004年占到四分之三，地方占到绝对主导地位。
2.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在此对湖南省2001－2004年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进行了计算统计，具体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主三辅”的多元化格局，而是形成了以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学杂费为主的“两极化”现象，两者比例合计占到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的80%左右。而且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降低，由2001年的40.92%下降到2004年34.23%；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由2001年的36.95%上升到2004年的44.82%。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者郭海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一文中指出，“人们所设想的高等教育经费多渠道的来源——财、税、费、产、社、基、贷、息（财政、教育税、学费、产业、社会捐赠、基金、科研、信贷、利息）并没有真正实现，整个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呈现出了成本负担向学生及其父母的转移，两种主要来源渠道此消彼长的二元化趋势”[2]。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统计发现，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降低，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学杂费比例已明显高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且这两种主要来源渠道仍然保持着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下降的变化趋势。其它几种来源渠道变化不大。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2005）
三、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不难看出，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如下变化趋势：地方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中央所占比例逐年降低；在一般来源结构中，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财政预算内比例逐年下降。针对这一变化趋势，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看，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外部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状况，它是对教育经费投入量的一个决定因素，是实现教育经费投入的现实基础。国际上通常把一个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作为衡量该国教育经费投资水平指标，而且称为国家对教育的努力程度。国民经济良好，国家的财政收入充分，对教育的投入才有可能越大。在此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价值的总和。其价值形态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值之和，增加值等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总产出减去中间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一个“生产”的概念，说明了国民的经济收入水平是否能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教育经费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消费”，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与高等
教育经费就构成了一种“收入”与“支出”关系，所以国内生产总值是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一个限制量[3]。同时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人均GDP的增长，居民个人支付能力也相对加强，因而家长及学生个人付费已成为学杂费比例增加的一个外部原因。
另一个是内部因素，也就是高等教育的规模，它是教育经费投入增加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影响教育经费投入的一个内部推动力量。高等教育规模逐渐扩大必然要求教育经费随之增加，才能满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了经费来源二元化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用规模政策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用规模经济的观点来解释扩张的效果，但事实上，这种扩张是依靠学生学费来支撑的[4]。
2.实证分析。通过对湖南省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的统计发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并没有形成真正多元化的格局，而是形成了以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学杂费为主的“两极化”现象，其它来源渠道变化不大，因此，在对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进行相关性分析时，只选取了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学杂费比例作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结构指标。另外选取湖南省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与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以往的教育经费的研究都是以每年的招生数为自变量来研究的，笔者认为教育经费的使用对象是全体学生，所以在研究的时候应该用每年的在校生数量的变化作为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化研究）作为影响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可控因素指标。近年来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结构指标与其可控因素如表3：
（数据来源：《湖南统计年鉴》、《湖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2-2005）
通过以上指标，将其输入电脑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作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他们之间的相关性矩阵表，如表4：
由表4可以发现，学杂费比例与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表现出高度正相关，与这些指标的相关性由弱到强的顺序依次是：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量。此外，由上表4还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表现出高度负相关，与这些指标的相关性由弱到强的顺序依次是：GDP、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量、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表现出负相关是因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是由于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幅度太大，从而导致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降低，而反映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在校大学生数是逐年上升，因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学校规模表现出负相关。由此可以得出，影响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主要指标为GDP、地方财政收入、人均GDP与在校大学生数。
四、政策分析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要逐步提高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总体水平，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相适应。财政在安排预算时，要保证教育的发展，做到“一个优先、两个比例提高、三个增长”。在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中，虽然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逐年降低，但个人投资大幅增加，财政预算内和个人所占比例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但投资的绝对值都在增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的加深，1999年实行大规模扩招政策，使得学生数量急剧增多，加之个人收入的政策倾斜，从而使得学杂费比例大幅度上升。1999年，在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基本完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学校和部分中央院校转为地方管理的体制转轨，中央与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地方教育投资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5]，地方所占比例也因此而逐年上升，中央所占比例相应出现逐年降低的现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受经济指标与政策因素的影响，成本分担理论与能力支付原则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家政策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讲，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地方财政收入、人均GDP与GDP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指标，就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学杂费比例而言，它们受这些指标的影响程度又各不同。目前，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两极化”现象，其它来源并未达到预期真正多元化的效果。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两极化”虽是一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但为保证高等教育的稳定发展，有必要不断进行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探讨与研究，并合理制定有关高等教育政策，在真正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合理化，从而从根本上缓解高等教育经费危机。
参考文献
[1][3]米红.郭书群.《未来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状况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5.（1）
[2][4]郭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10）
[5]沈百福.《地方教育投资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教育经费；教育经费来源结构
一、教育经费与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内涵
教育经费是指为教育提供物质条件的货币表现，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中实际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以及社会各种力量和个人直接用于教育的费用。教育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事业，教育经费成为教育事业赖以发展的必要的物质保障，而且一直是影响我国教育规模扩大和教育质量提升的最直接因素。[1]
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是指教育经费的各个来源渠道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由于在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学校和部分中央院校转为地方管理的体制转轨，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在中央与地方所占的比例上随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外，高校扩招政策与成本分担制度的实行，以及个人收入政策的倾斜，使得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本文以湖南省高等教育为例，对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本文所指的高等教育是指除成人高等教育以外的普通高等教育。
二、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
1.中央与地方的构成。1999年，在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基本完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学校和部分中央院校转为地方管理的体制转轨，高等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构成也发生一定的变化。近年来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收入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构成如下表1：
（原始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2－2004）
从上表可以看出，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在总量上都是逐年增加，但增长速度地方明显高于中央，其中地方2004年比2002年增长了55.68%，中央2004年比2002年增长了6.39%。高等教育经费在中央与地方的构成比例上，中央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地方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其中地方2002年占到总经费的三分之二，2004年占到四分之三，地方占到绝对主导地位。
2.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在此对湖南省2001－2004年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进行了计算统计，具体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主三辅”的多元化格局，而是形成了以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学杂费为主的“两极化”现象，两者比例合计占到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的80%左右。而且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降低，由2001年的40.92%下降到2004年34.23%；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由2001年的36.95%上升到2004年的44.82%。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者郭海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一文中指出，“人们所设想的高等教育经费多渠道的来源——财、税、费、产、社、基、贷、息（财政、教育税、学费、产业、社会捐赠、基金、科研、信贷、利息）并没有真正实现，整个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呈现出了成本负担向学生及其父母的转移，两种主要来源渠道此消彼长的二元化趋势”[2]。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统计发现，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降低，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学杂费比例已明显高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且这两种主要来源渠道仍然保持着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下降的变化趋势。其它几种来源渠道变化不大。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2005）
三、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不难看出，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如下变化趋势：地方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中央所占比例逐年降低；在一般来源结构中，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财政预算内比例逐年下降。针对这一变化趋势，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看，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外部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状况，它是对教育经费投入量的一个决定因素，是实现教育经费投入的现实基础。国际上通常把一个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作为衡量该国教育经费投资水平指标，而且称为国家对教育的努力程度。国民经济良好，国家的财政收入充分，对教育的投入才有可能越大。在此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价值的总和。其价值形态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值之和，增加值等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总产出减去中间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一个“生产”的概念，说明了国民的经济收入水平是否能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教育经费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消费”，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与高等
教育经费就构成了一种“收入”与“支出”关系，所以国内生产总值是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一个限制量[3]。同时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人均GDP的增长，居民个人支付能力也相对加强，因而家长及学生个人付费已成为学杂费比例增加的一个外部原因。
另一个是内部因素，也就是高等教育的规模，它是教育经费投入增加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影响教育经费投入的一个内部推动力量。高等教育规模逐渐扩大必然要求教育经费随之增加，才能满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了经费来源二元化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用规模政策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用规模经济的观点来解释扩张的效果，但事实上，这种扩张是依靠学生学费来支撑的[4]。
2.实证分析。通过对湖南省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一般结构的统计发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并没有形成真正多元化的格局，而是形成了以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学杂费为主的“两极化”现象，其它来源渠道变化不大，因此，在对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进行相关性分析时，只选取了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学杂费比例作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结构指标。另外选取湖南省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与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以往的教育经费的研究都是以每年的招生数为自变量来研究的，笔者认为教育经费的使用对象是全体学生，所以在研究的时候应该用每年的在校生数量的变化作为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化研究）作为影响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可控因素指标。近年来湖南省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结构指标与其可控因素如表3：
（数据来源：《湖南统计年鉴》、《湖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2-2005）
通过以上指标，将其输入电脑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作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他们之间的相关性矩阵表，如表4：
由表4可以发现，学杂费比例与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表现出高度正相关，与这些指标的相关性由弱到强的顺序依次是：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量。此外，由上表4还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表现出高度负相关，与这些指标的相关性由弱到强的顺序依次是：GDP、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量、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表现出负相关是因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是由于学杂费比例逐年上升幅度太大，从而导致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逐年降低，而反映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在校大学生数是逐年上升，因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学校规模表现出负相关。由此可以得出，影响近年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主要指标为GDP、地方财政收入、人均GDP与在校大学生数。
四、政策分析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要逐步提高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总体水平，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相适应。财政在安排预算时，要保证教育的发展，做到“一个优先、两个比例提高、三个增长”。在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中，虽然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逐年降低，但个人投资大幅增加，财政预算内和个人所占比例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但投资的绝对值都在增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的加深，1999年实行大规模扩招政策，使得学生数量急剧增多，加之个人收入的政策倾斜，从而使得学杂费比例大幅度上升。1999年，在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基本完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学校和部分中央院校转为地方管理的体制转轨，中央与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地方教育投资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5]，地方所占比例也因此而逐年上升，中央所占比例相应出现逐年降低的现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受经济指标与政策因素的影响，成本分担理论与能力支付原则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家政策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讲，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地方财政收入、人均GDP与GDP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指标，就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与学杂费比例而言，它们受这些指标的影响程度又各不同。目前，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两极化”现象，其它来源并未达到预期真正多元化的效果。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两极化”虽是一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但为保证高等教育的稳定发展，有必要不断进行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探讨与研究，并合理制定有关高等教育政策，在真正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合理化，从而从根本上缓解高等教育经费危机。
参考文献
[1][3]米红.郭书群.《未来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状况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5.（1）
[2][4]郭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10）
[5]沈百福.《地方教育投资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