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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对亚投行的股权分配方式和治理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亚投行的定位和特质以及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亚投行扩大所引起的政治文化分布变化，就未来可能对亚投行运营产生根本影响的因素和问题进行了预判，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亚投行 股权分配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D8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4-0035-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99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90019）。
[作者简介] 陈宇峰（1978 —），浙江金华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政治经济学、管理经济学；黄 冠（1985 —），黑龙江哈尔滨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
一、亚投行研究现状概括
亚投行作为一个构建中的区域性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发起构建重要的国际性金融组织。
作为一带一路方略推进的支撑和重要组成部分，亚投行的构建几乎与一带一路被同时提上改革日程。由于亚投行从提出到筹建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学术界虽然有了一些相关的论著，但这些研究还是比较宏观和宽泛的。这些解读可分为：从技术层面进行的简单剖析和比较，从地缘经济战略角度进行的国际角力分析，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对亚投行发展的预测性分析，以及以亚投行为切入点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变化的分析。总的来讲，目前的分析和研究限于资料和数据的梳理，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间和需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和成员国政治取向为研究对象，分析亚投行成员国和股权结构变化将对亚投行运行产生的影响，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亚投行股本、投票权分配和治理机制可能产生的问题
截至到2015年6月底，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达到57个，关于高层领导人员、股份和权力的分配也已经基本敲定。治理架构和决策机制已经形成，但我们认为，未来的运行过程，亚投行将难免遇到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股权分配以GDP为准可能带来的国际问题。在整个亚投行中，中国的GDP一家独大。按照当前标准，中国在亚投行中的最大股权国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而在随之而来的亚投行高层领导人员委任中，中国也是占尽天时、地利。在围绕亚投行股权设置进行的博弈过程中，中国承诺较大的出资份额，一方面有助于调动亚洲不发达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极大热情；另一方面也不免给国际社会留下“金元外交”的印象，甚至可能使各成员国误会中国牵头筹建亚投行的良好初衷。更为严重的是，将GDP作为股权分配的主要依据，这种明显有利于中国的股权分配，可能引起各成员国接下来谈判的反弹行为。
第二，当前股权分配原则有可能无法保证亚洲国家（或者说中国）的优势地位问题。按照目前的股权分配原则，为了保证亚洲国家的主导地位，预设了亚洲国家持股75%的门槛，但是当前的主导地位也不免遭到新加入发达国家的挑战。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一旦美日两国加入，中国的最大股东地位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按照当前的股权分配原则，在亚投行成立之初，中国的持股额度已经接近30%。从理论上来讲，即使中国的股权在之后的发展中遭到稀释，也能够继续保持最大股东的地位。但这些都只是可见的保障而已，如果亚投行的股权出现较大的流动或者其他持股者结成联盟，中国作为最大股东的决定性地位也就极有可能被动摇。中国的优势持股地位单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不仅显得中国的主导地位是完全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更会使得在今后的谈判中，中国可以用来交易和妥协的资源会过于稀少，甚至不得不为了保证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而可能牺牲在其他领域的国家利益。
三、亚投行、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比较
作为国际金融旧秩序的主要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既是亚投行构建中主要的参照，也是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将要挑战的对象。亚投行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参照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构架和经验，同时考虑到亚投行既定目标的特殊性，在整个构架设计中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在机构性质上，除世界银行是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外，亚投行和亚开行一样都将其主要活动范围限制在亚洲地区，但是亚开行的活动范围还明确包括了太平洋地区，这就使得它可以更加便利地走出亚洲。虽然亚投行并未像世界银行和亚开行那样提出明确描述其“志愿”的宣言，但是亚投行的官方协定已经对亚投行的活动领域做出了限定——“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投资”，即在亚洲地区的物资生产中发挥其不可替代作用。相較于亚开行和世界银行针对“贫困”的宣言，亚投行的定位更为明确，在为亚投行自身及其受众提供了认知便利的同时，也意味着亚投行在实际运作中会面对更多的限制。具体来讲，由于“贫困”是一个相对标准，只要没有摆脱“稀缺性”，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然存在“贫困”问题，而“基础设施”却是有着相对明确的衡量标准，这意味着亚开行和世界银行不必像亚投行一样在未来长期的发展中面临“被迫转型”和重新定位问题。此外，亚投行的官方协定也表明亚投行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生产，而在这一方面亚投行和专注于“再分配”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有根本性差别。
具体到这三家银行的管理层面，亚开行和世界银行的历任领导人都是其实际主导国的公民，而这两家银行的实际主导国都是两家银行的创始国。由此可见，由创始国实际主导多边国际金融投资银行的运转，并由创始国公民担任最高领导，这已经成为已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惯例”。虽然亚投行目前只是初创阶段，并以国际金融“新”秩序为旗号，但中国似乎并未打算打破这一“惯例”。 在投票权方面，依据2010年修改后的投票权分配方法，在世界银行中拥有最多投票权的国家依次是：美国（15.85%）、日本（6.84%）、中国（4.42%）、德国（4%）、英国（3.75%）、法国（3.75%）、印度（2.91%）、俄罗斯（2.77%）、沙特阿拉伯（2.77%）、意大利（2.64%）。经过此次改革，除中国外，韩国、土耳其、墨西哥、新加坡、希腊、巴西、印度和西班牙的投票权都有明显增加。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尼日利亚这样的贫穷国家投票权都有所缩减。虽然各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投票权有所增加，但是在不改变世界银行规定的“任何重要决议必须要有85%的同意票才能通过”的情况下，拥有15.85%投票权的美国依旧保有绝对的否决权。在亚开行的投票权分配中，日本和美国各拥有15.65%、中国6.46%、印度6.35%、澳大利亚5.8%、加拿大5.25%、印尼5.17%、韩国5.05%、德国4.34%。从这一分配可看出，美日两国在亚开行的决策中共享着最大的影响力。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虽然近年来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一直处于改革进程中，但这些改革更偏重于让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扩大了这些国家的投票权，最终的否决权依旧牢牢地掌控在实际操纵这些组织的各个创始国手中。在投票权分配方面，亚投行的情况要更为严峻。中国目前掌握的投票权达26.06%，由于任何试图改变投票权分配情况和其他基础性条款的动议，都需要在超级多数的情况下才能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对亚投行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实现。目前来看，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其对亚投行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其他现有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发现，从亚投行的基础架构和各项设置来看，仍没有和已有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体现出根本性差别，由于定位为投资生产性领域，亚投行的运营甚至可能会更加呈现“功利性”。这同它为世界旧金融秩序带来改变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股权分配和决策方面，相较于亚开行和世界银行，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则更为明确。
四、亚投行的政治文化分布及变化趋势
中国作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政治文化上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亚洲内部，中国的政治文化也都具有显著的特殊性。这种政治文化的悬殊差异势必会反映在与政治高度相关的亚投行运营之中。亚投行政治文化构成的变动，将可能对中国在亚投行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亚投行的管控产生深远的影响。
截至2015年3月31日，已经确认获得意向创始成员身份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与中国政治文化分歧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占了近60%。与中国政治文化差异较大的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即使联合有瑕疵的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也占不到半数以上，并不能真正对抗中国的主导地位。但在最终确定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的国家和地区中，与中国政治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和地区就占了近55%，超过了半数，其中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的数量极大扩张，已经赶上了政府主导制国家的数量，且有瑕疵的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和半政府主导半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的数量都有所上升。而与中国政治文化相契合的政府主导制的国家数量却变动极小。在这一此消彼长博弈过程里，在如此政治氛围以及变动格局中，中国继续主导亚投行的运行压力将增大。
随着亚投行的扩大，其涉及的利益关系会更加复杂。亚投行覆盖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清晰定位”这一关键特征的模糊。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以下三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
借台唱戏。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惯用的外交手法。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断加入，他们极有可能利用这一平台撺掇一批成员国达成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技术权威的影响。不能回避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运作多边国际金融组织方面经验相对匮乏，在世界金融体制的大环境中，西方发达国际依旧主导着规则的制定。这就意味着，在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中不可能离开对多边国际金融机构运作经验的借鉴，以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通过这种技术支持，在成员国构成有变、中国主导地位动摇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具体运作上“偷梁换柱”，从而主导亚投行。
政治文化角力。在当前57个意向创始成员中，亲近西方政治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半数。一旦这一成员数量进一步扩大，极有可能使得西方政治文化成为亚投行中的主流文化，进而冲击到中国对政治文化相对混杂的几个国家的影响力。美国加入TTP，迅速获得主导地位的套路很有可能会再次上演。如果任其发展，那么亚投行可能的结局有两种：第一，亚投行无力化，由于政治文化、实际控制和主导地位等等分歧，作为主要出资国的中国有可能在失去主导地位后选择“不作为”，最终造成亚投行无力实现其职能；第二，更糟糕的情形将是亚投行被他国接手，成为又一个西方发达国家设在中国家门口，而中国却无力主导的国际机构。
五、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为了有效应对亚投行在未来运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首先应转变思路，对现行的股权分配方式作出调整，放弃用“實力”办事，用政治的方式和所有成员国进行讨价还价。虽然中国经济实力雄厚，但中国在此后的谈判中却不得不迁就目前国际谈判中盛行的西方政治规则。在此后的谈判中，中国应放下身段，不再以“大国”自居，也不必再为了维持“大国”风范而迁就其他成员国的过分要求，真正地让中国的每一点付出都获得应有的回报。
其次，应拓宽思路，将人均GDP、人口、不发达地区规模和基尼系数纳入股份的分配过程中。既定的依GDP规模分配股权的标准可能过于简单，为了增加中国在接下来谈判中的筹码，拓展可以操作的空间，在今后的运行过程中可以逐步将人均GDP、人口、不发达地区规模和基尼系数等反映一国社会情况和发展水平的数据，纳入到股权分配基准体系之中。在目前的成员国中，中国除了GDP居于首位，人口规模和不发达地区面积都居于前列，且基尼系数这一数值也居于高位。亚投行最初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创立的，将这些参数纳入股权分配的考量之中，不但符合亚投行的理念，还能够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更可以保证在股权分配中的中国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可将股权分配的标准分为“责任承担能力”和“基础设施需求规模”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标准的使用中，可以考虑将GDP和人均GDP这两个指数混合使用。在当前的亚洲成员国中，虽然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有可能成为潜在挑战，但我们可以通过把GDP和人口这两个参数相关联，用人均GDP这个指标把印度的威胁剔除掉（2013年印度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第二部分标准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与中国类似发展水平或者人均GDP远高于中国的亚洲国家中，人口和不发达地区规模又会远小于中国。在亚投行的亚洲成员国中，基尼系数比中国高的没有中国发达，比中国低的又没有中国的人口和不发达地区规模大。由此，在通过两部分标准（简单计算公式见附录）的配合使用，既可以保证中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条件下获得最大股东的地位，又可以尽量避免引起其他成员国反弹，并且由于在股权分配的设计中采取了对多数弱势国家有利的标准，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运作中更有可能和中国采取合作的态度，同时还传达了中国为国际社会带来“新秩序”的决心，树立中国“不只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人性的国家”的形象。
再次，适度放松“做决定的权利”，抓住“制定议程的权利”。中国创立亚投行的目的之一是为国际社会带来“新秩序”，为达到这一目的，就不能用已被美日用得恶名昭彰的“旧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新秩序”。更何况，美日等国虽然把持了其主导国际组织的“一票否决权”，但这种权利不但无益于国际组织的运行，更会动摇其国际威信。与使用只能万不得已时使用的、两败俱伤的“一票否决权”相比，行使“制定议程的权利”更加具有经常性，且对议程周期的操纵可以达到不弱于“一票否决权”的效果；更为有利的是，这项权利可以成为国际谈判的重要筹码，使中国在之后的谈判中拥有更大的可操纵空间。
在解决亚投行的股权分配问题之后，为了应对更为根本性的政治文化变动问题，应适度减缓亚投行的扩大化。任何一个拥有大量成员国的组织，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文化变动所带来的问题，还应调整理念，认清国际现实。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和攫取利益，有意推动了架空联合国的行动，使国际社会维持在一个“丛林竞争”的状态。任何扩大化的国际组织最终都会“泛”化，任何有效的国际行动，实际上都是由几个国家主导完成。从目前来讲，与其构建一个可能会失控的“大而全”的国际组织，不如构建一个有大作为的“国际小圈子”，脚踏实地地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这一点出发，亚投行应该成为中国培养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平台，而不是和美国等国际强权角力的主战场。
附 录
在亚投行中，一国股权份额的确定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其国家身份：亚洲国家 VS 非亚洲国家；
假设第一步确认了一国的亚洲国家身份，接下来的股权分配如下：
第二步：亚洲国家股权份额=亚洲国家全部75%的股权份额×{[该国GDP指数（通过将成员国GDP进行权重比较排序获得）+该国人均GDP指数（获得方法如上）]×该国出资额度比重+（该国人口指数+不发达地区规模指数+基尼系数指数）×由谈判决定的“基础设施需求规模”权重系数} /亚投行亚洲国家上述指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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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isk Prevention in AIIB Governance
Chen Yufeng，Huang Guan（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Jiageng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Zhangzhou 363105）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AIIB is so attractive， but current studies on that are not enough.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distribution of AIIB’s equity and its administration principl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dvantages of AIIB have been analyz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problems that would have been caused by AIIB’s expansion have been analyzed so as to give suggestions.
Keywords： AIIB， distribution of equity， political culture
[关键词] 亚投行 股权分配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D8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4-0035-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99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90019）。
[作者简介] 陈宇峰（1978 —），浙江金华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政治经济学、管理经济学；黄 冠（1985 —），黑龙江哈尔滨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
一、亚投行研究现状概括
亚投行作为一个构建中的区域性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发起构建重要的国际性金融组织。
作为一带一路方略推进的支撑和重要组成部分，亚投行的构建几乎与一带一路被同时提上改革日程。由于亚投行从提出到筹建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学术界虽然有了一些相关的论著，但这些研究还是比较宏观和宽泛的。这些解读可分为：从技术层面进行的简单剖析和比较，从地缘经济战略角度进行的国际角力分析，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对亚投行发展的预测性分析，以及以亚投行为切入点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变化的分析。总的来讲，目前的分析和研究限于资料和数据的梳理，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间和需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和成员国政治取向为研究对象，分析亚投行成员国和股权结构变化将对亚投行运行产生的影响，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亚投行股本、投票权分配和治理机制可能产生的问题
截至到2015年6月底，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达到57个，关于高层领导人员、股份和权力的分配也已经基本敲定。治理架构和决策机制已经形成，但我们认为，未来的运行过程，亚投行将难免遇到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股权分配以GDP为准可能带来的国际问题。在整个亚投行中，中国的GDP一家独大。按照当前标准，中国在亚投行中的最大股权国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而在随之而来的亚投行高层领导人员委任中，中国也是占尽天时、地利。在围绕亚投行股权设置进行的博弈过程中，中国承诺较大的出资份额，一方面有助于调动亚洲不发达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极大热情；另一方面也不免给国际社会留下“金元外交”的印象，甚至可能使各成员国误会中国牵头筹建亚投行的良好初衷。更为严重的是，将GDP作为股权分配的主要依据，这种明显有利于中国的股权分配，可能引起各成员国接下来谈判的反弹行为。
第二，当前股权分配原则有可能无法保证亚洲国家（或者说中国）的优势地位问题。按照目前的股权分配原则，为了保证亚洲国家的主导地位，预设了亚洲国家持股75%的门槛，但是当前的主导地位也不免遭到新加入发达国家的挑战。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一旦美日两国加入，中国的最大股东地位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按照当前的股权分配原则，在亚投行成立之初，中国的持股额度已经接近30%。从理论上来讲，即使中国的股权在之后的发展中遭到稀释，也能够继续保持最大股东的地位。但这些都只是可见的保障而已，如果亚投行的股权出现较大的流动或者其他持股者结成联盟，中国作为最大股东的决定性地位也就极有可能被动摇。中国的优势持股地位单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不仅显得中国的主导地位是完全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更会使得在今后的谈判中，中国可以用来交易和妥协的资源会过于稀少，甚至不得不为了保证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而可能牺牲在其他领域的国家利益。
三、亚投行、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比较
作为国际金融旧秩序的主要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既是亚投行构建中主要的参照，也是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将要挑战的对象。亚投行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参照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构架和经验，同时考虑到亚投行既定目标的特殊性，在整个构架设计中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在机构性质上，除世界银行是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外，亚投行和亚开行一样都将其主要活动范围限制在亚洲地区，但是亚开行的活动范围还明确包括了太平洋地区，这就使得它可以更加便利地走出亚洲。虽然亚投行并未像世界银行和亚开行那样提出明确描述其“志愿”的宣言，但是亚投行的官方协定已经对亚投行的活动领域做出了限定——“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投资”，即在亚洲地区的物资生产中发挥其不可替代作用。相較于亚开行和世界银行针对“贫困”的宣言，亚投行的定位更为明确，在为亚投行自身及其受众提供了认知便利的同时，也意味着亚投行在实际运作中会面对更多的限制。具体来讲，由于“贫困”是一个相对标准，只要没有摆脱“稀缺性”，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然存在“贫困”问题，而“基础设施”却是有着相对明确的衡量标准，这意味着亚开行和世界银行不必像亚投行一样在未来长期的发展中面临“被迫转型”和重新定位问题。此外，亚投行的官方协定也表明亚投行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生产，而在这一方面亚投行和专注于“再分配”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有根本性差别。
具体到这三家银行的管理层面，亚开行和世界银行的历任领导人都是其实际主导国的公民，而这两家银行的实际主导国都是两家银行的创始国。由此可见，由创始国实际主导多边国际金融投资银行的运转，并由创始国公民担任最高领导，这已经成为已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惯例”。虽然亚投行目前只是初创阶段，并以国际金融“新”秩序为旗号，但中国似乎并未打算打破这一“惯例”。 在投票权方面，依据2010年修改后的投票权分配方法，在世界银行中拥有最多投票权的国家依次是：美国（15.85%）、日本（6.84%）、中国（4.42%）、德国（4%）、英国（3.75%）、法国（3.75%）、印度（2.91%）、俄罗斯（2.77%）、沙特阿拉伯（2.77%）、意大利（2.64%）。经过此次改革，除中国外，韩国、土耳其、墨西哥、新加坡、希腊、巴西、印度和西班牙的投票权都有明显增加。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尼日利亚这样的贫穷国家投票权都有所缩减。虽然各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投票权有所增加，但是在不改变世界银行规定的“任何重要决议必须要有85%的同意票才能通过”的情况下，拥有15.85%投票权的美国依旧保有绝对的否决权。在亚开行的投票权分配中，日本和美国各拥有15.65%、中国6.46%、印度6.35%、澳大利亚5.8%、加拿大5.25%、印尼5.17%、韩国5.05%、德国4.34%。从这一分配可看出，美日两国在亚开行的决策中共享着最大的影响力。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虽然近年来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一直处于改革进程中，但这些改革更偏重于让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扩大了这些国家的投票权，最终的否决权依旧牢牢地掌控在实际操纵这些组织的各个创始国手中。在投票权分配方面，亚投行的情况要更为严峻。中国目前掌握的投票权达26.06%，由于任何试图改变投票权分配情况和其他基础性条款的动议，都需要在超级多数的情况下才能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对亚投行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实现。目前来看，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其对亚投行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其他现有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发现，从亚投行的基础架构和各项设置来看，仍没有和已有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体现出根本性差别，由于定位为投资生产性领域，亚投行的运营甚至可能会更加呈现“功利性”。这同它为世界旧金融秩序带来改变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股权分配和决策方面，相较于亚开行和世界银行，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则更为明确。
四、亚投行的政治文化分布及变化趋势
中国作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政治文化上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亚洲内部，中国的政治文化也都具有显著的特殊性。这种政治文化的悬殊差异势必会反映在与政治高度相关的亚投行运营之中。亚投行政治文化构成的变动，将可能对中国在亚投行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亚投行的管控产生深远的影响。
截至2015年3月31日，已经确认获得意向创始成员身份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与中国政治文化分歧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占了近60%。与中国政治文化差异较大的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即使联合有瑕疵的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也占不到半数以上，并不能真正对抗中国的主导地位。但在最终确定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的国家和地区中，与中国政治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和地区就占了近55%，超过了半数，其中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的数量极大扩张，已经赶上了政府主导制国家的数量，且有瑕疵的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和半政府主导半西式资本主义制国家的数量都有所上升。而与中国政治文化相契合的政府主导制的国家数量却变动极小。在这一此消彼长博弈过程里，在如此政治氛围以及变动格局中，中国继续主导亚投行的运行压力将增大。
随着亚投行的扩大，其涉及的利益关系会更加复杂。亚投行覆盖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清晰定位”这一关键特征的模糊。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以下三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
借台唱戏。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惯用的外交手法。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断加入，他们极有可能利用这一平台撺掇一批成员国达成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技术权威的影响。不能回避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运作多边国际金融组织方面经验相对匮乏，在世界金融体制的大环境中，西方发达国际依旧主导着规则的制定。这就意味着，在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中不可能离开对多边国际金融机构运作经验的借鉴，以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通过这种技术支持，在成员国构成有变、中国主导地位动摇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具体运作上“偷梁换柱”，从而主导亚投行。
政治文化角力。在当前57个意向创始成员中，亲近西方政治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半数。一旦这一成员数量进一步扩大，极有可能使得西方政治文化成为亚投行中的主流文化，进而冲击到中国对政治文化相对混杂的几个国家的影响力。美国加入TTP，迅速获得主导地位的套路很有可能会再次上演。如果任其发展，那么亚投行可能的结局有两种：第一，亚投行无力化，由于政治文化、实际控制和主导地位等等分歧，作为主要出资国的中国有可能在失去主导地位后选择“不作为”，最终造成亚投行无力实现其职能；第二，更糟糕的情形将是亚投行被他国接手，成为又一个西方发达国家设在中国家门口，而中国却无力主导的国际机构。
五、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为了有效应对亚投行在未来运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首先应转变思路，对现行的股权分配方式作出调整，放弃用“實力”办事，用政治的方式和所有成员国进行讨价还价。虽然中国经济实力雄厚，但中国在此后的谈判中却不得不迁就目前国际谈判中盛行的西方政治规则。在此后的谈判中，中国应放下身段，不再以“大国”自居，也不必再为了维持“大国”风范而迁就其他成员国的过分要求，真正地让中国的每一点付出都获得应有的回报。
其次，应拓宽思路，将人均GDP、人口、不发达地区规模和基尼系数纳入股份的分配过程中。既定的依GDP规模分配股权的标准可能过于简单，为了增加中国在接下来谈判中的筹码，拓展可以操作的空间，在今后的运行过程中可以逐步将人均GDP、人口、不发达地区规模和基尼系数等反映一国社会情况和发展水平的数据，纳入到股权分配基准体系之中。在目前的成员国中，中国除了GDP居于首位，人口规模和不发达地区面积都居于前列，且基尼系数这一数值也居于高位。亚投行最初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创立的，将这些参数纳入股权分配的考量之中，不但符合亚投行的理念，还能够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更可以保证在股权分配中的中国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可将股权分配的标准分为“责任承担能力”和“基础设施需求规模”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标准的使用中，可以考虑将GDP和人均GDP这两个指数混合使用。在当前的亚洲成员国中，虽然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有可能成为潜在挑战，但我们可以通过把GDP和人口这两个参数相关联，用人均GDP这个指标把印度的威胁剔除掉（2013年印度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第二部分标准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与中国类似发展水平或者人均GDP远高于中国的亚洲国家中，人口和不发达地区规模又会远小于中国。在亚投行的亚洲成员国中，基尼系数比中国高的没有中国发达，比中国低的又没有中国的人口和不发达地区规模大。由此，在通过两部分标准（简单计算公式见附录）的配合使用，既可以保证中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条件下获得最大股东的地位，又可以尽量避免引起其他成员国反弹，并且由于在股权分配的设计中采取了对多数弱势国家有利的标准，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运作中更有可能和中国采取合作的态度，同时还传达了中国为国际社会带来“新秩序”的决心，树立中国“不只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人性的国家”的形象。
再次，适度放松“做决定的权利”，抓住“制定议程的权利”。中国创立亚投行的目的之一是为国际社会带来“新秩序”，为达到这一目的，就不能用已被美日用得恶名昭彰的“旧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新秩序”。更何况，美日等国虽然把持了其主导国际组织的“一票否决权”，但这种权利不但无益于国际组织的运行，更会动摇其国际威信。与使用只能万不得已时使用的、两败俱伤的“一票否决权”相比，行使“制定议程的权利”更加具有经常性，且对议程周期的操纵可以达到不弱于“一票否决权”的效果；更为有利的是，这项权利可以成为国际谈判的重要筹码，使中国在之后的谈判中拥有更大的可操纵空间。
在解决亚投行的股权分配问题之后，为了应对更为根本性的政治文化变动问题，应适度减缓亚投行的扩大化。任何一个拥有大量成员国的组织，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文化变动所带来的问题，还应调整理念，认清国际现实。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和攫取利益，有意推动了架空联合国的行动，使国际社会维持在一个“丛林竞争”的状态。任何扩大化的国际组织最终都会“泛”化，任何有效的国际行动，实际上都是由几个国家主导完成。从目前来讲，与其构建一个可能会失控的“大而全”的国际组织，不如构建一个有大作为的“国际小圈子”，脚踏实地地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这一点出发，亚投行应该成为中国培养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平台，而不是和美国等国际强权角力的主战场。
附 录
在亚投行中，一国股权份额的确定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其国家身份：亚洲国家 VS 非亚洲国家；
假设第一步确认了一国的亚洲国家身份，接下来的股权分配如下：
第二步：亚洲国家股权份额=亚洲国家全部75%的股权份额×{[该国GDP指数（通过将成员国GDP进行权重比较排序获得）+该国人均GDP指数（获得方法如上）]×该国出资额度比重+（该国人口指数+不发达地区规模指数+基尼系数指数）×由谈判决定的“基础设施需求规模”权重系数} /亚投行亚洲国家上述指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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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isk Prevention in AIIB Governance
Chen Yufeng，Huang Guan（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Jiageng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Zhangzhou 363105）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AIIB is so attractive， but current studies on that are not enough.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distribution of AIIB’s equity and its administration principl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dvantages of AIIB have been analyz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problems that would have been caused by AIIB’s expansion have been analyzed so as to give suggestions.
Keywords： AIIB， distribution of equity， politica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