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更是莫此为甚。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世界中，不同的经济体即使同样存在流动性过剩现象，但其产生的原因肯定会有所不同。例如，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流动性过剩常常与企业家的景气信心指数下滑有关；石油出口国国家的流动性过剩常常与油价暴涨和石油美元累积过度有关；中国台湾流动性过剩则是近些年来阿扁政权肆意贪腐大闹台独实体经济出现衰退和“空转”；金融派生现象；……
　　那么，对我们的流动性过剩到底作何解释呢？
　　从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信息看，目前主要流行两种流动性过剩成因说：一是“外汇增长过快论”；二是“银行存差过大论”。
　　“外汇增长过快论”的逻辑思路是：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过大，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外币被自动转化为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这部分新增的货币就会成为由正常经济增长需求引致的信贷供给形成的正常货币供应量之外的超额流动性。
　　“银行存差过大论”则是从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的角度将全社会总存款大于总贷款的差额部分（十多万亿）看成是随时可进入流通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形成冲击的多余流动性。将巨额存差视作过剩流动性，这是许多人都持有的一种看法。
　　在上述两种看法中，将巨额双顺差视作流动性过剩主要原因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当然，这其中也有人缠来搅去地引入所谓更“深层”的分析，认为储蓄过度又是双顺差进而流动性过剩形成的根本原因等等。
　　我觉得，上述的流动性过剩原因分析尽管都有些道理但却又不具备令人完全折服的解释力的关键在于这些解释说来说去只是着眼于“钱多了，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这样一个分析视角，而没有想到提出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不管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在我们这个具有‘黑洞式资金需求’特征的庞大且快速成长经济体中，钱为什么会有过剩之嫌？”
　　进行了这样的换角度思考之后，我们似乎又可以大胆立论：无论是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还是银行体系中的巨额存差，这两种现象本身并没有性质上的良恶之分，关键在于我们的金融当局能否更聪明地运用一些调节手段使这些“过剩的货币”被有效率地运用出去而不是壅塞于金融循环中成为一股左冲右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投机力量。可以进一步分析：（1）一个国家有了巨额贸易顺差，不一定就意味着“国家获利”，但若出现巨额贸易逆差，那就肯定是“国家欠钱”；所以，顺差一般说都是好现象。（2）银行体系的存差决不能同流动性过剩等量齐观，发达国家许多银行的存贷比不足60％，但整体上并不存在流动性过剩，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拥有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市场能够提供足够的金融工具使得那些有巨大存差的银行可以通过表外业务、各类投资和流动性管理的方式把自己的钱有效地运用出去；（3）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难以满足的资金需求与难以消解的流动性过剩两种矛盾的现象同时并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经济体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出了明显的大毛病，并且，这个“大毛病”的名称必定为——“金融管制过度”。
　　有领导者也许会发问：在中国目前这种有声有色、蓬蓬勃勃的金融改革开放浪潮中，难道说还存在“金融管制过度”问题吗？是的——用马克思当年说过的话回答——我们这里所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终极原因是金融管制过度。
　　无论国际收支中双顺差的情况如何，也不管银行系统的整体存贷比水平怎样，只要根据中国国情设计出一套金融自由化改革方案，放松金融管制，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让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能够在混业经营和扩宽投资渠道上得到更多的自主和自由，让民间资本更方便地参与服务于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和民营科技企业的金融机构设立及金融服务，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让所有的好企业都能够更便利地上市、上柜融资，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流动性过剩的矛盾就会迅速缓解。
　　流动性过剩常常被看作是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失误的结果，这种观点不能说全错，因为流动性过剩既和宏观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也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部分地得到解决，但从中国目前情况看，从制度或体制方面找原因似乎更有说服力，设计出同体制或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新金融政策似乎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历来认为：过剩就意味着浪费！所以，新金融政策设计的着眼点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及世界）的金融资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有的金融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流动性严重过剩”现象还有其存在的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