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一次春游，去颐和园，同学们都带了一顿午饭，有个女生，带了个鸡蛋，从塑料袋里取出来，在石头上磕出一道裂缝，一点点剥鸡蛋皮。我就在边上看着，我肯定是带了一些吃的，但不到集体野餐的时间就吃光了，所以只能盯着别人看。那个女生剥得非常仔细，每一次只抠下细小的一块，比指甲盖还要小的一块，白色的鸡蛋露出来半个，她小心翼翼地端着，白色裸露的那半拉在上面，依旧裹着皮的那半拉在下面，她好像不打算吃，要把这个鸡蛋全部剥开，又怕自己的手指弄脏白色的蛋清，就那么端详着。我一个箭步，伸出手，一把抢了过来，撒腿就跑。我听见那女生在后面大哭起来，我跑出去好远，三口两口就把鸡蛋吃掉了。
　　这是我做过的最坏的事情之一，此后多年，都为此忏悔。我想不起那女生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她的哭声。那哭声让我不敢回头，不敢停下，如果她在后面叫骂，如果她沉默不语，我会怎么样呢？或许会回头看看？不是沉默，不是叫骂，只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好像我的手指刚刚碰到那枚鸡蛋，她的哭声就响了起来，甚至在我触碰到鸡蛋之前，在我恶意萌动之际，她就哭了起来。我跑得飞快，心跳得那么快，我抢了一个鸡蛋，我飞跑，不敢停下，好像跑出去两三千米，完全听不到那女孩子的哭声，我才食不知味的囫囵吞下那个鸡蛋。我好像跑了三十多年，只为躲避童年的哭声，只要停下，那哭声就隐约在身后响起。我一边跑一边为自己开脱，但不敢停下来。
　　后来，我一个同学，初中毕业后上了一所职业高中，在一家新开业的五星级酒店实习。他在西餐厅伺候客人吃早餐，给我讲早餐中最神奇的地方—两枚煮鸡蛋要卖66块钱。他大笑：“就是两个白水煮鸡蛋，不是荷包蛋，不是摊鸡蛋，就是白水煮出来的鸡蛋，66块钱，太可笑了，那帮外国人早上起来还真吃，点两个煮鸡蛋，66块钱。”
　　许多年后，北京的鸡蛋涨价差不多是一块钱一个，号称是散养鸡下的蛋，可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散养的。在英国，鸡的畜养方式决定了鸡蛋的价位，鸡蛋分为Organic，Free Range，Barn和Cage这四个等级。头一等鸡，漫步天地间，吃草吃虫子，第二等鸡，漫步天地间，吃点儿鸡饲料，第三等鸡，住在鸡舍里，第四等鸡，住在笼子里。只有头一等鸡，下的蛋才称得上是“有机鸡蛋”，在高档超市Waitrose最贵要4.7镑一打，差不多是5块钱一个，第二等级的鸡蛋12个要2.85镑。我在伦敦一家酒店里吃到过一枚溏心鸡蛋，应该是Organic级别，煮得恰到好处，白瓷的蛋杯如鸡蛋清一样细腻，隐约可见蛋黄如融化的黄金一般，边上放着一把吃鸡蛋的银质小勺子，上面有细微的划痕，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般来说，煮一枚溏心鸡蛋，鸡蛋在沸水里要煮五到六分钟，要让蛋黄凝固，则要煮十分钟，要让蛋皮容易剥开，煮好的鸡蛋要放到冷水里泡一泡。
　　不过，鸡蛋料理丰富多彩，火腿煎鸡蛋，蛋饼，煎老蛋，双面煎老蛋，有一位法国大厨说过，鸡蛋是最纯粹的料理，把鸡蛋做好是厨师的基本功。我在特拉法加广场边上的那个酒店，喝了咖啡，吃了果酱和面包，吃了那个白水煮鸡蛋。桌子上有一张《金融时报》，我翻开看，内页有一则广告，写的是“饥饿美洲”，要大家为美洲八千万营养不良的孩子捐款。我把报纸放下，匆匆离开，我愿意为那枚鸡蛋付6英镑，可我没有能力拯救吃不饱饭的美洲儿童。说实话，《金融时报》根本就不是给我看的，那则广告也不是给我看的，那个酒店也不是给我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