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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话语一直以来是一个民族建构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民族话语及民族符号的不断重复，不断强化对民族主义精神的作用。“民族主义”一个带有现代色彩的词语，一直以来通过各式各样的传播活动，将带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传送到每一个个体，从印刷术到电视再到电影，媒介传输的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带来巨大的作用。通过对于《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以及《攀登者》三部建国70周年国庆档主弦律电影内容的分析，从中发现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对于民族意识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话语;影视文化产业;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不必填写）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强，大众传媒的作用更加日益明显，欧美、日韩的影视文化的不断涌入，在外来文化产品不断冲击的同时，其所携带的精神形象也在不断冲击着当下的社会群体。事实上，由于影视文化产业受众未经区分，因此对于当下的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塑造有着极强的“侵略性”。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独特的民族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面对被同化的危机之时，加强民族话语，重塑民族精神也成为了应对全球化洪流的重要措施。通过电视电影产品的不断输送，将民族话语重写，将民族符号重新镌刻在民族内部的每个个体身上，从而唤醒本民族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已成为了重要的手段。
一、国庆档主旋律电影，民族主义话语重塑的契机
“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这种人种的集团地形成，决定于文化的、历史的、体质的及心理的共同点，过去的共同奋斗，是民族形成唯一的先决条件，因之民族主义的目的，不仅消极地在乎维系那一群人种底生存，并积极地发挥那一群人底力量和增长那一群人底光辉。艺术和文学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为了某一民族，并由某一民族产生的，因之，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1早在上个世纪，以邵洵美、傅彦长为代表的文艺界人士，就提出了文艺界的民族主义运动。此时的民族主义在艺术界构建更多是以抵抗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为目的，运动初期便遭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阵营的猛烈攻击，虽然影响十分有限，但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发展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时至今日，影视文化行业不断发展，被认为是当下文艺界的重要部分。影视行业作为大众传媒的代表，在对于民族精神的表现上极大超越了印刷文字。“在电影上， 其所陈示的民族的色彩， 不但无须乎心理的思索与感味， 其所一望而知的， 不仅是民族色彩底片段， 且是民族精神及民族意识底整个......”2电影中所展现的民族主义内涵，一直被认为一种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强大推动力。在影视文化产业极度发展的今天，利用电影对于民族主义话语进行重塑已经成为了唤醒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强，面对着时代的冲击，对于在先辈土地上寻求的民族认同，成为了当下对应“全球侵蚀”的重要手段，也不断催生着民族主义复兴的契机。
（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诉求
“民族主义”历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事实上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温床，同时民族主义的产生也与现代化的发展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现代主义不仅将民族主义确认为现代的现象，甚至将民族、民族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共同体都看作是现代的结果。
現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带来的民族主义往往追溯到欧洲地区的特殊的国家建构，随着民族主义在各洲的不断发展，民族主义政治浪潮由区域性进而转向全球性。中国也在民族主义浪潮地波及下，进行了三次不同的试探，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建立，无一不体现着中国关于民族国家建构地努力。任剑涛提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属于后外发生形态。后发，指晚于西方先发国家;外发，指由欧洲国家传入......”;“由于中国现代国家的理论拟制与实践进路中错位而在的、种种足以左右国家进路的因素，注定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具有极强的难度。”3事实上，中国当下也确实面临这样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在现代化道路上摸索，在面对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的选择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轨道中，保持独特的民族性是当下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强大诉求。
中国当下现代化所处的阶段正是盖尔纳描述的民族主义最动荡的阶段，“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4这一时期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去支撑着现代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国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保护人，而且是一种新兴的、在初期往往很脆弱的经济的保护人。”5对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已然成为了保证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追寻幸福生活已然成为当下人民的主要矛盾。这也正是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的矛盾。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在追求民族独立性的背景下不断进行，以“民族精神”为内在的文化发展也成为了当下社会的需要。
（二）全球化影视文化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全球化已经不单单表现在经济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增加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的同时，也在各方面同西方世界进行各层级的交流。各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主体，承载着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作为“地球村”中的一员，无可避免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密切的同时，文化层面的争锋也愈演愈烈。文化已然作为国家软实力，成为了各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展现着巨大的优势，同时在意识形态构建方面也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发达国家往往以“全球利益”作为自己向外输入文化观念的基础，在不断地大量向外输出影视作品地同时，将西方特有的价值观融入其中。在面对全球化的现代化背景，各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带有“全球化色彩”的价值观，实则是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 事实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影视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影视文化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影视文化在面对欧美、日韩影视文化“抢滩”的局面，在不得不汲取全球文化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为了保障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将目光转向了对于民族文化的重建。全球影视文化的发展使我国影视文化的中的民族性受到了极大挑战，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促使着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始终能够保持民族独特性。
（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情感消费出现
国庆档和贺岁档作为大众观看频次最高的两个时期电影，其所携带的文化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近三来，国庆档电影在影片类型上呈多元化趋势发展，同时票房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9年国庆档电影观影量增幅尤为明显，7天票房总量达到439866.96万元。福特认为消费者心理极大的体现了消费行为，而今年国庆档“爱国主题”电影在市场的票房的的极大增速，从根本上体现了消费者对于民族主义情感消费的诉求。随着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当下的社会文化更多地复刻西方类型，影视文化产业主题内容更加趋近于西方享乐主义。对个体的愉悦和快感的追逐和以发展个人私欲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消费文化成为了当下的影视文化内容的主体，民族主题的表达被迎合大众生活的的内容所取代。西方的金钱至上，个人欲望至上的世界观不断被注入在当下的影视文化作品中，一切具有民族性的傳统价值遭到了“驱逐”。同时随着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具有强大视觉感官刺激的商业气息浓重的产品不断侵入日常生活，使得过去传统文化中带有民族色彩的内容日益被淡化。
随着这些商业化内容不断增多，过度相似性的文化使受众开始不满足对于当下文化消费的需求。在学习全球化文化的同时，对于本民族文化习惯地学习也成为了当下的一大热点。影视文化产业也随着社会风向转变，开始将产品创作的重点转向对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刻画。
2019年的国庆档电影，与以往不同国庆档电影不同，值建国70周年之际，国庆档电影多以“爱国主义”话题，以讲述民族故事的为主要卖点，吸引了大量的群众观看。建国70周年的电影作品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消费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影视作品将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融合到电影本身，使受众在满足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进而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要。建国70周年国庆档电影更多地侧重对于民族记忆的在阐释，满足了当下民众对于民族情感的需求。建国70周年国庆档电影在对民族历史重塑的过程中，将民族主义话语进行重新书写，激起了人们对本民族的情感认同。
二、国庆档主旋律电影下，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方式
大众传媒作为整合资源的一种方式，再向外传输信息的同时，也想向外传输着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存在形式，本身拥有着信息处理和传输的功能，在进行资讯传播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将其所自我生产的意识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与大众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而事实上，报刊业不断陨落的今天，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接替了报纸的传输功能，电视电影拥有着更强的叙事能力，相较于报刊的文字传播，电视电影传播障碍更小，在近代中国，往往只有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才能通过报刊获取信息，即使在今天，社会也存在一些的阅读障碍的人，电视电影的发展，不仅仅能够满足人们信息的获取，同时也能给人们更直观的感受。电视电影将人们置于一个独特的“环境”之下，它所建构的场景，使即使身处不同地域的人们，也能够共享一种共同的情感，这也恰好成为了“想象的共同体”先决条件，并在此基础上，电视电影通过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话语引导作用，成为了民族主义话语构建的新力量。
（一）从内容上看，往往是“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
民族主义学者往往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严格区别开来。大量的西方学者将爱国主义界定为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依托，而将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力和政治建设合二为一。但事实上，在这一区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着多元文化的同时，却坚持了民族的一致性。“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也从另一层面印证了这一自觉的民族实体形成的独特性。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凯杜里所谓的政治概念的主张，更多的体现在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追求。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最不容忽视的一点。事实上，中国的爱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更多的表现为政治和传统情感的一体性，以及从历史文化中继承并覆盖到社会制度层面的全面性。无论是课本中对于“爱国”基本要求的定义（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爱祖国的灿烂文化;爱自己的祖国）到爱国主义基本依据的提出（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爱国主义与拥护国家统一具有一致性），无一不体现了中国“爱国主义”内涵的政治性和情感性的统一。
建国70周年国庆档的三部影视作品，通过对故事内容的改编将“爱国主义”情感地表达得更为彻底。2019年国庆档电影三部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以及《攀登者》）通过各自对于民族精神的定义，以“爱国主义”为内容进行情感的表达。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塑造了不同的情境下的普通人，在自我形塑的过程中，通过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更加激发起观影群众的民族情结，无论是《相遇》中，核试验成功时，全民的欢呼雀跃，还是《回归》中，国旗一表不差地升起，每一个故事都体现着对祖国最热切的情感。毛里齐奥.维罗里指出，“旧的爱国者为了维护政治与公民的权力而战斗;工业革命时代的新爱国者则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而战斗。”5在中国的历史篇章中，爱国者甚至会为了国家的名誉而战。面对国际社会中国登山队在1965年实现人类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质疑，1975年中国再次实现北坡登顶。电影《攀登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对于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改编，将“爱国”主题地刻画更为生动鲜明，电影最后，吴京饰演的方五洲从珠峰顶挖出藏着五星红旗的手电筒这一情节，更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感的直接表达。影片对于“爱国主义”主题的塑造，使观影群众能够在同一时刻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从而更进一步催生对于民族的热切情感。 （二）通过对特定历史时刻的重塑，重建民族记忆
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涵义。对于历史的刻画也是民族叙事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历史的表述，对于理解每个独特的民族认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对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加以特定的标记。而带有特殊涵义的历史内容作为特定的民族标记对于建立民族认同有着显而易见的效果。6
事实上，这些民族的“独特性”往往与之相伴的就是一些独特的历史时刻。特定历史对于民族主义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历史为民族主义的构建提供了枝干。特定的历史时刻更将民族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含义。大众传媒则能够通过自身对历史信息的定义，将信息传递给需要被意识共建的个体。与以往传统媒介——报刊业不同，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往往将特定的历史事件、特殊历史人物进行重构，通过对这些特定场景的描摹来激发起人们关于这一特定历史发展的特殊记忆，并由此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从而重塑独特的民族记忆。电视电影往往能够通过对于某一事件进行记录，将其转化为一个能够被大众所理解的形式，从而赋予其重要的意义，在对客观事件进行合理渲染的同时，从而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内容传输给大众。这种观念上的内容可以被大众直接接受，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作为单独的个体，在共享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时刻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关于这一历史时刻的共同认识。
電影《我和我的祖国》作为国庆献礼影片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在重塑民族意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影片分为7个故事，每个故事都由不同导演执导，7位导演分别选取了中国建国以来7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通过对这些特定历史时刻的追溯，唤醒中华儿女对于祖国的共同记忆。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并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以及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这7个故事在新中国的历史卷轴上，占据着重要的篇幅。《我和我的祖国》将中国70年的峥嵘岁月汇聚成这7个故事，将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重新书写。电影通过经历这7个历史瞬间的普通人的视角，将这些在中国历史上辉煌重要的时刻描述出来。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对于民族历史时的讲述，唤起观影群众与国家重要时刻休戚相关的记忆，同时也为新一代成长中的青年们搭建起民族情感的桥梁。而电影《中国机长》也是如此，影片改编自2018年5月14日的川航3U8633航班紧急迫降事件，将一个临危不惧的民航机长在危难时刻的沉着冷静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刻牵动着万千观影群众的心，更将观影群众置身于同样的场景之中，从而唤起观影群众对于这一时刻的共同情感。
国庆档主旋律电影将特殊的历史时刻作为描摹的重点，通过对这一时刻的刻画使人们对其形成一种集体的精神共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70周年国庆档这类主旋律电影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构建往往是通过对特定历史时刻的刻画，从而激发起民众对于特定历史的记忆。共享历史记忆能够使不同场域的人共享关于历史记忆的特殊情感，当个体通过对于共同记忆的追寻就形成了关于一个民族整体历史的建构，通过对于民族记忆的重建，将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中关于民族的思想挖掘，并最终使人们的民族意识重现。
（三）输送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精神
在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从印刷行业的发展以来，作为商品的印刷品充斥着整个社会，这一事件成为了形成共同性观念的关键，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以想象的，并不断催生着民族意识。现代民族的产生被“印刷资本主义”时代赋予了语言一种“固定性”。语言作为想象“民族”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加之起源考证往往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也为“民族”的产生增添以此神秘而“自然”的色彩。伴随着语言而来的传统文化，也从根本上带有一种古老的力量，使人们能够在传统文化共同构件的“民族”中找到与生俱来的归属感。语言及与之俱来的传统文化也成为了主观上民族理念产生奠定了基础。7民族本质上是寻求保持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宗教与文化，无疑不是民族形成的重要的基础。随着时间而沉淀的传统化已然成为了民族的重要内容。8
当文化被共享时，才存在民族被定义的基础。传统文化重新书写的同时，也是对民族内涵的加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上世纪末开始产生对民族文化的“疑问”。社会上开始产生一种关于传统文化是否具有意义的争论。在引进西方的技术之后，思想和文化的传入也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民族虚无论和历史虚无论在这一时期甚嚣尘上。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质疑”，也给了中华民族本身沉重的一击。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民族文化本身所携带的民族精神不应当被轻易抹去。这一时期，国内民族主义学者开始不断提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抵抗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就如同皮明勇指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常常诉诸于社会的情感力量。而它在拨动社会成员的情感神经时，所动用的资源往往又是民族的传统文化。”9学者们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力宣扬，以抵抗关于“文化虚无”的种种论调。
在社会发展速度极快的时代，大众传媒将传统文化重新书写，并通过强大的传播功能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式宣传。随着传播行业的不断发展，大众媒体事实上已经掌握了巨大的社会市场，因此，在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大众媒体彰显着强大的作用力。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将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并将传统文化融合进不同的片段，以期唤起民族关于民族的意识。通过将中华传统文化具象化，将文化“捏碎”的同时，又重新“黏合”，进而注入个体的深层意识，从而对个体本身价值观念进行整改，唤醒民族意识。无论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还是《中国机长》抑或是《攀登者》，无一不体现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指导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延续下来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以及民族价值的有机体。10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相遇》单元，张译所饰演的高远为国防科技事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奉献精神;《北京你好》单元中，葛优饰演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对于四川男孩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怀;《护航》单元里，宋佳饰演的吕潇然在面对集体利益面前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觉悟......影片中对于人物的刻画，极大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下的民族精神。影片通过对人物行为语言的艺术性加工，在描摹“人性”的同时，极大地释放了传统文化积淀下的民族精神，从而激发起观众对于民族精神的认同。 （四）在官方话语体系下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塑造
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今天，存在官方话语体系下对于民族主义的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是，早期的“官方民族主义”更多是被看做对于民族主义的反动与模仿，而当下的官方话语体系下的民族构建继承了多元的思想与行动。
现代官方话语对于民族主义的构建，往往将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作为重要的手段，通过对国家形象的展现，使国家内的各民族形成共同的“统一民族”的观念，这是一种对于民族的集体理念的灌输。《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以及《攀登者》作为主旋律电影，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影视的方式进行传输。影片以国家主流价值观为内在核心通过对人性的讴歌，向观影群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官方话语下的民族主义更加强调“民族利益共同体”这一概念，不仅表现在共享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更表现在共同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回归》片段中，“0分0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更能体现政府在捍卫主权时的坚决，事实上，对于政府态度的刻画更能使观影群众直接体会对于官方话语对于价值观念的建设。官方话语体系的构建，自上而下塑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形象，使作为个体的中国人，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进而能够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遵循在电影书写“人性”的同时，将政府所传输的意识形态通过艺术手段展现。其中，《前夜》、《回归》这类故事直接展现了官方形态下的对于开国大典和香港回归这些历史事件的阐释。《前夜》中，“你以为升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两千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万无一失。”影片通过小人物的对话，将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对于民族的理解刻画出来。通过官方话语体系对于“我们是谁？”这一概念的界定，从官方到民众中整体形成一种关于民族的普遍认知，个体自愿的将个人的情感融汇到一种强大的民族构建中来。官方话语体系往往对民族意识进行凝练，将民族主义简化为“爱党爱国”、“中华民族”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词汇，从而建造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将民族主义内化为官方意识下的民族意识构建。
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作为沟通国家意志和民众意志的连接点，在更多时期仍表现为政府官方的主要意志。大众传媒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传媒行业改革的今天，仍然承担着作为官方的“喉舌”职能要求。11事实上，在传媒体制改革后，关于国家话语的内容信息的传输，是国家权力让渡中占比最小的部分。因此，以电视电影为代表大众传媒往往在官方的指导下进行意识形态的传送。以国家和社会中的核心意识形态为立足点，进行电视电影事业的制作和发展。《我和我的祖国》中《白昼流星》这一章节被认为是将中国的两个历史重要壮举紧密结合的缩影，《白昼流星》不仅仅是展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当下扶贫事业的一个剪影。影片中，李叔的那句：“你能扶它过久，它要自己站起来。”不仅仅是对于那两个颓废少年的劝诫，更像是对于中国扶贫工作的总结。电影在对国家话语的阐述过程中，将主流意识形态浓缩为影片中小人物的对话。电影在艺术加工的过程中，更加凸显官方主导的价值体系，从而在此基础形成一个由官方构建的“中华民族”。
三、总结
全球化发展的冲击下，保持民族独特性成为了各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全球化的大背景，也使得各国在各层面进行“民族情感”的塑造。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报刊业、影视业等行业纷纷成为了民族主义塑造的重要基石。随着娱乐影视的发展，当下主旋律电影也成为了构建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手段之一。主旋律电影往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人物的刻画和塑造。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往往能够将个体的情感融入到电影所呈现的集体情感中去。主旋律电影以其带有官方价值体系的内核，通过对于时代历史的刻画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唤起民族的记忆。它通过构建一个“虚拟的环境”，将民族精神重新书写，通过小人物的故事使观影群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民族共同体”的真实存在。它将历史重塑，在增强观众民族情感的同时，更增强了观众的“民族的认同感。”主弦律电影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将民族意识植入每个观众的深层意识，对于民族主义意识的重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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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喻国明：《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M]，华夏出版社，第5页.
作者简介：丁梦嫒1996- 女 硕士 暨南大学 510632 民族认同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话语;影视文化产业;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不必填写）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强，大众传媒的作用更加日益明显，欧美、日韩的影视文化的不断涌入，在外来文化产品不断冲击的同时，其所携带的精神形象也在不断冲击着当下的社会群体。事实上，由于影视文化产业受众未经区分，因此对于当下的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塑造有着极强的“侵略性”。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独特的民族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面对被同化的危机之时，加强民族话语，重塑民族精神也成为了应对全球化洪流的重要措施。通过电视电影产品的不断输送，将民族话语重写，将民族符号重新镌刻在民族内部的每个个体身上，从而唤醒本民族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已成为了重要的手段。
一、国庆档主旋律电影，民族主义话语重塑的契机
“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这种人种的集团地形成，决定于文化的、历史的、体质的及心理的共同点，过去的共同奋斗，是民族形成唯一的先决条件，因之民族主义的目的，不仅消极地在乎维系那一群人种底生存，并积极地发挥那一群人底力量和增长那一群人底光辉。艺术和文学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为了某一民族，并由某一民族产生的，因之，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1早在上个世纪，以邵洵美、傅彦长为代表的文艺界人士，就提出了文艺界的民族主义运动。此时的民族主义在艺术界构建更多是以抵抗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为目的，运动初期便遭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阵营的猛烈攻击，虽然影响十分有限，但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发展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时至今日，影视文化行业不断发展，被认为是当下文艺界的重要部分。影视行业作为大众传媒的代表，在对于民族精神的表现上极大超越了印刷文字。“在电影上， 其所陈示的民族的色彩， 不但无须乎心理的思索与感味， 其所一望而知的， 不仅是民族色彩底片段， 且是民族精神及民族意识底整个......”2电影中所展现的民族主义内涵，一直被认为一种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强大推动力。在影视文化产业极度发展的今天，利用电影对于民族主义话语进行重塑已经成为了唤醒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强，面对着时代的冲击，对于在先辈土地上寻求的民族认同，成为了当下对应“全球侵蚀”的重要手段，也不断催生着民族主义复兴的契机。
（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诉求
“民族主义”历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事实上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温床，同时民族主义的产生也与现代化的发展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现代主义不仅将民族主义确认为现代的现象，甚至将民族、民族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共同体都看作是现代的结果。
現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带来的民族主义往往追溯到欧洲地区的特殊的国家建构，随着民族主义在各洲的不断发展，民族主义政治浪潮由区域性进而转向全球性。中国也在民族主义浪潮地波及下，进行了三次不同的试探，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建立，无一不体现着中国关于民族国家建构地努力。任剑涛提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属于后外发生形态。后发，指晚于西方先发国家;外发，指由欧洲国家传入......”;“由于中国现代国家的理论拟制与实践进路中错位而在的、种种足以左右国家进路的因素，注定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具有极强的难度。”3事实上，中国当下也确实面临这样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在现代化道路上摸索，在面对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的选择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轨道中，保持独特的民族性是当下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强大诉求。
中国当下现代化所处的阶段正是盖尔纳描述的民族主义最动荡的阶段，“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4这一时期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去支撑着现代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国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保护人，而且是一种新兴的、在初期往往很脆弱的经济的保护人。”5对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已然成为了保证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追寻幸福生活已然成为当下人民的主要矛盾。这也正是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的矛盾。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在追求民族独立性的背景下不断进行，以“民族精神”为内在的文化发展也成为了当下社会的需要。
（二）全球化影视文化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全球化已经不单单表现在经济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增加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的同时，也在各方面同西方世界进行各层级的交流。各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主体，承载着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作为“地球村”中的一员，无可避免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密切的同时，文化层面的争锋也愈演愈烈。文化已然作为国家软实力，成为了各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展现着巨大的优势，同时在意识形态构建方面也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发达国家往往以“全球利益”作为自己向外输入文化观念的基础，在不断地大量向外输出影视作品地同时，将西方特有的价值观融入其中。在面对全球化的现代化背景，各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带有“全球化色彩”的价值观，实则是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 事实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影视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影视文化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影视文化在面对欧美、日韩影视文化“抢滩”的局面，在不得不汲取全球文化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为了保障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将目光转向了对于民族文化的重建。全球影视文化的发展使我国影视文化的中的民族性受到了极大挑战，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促使着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始终能够保持民族独特性。
（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情感消费出现
国庆档和贺岁档作为大众观看频次最高的两个时期电影，其所携带的文化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近三来，国庆档电影在影片类型上呈多元化趋势发展，同时票房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9年国庆档电影观影量增幅尤为明显，7天票房总量达到439866.96万元。福特认为消费者心理极大的体现了消费行为，而今年国庆档“爱国主题”电影在市场的票房的的极大增速，从根本上体现了消费者对于民族主义情感消费的诉求。随着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当下的社会文化更多地复刻西方类型，影视文化产业主题内容更加趋近于西方享乐主义。对个体的愉悦和快感的追逐和以发展个人私欲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消费文化成为了当下的影视文化内容的主体，民族主题的表达被迎合大众生活的的内容所取代。西方的金钱至上，个人欲望至上的世界观不断被注入在当下的影视文化作品中，一切具有民族性的傳统价值遭到了“驱逐”。同时随着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具有强大视觉感官刺激的商业气息浓重的产品不断侵入日常生活，使得过去传统文化中带有民族色彩的内容日益被淡化。
随着这些商业化内容不断增多，过度相似性的文化使受众开始不满足对于当下文化消费的需求。在学习全球化文化的同时，对于本民族文化习惯地学习也成为了当下的一大热点。影视文化产业也随着社会风向转变，开始将产品创作的重点转向对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刻画。
2019年的国庆档电影，与以往不同国庆档电影不同，值建国70周年之际，国庆档电影多以“爱国主义”话题，以讲述民族故事的为主要卖点，吸引了大量的群众观看。建国70周年的电影作品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消费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影视作品将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融合到电影本身，使受众在满足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进而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要。建国70周年国庆档电影更多地侧重对于民族记忆的在阐释，满足了当下民众对于民族情感的需求。建国70周年国庆档电影在对民族历史重塑的过程中，将民族主义话语进行重新书写，激起了人们对本民族的情感认同。
二、国庆档主旋律电影下，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方式
大众传媒作为整合资源的一种方式，再向外传输信息的同时，也想向外传输着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存在形式，本身拥有着信息处理和传输的功能，在进行资讯传播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将其所自我生产的意识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与大众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而事实上，报刊业不断陨落的今天，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接替了报纸的传输功能，电视电影拥有着更强的叙事能力，相较于报刊的文字传播，电视电影传播障碍更小，在近代中国，往往只有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才能通过报刊获取信息，即使在今天，社会也存在一些的阅读障碍的人，电视电影的发展，不仅仅能够满足人们信息的获取，同时也能给人们更直观的感受。电视电影将人们置于一个独特的“环境”之下，它所建构的场景，使即使身处不同地域的人们，也能够共享一种共同的情感，这也恰好成为了“想象的共同体”先决条件，并在此基础上，电视电影通过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话语引导作用，成为了民族主义话语构建的新力量。
（一）从内容上看，往往是“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
民族主义学者往往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严格区别开来。大量的西方学者将爱国主义界定为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依托，而将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力和政治建设合二为一。但事实上，在这一区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着多元文化的同时，却坚持了民族的一致性。“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也从另一层面印证了这一自觉的民族实体形成的独特性。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凯杜里所谓的政治概念的主张，更多的体现在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追求。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最不容忽视的一点。事实上，中国的爱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更多的表现为政治和传统情感的一体性，以及从历史文化中继承并覆盖到社会制度层面的全面性。无论是课本中对于“爱国”基本要求的定义（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爱祖国的灿烂文化;爱自己的祖国）到爱国主义基本依据的提出（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爱国主义与拥护国家统一具有一致性），无一不体现了中国“爱国主义”内涵的政治性和情感性的统一。
建国70周年国庆档的三部影视作品，通过对故事内容的改编将“爱国主义”情感地表达得更为彻底。2019年国庆档电影三部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以及《攀登者》）通过各自对于民族精神的定义，以“爱国主义”为内容进行情感的表达。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塑造了不同的情境下的普通人，在自我形塑的过程中，通过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更加激发起观影群众的民族情结，无论是《相遇》中，核试验成功时，全民的欢呼雀跃，还是《回归》中，国旗一表不差地升起，每一个故事都体现着对祖国最热切的情感。毛里齐奥.维罗里指出，“旧的爱国者为了维护政治与公民的权力而战斗;工业革命时代的新爱国者则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而战斗。”5在中国的历史篇章中，爱国者甚至会为了国家的名誉而战。面对国际社会中国登山队在1965年实现人类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质疑，1975年中国再次实现北坡登顶。电影《攀登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对于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改编，将“爱国”主题地刻画更为生动鲜明，电影最后，吴京饰演的方五洲从珠峰顶挖出藏着五星红旗的手电筒这一情节，更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感的直接表达。影片对于“爱国主义”主题的塑造，使观影群众能够在同一时刻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从而更进一步催生对于民族的热切情感。 （二）通过对特定历史时刻的重塑，重建民族记忆
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涵义。对于历史的刻画也是民族叙事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历史的表述，对于理解每个独特的民族认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对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加以特定的标记。而带有特殊涵义的历史内容作为特定的民族标记对于建立民族认同有着显而易见的效果。6
事实上，这些民族的“独特性”往往与之相伴的就是一些独特的历史时刻。特定历史对于民族主义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历史为民族主义的构建提供了枝干。特定的历史时刻更将民族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含义。大众传媒则能够通过自身对历史信息的定义，将信息传递给需要被意识共建的个体。与以往传统媒介——报刊业不同，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往往将特定的历史事件、特殊历史人物进行重构，通过对这些特定场景的描摹来激发起人们关于这一特定历史发展的特殊记忆，并由此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从而重塑独特的民族记忆。电视电影往往能够通过对于某一事件进行记录，将其转化为一个能够被大众所理解的形式，从而赋予其重要的意义，在对客观事件进行合理渲染的同时，从而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内容传输给大众。这种观念上的内容可以被大众直接接受，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作为单独的个体，在共享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时刻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关于这一历史时刻的共同认识。
電影《我和我的祖国》作为国庆献礼影片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在重塑民族意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影片分为7个故事，每个故事都由不同导演执导，7位导演分别选取了中国建国以来7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通过对这些特定历史时刻的追溯，唤醒中华儿女对于祖国的共同记忆。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并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以及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这7个故事在新中国的历史卷轴上，占据着重要的篇幅。《我和我的祖国》将中国70年的峥嵘岁月汇聚成这7个故事，将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重新书写。电影通过经历这7个历史瞬间的普通人的视角，将这些在中国历史上辉煌重要的时刻描述出来。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对于民族历史时的讲述，唤起观影群众与国家重要时刻休戚相关的记忆，同时也为新一代成长中的青年们搭建起民族情感的桥梁。而电影《中国机长》也是如此，影片改编自2018年5月14日的川航3U8633航班紧急迫降事件，将一个临危不惧的民航机长在危难时刻的沉着冷静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刻牵动着万千观影群众的心，更将观影群众置身于同样的场景之中，从而唤起观影群众对于这一时刻的共同情感。
国庆档主旋律电影将特殊的历史时刻作为描摹的重点，通过对这一时刻的刻画使人们对其形成一种集体的精神共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70周年国庆档这类主旋律电影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构建往往是通过对特定历史时刻的刻画，从而激发起民众对于特定历史的记忆。共享历史记忆能够使不同场域的人共享关于历史记忆的特殊情感，当个体通过对于共同记忆的追寻就形成了关于一个民族整体历史的建构，通过对于民族记忆的重建，将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中关于民族的思想挖掘，并最终使人们的民族意识重现。
（三）输送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精神
在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从印刷行业的发展以来，作为商品的印刷品充斥着整个社会，这一事件成为了形成共同性观念的关键，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以想象的，并不断催生着民族意识。现代民族的产生被“印刷资本主义”时代赋予了语言一种“固定性”。语言作为想象“民族”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加之起源考证往往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也为“民族”的产生增添以此神秘而“自然”的色彩。伴随着语言而来的传统文化，也从根本上带有一种古老的力量，使人们能够在传统文化共同构件的“民族”中找到与生俱来的归属感。语言及与之俱来的传统文化也成为了主观上民族理念产生奠定了基础。7民族本质上是寻求保持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宗教与文化，无疑不是民族形成的重要的基础。随着时间而沉淀的传统化已然成为了民族的重要内容。8
当文化被共享时，才存在民族被定义的基础。传统文化重新书写的同时，也是对民族内涵的加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上世纪末开始产生对民族文化的“疑问”。社会上开始产生一种关于传统文化是否具有意义的争论。在引进西方的技术之后，思想和文化的传入也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民族虚无论和历史虚无论在这一时期甚嚣尘上。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质疑”，也给了中华民族本身沉重的一击。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民族文化本身所携带的民族精神不应当被轻易抹去。这一时期，国内民族主义学者开始不断提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抵抗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就如同皮明勇指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常常诉诸于社会的情感力量。而它在拨动社会成员的情感神经时，所动用的资源往往又是民族的传统文化。”9学者们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力宣扬，以抵抗关于“文化虚无”的种种论调。
在社会发展速度极快的时代，大众传媒将传统文化重新书写，并通过强大的传播功能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式宣传。随着传播行业的不断发展，大众媒体事实上已经掌握了巨大的社会市场，因此，在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大众媒体彰显着强大的作用力。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将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并将传统文化融合进不同的片段，以期唤起民族关于民族的意识。通过将中华传统文化具象化，将文化“捏碎”的同时，又重新“黏合”，进而注入个体的深层意识，从而对个体本身价值观念进行整改，唤醒民族意识。无论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还是《中国机长》抑或是《攀登者》，无一不体现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指导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延续下来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以及民族价值的有机体。10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相遇》单元，张译所饰演的高远为国防科技事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奉献精神;《北京你好》单元中，葛优饰演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对于四川男孩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怀;《护航》单元里，宋佳饰演的吕潇然在面对集体利益面前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觉悟......影片中对于人物的刻画，极大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下的民族精神。影片通过对人物行为语言的艺术性加工，在描摹“人性”的同时，极大地释放了传统文化积淀下的民族精神，从而激发起观众对于民族精神的认同。 （四）在官方话语体系下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塑造
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今天，存在官方话语体系下对于民族主义的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是，早期的“官方民族主义”更多是被看做对于民族主义的反动与模仿，而当下的官方话语体系下的民族构建继承了多元的思想与行动。
现代官方话语对于民族主义的构建，往往将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作为重要的手段，通过对国家形象的展现，使国家内的各民族形成共同的“统一民族”的观念，这是一种对于民族的集体理念的灌输。《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以及《攀登者》作为主旋律电影，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影视的方式进行传输。影片以国家主流价值观为内在核心通过对人性的讴歌，向观影群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官方话语下的民族主义更加强调“民族利益共同体”这一概念，不仅表现在共享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更表现在共同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回归》片段中，“0分0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更能体现政府在捍卫主权时的坚决，事实上，对于政府态度的刻画更能使观影群众直接体会对于官方话语对于价值观念的建设。官方话语体系的构建，自上而下塑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形象，使作为个体的中国人，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进而能够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遵循在电影书写“人性”的同时，将政府所传输的意识形态通过艺术手段展现。其中，《前夜》、《回归》这类故事直接展现了官方形态下的对于开国大典和香港回归这些历史事件的阐释。《前夜》中，“你以为升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两千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万无一失。”影片通过小人物的对话，将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对于民族的理解刻画出来。通过官方话语体系对于“我们是谁？”这一概念的界定，从官方到民众中整体形成一种关于民族的普遍认知，个体自愿的将个人的情感融汇到一种强大的民族构建中来。官方话语体系往往对民族意识进行凝练，将民族主义简化为“爱党爱国”、“中华民族”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词汇，从而建造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将民族主义内化为官方意识下的民族意识构建。
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作为沟通国家意志和民众意志的连接点，在更多时期仍表现为政府官方的主要意志。大众传媒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传媒行业改革的今天，仍然承担着作为官方的“喉舌”职能要求。11事实上，在传媒体制改革后，关于国家话语的内容信息的传输，是国家权力让渡中占比最小的部分。因此，以电视电影为代表大众传媒往往在官方的指导下进行意识形态的传送。以国家和社会中的核心意识形态为立足点，进行电视电影事业的制作和发展。《我和我的祖国》中《白昼流星》这一章节被认为是将中国的两个历史重要壮举紧密结合的缩影，《白昼流星》不仅仅是展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当下扶贫事业的一个剪影。影片中，李叔的那句：“你能扶它过久，它要自己站起来。”不仅仅是对于那两个颓废少年的劝诫，更像是对于中国扶贫工作的总结。电影在对国家话语的阐述过程中，将主流意识形态浓缩为影片中小人物的对话。电影在艺术加工的过程中，更加凸显官方主导的价值体系，从而在此基础形成一个由官方构建的“中华民族”。
三、总结
全球化发展的冲击下，保持民族独特性成为了各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全球化的大背景，也使得各国在各层面进行“民族情感”的塑造。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报刊业、影视业等行业纷纷成为了民族主义塑造的重要基石。随着娱乐影视的发展，当下主旋律电影也成为了构建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手段之一。主旋律电影往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人物的刻画和塑造。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往往能够将个体的情感融入到电影所呈现的集体情感中去。主旋律电影以其带有官方价值体系的内核，通过对于时代历史的刻画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唤起民族的记忆。它通过构建一个“虚拟的环境”，将民族精神重新书写，通过小人物的故事使观影群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民族共同体”的真实存在。它将历史重塑，在增强观众民族情感的同时，更增强了观众的“民族的认同感。”主弦律电影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将民族意识植入每个观众的深层意识，对于民族主义意识的重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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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梦嫒1996- 女 硕士 暨南大学 510632 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