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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研究的形象都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是一个作家的特殊感受所制作出来的形象。 ”本文以形象学文本内外部研究为框架，从杜拉斯的“东方情人”系列小说中恋人地位互换的情节切入，分析她笔下的东方形象变异，及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对“东方”概念的把握。
一、前视野认知：19世纪的中国情人
遍观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可以发现两个节点：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传教士和游记作者口中生来就“有理有德，进步繁荣”的民族，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理想，或启蒙运动思想家汲取异国文化中异质营养的来源；但是19世纪之后，随着东方帝国幻影的破灭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失衡，“野蛮”、“尖嘴猴腮”、“麻木冷漠”逐渐成了西方文学中的东方代名词。
不仅如此，在文本内部研究的“故事情节”领域中，还泛滥着一种“中国女人疯狂爱上欧洲白人”的情节。比如约瑟夫·梅里的《英国人和中国人》，讲述了一名与世隔绝的中国高官妻子偶然瞥见了一位英俊的英国军官，并为他的魅力深深倾倒；保尔·蒂伏瓦的《中国蝉》中，芦花公主被一位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吸引，逐渐摈弃儒学中的“自私自利，盲目崇拜和对自己的过分关注”，学习“欧洲妇女善良、克己、献身”这些美德 。
“芦花公主”这样不真实的“去中国化”的中国情人形象，反映了西方由于经济和工业力量的逐渐强大而产生的种族优越感。正如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 ”因此，当代的形象学研究关心的并不是原型和重塑对象之间的差异，而是作家塑造异国、异族形象时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因素，即他们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创作”而非“复制”。
二、异类——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东方情人”
（一）主体的狂热态度
1、文本内部研究
（1）恋人地位互换
从文本内部研究的“故事情节”这一属性出发，可以发现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坛中，出现了一种与此前情况相反的，恋人地位互换的情节，即“处于经济社会底层的白人少女与富有东方男人相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国北方的情人》、《情人》等一系列作品。
在《情人》中，杜拉斯这样描写“情人”的出场：“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情人》中的“中国情人”是富有且風度翩翩的，他为贫穷的十五岁白人少女提供经济帮助。这乍看之下与当时流行的“落后文明无法抗拒先进文明”的故事情节相悖。
此外，作品中两性间的情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诱惑。这种诱惑既体现在欲望肉体层面，也体现在异域情调的浪漫化想象中。《情人》中的他，“是一个生活很有习惯的男人。他是性感的。iv”他沿袭了东方人所固有的儒雅与保守。杜拉斯的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长于东方的法国少女的跨国恋情，同时也阐释了一种特别的“两性关系的距离诱惑”。这种诱惑的产生有着独特的境遇：一个是种族优越却经济贫穷的法国少女，一个是身份卑微而拥有金钱的第三世界的中国男人，双方的互补有现实的可能。
（2）情人形象变化
在她的三部作品中，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猥琐阴暗，到《中国北方的情人》的高大自信，“东方情人”的形象不尽相同。在“情人”形象的转变中，杜拉斯逐渐构建出一个完美的，乃至于与她自身经历不相符的主人公，他剥离掉“东方”这一次等民族男人的品貌，成为西方视角中一个“缺席”的情人。他的“缺席”与异地确存的东方男人形成一种对照。可以说，“情人”这一形象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不断被重建、美化，甚至逐渐远离真实历史。
2、文本外部研究——杜拉斯的东方情结
我们可以从对作家本身的思想、感情、心理进行的研究发现，自小生活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杜拉斯身上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对峙和自我认同的矛盾，她一方面自持白人殖民者身份，一方面不否认对在自然中自由释放的陶醉。印度支那殖民地“已经成了她生命的底片 ”。甚至可以说，“东方”是她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的故土。比如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有：“您还想着永隆。”“是的。这是我觉得最美的地方。 ”。“她的痛苦源自于无法忘怀的东方，源自于她无法融入的西方 。”可以看出，杜拉斯与东方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文化联接，这让她与当时的西方殖民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
（二）主体的憎恶态度
1、文本内部研究
（1）“无名”的情人
但从情节分布看，《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虽然都以“情人”命名，“情人”却既不是核心人物，又不是有叙述功能的行动元，甚至不能说是故事主角。书中并未出现过中国情人的名字，全用“中国人”代替。在这三个故事里，情人不过是女孩家庭成员殖民地生活图景的陪衬与点缀，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从叙述层面讲，他不完全是叙事的焦点。情人存在的价值，是印证女孩主体性的存在，他扮演着一个沉默的被观察与被描述的对象。在对情人进行描述和鉴定时，注视者处在俯视地位，相反，情人对自身和女孩从未有过价值判断，他不是作为一个有观念的主体而存在，而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镜子。
就像在杜拉斯的另一部小说《广岛之恋》中，女演员直接把“广岛”作为日本男子的称谓，这个集合名词抹杀了他的个性，只有西方视角下东方人的共性。
（2）词汇研究与套话
“套话”即人们对各类事物的先入之见，它是一种单一信息交流的标志，一种正在固定的文化的标志。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一旦成为套话，就会渗透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并不断释放出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对他者的看法，也会直接作用于潜意识。它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继承性。 不能免俗的，从文本内部的词汇研究中切入，可以在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中找出19世纪西方描述中国人的套话的影子。首先，杜拉斯用“奴性”等词形容“中国情人”。情人是一个“懦弱”的男人，在见到法国女孩时非常“胆怯”，他的手一直在“打颤”，而在对两人爱情的前途考虑上，白人女孩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和最后结局，中国情人却始终是软弱的。
其次，这些套话大都是阴性的，比如懦弱、胆怯、瘦弱等，使得“中国情人”的形象愈发女性化。这种女性化和中国本土作品中的“双性化气质”又不同，以《红楼梦》为例，贾宝玉“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素昔禀赋柔脆”，王熙凤自幼假充男儿教养，“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体现了超前的女性意识和民主精神。但《情人》中，两性关系中全是一个等级对另一个等级的鄙薄。她还用相当大的篇幅对中国情人的身体进行描写：“肉体，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他没有唇髭，缺乏男性的刚劲iv”。描述中体现着西方殖民者的成见。
（3）等级关系
套话制作出了一个异域，一个“被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是文化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它以暗含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恒定的等级制度，其中包含着作为叙事者的“主体”和作为被叙人物的“他者”，以及本土文化和被描述文化之间的等级关系，一经提出就是对立的，投射着对异质形象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评判。
在女孩与情人初次相见时，“这里的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iv”女孩始终代表着西方的强势，在她眼中情人是一个“较瘦、较虚”的男人，相应地作为“黄种人”的“中国情人”便成了东方世界弱势的代表，而西方情人则多半高大自信。在殖民地，种族的差异超越一切。两人间始终存在相异性的对立关系，这是文明与野蛮、成熟与幼稚的尖锐矛盾。情人家境的富有只能与这种卑微形象形成更大的反差。
2、 文本外部研究
所以，虽然故事情节有所颠覆，《情人》中仍然不可避免的充斥着种族意识和殖民意识。从外部视角看，当时的白人社会对中国是歧视的，“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不看他。他们不可能看到他。iv”不仅社会的现实普遍如此，杜拉斯本人也有优越感，她看到的情人身上优秀的一面皆来自于西方上流社会的熏陶，例如西服、抽英国烟、坐在洋汽车里；而不堪的一面则全是中国文化的倒影：虽然情人很富有，但是“他的父亲住在沿河宅子里已有十年之久，鸦片烟灯一刻不离，全凭他躺在床上经营他那份财产。iv”完全符合西方对中国人“抽鸦片”的幻想。
（1）公式化的东方形象
1905年，当利上尉在《黄祸》中写，中国人是“那些无法无天的黄皮肤的乌合之众”，类似的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从民族心理中去除。在《情人》中，注视者所看到的中国人是：“这是中国的人流，在今天繁荣景象中我又看到这种人流，总是那样耐心，那样旁若无人。据说，他们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不带好奇之心，看不出是去哪儿。iv”这里的描述打上了“公式化”东方形象的烙印。“人们对各类人物有着先入之见，在潜意识中始终充满了各种集体描述，它制约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正是由于西方對东方这种固有的公式化印象，在女孩的家人面对她的中国情人时，才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漠然与鄙视。情人形象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注视者对“他者”的某种否定，从而反过来言说了自我。
（2）民族集体无意识
公式化的印象来源于潜意识认知。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不只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异国形象的建构在潜意识中是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以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
因此，杜拉斯的“中国情人”系列小说交织着个人和历史的经验，诞生于中越族源关系、法越殖民关系和法中文学关系等多重视野的复杂背景之下。她笔下的情人形象不仅折射出作家个体的人生体验，同时也传达出了她所从属的法国社会对“中国情人”的想象，这种想象潜移默化地植入在民族心理中，超乎寻常地成了凝聚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想象物。
三、 结语：从“东方情人”到“东方”
（“社会集体想象物”下的“自我”与“他者”）
作品中以“森林”、“炎热”等意象影射东方，即显示了旺盛的欲望，又暴露了人因受本能控制所不可避免的堕落与沉沦；其间夹杂大量对于东方市井生活的描述：“城里的喧闹声很重……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这是整个西方社会用他者的自然属性解释了他者的文化，以显示作为叙述者的“我”的高级行为。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对一个社会集体描述的总和，它既是构成，又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它是理解、诠释一个文本、一个作家所塑造的异国形象的关键。i”，是全社会对异国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巴柔认为，“对于比较学者而言，异国形象属于集体想象物的范畴。 ”。当“注视者”，即作者从自我的在场地位出发，对缺席“他者”进行审视时，他的背后就是“集体想象物”。
当代形象学强调主体创造性的更广阔的来源，即作家所从属的文化，集中研究一种文化在言说他者时特有的规律和原则。杜拉斯创造东方情人并不是作家个体的单纯行为，她在审视自己的情人时，不可避免地受着社会总体印象的制约，这制约源于其文化、文学、民俗的潜意识。“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及阐释，以及本国对自身文化的定位。
因此，我们不能只聚焦在“中国情人”这一单薄形象，从而忽视了杜拉斯笔下所反映出的整个中国形象。西方社会正是以她的“中国情人”为起点和依托，建构起了对故事背后东方与东方人的想象空间。抽象来讲，“我”代表西方殖民者，“情人”代表东方被殖民者，西方殖民者主动、强势、充满激情和活力，而被殖民者却软弱无能、胆小懦弱、消极被动。这正符合当时中国折射在法国的“社会整体想象物”。正如巴柔所指出的：“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士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杜拉斯的《情人》所描述的中国形象同样也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他者”是注视者的主体思想、情感和其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注视者在他者（异国）缺席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创造者的意念融入到他者的形象中，是无意识地否认他者从而言说自我 ”。这种或真或假的形象塑造在表现杜拉斯本人对东方情人的复杂感情的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西方社会对异国的高傲态度。
综上所述，一个异国形象背后的注视中所包含的创造和想象，是形象学分析最重要的部分。“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x”。异国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注视者借助他者“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从而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必定会受到先见因素影响。
没有作家能够跳脱文化，即便杜拉斯这样无法割舍东方文化的作者也不能。
一、前视野认知：19世纪的中国情人
遍观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可以发现两个节点：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传教士和游记作者口中生来就“有理有德，进步繁荣”的民族，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理想，或启蒙运动思想家汲取异国文化中异质营养的来源；但是19世纪之后，随着东方帝国幻影的破灭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失衡，“野蛮”、“尖嘴猴腮”、“麻木冷漠”逐渐成了西方文学中的东方代名词。
不仅如此，在文本内部研究的“故事情节”领域中，还泛滥着一种“中国女人疯狂爱上欧洲白人”的情节。比如约瑟夫·梅里的《英国人和中国人》，讲述了一名与世隔绝的中国高官妻子偶然瞥见了一位英俊的英国军官，并为他的魅力深深倾倒；保尔·蒂伏瓦的《中国蝉》中，芦花公主被一位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吸引，逐渐摈弃儒学中的“自私自利，盲目崇拜和对自己的过分关注”，学习“欧洲妇女善良、克己、献身”这些美德 。
“芦花公主”这样不真实的“去中国化”的中国情人形象，反映了西方由于经济和工业力量的逐渐强大而产生的种族优越感。正如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 ”因此，当代的形象学研究关心的并不是原型和重塑对象之间的差异，而是作家塑造异国、异族形象时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因素，即他们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创作”而非“复制”。
二、异类——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东方情人”
（一）主体的狂热态度
1、文本内部研究
（1）恋人地位互换
从文本内部研究的“故事情节”这一属性出发，可以发现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坛中，出现了一种与此前情况相反的，恋人地位互换的情节，即“处于经济社会底层的白人少女与富有东方男人相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国北方的情人》、《情人》等一系列作品。
在《情人》中，杜拉斯这样描写“情人”的出场：“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情人》中的“中国情人”是富有且風度翩翩的，他为贫穷的十五岁白人少女提供经济帮助。这乍看之下与当时流行的“落后文明无法抗拒先进文明”的故事情节相悖。
此外，作品中两性间的情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诱惑。这种诱惑既体现在欲望肉体层面，也体现在异域情调的浪漫化想象中。《情人》中的他，“是一个生活很有习惯的男人。他是性感的。iv”他沿袭了东方人所固有的儒雅与保守。杜拉斯的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长于东方的法国少女的跨国恋情，同时也阐释了一种特别的“两性关系的距离诱惑”。这种诱惑的产生有着独特的境遇：一个是种族优越却经济贫穷的法国少女，一个是身份卑微而拥有金钱的第三世界的中国男人，双方的互补有现实的可能。
（2）情人形象变化
在她的三部作品中，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猥琐阴暗，到《中国北方的情人》的高大自信，“东方情人”的形象不尽相同。在“情人”形象的转变中，杜拉斯逐渐构建出一个完美的，乃至于与她自身经历不相符的主人公，他剥离掉“东方”这一次等民族男人的品貌，成为西方视角中一个“缺席”的情人。他的“缺席”与异地确存的东方男人形成一种对照。可以说，“情人”这一形象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不断被重建、美化，甚至逐渐远离真实历史。
2、文本外部研究——杜拉斯的东方情结
我们可以从对作家本身的思想、感情、心理进行的研究发现，自小生活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杜拉斯身上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对峙和自我认同的矛盾，她一方面自持白人殖民者身份，一方面不否认对在自然中自由释放的陶醉。印度支那殖民地“已经成了她生命的底片 ”。甚至可以说，“东方”是她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的故土。比如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有：“您还想着永隆。”“是的。这是我觉得最美的地方。 ”。“她的痛苦源自于无法忘怀的东方，源自于她无法融入的西方 。”可以看出，杜拉斯与东方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文化联接，这让她与当时的西方殖民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
（二）主体的憎恶态度
1、文本内部研究
（1）“无名”的情人
但从情节分布看，《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虽然都以“情人”命名，“情人”却既不是核心人物，又不是有叙述功能的行动元，甚至不能说是故事主角。书中并未出现过中国情人的名字，全用“中国人”代替。在这三个故事里，情人不过是女孩家庭成员殖民地生活图景的陪衬与点缀，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从叙述层面讲，他不完全是叙事的焦点。情人存在的价值，是印证女孩主体性的存在，他扮演着一个沉默的被观察与被描述的对象。在对情人进行描述和鉴定时，注视者处在俯视地位，相反，情人对自身和女孩从未有过价值判断，他不是作为一个有观念的主体而存在，而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镜子。
就像在杜拉斯的另一部小说《广岛之恋》中，女演员直接把“广岛”作为日本男子的称谓，这个集合名词抹杀了他的个性，只有西方视角下东方人的共性。
（2）词汇研究与套话
“套话”即人们对各类事物的先入之见，它是一种单一信息交流的标志，一种正在固定的文化的标志。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一旦成为套话，就会渗透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并不断释放出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对他者的看法，也会直接作用于潜意识。它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继承性。 不能免俗的，从文本内部的词汇研究中切入，可以在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中找出19世纪西方描述中国人的套话的影子。首先，杜拉斯用“奴性”等词形容“中国情人”。情人是一个“懦弱”的男人，在见到法国女孩时非常“胆怯”，他的手一直在“打颤”，而在对两人爱情的前途考虑上，白人女孩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和最后结局，中国情人却始终是软弱的。
其次，这些套话大都是阴性的，比如懦弱、胆怯、瘦弱等，使得“中国情人”的形象愈发女性化。这种女性化和中国本土作品中的“双性化气质”又不同，以《红楼梦》为例，贾宝玉“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素昔禀赋柔脆”，王熙凤自幼假充男儿教养，“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体现了超前的女性意识和民主精神。但《情人》中，两性关系中全是一个等级对另一个等级的鄙薄。她还用相当大的篇幅对中国情人的身体进行描写：“肉体，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他没有唇髭，缺乏男性的刚劲iv”。描述中体现着西方殖民者的成见。
（3）等级关系
套话制作出了一个异域，一个“被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是文化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它以暗含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恒定的等级制度，其中包含着作为叙事者的“主体”和作为被叙人物的“他者”，以及本土文化和被描述文化之间的等级关系，一经提出就是对立的，投射着对异质形象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评判。
在女孩与情人初次相见时，“这里的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iv”女孩始终代表着西方的强势，在她眼中情人是一个“较瘦、较虚”的男人，相应地作为“黄种人”的“中国情人”便成了东方世界弱势的代表，而西方情人则多半高大自信。在殖民地，种族的差异超越一切。两人间始终存在相异性的对立关系，这是文明与野蛮、成熟与幼稚的尖锐矛盾。情人家境的富有只能与这种卑微形象形成更大的反差。
2、 文本外部研究
所以，虽然故事情节有所颠覆，《情人》中仍然不可避免的充斥着种族意识和殖民意识。从外部视角看，当时的白人社会对中国是歧视的，“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不看他。他们不可能看到他。iv”不仅社会的现实普遍如此，杜拉斯本人也有优越感，她看到的情人身上优秀的一面皆来自于西方上流社会的熏陶，例如西服、抽英国烟、坐在洋汽车里；而不堪的一面则全是中国文化的倒影：虽然情人很富有，但是“他的父亲住在沿河宅子里已有十年之久，鸦片烟灯一刻不离，全凭他躺在床上经营他那份财产。iv”完全符合西方对中国人“抽鸦片”的幻想。
（1）公式化的东方形象
1905年，当利上尉在《黄祸》中写，中国人是“那些无法无天的黄皮肤的乌合之众”，类似的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从民族心理中去除。在《情人》中，注视者所看到的中国人是：“这是中国的人流，在今天繁荣景象中我又看到这种人流，总是那样耐心，那样旁若无人。据说，他们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不带好奇之心，看不出是去哪儿。iv”这里的描述打上了“公式化”东方形象的烙印。“人们对各类人物有着先入之见，在潜意识中始终充满了各种集体描述，它制约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正是由于西方對东方这种固有的公式化印象，在女孩的家人面对她的中国情人时，才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漠然与鄙视。情人形象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注视者对“他者”的某种否定，从而反过来言说了自我。
（2）民族集体无意识
公式化的印象来源于潜意识认知。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不只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异国形象的建构在潜意识中是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以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
因此，杜拉斯的“中国情人”系列小说交织着个人和历史的经验，诞生于中越族源关系、法越殖民关系和法中文学关系等多重视野的复杂背景之下。她笔下的情人形象不仅折射出作家个体的人生体验，同时也传达出了她所从属的法国社会对“中国情人”的想象，这种想象潜移默化地植入在民族心理中，超乎寻常地成了凝聚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想象物。
三、 结语：从“东方情人”到“东方”
（“社会集体想象物”下的“自我”与“他者”）
作品中以“森林”、“炎热”等意象影射东方，即显示了旺盛的欲望，又暴露了人因受本能控制所不可避免的堕落与沉沦；其间夹杂大量对于东方市井生活的描述：“城里的喧闹声很重……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这是整个西方社会用他者的自然属性解释了他者的文化，以显示作为叙述者的“我”的高级行为。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对一个社会集体描述的总和，它既是构成，又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它是理解、诠释一个文本、一个作家所塑造的异国形象的关键。i”，是全社会对异国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巴柔认为，“对于比较学者而言，异国形象属于集体想象物的范畴。 ”。当“注视者”，即作者从自我的在场地位出发，对缺席“他者”进行审视时，他的背后就是“集体想象物”。
当代形象学强调主体创造性的更广阔的来源，即作家所从属的文化，集中研究一种文化在言说他者时特有的规律和原则。杜拉斯创造东方情人并不是作家个体的单纯行为，她在审视自己的情人时，不可避免地受着社会总体印象的制约，这制约源于其文化、文学、民俗的潜意识。“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及阐释，以及本国对自身文化的定位。
因此，我们不能只聚焦在“中国情人”这一单薄形象，从而忽视了杜拉斯笔下所反映出的整个中国形象。西方社会正是以她的“中国情人”为起点和依托，建构起了对故事背后东方与东方人的想象空间。抽象来讲，“我”代表西方殖民者，“情人”代表东方被殖民者，西方殖民者主动、强势、充满激情和活力，而被殖民者却软弱无能、胆小懦弱、消极被动。这正符合当时中国折射在法国的“社会整体想象物”。正如巴柔所指出的：“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士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杜拉斯的《情人》所描述的中国形象同样也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他者”是注视者的主体思想、情感和其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注视者在他者（异国）缺席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创造者的意念融入到他者的形象中，是无意识地否认他者从而言说自我 ”。这种或真或假的形象塑造在表现杜拉斯本人对东方情人的复杂感情的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西方社会对异国的高傲态度。
综上所述，一个异国形象背后的注视中所包含的创造和想象，是形象学分析最重要的部分。“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x”。异国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注视者借助他者“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从而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必定会受到先见因素影响。
没有作家能够跳脱文化，即便杜拉斯这样无法割舍东方文化的作者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