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咖啡就已传入中国，并被国人俗称为“高馡”或“考非”。由外国人经营的咖啡馆也已出现，最初只是为那些停靠在上海、广州等口岸的外国水手准备的。
　　清光绪十三年（1887）的《申江百咏》中有一首竹枝词描写了上海某餐馆在顾客用过主菜之后，服务生向他们奉上咖啡的情状：“几家番馆掩朱扉，煨鸽牛排不厌肥；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沪江商业市景词》中也有关于咖啡的文字：“考非何物共呼名，市上相传豆制成；色类砂糖甜带苦，西人每食代茶烹。”到了宣统元年（1909），嘉兴人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词》中又说：“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肴馔辨难详；补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即散场。” 就这样，咖啡的香气、理念在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逐渐弥散开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繁华熙攘，入夜更是霓虹闪烁，纸醉金迷。咖啡，自然是少不了的让摩登发酵的因子。当时的上海咖啡馆主要集中在法租界、日租界（以虹口街区为主）。法租界中的霞飞路、静安寺路上有不少仿效巴黎的露天茶座、室内咖啡馆，小有名气的店铺有巴尔干、君士坦丁堡、伟多利、小男人、马尔赛、皇家、特卡琴卡等。此间以法式咖啡为主，顾客主要是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面积较小但很温馨舒适的咖啡馆则集中在北四川路一带，咖啡的价格也相对便宜。
　　无疑，大多数咖啡馆内的陈设是讲究的。比如，入口处铺着高级地毯，常有自留声机传出的袅袅西洋音乐。桌上摆的、柜里放的不乏进口台灯、花瓶、雕塑等，乃至一个小小的烟灰缸也一定是洋货。也许，咖啡馆更好似西方生活方式的陈列馆。
　　那个时代的咖啡馆大多兼具餐馆的性质。有钱有闲的小资一族往往会在咖啡馆里消磨掉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夜幕降临，那里也是少不了酒的，买醉甚至成为某些特殊人群的常态。
　　民国时期，沿海开放城市中的咖啡馆很时髦，其顾客主要是中上流社会的男士以及知识分子。学者李欧梵认为，咖啡馆为现代男性知识分子提供了三种乐趣：咖啡本身，咖啡馆作为与朋友详谈的地方，以及动人的女侍。
　　文艺源于生活。咖啡馆的女侍身影曾出现在旧年的一些文艺作品中，比如海派作家张若谷的短篇小说《俄国复兴馆》。咖啡馆里，摩登的钟小姐不断吹嘘着她在巴黎喝咖啡的经验，而簇拥她的听众却是几个“不良青年”。另外，张若谷也曾是《申报》专栏《咖啡座》（自1928年8月至12月）的主要写手，写过不少关于咖啡的小品文。再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温梓川在《咖啡店的侍女》中更直接地写出了男顾客对女招待的一种想象：“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频送着你青春的烦愁，你谨慎捧着那玉壶琼浆用着你圆滑的纤手。呀，仅仅一杯淡淡的红色咖啡，我已尝得是泪海酸波酿成的苦酒！”
　　文化名流与上海咖啡馆也不乏故事。1928年的时候，有人曾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向读者介绍了位于北四川路上的一家名叫“上海咖啡”的小店。作者说，在店内遇到过多位名流，比如鲁迅、郁达夫、龚冰卢、孟超、叶灵凤等，还描述了他们一边喝咖啡或喝茶，一边静静思考问题的情景。在作者的心目中，这家咖啡馆好似“文化乐园”一样。没想到文章见报后，郁达夫不久便在《语丝》杂志上发了一文，说自己与那家咖啡馆没有关系。之后，鲁迅也专门撰文对《申报》的那段文字予以批评，并不屑一顾地表示他本人从未到过这类咖啡馆。但时隔不久，鲁迅却成为了北四川路附近另一家名叫“公啡”的咖啡馆的顾客。随之，“公啡”里聚集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随之发展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