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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依恋故土。”一位著名文化学者曾经如是说。
我笃信此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乡情结”，抑或是“乡愁”吧，它可能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月是故乡明。
心中始终装着故土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感到孤寂。故乡的味道永远是那样清新浓郁，那样刻骨铭心。
我出生于燕山脚下的一个普通农村，在那里生活了不到二十年，但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在我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青春的梦幻，那里是我的血脉之根。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我们一千多名热血青年响应祖国召唤，告别燕赵大地，来到天山北麓荒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在新疆这块广袤而荒寂的土地上生活一輩子。支边，顾名思义，支援几年，迟早还会回到原点去的。
事情并非如想象得那样简单，一旦进入拓荒者的行列，一旦投入到开发建设的洪流之中，一切便由不得自己了。
我和妻子是同期进疆的燕赵儿女，我们与创业的屯垦老兵们一起劈山开路，兴修水利，建设农场。在戈壁变绿洲的岁月中，我们洒下青春的汗水，也筑就爱巢，生儿育女，成家立业。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已经和新疆这块土地融为一体，我们已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了。
我有一种自豪感，此生我有两个家：一个在天山脚下，一个在燕山脚下。
两个家就像两个难以割舍的情人，撕扯着我，让我一往情深。
我爱新疆，她是我休戚与共的第二故乡，而燕山脚下的那个老家，虽然渐行渐远，却始终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增长，思乡之情愈加浓烈。
逢年过节，看到家里寄来妈妈亲手缝织的棉衣、棉鞋、背心、围巾这些御寒衣物，收到老爹写得不怎么通顺的信件，信中还夹着全家的合影（一幅唯独没有我的“全家福”），我的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儿。
欣喜、惆怅之余，一种“倍思亲”的思绪常常涌上心头。
照片上的父母亲老多了，头发已经斑白；弟兄们长高了，已显露出青春期的模样……
与亲人阔别多年，无时不在想念着他们：爸爸的“老慢支”可有好转？应该领着老人到医院看看，抓点草药。大哥的媳妇找到了没有？年幼无知的我，仗着个高优势曾经欺负过他，应该给他道个歉才是……
亲人间的牵挂，总是以鸿雁传书的方式互致问候。
对于我们这些西部游子来说，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故乡的怀抱。
三年一次的探亲规定，勿宁说是望梅止渴，一种心理安慰。试想，身在西部之西最偏远的一隅，探一次亲谈何容易！匆匆往返，辗转万里，比出一次国还难。没有特殊情况，谁都不肯轻易享受时限只有数十天的探亲假。
那个年代的人，总是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至于探家这样的事，拖个一年半载是不会有人计较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值西进的全国最长的兰新铁路干线刚进入河西走廊，沿着祁连山一步步向西延伸，玉门、红柳河、星星峡、哈密……距乌鲁木齐还有几百公里。故有人说，它是我们新疆人天天盼、月月盼、翘首以待的幸福纽带，因为它和我们的探亲息息相关，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和故乡的距离似乎就拉近一些，途中所用的时间也就相应地有所缩短。
人们渴望着通向边疆的这条铁路大动脉尽快修到乌鲁木齐，进而贯通天山南北，直至遍布整个新疆。当我们想回家看看的时候，随时可以购票上车，朝发夕至，与亲人团聚。
曾几何时，这还是一个美好而又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今却已变为现实。
高铁，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腾向前。车速正从每小时一两百公里向四五百公里飚升。磁悬浮列车也不再是梦想。
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球正在一天天地变小，天山与燕山之间似乎没有那么遥远了。
可是，如果我们把时光倒回到四十多年前，那时的情景却又着实令我们不堪回首。
探亲假批下来，从出发的第一天开始计算行程，通常是这样的：因是荒漠上自然形成的路，必得先坐半天马车或者拖拉机。到达县城后，尚不知能否购得上车票——如果顺利的话，也要经过几天的颠簸才能到达火车站。那时从新疆到北京、上海还没有直达车，从某个临时站台上车后，途中还要在兰州、西安、郑州等地办理换乘手续。返程亦如此。光是这迢迢万里征途，就要花去整个假期的一半时间。
我这里说的是北疆。若是从天山南麓大沙漠边缘的阿克苏、喀什、和田到乌鲁木齐，光是坐汽车就要一个多星期呢。
上了火车，那种滋味也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从乌鲁木齐到北京、上海的列车，如今只需三四十个小时就能走完的旅程，那时却要度过漫长的四天四夜。
每一次探家，都是一次历经磨难的万里长征，一次对体力与毅力的严酷考验。
检票上车就像打仗一样，为了抢占行李架，来了都争先恐后、前呼后拥、拼命地往前冲，跑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跑得整个车厢尘土飞扬，一片狼藉。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所有商品都凭票证供应的年代，每次探家归来，每个人几乎都是采购员，不仅要带很多的家乡土特产，还要通过种种关系，购买一些在边疆地区市场上难以买到的紧缺食品，如腊肉、香肠、花生米，有的连松花蛋、罐头、糖果等都要从内地带来。整个车厢，到处堆满了行李和包裹，有时连厕所都被挤占，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
这样的窘况，许多人未曾亲历，但肯定听别人讲过，故而有的人进疆七八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不曾回家一趟。不是不想家，实在是望断天涯路，不敢回。
记得，我和妻子携儿带女第一次举家探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们乘班车从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出发，闯风口，越峻岭，穿戈壁，过沼泽地，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经过三天沙石路的颠簸，才到达乌鲁木齐。
孩子们是第一次坐火车，又是第一次回老家省亲寻根，兴奋得又唱又跳。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四天四夜的日子是那样难熬。我和妻子属于普通公务人员，凭我们当时每人仅有的五六十元的月工资收入，卧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买个硬座已经很知足了。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同样是硬座，所处的位置不同，却有不一样的处境。
你若坐在紧临窗口的位子，倚着一方小桌，每晚可以用胳膊肘架着头脸睡一个囫囵觉。那可是一种可求而不可得的享受。我们的四张车票竟没有一张是临窗的，每到夜晚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实在瞌睡得难以忍受时，孩子们只有钻到座椅下面去睡了，睡得汗水淋淋，狼狈得像个小泥猴。我和妻子则只能勾肩搭背，相互依偎。随着列车的晃动，我们的头也跟着荡来荡去的，好像一对醉鬼。还经常撞到别人身上，也顾不得说声“对不起”，又接着睡。
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人宁可不吃不喝，或吃得再差都能忍受，唯独身体不能放平顺畅地呼吸，不能睡眠，是对人极大的摧残。
写到这，我突然想起唐代邊塞诗人李益的诗句：“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还有宋代诗人李觏，他的诗更是直言不讳：“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古边塞诗中描写游子思乡的诗句，何其多矣。而诗人们感触最深、写得最多的莫过于行路难。自古以来，人们无不将通往西域之路视为畏途。行路难，行路难，狂风呼啸、四野茫茫之中，不知多少征战将士、商贾客旅葬身于风雪路上。……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所谓“行路难”，在曾经驶过张骞的车骑和班超的鞍马的丝绸古道上，其险象环生的程度，千百年来几乎没有改变，同建国后洒满阳光的天山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我们对故乡的思念中，没有哀怨，没有伤感，有的只是亲人间的相互依恋和期盼。那些古诗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多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比起爱情、亲情、乡情，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我们珍视呢？为了这些，一切困苦皆可忍受，一切艰难皆可克服。跋涉在回乡省亲的路上，心中始终充满了即将见到亲人和故乡的喜悦，所有的苦涩便随之烟消云散了。
也许是这种心理，我们和故乡、亲人的联系，虽然一直以探亲假的方式保持着，在天山和燕山之间循环往复地奔波着，却总是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亲人间的骨肉之情就是这样相系相依，难解难分。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当我们因种种原因不能如期探家，或当我们成家之后生活遇到一些难处时，我们的父辈怀着对儿女的怜爱之心，竟不顾年迈体弱，不顾路途之遥远、艰辛，纷纷踏上西去的列车。
老人们不愿给儿女平添麻烦，有的竟“先斩后奏”，不声不响，悄然而至。他们手里只攥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上面写有儿女们的工作地址。凭着这个，他们左询右问，历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儿女所在的单位。
可以想象，在“行路难”的年代，往返在这条漫长曲折的路上，这些老人付出的辛苦显然比我们更多。他们长途跋涉，不为别的，只是想看看儿女的处境，互诉一下衷肠，亲热一番之后就放心地回去了。也有一些老人选择留下来，不辞辛苦地为儿女带孩子，操持家务，成为儿女的好帮手。他们不仅带来了其乐融融的亲情，也为我们安心边疆建设解除了后顾之忧。
父母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老人来了，故乡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里，我不能不说到我的岳母，一个缠足的花甲老人。
为了给我们带孩子，缓解我们紧张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她竟然孤身一人西出阳关，和我们一起生活，共度日月。
老人是从渤海之滨的一个小山村出发的，家里人赶着马车把她送上火车。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从未出过远门儿，新疆究竟有多大多远，她全然不知。她知道女儿正怀孕，临产在即。她懂得女儿需要什么。于是，她不顾山高路远，手里挎着装满鸡蛋、红枣的篮子，身上背着装有小米、薯干的袋子，就上路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被人们称为“闹饥荒”的年月，老人带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弥足珍贵的，是她为女儿一口一口省下来的。路上，她生怕这些东西丢失，转车换乘时总是带在身边，睡觉时一直搂在怀里。
就这样，老人凭着自己的一双娇小的坤足，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身边。
不难发现，老人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在吃不饱肚子的日子里，在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二两清油、十几斤粮食的情况下，她能粗粮细做，把生活调理得有滋有味。从糖厂买来的糖渣，从郊外挖来的野菜，都能做出很多花样，让孩子吃得有滋有味。
而她自己却是那种吃得下千般苦、断不肯享半点清福的老人。就在我们的生活渐渐有所好转、孩子送进幼儿园之后，她老人家却不由分说地要回归故里。
说走就走，还是一个人踏上归途，迈着粽子般的“三寸金莲”，在列车上度过了四天四夜。
老人总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我们身边。几年之后，当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老人再度西出阳关。我写信说去接她，她却执意不肯，说你们忙你们的，我又不是头一回去新疆，在车上睡几晚上不就到了么。
为了儿女，他们宁愿自己多吃些苦，宁愿舍弃自己的幸福。而我们却常常以工作离不开为借口，不为他们分担一分困苦，尽一分孝心。
忠孝不能两全，这似乎是可以让我们获得自我宽慰的唯一理由。但当老人真的需要我们，而我们又真的无能为力时，作为后辈，我们的内心又是何等的酸楚不安，我们的良心又该受到怎样的折磨和鞭打。
请原谅我再一次把时光回溯到四十年前。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的早晨，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我和妻子的手上：
“母病重，速归。”
我懂得这五个字的分量。她老人家一定是得了不治之症，且向我们隐瞒了实情，为的是不让我们为她的病担忧、费神。后来得知，老人患的是肝硬化，已是癌症晚期，病情正在不断恶化。弥留之际，她只是不时地将目光投向女儿的照片，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家人误解了她的心思，悄然给我们发了电报。
可谁都明白，从我们所在的塔城镇到渤海湾有多远，即使是坐飞机，加上两端的乘车时间，最短行期也不会少于一周。按老人的性格，她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接到电报，像被雷击了一般，我们的心都碎了。老人对我们是有恩的，恩重如山呵。我们欠下老人的情太多太多。在她老人家病危之际，我们倘若不能设法尽快赶回去，就会遗恨终生。
然而回去，又谈何容易！第一个难关就是买车票。那时候的新疆，各地通往自治区首府的班车，并不是天天都发车的，有时两三天发一次，有的地方甚至四五天、一周才发一次。所以那年月的车票显得尤为珍贵，可谓一票难求。买一张车票，往往要起早摸黑地去车站排队，有时不得不托关系、找熟人，费尽心机。
为了尽快买到车票，我只得厚着脸皮去求助地委办公室郑主任，请他给客运站长写个便条，让站长大人手下留情，特许我购两张当天去乌鲁木齐的车票。
谁知，那位站长根本不买郑主任的账。他扫了我一眼黑着脸说，对不起，我们一天只卖这么多票，我把票给了你，后面的人不骂娘吗？
我很尴尬地收回便条，又四处去寻找顺路的便车。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最实惠的朋友莫过于两种：一种是可以为你买到稀缺商品的采购员，一种是能为你出行提供方便的驾驶员。
我和妻子都是那种缺乏交际能力的人。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妻子突然想起她教过的一个学生是地区车队的司机。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他，终于得救了。他当时正在执行别的任务，但十分热情地为我们联系了另外一辆便车。经过几番周折，我们总算上路了。
可谁又能料到，车子行至离乌鲁木齐还有三百多公里的奎屯附近时，由于道路翻浆（每到春天地下水位升高时，这里的路面便成为凹凸不平的沼泽），多辆汽车陷入泥潭中，寸步难移。上百辆车排成长龙似的队伍，蜗牛般地爬行着。
当我们到达乌鲁木齐时，已经是第四天了，正准备上火车时，岳母病故的噩耗已通过朋友告知我们。这让我们悲痛欲绝，肝肠寸断，欲哭无泪。
老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还在凝望女儿的照片……
四十多年前的这一幕，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老人弥留之际，未能送她一程，这一直让我们深感愧疚。
其实，一些老人临终之际，儿女不在身边这样的事，又何止是个别人的痛惋。我和妻子的四位双亲大人去世时，我们都未能在身边守护。
远在西部边陲的儿女们接到老人病危的信息往往是突然的，即使以最快的速度，比如坐飞机，赶上航班，也未必能如期而至。何况我们中的多数人囊中羞涩，不要说买飞机票，就是火车的硬卧也不敢轻易奢侈。
这不是夸张，更不是耸人听闻，这就是并非遥远的历史真实。
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今天，当我们乘坐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畅游五湖四海，再也不必为那几十天的回乡探亲假而孜孜以求、苦思冥想的时候，庆幸之余，我们不能不为那些已经逝去的前辈老人们没能赶上今天的好日子而倍感惋惜。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我们，算是搭上这趟时代快车的幸运者，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还能经常使用现代科技同故乡和亲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手机微信、微信视频、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可以相互领略故乡与边塞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亲人灿烂的笑容，也使得我们拥有了交流感情、互通信息的平台，这足以令我们欣慰了。
故乡，真的已不再遥远。这些年来，我们仍经常奔走于天山与燕山之间。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昔日那种疲于奔命式的苦旅。如今，我们的每一次探亲，可以说都是一次幸福的旅行，一次对故土的深情回眸与瞻仰。
父母仙逝，故乡永存。我一手拉着天山，一手拉着燕山。两个家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许，当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还会在天山与燕山徘徊、游弋。
我不知道我们的后辈对于我们这份痴情会不会认同，但我已分明感到，燕山脚下传承下来的那个老家，已在他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化，而只有自己的出生之地——新疆，才是他们所钟情和留恋的故土。
不久前，接长孙电话，他将于下月从英国回国探亲。这一消息令我异常兴奋，届时我们又将陪他到那个卖抓饭、拉面和烤肉的小巷子里去过把瘾了。那是他小时候常去的地方。
对于久违了的新疆味道，他是情有独钟，绝不肯放弃的。他曾自我调侃地说，这是他每次回家的“第一要务”。尽管已飞行了十多个小时，他似乎并无多少倦意。
我突然觉得，地球真的变小了。爱孙虽远在大洋彼岸，却仿佛近在眼前。如果借用王勃的兩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来表达我们彼此的心绪，真是太恰当不过了。
责任编辑：孙伟
我笃信此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乡情结”，抑或是“乡愁”吧，它可能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月是故乡明。
心中始终装着故土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感到孤寂。故乡的味道永远是那样清新浓郁，那样刻骨铭心。
我出生于燕山脚下的一个普通农村，在那里生活了不到二十年，但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在我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青春的梦幻，那里是我的血脉之根。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我们一千多名热血青年响应祖国召唤，告别燕赵大地，来到天山北麓荒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在新疆这块广袤而荒寂的土地上生活一輩子。支边，顾名思义，支援几年，迟早还会回到原点去的。
事情并非如想象得那样简单，一旦进入拓荒者的行列，一旦投入到开发建设的洪流之中，一切便由不得自己了。
我和妻子是同期进疆的燕赵儿女，我们与创业的屯垦老兵们一起劈山开路，兴修水利，建设农场。在戈壁变绿洲的岁月中，我们洒下青春的汗水，也筑就爱巢，生儿育女，成家立业。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已经和新疆这块土地融为一体，我们已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了。
我有一种自豪感，此生我有两个家：一个在天山脚下，一个在燕山脚下。
两个家就像两个难以割舍的情人，撕扯着我，让我一往情深。
我爱新疆，她是我休戚与共的第二故乡，而燕山脚下的那个老家，虽然渐行渐远，却始终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增长，思乡之情愈加浓烈。
逢年过节，看到家里寄来妈妈亲手缝织的棉衣、棉鞋、背心、围巾这些御寒衣物，收到老爹写得不怎么通顺的信件，信中还夹着全家的合影（一幅唯独没有我的“全家福”），我的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儿。
欣喜、惆怅之余，一种“倍思亲”的思绪常常涌上心头。
照片上的父母亲老多了，头发已经斑白；弟兄们长高了，已显露出青春期的模样……
与亲人阔别多年，无时不在想念着他们：爸爸的“老慢支”可有好转？应该领着老人到医院看看，抓点草药。大哥的媳妇找到了没有？年幼无知的我，仗着个高优势曾经欺负过他，应该给他道个歉才是……
亲人间的牵挂，总是以鸿雁传书的方式互致问候。
对于我们这些西部游子来说，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故乡的怀抱。
三年一次的探亲规定，勿宁说是望梅止渴，一种心理安慰。试想，身在西部之西最偏远的一隅，探一次亲谈何容易！匆匆往返，辗转万里，比出一次国还难。没有特殊情况，谁都不肯轻易享受时限只有数十天的探亲假。
那个年代的人，总是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至于探家这样的事，拖个一年半载是不会有人计较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值西进的全国最长的兰新铁路干线刚进入河西走廊，沿着祁连山一步步向西延伸，玉门、红柳河、星星峡、哈密……距乌鲁木齐还有几百公里。故有人说，它是我们新疆人天天盼、月月盼、翘首以待的幸福纽带，因为它和我们的探亲息息相关，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和故乡的距离似乎就拉近一些，途中所用的时间也就相应地有所缩短。
人们渴望着通向边疆的这条铁路大动脉尽快修到乌鲁木齐，进而贯通天山南北，直至遍布整个新疆。当我们想回家看看的时候，随时可以购票上车，朝发夕至，与亲人团聚。
曾几何时，这还是一个美好而又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今却已变为现实。
高铁，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腾向前。车速正从每小时一两百公里向四五百公里飚升。磁悬浮列车也不再是梦想。
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球正在一天天地变小，天山与燕山之间似乎没有那么遥远了。
可是，如果我们把时光倒回到四十多年前，那时的情景却又着实令我们不堪回首。
探亲假批下来，从出发的第一天开始计算行程，通常是这样的：因是荒漠上自然形成的路，必得先坐半天马车或者拖拉机。到达县城后，尚不知能否购得上车票——如果顺利的话，也要经过几天的颠簸才能到达火车站。那时从新疆到北京、上海还没有直达车，从某个临时站台上车后，途中还要在兰州、西安、郑州等地办理换乘手续。返程亦如此。光是这迢迢万里征途，就要花去整个假期的一半时间。
我这里说的是北疆。若是从天山南麓大沙漠边缘的阿克苏、喀什、和田到乌鲁木齐，光是坐汽车就要一个多星期呢。
上了火车，那种滋味也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从乌鲁木齐到北京、上海的列车，如今只需三四十个小时就能走完的旅程，那时却要度过漫长的四天四夜。
每一次探家，都是一次历经磨难的万里长征，一次对体力与毅力的严酷考验。
检票上车就像打仗一样，为了抢占行李架，来了都争先恐后、前呼后拥、拼命地往前冲，跑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跑得整个车厢尘土飞扬，一片狼藉。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所有商品都凭票证供应的年代，每次探家归来，每个人几乎都是采购员，不仅要带很多的家乡土特产，还要通过种种关系，购买一些在边疆地区市场上难以买到的紧缺食品，如腊肉、香肠、花生米，有的连松花蛋、罐头、糖果等都要从内地带来。整个车厢，到处堆满了行李和包裹，有时连厕所都被挤占，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
这样的窘况，许多人未曾亲历，但肯定听别人讲过，故而有的人进疆七八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不曾回家一趟。不是不想家，实在是望断天涯路，不敢回。
记得，我和妻子携儿带女第一次举家探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们乘班车从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出发，闯风口，越峻岭，穿戈壁，过沼泽地，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经过三天沙石路的颠簸，才到达乌鲁木齐。
孩子们是第一次坐火车，又是第一次回老家省亲寻根，兴奋得又唱又跳。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四天四夜的日子是那样难熬。我和妻子属于普通公务人员，凭我们当时每人仅有的五六十元的月工资收入，卧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买个硬座已经很知足了。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同样是硬座，所处的位置不同，却有不一样的处境。
你若坐在紧临窗口的位子，倚着一方小桌，每晚可以用胳膊肘架着头脸睡一个囫囵觉。那可是一种可求而不可得的享受。我们的四张车票竟没有一张是临窗的，每到夜晚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实在瞌睡得难以忍受时，孩子们只有钻到座椅下面去睡了，睡得汗水淋淋，狼狈得像个小泥猴。我和妻子则只能勾肩搭背，相互依偎。随着列车的晃动，我们的头也跟着荡来荡去的，好像一对醉鬼。还经常撞到别人身上，也顾不得说声“对不起”，又接着睡。
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人宁可不吃不喝，或吃得再差都能忍受，唯独身体不能放平顺畅地呼吸，不能睡眠，是对人极大的摧残。
写到这，我突然想起唐代邊塞诗人李益的诗句：“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还有宋代诗人李觏，他的诗更是直言不讳：“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古边塞诗中描写游子思乡的诗句，何其多矣。而诗人们感触最深、写得最多的莫过于行路难。自古以来，人们无不将通往西域之路视为畏途。行路难，行路难，狂风呼啸、四野茫茫之中，不知多少征战将士、商贾客旅葬身于风雪路上。……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所谓“行路难”，在曾经驶过张骞的车骑和班超的鞍马的丝绸古道上，其险象环生的程度，千百年来几乎没有改变，同建国后洒满阳光的天山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我们对故乡的思念中，没有哀怨，没有伤感，有的只是亲人间的相互依恋和期盼。那些古诗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多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比起爱情、亲情、乡情，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我们珍视呢？为了这些，一切困苦皆可忍受，一切艰难皆可克服。跋涉在回乡省亲的路上，心中始终充满了即将见到亲人和故乡的喜悦，所有的苦涩便随之烟消云散了。
也许是这种心理，我们和故乡、亲人的联系，虽然一直以探亲假的方式保持着，在天山和燕山之间循环往复地奔波着，却总是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亲人间的骨肉之情就是这样相系相依，难解难分。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当我们因种种原因不能如期探家，或当我们成家之后生活遇到一些难处时，我们的父辈怀着对儿女的怜爱之心，竟不顾年迈体弱，不顾路途之遥远、艰辛，纷纷踏上西去的列车。
老人们不愿给儿女平添麻烦，有的竟“先斩后奏”，不声不响，悄然而至。他们手里只攥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上面写有儿女们的工作地址。凭着这个，他们左询右问，历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儿女所在的单位。
可以想象，在“行路难”的年代，往返在这条漫长曲折的路上，这些老人付出的辛苦显然比我们更多。他们长途跋涉，不为别的，只是想看看儿女的处境，互诉一下衷肠，亲热一番之后就放心地回去了。也有一些老人选择留下来，不辞辛苦地为儿女带孩子，操持家务，成为儿女的好帮手。他们不仅带来了其乐融融的亲情，也为我们安心边疆建设解除了后顾之忧。
父母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老人来了，故乡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里，我不能不说到我的岳母，一个缠足的花甲老人。
为了给我们带孩子，缓解我们紧张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她竟然孤身一人西出阳关，和我们一起生活，共度日月。
老人是从渤海之滨的一个小山村出发的，家里人赶着马车把她送上火车。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从未出过远门儿，新疆究竟有多大多远，她全然不知。她知道女儿正怀孕，临产在即。她懂得女儿需要什么。于是，她不顾山高路远，手里挎着装满鸡蛋、红枣的篮子，身上背着装有小米、薯干的袋子，就上路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被人们称为“闹饥荒”的年月，老人带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弥足珍贵的，是她为女儿一口一口省下来的。路上，她生怕这些东西丢失，转车换乘时总是带在身边，睡觉时一直搂在怀里。
就这样，老人凭着自己的一双娇小的坤足，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身边。
不难发现，老人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在吃不饱肚子的日子里，在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二两清油、十几斤粮食的情况下，她能粗粮细做，把生活调理得有滋有味。从糖厂买来的糖渣，从郊外挖来的野菜，都能做出很多花样，让孩子吃得有滋有味。
而她自己却是那种吃得下千般苦、断不肯享半点清福的老人。就在我们的生活渐渐有所好转、孩子送进幼儿园之后，她老人家却不由分说地要回归故里。
说走就走，还是一个人踏上归途，迈着粽子般的“三寸金莲”，在列车上度过了四天四夜。
老人总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我们身边。几年之后，当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老人再度西出阳关。我写信说去接她，她却执意不肯，说你们忙你们的，我又不是头一回去新疆，在车上睡几晚上不就到了么。
为了儿女，他们宁愿自己多吃些苦，宁愿舍弃自己的幸福。而我们却常常以工作离不开为借口，不为他们分担一分困苦，尽一分孝心。
忠孝不能两全，这似乎是可以让我们获得自我宽慰的唯一理由。但当老人真的需要我们，而我们又真的无能为力时，作为后辈，我们的内心又是何等的酸楚不安，我们的良心又该受到怎样的折磨和鞭打。
请原谅我再一次把时光回溯到四十年前。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的早晨，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我和妻子的手上：
“母病重，速归。”
我懂得这五个字的分量。她老人家一定是得了不治之症，且向我们隐瞒了实情，为的是不让我们为她的病担忧、费神。后来得知，老人患的是肝硬化，已是癌症晚期，病情正在不断恶化。弥留之际，她只是不时地将目光投向女儿的照片，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家人误解了她的心思，悄然给我们发了电报。
可谁都明白，从我们所在的塔城镇到渤海湾有多远，即使是坐飞机，加上两端的乘车时间，最短行期也不会少于一周。按老人的性格，她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接到电报，像被雷击了一般，我们的心都碎了。老人对我们是有恩的，恩重如山呵。我们欠下老人的情太多太多。在她老人家病危之际，我们倘若不能设法尽快赶回去，就会遗恨终生。
然而回去，又谈何容易！第一个难关就是买车票。那时候的新疆，各地通往自治区首府的班车，并不是天天都发车的，有时两三天发一次，有的地方甚至四五天、一周才发一次。所以那年月的车票显得尤为珍贵，可谓一票难求。买一张车票，往往要起早摸黑地去车站排队，有时不得不托关系、找熟人，费尽心机。
为了尽快买到车票，我只得厚着脸皮去求助地委办公室郑主任，请他给客运站长写个便条，让站长大人手下留情，特许我购两张当天去乌鲁木齐的车票。
谁知，那位站长根本不买郑主任的账。他扫了我一眼黑着脸说，对不起，我们一天只卖这么多票，我把票给了你，后面的人不骂娘吗？
我很尴尬地收回便条，又四处去寻找顺路的便车。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最实惠的朋友莫过于两种：一种是可以为你买到稀缺商品的采购员，一种是能为你出行提供方便的驾驶员。
我和妻子都是那种缺乏交际能力的人。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妻子突然想起她教过的一个学生是地区车队的司机。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他，终于得救了。他当时正在执行别的任务，但十分热情地为我们联系了另外一辆便车。经过几番周折，我们总算上路了。
可谁又能料到，车子行至离乌鲁木齐还有三百多公里的奎屯附近时，由于道路翻浆（每到春天地下水位升高时，这里的路面便成为凹凸不平的沼泽），多辆汽车陷入泥潭中，寸步难移。上百辆车排成长龙似的队伍，蜗牛般地爬行着。
当我们到达乌鲁木齐时，已经是第四天了，正准备上火车时，岳母病故的噩耗已通过朋友告知我们。这让我们悲痛欲绝，肝肠寸断，欲哭无泪。
老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还在凝望女儿的照片……
四十多年前的这一幕，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老人弥留之际，未能送她一程，这一直让我们深感愧疚。
其实，一些老人临终之际，儿女不在身边这样的事，又何止是个别人的痛惋。我和妻子的四位双亲大人去世时，我们都未能在身边守护。
远在西部边陲的儿女们接到老人病危的信息往往是突然的，即使以最快的速度，比如坐飞机，赶上航班，也未必能如期而至。何况我们中的多数人囊中羞涩，不要说买飞机票，就是火车的硬卧也不敢轻易奢侈。
这不是夸张，更不是耸人听闻，这就是并非遥远的历史真实。
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今天，当我们乘坐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畅游五湖四海，再也不必为那几十天的回乡探亲假而孜孜以求、苦思冥想的时候，庆幸之余，我们不能不为那些已经逝去的前辈老人们没能赶上今天的好日子而倍感惋惜。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我们，算是搭上这趟时代快车的幸运者，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还能经常使用现代科技同故乡和亲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手机微信、微信视频、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可以相互领略故乡与边塞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亲人灿烂的笑容，也使得我们拥有了交流感情、互通信息的平台，这足以令我们欣慰了。
故乡，真的已不再遥远。这些年来，我们仍经常奔走于天山与燕山之间。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昔日那种疲于奔命式的苦旅。如今，我们的每一次探亲，可以说都是一次幸福的旅行，一次对故土的深情回眸与瞻仰。
父母仙逝，故乡永存。我一手拉着天山，一手拉着燕山。两个家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许，当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还会在天山与燕山徘徊、游弋。
我不知道我们的后辈对于我们这份痴情会不会认同，但我已分明感到，燕山脚下传承下来的那个老家，已在他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化，而只有自己的出生之地——新疆，才是他们所钟情和留恋的故土。
不久前，接长孙电话，他将于下月从英国回国探亲。这一消息令我异常兴奋，届时我们又将陪他到那个卖抓饭、拉面和烤肉的小巷子里去过把瘾了。那是他小时候常去的地方。
对于久违了的新疆味道，他是情有独钟，绝不肯放弃的。他曾自我调侃地说，这是他每次回家的“第一要务”。尽管已飞行了十多个小时，他似乎并无多少倦意。
我突然觉得，地球真的变小了。爱孙虽远在大洋彼岸，却仿佛近在眼前。如果借用王勃的兩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来表达我们彼此的心绪，真是太恰当不过了。
责任编辑：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