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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讲为大众
第二讲 爱祖国
1.“九一八”事变强烈发声的周刊
2.轰动全国的三件大事
·第三讲 敢斗争
·第四讲 善经营
·第五讲 懂管理
·第六讲 真敬业
·后记
3.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3日凌晨，韬奋与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7人突然分别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罪名是“危害民国”“妨碍秩序”。国民党政府早已把救国会视为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大障碍，对救国会公开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十分恼怒，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指使下，终于加紧了对救国会的迫害。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七领袖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震动全国。上海和全国许多爱国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众多爱国人士也都发表谈话，呼吁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领袖，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行。
宋庆龄发表声明：“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宋庆龄最后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逮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57）
中共中央接到这一消息，立即通电营救。延安《红色中华报》以《反对南京政府实施高压政策》为题，报道了韬奋等人被捕的消息，并且指出：“这种行为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赴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着的全国救亡运动。”（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16218）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认为韬奋等是“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之领袖”，“吾人对此爱国有罪之冤案，不能不与全国人民一起反对”，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放弃其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18-320）
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20多人也联名致电在洛阳的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重处理”。冯玉祥和于右任还在南京发起了征集10万人签名的营救运动。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也向南京发电报，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张学良更是一人乘军用飞机，从西安直飞洛阳，面见蒋介石，言辞激烈地请求释放七君子，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和严厉斥责。这也可以看成其后一个月西安事变的导因之一。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后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指出：“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因此，必须“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20）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告当局及国人书，根据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当局强加在“七君子”头上的所谓“罪嫌”，呼吁政府当局“明示抗日之决心”，“允许民众以最大限度之救国自由”（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15-216）。正在美国逗留的我国各界著名人士胡秋原、柳无垢、陶行知、陈其瑗、冀朝鼎等33人，公开发表了《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沈、章、王、邹、史、李、沙7先生”，“确认日本为全国之公敌救国为国民之权利及义务”（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21-222）。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旅美华侨多达300余人。北平文化界著名人士李达、张申府、张东荪、许寿棠、许德珩、梁实秋、齐燕铭、刘清扬等108人，天津文化界、暹罗华侨文化界同人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位救国会领袖。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德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等国际著名人士，也都向中国政府当局发出呼吁，请求立即释放七位爱国人士。
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意孤行，把韬奋等人关押4个月后，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全然不顾中外著名人士的呼吁和抗议，竟由江苏高等法院发来起诉书，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对韬奋等人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内容无非是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做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有国际背景和政治野心，煽动工潮，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等等。完全是断章取义，蓄意歪曲，诬蔑救国会的主张，而且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妄图把韬奋等人置于死地。“七君子”决心奋起反击，揭露蒋介石国民政府“救国有罪”的反动政策，为“爱国无罪”而战。他们根据当时法律中关于每一个被告可以请三个律师的规定，决定每人都请三个律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辩护律师团。结果竟然有25位律师愿意加入律师团，免费为“七君子”辩护。“七君子”和律师们密切配合，精心起草答辩状，对起诉书罗织的罪名逐一驳斥，论证所谓十大“罪状”无一成立，并且“要求法院判决无罪，以雪冤狱”（沙千里.漫话救国会[M].北京：文史出版社.1983：55-61）。
在法庭上，“七君子”正气凌然，理直气壮地驳斥起诉书中诬蔑。在受审席上的韬奋，竟如演说一样，神态激昂，声色俱厉地驳斥检察官对于纯洁的爱国行动的诬蔑。检察官斥责道：“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得到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韬奋指着救国会给张学良的电报说：“这个电报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而且同时打同样性质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请检察官说明电报内容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后来这样回忆韬奋在法庭上的表现：“他竞如演说一样，态度特别激昂，而且声色俱厉地斥责黑暗势力对于纯洁的爱国行动的诬蔑，以至于声嘶力竭，使全法庭的法官、律师以及旁听者，愕然相顾。他也不以为意，而且认为打了一次胜仗。”（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26）因为韬奋等人的据理力争，法庭的多次庭审都在不了了之中退庭。 在第一次审判的当晚，胡愈之根据旁听者的介绍，写了长达七八千字的报道《爱国无罪听审记》，交给上海几家报纸同时发表。这篇文章真实记载爱国领袖们反驳反动当局起诉时的激烈场面，充分揭露当局诬蔑陷害“七君子”的真相，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社会上又一次发出了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强烈呼声。宋庆龄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为声援营救“七君子”，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他们署名向江苏高等法院送上一个呈文，表示“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文中直击国民党政府这一行径的要害，指出：如果“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他们还公开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要求政府“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如果“沈先生等一天不释放”，“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宋庆龄扶病偕同胡愈之等12人，由上海乘火车去苏州向江苏高等法院投案。他们这一行动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响应。同一天，竟然有三四十人到江苏高等法院递呈状，要求入狱同服“爱国罪”，弄得国民党政府狼狈不堪。
韬奋等人度过了10个月的牢狱生活。他们坚强不屈，据理力争，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积极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大力声援，直到“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他们交保释放。在苏州监狱门前广场和上海火车站，“七君子”都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在上海救国会负责人为迎接“七君子”举行的欢迎会上，韬奋发表演说：“兄弟在苏州，常常承蒙朋友来访，他们常问我两句话：（一）你在看守所有什么感想？（二）以后态度如何？兄弟对这两句话的答复：（一）在看守所内心安理得；（二）兄弟有坚定之信仰。就是各人能努力于大众所要求的事情，无论力之大小，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生一日，努力一日，和诸位做到民族解放的一步。”（《韬奋全集》第七卷，第555-556页）他还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这一题词具有相当的境界，十分激动人心。韬奋在监狱里曾有过多次题词，都是立于比较高的境界来面对这场斗争的。他的题词：“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韬奋全集》第七卷，第4页）“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韬奋全集》第七卷，第553页）“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韬奋全集》第七卷，第555页）“七君子事件”与“七君子”的爱国精神永远载人中华民族史册。
4.战而不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韬奋的爱国热情前所未有得高涨。他勇敢地站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一直高擎救国抗日的旗帜，猛烈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断发出团结御侮的强烈呼声。尽管其后发生过《生活》周刊被查封，他本人被迫流亡海外考察而颠沛流离经年，又发生《大众生活》周刊被查禁，《生活日报》未能在上海复刊，“七君子事件”等遭遇，韬奋爱国的决心始终不曾有过泯灭。在“七君子事件”以韬奋等人胜利结束之后，在当时全国团结抗战的形势下，他投身抗战救国的心情更加迫切。正如1936年10月22日，在鲁迅先生隆重的葬礼上，韬奋对鲁迅先生那铿锵有力的赞颂：“我愿意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有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韬奋是在用他奋不顾身的爱国言行践行着这句赞颂鲁迅先生的名言。
韬奋自苏州看守所出狱不到半个月，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对上海发动疯狂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反击，就此拉开“八一三”淞沪抗战序幕。韬奋不顾二百多天牢狱生活给自己身心造成的伤害，立刻投入《抗战》三日刊的筹备出版工作。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柳浞、钱俊瑞、沈志远、胡绳、艾思奇等都成为他的撰稿人。经过五个昼夜的努力，《抗战》三日刊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问世。作为主编，韬奋在创刊号上宣布：“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问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同时，《抗战》三日刊还出版6天一期的《抗战画刊》。这段时间，韬奋还担任了《国民周刊》的编委和评论委员会委员，《救亡日报》的编委，经常为《申报》《立报》《抗战联合旬刊》《文化战线》等报刊撰稿，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报道、分析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国际形势，全面反映人民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他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很快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个刊物于翌年7月7日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编辑出版，后来移至重庆，改出五日刊，1939年lO月13日起改为周刊，直到1941年2月底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1937年11月8日，上海沦陷。12月中旬，韬奋辗转来到当时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到武汉，韬奋就投入了为支援抗战的繁忙的新闻出版工作。他紧紧抓住《抗战》三日刊的编辑出版，为抗战大局编撰更多富有新意的内容，同时，把较多精力投入到生活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上来。此前，生活书店在上海除了出版他主编的刊物外，还出版过《文学》《世界知识》《太白》《光明》《译文》《新生》《永生》《妇女生活》《生活教育》《国民》《战时教育》《新学识》《读书与出版》等lO余种刊物，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在当时形势下，有些刊物已经不能接续出版，韬奋和同事们根据形势需要，除把刊物调整到8种继续出版外，把书店出版发行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图书出版和分店建设上来。1937年底，生活书店只在汉口和广州开设了分店，到了1939年年末，分店、支店及办事处竟达到52个，临时营业处3个，9个流动供应所，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之外，后方14个省都有了生活书店的发行据点。其分支机构分布之广，超过了其他同业。在抗战环境中，在资金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迅速建立起这样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确实是出版界的一个奇迹（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95：136）。 生活书店在图书出版上也有了很大飞跃。1938年元旦，韬奋主持成立了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成员有韬奋、胡愈之、范长江、金仲华、张仲实、柳浞、钱俊瑞、沈兹久、杜重远、钱亦石、王纪元等，后来又增聘了胡绳。有了这个阵容很强的编审委员会，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作家、翻译家，稿源大大丰富，事业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1938年生活书店出版新书200余种，重印书近200种，比1937年增长了100%，是当年度同业内出版品种数量领先者，其中《战时读本》印数达百余万册。《大众读物》印数共达300余万册。1939年，生活书店遭到国民党政府种种阻挠迫害，还是坚持出书240种，一直出版畅销的大众读物，是当时青年读者最为喜爱的出版机构之一。
正当韬奋带领生活书店为抗战积极出版发行的关头，国民党政府加大了对生活书店的打压和摧残。除了无理扣压稿件外，对各分支店加紧摧残，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的55个分支店，纷纷被关闭查禁，只剩下6个。经过韬奋以国民参政员名义直接给蒋介石去信要求停止此类无理无法的行径，当局才暂时停止封店捕人的行动。可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生活书店成都、昆明、桂林三个分支店又接连被封。此后，贵阳分店也被封闭，全体职工无故被捕。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周刊在重庆同时遭到查禁。韬奋忍无可忍，做出了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的决定，决心离开重庆到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他说：“在这种地狱似的凄惨环境中，再粉饰场面实在是莫大的罪恶！”他后来回忆道：“我的动机绝对不是出于泄愤的观念。我十分痛心于违法背理的现象，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就这一点说，我的辞职和出走，不是消极而仍是积极的。”（《韬奋全集》第十卷，第371-372页）
韬奋愤然辞职出走，离开重庆，对于国民党政府打压抗战进步文化，特别是对于制造皖南事变反共分裂逆流的反动势力，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击。由此可以看出，韬奋为抗战救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韬奋到了香港，有人问他打算留在香港还是预备出洋。韬奋表示自己还是愿意做一个新闻记者，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国事提供意见。他说这次由重庆出走，并不是对国事绝望；相反地，正是一种积极的表示，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唤起国人的注意和一部分人的反省……目前重庆不容许他这样做，如果远离祖国也将不能影响国内，所以决定留在香港，努力民主运动。”（穆欣.邹韬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8）
韬奋这次是空身从重庆出走，生活上毫无准备，他平时也没有积蓄，到香港后全家生活十分窘迫，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他既不愿意无缘无故接受友人的援助，更不愿意动用生活书店在香港存放的钱款，于是夜以继日地给进步的《华商报》撰稿，靠稿费解决一家子的生活问题。真可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的重要著作近20万字的《抗战以来》就是在那个困苦时期熬夜写出来的。《抗战以来》在《华商报》连载后，引起读者极大兴趣，接着出版单行本，在两三个月里就印了三次，销售量达到15000册。
韬奋是永远放不下他所钟爱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他一面为《华商报》撰稿，一面又开始筹备将五年前被扼杀的《大众生活》复刊。然而，那时在香港创办一个刊物并不容易，香港当时的条例，规定刊物的发行人必须是港绅，而韬奋不是港绅也就出版不了刊物。参与《大众生活》复刊工作的茅盾先生后来回忆道：“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也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后来经过韬奋和朋友们的多方努力，终于冲破了重重障碍，《大众生活》周刊还是在香港获得了合法身份复刊。茅盾回忆道：“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位曹克安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有出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于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一个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这就是后来坚持到香港沦陷后停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从这件事，也可见韬奋的为祖国为人民的长期奋斗的精神和毅力，在一般人中问（而曹先生是其中之一）建立了如何高的威信！”（茅盾：《邹韬奋和<大众生活>》，载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大众生活》在香港出版了30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停刊。这个刊物在香港创造了两个纪录，一是从未脱期。这在香港是空前的。二是刊物销售数总在每期10万册左右。这也是当时香港周刊的发行纪录。
《大众生活》是韬奋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也是被评价为他所办刊物中最好的一个。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刊物体现了韬奋一以贯之的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再就是体现了韬奋一以贯之的热爱读者、帮助读者的精神，刊物的编者让读者感到始终情绪饱满，人格魅力十足，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韬奋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编辑委员会，这是他当初主编《生活》周刊时所不具备的团队力量。编委会连他一共7人，即：邹韬奋、金仲华、茅盾、沈志远、夏衍、胡绳、千家驹。他们每星期六在香港中环太子行二楼开一次编委会议，讨论下一期应该写的题目并分配好写文章的人。韬奋当然是撰稿和编辑的主力。茅盾回忆道：“韬奋必须自己做的，就有下列一大堆事情：每期登载卷首的社评，那是有一定篇幅的，太长或太短都会影响到刊物整个编排的计划；审阅来稿（包括特约稿和外来的投稿）；给读者的来信作‘简复’，这是刊物的很重要的一栏，刊物与读者的联系固然赖此一栏，而尤其重要的，是借这一栏发表一些还不宜于用其他形式（例如短评等等）来发表的主张或批评。不曾在那种环境下办过刊物的人不会了解到‘简复’读者来信这工作在彼时彼地是怎样重要而且又是怎样地不简单。韬奋常说，他花在‘简复’上的时问和精力，比花在社评上的要多得多。”（茅盾：《邹韬奋和<大众生活>》，载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韬奋在香港，除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编辑出版《大众生活》周刊和给《华商报》写文章外，还为《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按期撰写英文论文，进行国际宣传；时常在救国会同人所办的《救国丛刊》上发表关于抗战救国的主张。韬奋在香港一直过的是战斗一般的生活。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战救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了。
日本军队进攻香港的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韬奋和文化界朋友，得到八路军驻粤港办事处的热情帮助，经过周密策划，他们离开香港，到了广东的东江游击区。他的夫人和孩子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东江纵队的帮助下，不久也来到了韬奋身边。韬奋多年都在为事业奔忙，日夜操劳，难得与家人过上几天安逸团聚的日子，在东江纵队的精心安排下，一家人一起在乡下团聚了二个多月。对于韬奋一家来说，这是全家最后的宝贵的团聚时光。他的长子邹家华同志后来深情地对笔者回忆道：“就这二个多月！我们一家人算是真正在一起生活了二个多月。”
为了继续抗战，也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邪恶势力的迫害，韬奋在广东梅县农村隐居了一些日子，旋即只身辗转数千里，进入了苏北解放区。他的愿望是在苏北解放区继续投身抗战文化活动。然而，不曾想，韬奋在苏北解放区刚刚开始文化活动，即因罹患耳癌，不得不秘密转至上海的医院治疗。不想韬奋从此一病不起，1944年7月24日在医院病逝。年仅49岁。在病榻上，闻讯国民党方面调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韬奋愤不可抑，口授了《对国事的呼吁》一文，予以严词谴责。他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之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绻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机，保卫祖国。”（《韬奋全集》第十卷，第815—817页）战而不屈的韬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发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抗战救国的最强音。
5.小结之二
2014年，我国决定设立烈士纪念日，在国家公布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公祭的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里，邹韬奋的英名赫然在列，而且是其中唯一一位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出版家、政论家的英烈。他是我国新闻出版界抗日救国最早的呼吁者之一，是我国新闻出版界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将之一。他旗帜鲜明，从未在抗日救国的主张上有过些微的动摇。他嫉恶如仇，决不容忍外敌对自己的祖国有丝毫的侮辱和损害。他一往无前，不曾因为分裂投降势力的迫害和摧残而停下抗日救国的步伐。他用自己的一支笔和众多的出版物，指引无数青年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鼓舞亿万抗日军民战斗到底。他是抗日救国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
韬奋热爱祖国，常常从心底里喷发出爱国的激情。在苏州监狱，自己身陷囹圄，却能书写出感人的题词：“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他把对民族、人民之爱譬喻成伟大的母爱。在流亡异国他乡时，韬奋无时不挂念着自己的祖国。他写道：“我常于深夜独自静默着哀痛，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他国人的中国人，何以就独忍受这样的侮辱和蹂躏！”（《韬奋全集》第五卷，第685页）这是游子对苦难母亲的绻想，是爱国者对悲惨祖国痛彻心扉的苦念。这其中有不平，更有奋争。当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必定会表达出保卫祖国的决心。韬奋就是这样从心底里发出自己的誓言：“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韬奋全集》第六卷，第349页）“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而死，现在已到了时候了。”（《韬奋全集》第六卷，第442页）“个人虽生犹死，为事尚小；贻羞民族，为憾实大。”（《韬奋全集》第四卷，第48页）“我们为着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必须始终坚守进步文化的岗位，与黑暗势力奋斗到底。”（《韬奋全集》第十卷，第886页）诸如此类这样的爱国文字，在《韬奋全集》里比比皆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直至韬奋生命终结，爱国主义成为他写作的母题。他的爱国主义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特别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青年，韬奋是抗日救国时期最受读者热爱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政论家。正如胡愈之所说的：“韬奋虽然死了，他依然没有死，他活在中国人民大众的心头，就是远离祖国数千里的南洋罢，就有千千万万的青年们，他们并没有和韬奋见过面，他们却都是韬奋的爱读者。”（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102）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最感人的还不在于他在言论上的崇高和壮美，更在于他为了祖国的利益，能够克服爱生之念，畏难之情，义无反顾地战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韬奋在国家危难存亡之际，在抗日救亡的艰难岁月里，几乎没有一天不握着笔在呐喊，在战斗，几乎没有一天不为着出版书刊在奔忙，在操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抱病忍痛写作《患难余生记》，还要发出《对国事的呼吁》，谴责分裂主义，呼唤团结抗战。正如著名作家郭沫若对他的评价：
“韬奋先生：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位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一滴血。”（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38）正是这样一位满怀爱国热情、脚踏实地战斗的知识分子，虽然生命是终结于病榻，可人民永远怀念他，祖国始终铭记他，一致尊崇他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在他告别人世70年之后，依然受到了共和国最高规格的公祭。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讲为大众
第二讲 爱祖国
1.“九一八”事变强烈发声的周刊
2.轰动全国的三件大事
·第三讲 敢斗争
·第四讲 善经营
·第五讲 懂管理
·第六讲 真敬业
·后记
3.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3日凌晨，韬奋与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7人突然分别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罪名是“危害民国”“妨碍秩序”。国民党政府早已把救国会视为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大障碍，对救国会公开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十分恼怒，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指使下，终于加紧了对救国会的迫害。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七领袖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震动全国。上海和全国许多爱国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众多爱国人士也都发表谈话，呼吁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领袖，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行。
宋庆龄发表声明：“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宋庆龄最后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逮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57）
中共中央接到这一消息，立即通电营救。延安《红色中华报》以《反对南京政府实施高压政策》为题，报道了韬奋等人被捕的消息，并且指出：“这种行为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赴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着的全国救亡运动。”（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16218）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认为韬奋等是“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之领袖”，“吾人对此爱国有罪之冤案，不能不与全国人民一起反对”，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放弃其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18-320）
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20多人也联名致电在洛阳的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重处理”。冯玉祥和于右任还在南京发起了征集10万人签名的营救运动。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也向南京发电报，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张学良更是一人乘军用飞机，从西安直飞洛阳，面见蒋介石，言辞激烈地请求释放七君子，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和严厉斥责。这也可以看成其后一个月西安事变的导因之一。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后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指出：“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因此，必须“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20）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告当局及国人书，根据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当局强加在“七君子”头上的所谓“罪嫌”，呼吁政府当局“明示抗日之决心”，“允许民众以最大限度之救国自由”（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15-216）。正在美国逗留的我国各界著名人士胡秋原、柳无垢、陶行知、陈其瑗、冀朝鼎等33人，公开发表了《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沈、章、王、邹、史、李、沙7先生”，“确认日本为全国之公敌救国为国民之权利及义务”（周天度.救国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21-222）。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旅美华侨多达300余人。北平文化界著名人士李达、张申府、张东荪、许寿棠、许德珩、梁实秋、齐燕铭、刘清扬等108人，天津文化界、暹罗华侨文化界同人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位救国会领袖。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德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等国际著名人士，也都向中国政府当局发出呼吁，请求立即释放七位爱国人士。
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意孤行，把韬奋等人关押4个月后，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全然不顾中外著名人士的呼吁和抗议，竟由江苏高等法院发来起诉书，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对韬奋等人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内容无非是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做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有国际背景和政治野心，煽动工潮，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等等。完全是断章取义，蓄意歪曲，诬蔑救国会的主张，而且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妄图把韬奋等人置于死地。“七君子”决心奋起反击，揭露蒋介石国民政府“救国有罪”的反动政策，为“爱国无罪”而战。他们根据当时法律中关于每一个被告可以请三个律师的规定，决定每人都请三个律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辩护律师团。结果竟然有25位律师愿意加入律师团，免费为“七君子”辩护。“七君子”和律师们密切配合，精心起草答辩状，对起诉书罗织的罪名逐一驳斥，论证所谓十大“罪状”无一成立，并且“要求法院判决无罪，以雪冤狱”（沙千里.漫话救国会[M].北京：文史出版社.1983：55-61）。
在法庭上，“七君子”正气凌然，理直气壮地驳斥起诉书中诬蔑。在受审席上的韬奋，竟如演说一样，神态激昂，声色俱厉地驳斥检察官对于纯洁的爱国行动的诬蔑。检察官斥责道：“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得到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韬奋指着救国会给张学良的电报说：“这个电报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而且同时打同样性质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请检察官说明电报内容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后来这样回忆韬奋在法庭上的表现：“他竞如演说一样，态度特别激昂，而且声色俱厉地斥责黑暗势力对于纯洁的爱国行动的诬蔑，以至于声嘶力竭，使全法庭的法官、律师以及旁听者，愕然相顾。他也不以为意，而且认为打了一次胜仗。”（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26）因为韬奋等人的据理力争，法庭的多次庭审都在不了了之中退庭。 在第一次审判的当晚，胡愈之根据旁听者的介绍，写了长达七八千字的报道《爱国无罪听审记》，交给上海几家报纸同时发表。这篇文章真实记载爱国领袖们反驳反动当局起诉时的激烈场面，充分揭露当局诬蔑陷害“七君子”的真相，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社会上又一次发出了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强烈呼声。宋庆龄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为声援营救“七君子”，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他们署名向江苏高等法院送上一个呈文，表示“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文中直击国民党政府这一行径的要害，指出：如果“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他们还公开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要求政府“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如果“沈先生等一天不释放”，“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宋庆龄扶病偕同胡愈之等12人，由上海乘火车去苏州向江苏高等法院投案。他们这一行动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响应。同一天，竟然有三四十人到江苏高等法院递呈状，要求入狱同服“爱国罪”，弄得国民党政府狼狈不堪。
韬奋等人度过了10个月的牢狱生活。他们坚强不屈，据理力争，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积极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大力声援，直到“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他们交保释放。在苏州监狱门前广场和上海火车站，“七君子”都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在上海救国会负责人为迎接“七君子”举行的欢迎会上，韬奋发表演说：“兄弟在苏州，常常承蒙朋友来访，他们常问我两句话：（一）你在看守所有什么感想？（二）以后态度如何？兄弟对这两句话的答复：（一）在看守所内心安理得；（二）兄弟有坚定之信仰。就是各人能努力于大众所要求的事情，无论力之大小，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生一日，努力一日，和诸位做到民族解放的一步。”（《韬奋全集》第七卷，第555-556页）他还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这一题词具有相当的境界，十分激动人心。韬奋在监狱里曾有过多次题词，都是立于比较高的境界来面对这场斗争的。他的题词：“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韬奋全集》第七卷，第4页）“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韬奋全集》第七卷，第553页）“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韬奋全集》第七卷，第555页）“七君子事件”与“七君子”的爱国精神永远载人中华民族史册。
4.战而不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韬奋的爱国热情前所未有得高涨。他勇敢地站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一直高擎救国抗日的旗帜，猛烈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断发出团结御侮的强烈呼声。尽管其后发生过《生活》周刊被查封，他本人被迫流亡海外考察而颠沛流离经年，又发生《大众生活》周刊被查禁，《生活日报》未能在上海复刊，“七君子事件”等遭遇，韬奋爱国的决心始终不曾有过泯灭。在“七君子事件”以韬奋等人胜利结束之后，在当时全国团结抗战的形势下，他投身抗战救国的心情更加迫切。正如1936年10月22日，在鲁迅先生隆重的葬礼上，韬奋对鲁迅先生那铿锵有力的赞颂：“我愿意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有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韬奋是在用他奋不顾身的爱国言行践行着这句赞颂鲁迅先生的名言。
韬奋自苏州看守所出狱不到半个月，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对上海发动疯狂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反击，就此拉开“八一三”淞沪抗战序幕。韬奋不顾二百多天牢狱生活给自己身心造成的伤害，立刻投入《抗战》三日刊的筹备出版工作。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柳浞、钱俊瑞、沈志远、胡绳、艾思奇等都成为他的撰稿人。经过五个昼夜的努力，《抗战》三日刊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问世。作为主编，韬奋在创刊号上宣布：“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问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同时，《抗战》三日刊还出版6天一期的《抗战画刊》。这段时间，韬奋还担任了《国民周刊》的编委和评论委员会委员，《救亡日报》的编委，经常为《申报》《立报》《抗战联合旬刊》《文化战线》等报刊撰稿，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报道、分析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国际形势，全面反映人民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他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很快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个刊物于翌年7月7日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编辑出版，后来移至重庆，改出五日刊，1939年lO月13日起改为周刊，直到1941年2月底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1937年11月8日，上海沦陷。12月中旬，韬奋辗转来到当时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到武汉，韬奋就投入了为支援抗战的繁忙的新闻出版工作。他紧紧抓住《抗战》三日刊的编辑出版，为抗战大局编撰更多富有新意的内容，同时，把较多精力投入到生活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上来。此前，生活书店在上海除了出版他主编的刊物外，还出版过《文学》《世界知识》《太白》《光明》《译文》《新生》《永生》《妇女生活》《生活教育》《国民》《战时教育》《新学识》《读书与出版》等lO余种刊物，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在当时形势下，有些刊物已经不能接续出版，韬奋和同事们根据形势需要，除把刊物调整到8种继续出版外，把书店出版发行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图书出版和分店建设上来。1937年底，生活书店只在汉口和广州开设了分店，到了1939年年末，分店、支店及办事处竟达到52个，临时营业处3个，9个流动供应所，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之外，后方14个省都有了生活书店的发行据点。其分支机构分布之广，超过了其他同业。在抗战环境中，在资金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迅速建立起这样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确实是出版界的一个奇迹（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95：136）。 生活书店在图书出版上也有了很大飞跃。1938年元旦，韬奋主持成立了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成员有韬奋、胡愈之、范长江、金仲华、张仲实、柳浞、钱俊瑞、沈兹久、杜重远、钱亦石、王纪元等，后来又增聘了胡绳。有了这个阵容很强的编审委员会，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作家、翻译家，稿源大大丰富，事业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1938年生活书店出版新书200余种，重印书近200种，比1937年增长了100%，是当年度同业内出版品种数量领先者，其中《战时读本》印数达百余万册。《大众读物》印数共达300余万册。1939年，生活书店遭到国民党政府种种阻挠迫害，还是坚持出书240种，一直出版畅销的大众读物，是当时青年读者最为喜爱的出版机构之一。
正当韬奋带领生活书店为抗战积极出版发行的关头，国民党政府加大了对生活书店的打压和摧残。除了无理扣压稿件外，对各分支店加紧摧残，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的55个分支店，纷纷被关闭查禁，只剩下6个。经过韬奋以国民参政员名义直接给蒋介石去信要求停止此类无理无法的行径，当局才暂时停止封店捕人的行动。可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生活书店成都、昆明、桂林三个分支店又接连被封。此后，贵阳分店也被封闭，全体职工无故被捕。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周刊在重庆同时遭到查禁。韬奋忍无可忍，做出了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的决定，决心离开重庆到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他说：“在这种地狱似的凄惨环境中，再粉饰场面实在是莫大的罪恶！”他后来回忆道：“我的动机绝对不是出于泄愤的观念。我十分痛心于违法背理的现象，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就这一点说，我的辞职和出走，不是消极而仍是积极的。”（《韬奋全集》第十卷，第371-372页）
韬奋愤然辞职出走，离开重庆，对于国民党政府打压抗战进步文化，特别是对于制造皖南事变反共分裂逆流的反动势力，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击。由此可以看出，韬奋为抗战救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韬奋到了香港，有人问他打算留在香港还是预备出洋。韬奋表示自己还是愿意做一个新闻记者，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国事提供意见。他说这次由重庆出走，并不是对国事绝望；相反地，正是一种积极的表示，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唤起国人的注意和一部分人的反省……目前重庆不容许他这样做，如果远离祖国也将不能影响国内，所以决定留在香港，努力民主运动。”（穆欣.邹韬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8）
韬奋这次是空身从重庆出走，生活上毫无准备，他平时也没有积蓄，到香港后全家生活十分窘迫，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他既不愿意无缘无故接受友人的援助，更不愿意动用生活书店在香港存放的钱款，于是夜以继日地给进步的《华商报》撰稿，靠稿费解决一家子的生活问题。真可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的重要著作近20万字的《抗战以来》就是在那个困苦时期熬夜写出来的。《抗战以来》在《华商报》连载后，引起读者极大兴趣，接着出版单行本，在两三个月里就印了三次，销售量达到15000册。
韬奋是永远放不下他所钟爱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他一面为《华商报》撰稿，一面又开始筹备将五年前被扼杀的《大众生活》复刊。然而，那时在香港创办一个刊物并不容易，香港当时的条例，规定刊物的发行人必须是港绅，而韬奋不是港绅也就出版不了刊物。参与《大众生活》复刊工作的茅盾先生后来回忆道：“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也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后来经过韬奋和朋友们的多方努力，终于冲破了重重障碍，《大众生活》周刊还是在香港获得了合法身份复刊。茅盾回忆道：“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位曹克安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有出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于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一个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这就是后来坚持到香港沦陷后停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从这件事，也可见韬奋的为祖国为人民的长期奋斗的精神和毅力，在一般人中问（而曹先生是其中之一）建立了如何高的威信！”（茅盾：《邹韬奋和<大众生活>》，载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大众生活》在香港出版了30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停刊。这个刊物在香港创造了两个纪录，一是从未脱期。这在香港是空前的。二是刊物销售数总在每期10万册左右。这也是当时香港周刊的发行纪录。
《大众生活》是韬奋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也是被评价为他所办刊物中最好的一个。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刊物体现了韬奋一以贯之的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再就是体现了韬奋一以贯之的热爱读者、帮助读者的精神，刊物的编者让读者感到始终情绪饱满，人格魅力十足，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韬奋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编辑委员会，这是他当初主编《生活》周刊时所不具备的团队力量。编委会连他一共7人，即：邹韬奋、金仲华、茅盾、沈志远、夏衍、胡绳、千家驹。他们每星期六在香港中环太子行二楼开一次编委会议，讨论下一期应该写的题目并分配好写文章的人。韬奋当然是撰稿和编辑的主力。茅盾回忆道：“韬奋必须自己做的，就有下列一大堆事情：每期登载卷首的社评，那是有一定篇幅的，太长或太短都会影响到刊物整个编排的计划；审阅来稿（包括特约稿和外来的投稿）；给读者的来信作‘简复’，这是刊物的很重要的一栏，刊物与读者的联系固然赖此一栏，而尤其重要的，是借这一栏发表一些还不宜于用其他形式（例如短评等等）来发表的主张或批评。不曾在那种环境下办过刊物的人不会了解到‘简复’读者来信这工作在彼时彼地是怎样重要而且又是怎样地不简单。韬奋常说，他花在‘简复’上的时问和精力，比花在社评上的要多得多。”（茅盾：《邹韬奋和<大众生活>》，载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韬奋在香港，除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编辑出版《大众生活》周刊和给《华商报》写文章外，还为《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按期撰写英文论文，进行国际宣传；时常在救国会同人所办的《救国丛刊》上发表关于抗战救国的主张。韬奋在香港一直过的是战斗一般的生活。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战救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了。
日本军队进攻香港的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韬奋和文化界朋友，得到八路军驻粤港办事处的热情帮助，经过周密策划，他们离开香港，到了广东的东江游击区。他的夫人和孩子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东江纵队的帮助下，不久也来到了韬奋身边。韬奋多年都在为事业奔忙，日夜操劳，难得与家人过上几天安逸团聚的日子，在东江纵队的精心安排下，一家人一起在乡下团聚了二个多月。对于韬奋一家来说，这是全家最后的宝贵的团聚时光。他的长子邹家华同志后来深情地对笔者回忆道：“就这二个多月！我们一家人算是真正在一起生活了二个多月。”
为了继续抗战，也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邪恶势力的迫害，韬奋在广东梅县农村隐居了一些日子，旋即只身辗转数千里，进入了苏北解放区。他的愿望是在苏北解放区继续投身抗战文化活动。然而，不曾想，韬奋在苏北解放区刚刚开始文化活动，即因罹患耳癌，不得不秘密转至上海的医院治疗。不想韬奋从此一病不起，1944年7月24日在医院病逝。年仅49岁。在病榻上，闻讯国民党方面调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韬奋愤不可抑，口授了《对国事的呼吁》一文，予以严词谴责。他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之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绻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机，保卫祖国。”（《韬奋全集》第十卷，第815—817页）战而不屈的韬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发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抗战救国的最强音。
5.小结之二
2014年，我国决定设立烈士纪念日，在国家公布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公祭的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里，邹韬奋的英名赫然在列，而且是其中唯一一位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出版家、政论家的英烈。他是我国新闻出版界抗日救国最早的呼吁者之一，是我国新闻出版界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将之一。他旗帜鲜明，从未在抗日救国的主张上有过些微的动摇。他嫉恶如仇，决不容忍外敌对自己的祖国有丝毫的侮辱和损害。他一往无前，不曾因为分裂投降势力的迫害和摧残而停下抗日救国的步伐。他用自己的一支笔和众多的出版物，指引无数青年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鼓舞亿万抗日军民战斗到底。他是抗日救国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
韬奋热爱祖国，常常从心底里喷发出爱国的激情。在苏州监狱，自己身陷囹圄，却能书写出感人的题词：“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他把对民族、人民之爱譬喻成伟大的母爱。在流亡异国他乡时，韬奋无时不挂念着自己的祖国。他写道：“我常于深夜独自静默着哀痛，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他国人的中国人，何以就独忍受这样的侮辱和蹂躏！”（《韬奋全集》第五卷，第685页）这是游子对苦难母亲的绻想，是爱国者对悲惨祖国痛彻心扉的苦念。这其中有不平，更有奋争。当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必定会表达出保卫祖国的决心。韬奋就是这样从心底里发出自己的誓言：“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韬奋全集》第六卷，第349页）“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而死，现在已到了时候了。”（《韬奋全集》第六卷，第442页）“个人虽生犹死，为事尚小；贻羞民族，为憾实大。”（《韬奋全集》第四卷，第48页）“我们为着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必须始终坚守进步文化的岗位，与黑暗势力奋斗到底。”（《韬奋全集》第十卷，第886页）诸如此类这样的爱国文字，在《韬奋全集》里比比皆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直至韬奋生命终结，爱国主义成为他写作的母题。他的爱国主义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特别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青年，韬奋是抗日救国时期最受读者热爱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政论家。正如胡愈之所说的：“韬奋虽然死了，他依然没有死，他活在中国人民大众的心头，就是远离祖国数千里的南洋罢，就有千千万万的青年们，他们并没有和韬奋见过面，他们却都是韬奋的爱读者。”（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102）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最感人的还不在于他在言论上的崇高和壮美，更在于他为了祖国的利益，能够克服爱生之念，畏难之情，义无反顾地战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韬奋在国家危难存亡之际，在抗日救亡的艰难岁月里，几乎没有一天不握着笔在呐喊，在战斗，几乎没有一天不为着出版书刊在奔忙，在操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抱病忍痛写作《患难余生记》，还要发出《对国事的呼吁》，谴责分裂主义，呼唤团结抗战。正如著名作家郭沫若对他的评价：
“韬奋先生：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位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一滴血。”（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38）正是这样一位满怀爱国热情、脚踏实地战斗的知识分子，虽然生命是终结于病榻，可人民永远怀念他，祖国始终铭记他，一致尊崇他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在他告别人世70年之后，依然受到了共和国最高规格的公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