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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资金与劳动的比例不协调，结果使得劳动力优势发挥受到抑制。通过对安徽省和江西省两个中部省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研究，发现只有提升政府在标尺竞争中的竞争力，形成资金向中部流入的局面，才能扭转资本和劳动比例失衡的状况，推进工业化并实现中部地区崛起。
关键词：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128－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年均约10％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中央政府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之后，又进一步提出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来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统筹发展。江西省与安徽省同样作为中部省份在地理区位和产业发展经济规模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因此提供了中部崛起的研究典型。
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顺利流转将会促进原来的居住地区的收入水平，同时促进经济发挥比较优势，中部地区省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的说法，随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会使城乡的收入差距得到改善。
外向型经济导向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撑。正如纳克斯所说：“在落后的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发展处于边缘化的中部地区而言，引进资本的流入，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如果劳动力能够在本区域顺利流转，这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所以需要该地区有相应的产业体系配套和足够的资本来吸纳剩余的劳动力资源。
一、资本缺失的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在其二元经济结构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中，阐释了劳动力流动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假定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随着工业化的不断继续，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此时工业资本处于稀缺阶段，利润额度不断增加，但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后，劳动力的供给也受到了约束，不再是无限供给，劳动力和工业资本同样稀缺了，利润的额度也未必增加。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强调了工业资本积累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中部地区，对于像安徽、江西这样的中部省份，劳动力的流动处于第一个阶段，需要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去。
省份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的学者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迁移距离与迁移成本成正比关系，与迁移概率成反比关系(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而距离并不仅是旅费、路途时间和相关的心理成本，更重要的是为寻找必要的机会所需要的一定的社会网络(蔡昉，2001)。安徽、江西，具有中部省份所特有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产业结构上与东部地区沿海地区存在差距，工业化的程度都是很低的，所以这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够像东部发达地区一样，通过向本省份城市转移来实现，而是更多通过向其他发达的省份输出劳动力来解决。
虽然向周围省份转移劳动力是促进本地区收入增加的一个措施，然而从经济的角度考察，劳动力向中部以外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流失，其后果就会影响中部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本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如果能够向本地区内部转移，更为确切地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城市间实现就业，无论对于劳动者本身而言，还是对于城市的发展都将起到突出作用。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最好的选择，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所以中部地区的省份工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是影响的主要因素。拉尼斯，费景汉(1961)指出，虽然向工业转移劳动力是解决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的措施，但是随着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小和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的回升，必然会引起劳动力再次向农业流动回来。所以，发展中部地区的现代农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另一个有效途径，且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会优于向工业单纯转移劳动力的作用。
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制作业的集中会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增强了发达地区对于劳动力的拉力，结果造成中部区域的边缘化(敖荣军，2005)。中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被发达地区所使用，中部地区荒废了这一优势，在长期，其后果就是不能够持续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的收入增加。所以，促进中部经济的腾飞和地方居民的收入增长的直接途径还是应该归结于资本的流入，只有资本在本区域投入的总量不断攀升，才能够产生相应的制作业和较为发达的服务业。罗斯托(1990)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只是它的投资率是否相对低于人口增加的问题，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言，只有充裕的资本，资本的投资率较高并且超过人口增长就可能形成较高的人均产出，经济的增长就会更加持久。通过大量向中部地区的引资活动，必将提升资本劳动的比例，使得失衡已久的资本劳动比例处于恰当的水平。
通过产业布局的理论，产业的布局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因素、人口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等。中部省份地理位置处于我国中部，交通便利，辐射范围较广，资源与东部地区比较而言更加丰富，那些在东部因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经营绩效下降的企业会选择到中部地区去投资创办企业，从而降低成本，是一些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理想选择之地。
不可否认政府的效率是影响资金流入重要因素之一。政府的行为在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当地的经济政策、长期发展目标规划以及对于市场的开放亦或管制，更重要的是能否营造出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设施，是否具备较强的招商引资的能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行的分权制改革，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能力强的省份基础设施较好，政府高效廉洁的省份基础设施良好(张军，2007)，因此，政府的效率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基于安徽、江西两省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
(一)经济增长表现
安徽省和江西省两个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从人均GDP角度考察，具有惊奇的相似，在大幅增长的年份里，两个区域都呈现出相近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这样增长与沿海发达省份相距较大。造成这样的原因不外乎处于中部区域的省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长期处于国家优惠经济政策的游离地带，而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振兴等)中又被边缘化，经济发展难免塌陷，尽管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 已经开始起作用，但是经济起点不高依然是充满挑战性的。在这个共同特征之外，两个省份也略微呈现出不同，即从最近几年的趋势看，自从2001年两个省份的人均GDP量值正好相等，随后的几年里，江西的人均GDP略高于安徽省，反映出“江西现象”的产生。
(二)资本与劳动力转移
江西省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安徽省相比，在很多年份(1991－2001年)都是低的，至少相差是不大的，而在2001年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超出安徽省，2005年的人均水平，江西是安徽的1.22倍，这与人均GDP产值的大小是存在一定相同特征的。对于外商投资而言，也存在同样的现象，而且在最近的五年里，江西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更快，2003－2005年的三年增长幅度达到31.41％，比安徽省高出7％，三年在FDI总量平均是安徽省的3.79倍。而另一方面，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安徽的就业比例略高于江西，同时两个省份都呈现出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开始下降的趋势，而近几年的下降幅度江西也略快于安徽，同时两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都显示增加的趋势，两个省份的增幅都不大。这从一个层面上讲，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进一步拓展空间。
(三)政府效率
安徽省和江西省两个省份在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别之处在于江西省在吸纳FDI的能力增强，而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相对较低，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江西省的行政管理支出都低于安徽省，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江西省的行政管理支出占到安徽省的64.61％和69.06％。对于中部的省份而言，资金的缺乏是普遍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没有足够的资本，不能够实现工业化，不能够创造出充分的就业岗位来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资金的来源又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当地的招商引资环境所影响，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的办事效率是影响资金流入的除了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和人口科技等之外的重要因素，而在基础建设投资过程中，江西省的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拨款总体上也是低于安徽省的财政基本建设拨款的。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江西的支出占安徽省支出的67.32％和65.11％。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办事效率。对于投资者而言，资本的移动是快速而不必考虑空间变化的，政府效率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越是有效率的政府在主导型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越是明显，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越能够起到推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对于一个基于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分析以及安徽省和江西省的经济发展现实情况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中部省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本地区的劳动力剩余问题，消除或者化解劳动力剩余的途径表现在形成优化的资本劳动比例，通过向周边发达的省份输出剩余劳动力，减少本区域劳动数量来解决劳动力剩余是一个途径，但是该途径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次，通过向中部地区吸引资金是扭转资本劳动比例失衡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所以通过引资发展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充分的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冗余。而且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表现在城乡差距的缓解或是差距的扩大，在中部地区首要解决城乡的分割，这是推进经济增长以及解决本区域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只有引进相应的资本，并运作起来，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
最后，中部省份面对资本缺乏的现象，制约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当务之急莫过于强化政府的竞争力，在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可能使得更多的资金向本区域流入。政府效率的提升，政府营造良好优越的投资环境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加上中部地区的自然地理等优势，政府在推动中部经济崛起的作用会随着引资而进一步加强。
[责任编辑 张 凌]
关键词：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128－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年均约10％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中央政府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之后，又进一步提出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来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统筹发展。江西省与安徽省同样作为中部省份在地理区位和产业发展经济规模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因此提供了中部崛起的研究典型。
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顺利流转将会促进原来的居住地区的收入水平，同时促进经济发挥比较优势，中部地区省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的说法，随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会使城乡的收入差距得到改善。
外向型经济导向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撑。正如纳克斯所说：“在落后的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发展处于边缘化的中部地区而言，引进资本的流入，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如果劳动力能够在本区域顺利流转，这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所以需要该地区有相应的产业体系配套和足够的资本来吸纳剩余的劳动力资源。
一、资本缺失的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在其二元经济结构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中，阐释了劳动力流动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假定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随着工业化的不断继续，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此时工业资本处于稀缺阶段，利润额度不断增加，但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后，劳动力的供给也受到了约束，不再是无限供给，劳动力和工业资本同样稀缺了，利润的额度也未必增加。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强调了工业资本积累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中部地区，对于像安徽、江西这样的中部省份，劳动力的流动处于第一个阶段，需要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去。
省份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的学者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迁移距离与迁移成本成正比关系，与迁移概率成反比关系(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而距离并不仅是旅费、路途时间和相关的心理成本，更重要的是为寻找必要的机会所需要的一定的社会网络(蔡昉，2001)。安徽、江西，具有中部省份所特有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产业结构上与东部地区沿海地区存在差距，工业化的程度都是很低的，所以这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够像东部发达地区一样，通过向本省份城市转移来实现，而是更多通过向其他发达的省份输出劳动力来解决。
虽然向周围省份转移劳动力是促进本地区收入增加的一个措施，然而从经济的角度考察，劳动力向中部以外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流失，其后果就会影响中部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本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如果能够向本地区内部转移，更为确切地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城市间实现就业，无论对于劳动者本身而言，还是对于城市的发展都将起到突出作用。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最好的选择，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所以中部地区的省份工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是影响的主要因素。拉尼斯，费景汉(1961)指出，虽然向工业转移劳动力是解决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的措施，但是随着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小和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的回升，必然会引起劳动力再次向农业流动回来。所以，发展中部地区的现代农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另一个有效途径，且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会优于向工业单纯转移劳动力的作用。
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制作业的集中会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增强了发达地区对于劳动力的拉力，结果造成中部区域的边缘化(敖荣军，2005)。中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被发达地区所使用，中部地区荒废了这一优势，在长期，其后果就是不能够持续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的收入增加。所以，促进中部经济的腾飞和地方居民的收入增长的直接途径还是应该归结于资本的流入，只有资本在本区域投入的总量不断攀升，才能够产生相应的制作业和较为发达的服务业。罗斯托(1990)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只是它的投资率是否相对低于人口增加的问题，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言，只有充裕的资本，资本的投资率较高并且超过人口增长就可能形成较高的人均产出，经济的增长就会更加持久。通过大量向中部地区的引资活动，必将提升资本劳动的比例，使得失衡已久的资本劳动比例处于恰当的水平。
通过产业布局的理论，产业的布局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因素、人口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等。中部省份地理位置处于我国中部，交通便利，辐射范围较广，资源与东部地区比较而言更加丰富，那些在东部因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经营绩效下降的企业会选择到中部地区去投资创办企业，从而降低成本，是一些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理想选择之地。
不可否认政府的效率是影响资金流入重要因素之一。政府的行为在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当地的经济政策、长期发展目标规划以及对于市场的开放亦或管制，更重要的是能否营造出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设施，是否具备较强的招商引资的能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行的分权制改革，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能力强的省份基础设施较好，政府高效廉洁的省份基础设施良好(张军，2007)，因此，政府的效率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基于安徽、江西两省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
(一)经济增长表现
安徽省和江西省两个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从人均GDP角度考察，具有惊奇的相似，在大幅增长的年份里，两个区域都呈现出相近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这样增长与沿海发达省份相距较大。造成这样的原因不外乎处于中部区域的省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长期处于国家优惠经济政策的游离地带，而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振兴等)中又被边缘化，经济发展难免塌陷，尽管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 已经开始起作用，但是经济起点不高依然是充满挑战性的。在这个共同特征之外，两个省份也略微呈现出不同，即从最近几年的趋势看，自从2001年两个省份的人均GDP量值正好相等，随后的几年里，江西的人均GDP略高于安徽省，反映出“江西现象”的产生。
(二)资本与劳动力转移
江西省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安徽省相比，在很多年份(1991－2001年)都是低的，至少相差是不大的，而在2001年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超出安徽省，2005年的人均水平，江西是安徽的1.22倍，这与人均GDP产值的大小是存在一定相同特征的。对于外商投资而言，也存在同样的现象，而且在最近的五年里，江西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更快，2003－2005年的三年增长幅度达到31.41％，比安徽省高出7％，三年在FDI总量平均是安徽省的3.79倍。而另一方面，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安徽的就业比例略高于江西，同时两个省份都呈现出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开始下降的趋势，而近几年的下降幅度江西也略快于安徽，同时两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都显示增加的趋势，两个省份的增幅都不大。这从一个层面上讲，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进一步拓展空间。
(三)政府效率
安徽省和江西省两个省份在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别之处在于江西省在吸纳FDI的能力增强，而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相对较低，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江西省的行政管理支出都低于安徽省，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江西省的行政管理支出占到安徽省的64.61％和69.06％。对于中部的省份而言，资金的缺乏是普遍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没有足够的资本，不能够实现工业化，不能够创造出充分的就业岗位来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资金的来源又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当地的招商引资环境所影响，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的办事效率是影响资金流入的除了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和人口科技等之外的重要因素，而在基础建设投资过程中，江西省的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拨款总体上也是低于安徽省的财政基本建设拨款的。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江西的支出占安徽省支出的67.32％和65.11％。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办事效率。对于投资者而言，资本的移动是快速而不必考虑空间变化的，政府效率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越是有效率的政府在主导型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越是明显，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越能够起到推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对于一个基于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分析以及安徽省和江西省的经济发展现实情况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中部省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本地区的劳动力剩余问题，消除或者化解劳动力剩余的途径表现在形成优化的资本劳动比例，通过向周边发达的省份输出剩余劳动力，减少本区域劳动数量来解决劳动力剩余是一个途径，但是该途径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次，通过向中部地区吸引资金是扭转资本劳动比例失衡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所以通过引资发展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充分的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冗余。而且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表现在城乡差距的缓解或是差距的扩大，在中部地区首要解决城乡的分割，这是推进经济增长以及解决本区域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只有引进相应的资本，并运作起来，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
最后，中部省份面对资本缺乏的现象，制约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当务之急莫过于强化政府的竞争力，在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可能使得更多的资金向本区域流入。政府效率的提升，政府营造良好优越的投资环境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加上中部地区的自然地理等优势，政府在推动中部经济崛起的作用会随着引资而进一步加强。
[责任编辑 张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