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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下旬以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成为新冠疫情海外暴发点和疫情“国际化”的醒目标志。
在这“欧洲三大重灾区”里，截至3月17日，意大利的确诊人数最多，占中国以外确诊总数的26.8%；但西班牙的新增确诊数已超过意大利，不仅两名内阁大臣确诊，地方上最重要的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也检测为阳性。
关键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此前确诊数微乎其微，就知道数字有多假了。意大利反倒不是最令人担心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几万例核酸测试，基数大，确诊数就多。而西班牙简直是巨坑，如果不是大臣中招，或许根本就不会启动任何预案。
法国本应是欧洲最早拉响疫情警报的欧洲国家：欧洲第一例确诊病例，就是2020年1月24日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出现的。
然而，因为最初几例确诊患者都是输入型，且直到2月25日仅确诊13例，死亡1例（中国籍），所以最初法国官方的应对是较为放松的。
1月25日，法国驻武汉总领馆发布公告，称“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将武汉居住的法国公民及家属撤至长沙，并隔离观察14天”。同日，标致雪铁龙公司宣布，其在武汉合资企业（神龙汽车）工作的法国籍雇员及其家属共38人，将在隔离检疫后归国。
武汉市暨湖北省和法国的交流历史悠久，现实中也十分密切，常驻该地的法国侨民人数较多，因此最初一段时间和法国有关的防疫主题词是“撤侨”。对远在本土的法国人而言，新冠疫情不过是“别人家的事”，直观影响也不过是“来巴黎旅游的中国人少了很多”，如此而已。
时隔近一个月，法国卫生部长韦兰2月24日首次就新冠疫情进行官方通报，基调是乐观的。其宣布的重点，是法国确诊病例已“清零”，俨然“成功后总结”的口气——但仅仅过了3天便形势骤变。
2月27日，法国迎来第一个疫情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此前一共才17例），翌日又确诊19例。这迫使韦兰连续两日出面通报，称“疫情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法国政府表示，推动欧盟就应对疫情召开卫生部长紧急会议。
2月的最后一天，法国确诊病例破百；3月1日，随着两名市长确诊，卢浮宫成为首个因疫情而暂时全天关闭的法国公共场所。
经过一周的疫情高峰，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5日首次召开应对疫情的专家特别会议，20多名防疫专家与会。会后，著名防疫学家德尔福拉西（Jean-Fran ois Delfraissy）首次表示，法国将在“数日至一两周内”进入疫情第三阶段，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专门控制措施的最严重阶段。
此时，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已出现疫病密集发作，法国单日确诊数也开始过百（当日新增确诊138例，累计423例）。这引发了一定的紧张情绪，当天巴黎街头例行的“黄背心”示威人数大减，原定当日举办的巴黎马拉松被一下推迟到了10月18日。
但在当时，法国政府对是否启动“第三阶段应急”仍然犹豫不决。由于法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和环意大利各国均未能通过“第一时间关闭意大利边界”的动议。3月6日和7日两天，总理菲利普和卫生部健康事务总长萨洛蒙接连出面澄清，称“目前還是第二阶段、不是第三阶段”，强调“社会和生活秩序不应受到影响”。
然而疫情仍在持续发展、蔓延，在连续多日单日确诊破百后，法国卫生部于3月8日宣布，取消所有1000人以上活动（当日法国累计确诊病例破千）；3月9日，文化部长李斯特（Franck Riester）确诊，成为全球范围最早确诊的高级政府官员之一。3月10日，法甲、法乙宣布停摆。
3月12日当地时间20时，在提前一天预报的情况下，马克龙首次就疫情发表重要讲话，承认“这场影响所有大陆、袭击所有欧洲国家的瘟疫，是法国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同时承认“尽管采取了正确的组织措施”，但疫情的继续传播和加速肆虐并未得到抑制。他呼吁所有70岁以上老人及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尽量留在家里、尽可能减少和外人接触”，宣布“自周一起”所有幼儿园和大中小学将被无限期关闭，并要求企业“尽可能安排远程办公”，呼吁法国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尽管仍未承认已进入“第三阶段”，但马克龙是较早亲自、直接提出系统、积极防疫措施的欧洲国家元首，也是亚洲以外较早就疫情直接“抛头露面”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的出面，让法国一度陷入混乱无序的防疫局面为之一振，也让人一度看到了“欧洲一致防疫”的些许希望。
但正如许多法国人所批评的，马克龙的这番讲话仍然有不足之处，除了始终不肯承认“第三阶段”，令此后若干天法国国内人群聚集场面仍然比比皆是外，他也同样拒绝暂停拟定于3月15日举行的法国市政选举第一阶段投票。此外，他在宣布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时，使用了“周一”（lundi）一词，而发表讲话的3月12日已是周四，第二天（周五）究竟还要不要上课语焉不详，实际操作中各学校、幼儿园也莫衷一是。
3月13日，菲利普总理承认“处于病毒加速传播阶段”，法国大多数著名景点当晚起无限期关闭，100人以上集会被无限期禁止，餐厅、咖啡馆、电影院、酒吧等一切非必需性公共场合自即日起关闭，“但食品店、药房、加油站、银行、杂货店等提供基本服务的场所不受影响”。
政府呼吁“减少城际间旅行，保持人与人间的安全距离，在落实上述措施时表现出更多纪律性”。菲利普还抱怨公众“对政府早先所提的防疫指导置若罔闻”。当天，他确认此前马克龙所宣布的“周一关闭学校”是指3月16日，“至少大学如此”。
等到3月16日，法国政府又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彻底的防疫措施，即“封禁”（confinement）：
封禁命令规定，除“对职业至关重要且由‘书面授权证明’表明无法居家工作、无法中止的商务或学术活动、必不可少的购物、出于健康必需的外出、因帮助弱势群体或儿童而必需的紧急家庭事务旅行”外，禁止一切外出和社交活动；而任何“必需的外出和集聚”都需要获得官方书面批准，即“例外出行证明书”，且书面批准一次有效。违反上述规定者，将遭到38—135欧元罚款。官方宣布出动“数以十万计”的警力和宪兵，确保“封禁”的落实。 截至3月17日，法国累计确诊人数达6655例，累计死亡148例，累计治愈仅28例。公平地说，法国政府在确认疫情威胁“足够大”后，表现出欧洲其他国家难得一见的决心和行动力，但“过长的反射弧”导致这个全欧最早“亮红灯”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错失了“抗疫”的先机。
在欧洲各国中，意大利其实是“亮灯”较晚的：2020年1月31日，首2例确诊病例在罗马出现，他们同样是输入性病例（两名中国籍游客）。正因如此，最初阶段意大利应对迅速，但目标集中在“堵住输入源”方面。
首2例确诊当天，意大利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自即日起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间的航班。此后直到2月6日，该国才出现首例意大利籍确诊者（2月3日从武汉被送回意大利）。直到2月20日，意大利境内确诊者也仅有这区区3例。正因如此，当时意大利弥漫着“防堵成功”的乐观气氛。
2月21日，北部伦巴第大区突增16例确诊，翌日再增60例且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确诊者并无近期出国旅行史。这足以表明，最让人担心的本地社区传播，已在倏忽间“偷袭”了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个城镇、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在管制区内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场所，食品、药品采用配送制以尽量减少居民出行；同时，所有入境前14天去过中国的旅客，必须向意大利卫生部申报并接受在家中或酒店隔离，有与确诊患者接触史者将被强制隔离14天。
接下来三天，凸显了意大利的“生死时速”。2月23日，意大利北部、中部多个大区的学校开始停课，法庭也推迟既定工作，许多体育比赛被推迟，热门景点被关闭，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等重要活动也“缩水”。24日，官方增调警力在隔离区巡逻，调用31间实验室分析疑似病例的拭子样本。25日，隔离区检查站从15个增至35个，增派军队介入，隔离区内多地暂停驾照考试。
3月1日，政府和议会通过《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全境分为“红区”（检疫隔离区）、“黄区”（伦巴第、威尼托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三个大区除“红区”外的全境）和安全区。根据法令，除“红区”继续“隔离检疫”外，“黄区”暂停社会和体育活动，关闭学校、剧院、俱乐部和电影院；安全区也要加强防疫宣传和防控，并对公共交通执行特殊消毒措施。
然而，事实证明“安全区”并不安全。3月4日，意大利首次单日死亡病例过百，当天官方宣布关闭全国学校两周，所有体育比赛空场。鉴于医护人员出现巨大缺口，政府3月6日发布行政命令，紧急在全国各地征调医护人员两万，并动员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和已退休的医护人员上阵。
3月8日，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除万不得已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出入上述地区，“直至4月3日或另行通知”。具体而言，学校、博物馆、体育馆、文化中心、公共游泳池将关闭，婚礼和体育赛事将取消或空场举行，医院工作人员、殡仪馆雇员假期推迟。
眼看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突破1500例大关、累计确诊数超过1万，总理孔特于3月10日凌晨宣布，将代表“封城”的“红区”扩展至意大利全境。这意味着自即日起，意大利全部公共场所和所有向公众开放的地方都将禁止任何集会，全国所有体育赛事取消。孔特言简意赅地将这一禁令概括为“我不出门”这短短几个字。
至此，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此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闭政策的国家。其“抗疫”措施之严厉，较疫情最危急时的中国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严厉的“抗疫”措施，迄今的收获却未能令人满意。
截至3月17日，意大利累计确诊27980例，累计死亡2158例，这两项数据均高居海外之冠；当日新增确诊3233例，则仅次于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二。看来，意大利的疫情离通称的“拐点”，似乎尚有相当一段距离。
那么，“既快又努力”的意大利，何以在防疫方面“吃力不討好”？
首先，疫情曝光之初，意大利将资源、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向的旅行路径、人员往来的监控上，对此次新冠疫情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比例高、病毒潜伏期长的特点了解不充分，对疫情很可能已经“本土化”并出现国内社区传播的事实掌握较晚且措手不及，错过了早期控制的黄金“窗口期”。
其次，意大利国内上至专业界，下至社会风俗，对严厉的“封城”和其他严格防疫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
因为中世纪意大利各地曾长期遭受教廷、封建领主的压迫，因此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突出表现就是十分强调“个体自由”，反对“强加控制”和“包办一切”。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烈性疫病，就不免有些“笨手笨脚”。
这种态势导致“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在3月10日“封国”之前，“红区”和其他地区间固然有了封锁线，但“红区”内各城镇、社区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人们的基本生活、社交方式没有大的改变。有当地朋友称，除了亚裔开的商店、饭馆，“红区”其他商业活动场所在3月9日前都好端端开着，而且客人不少，只是稍稍注意了人与人间保持一定距离。
直到3月8日、9日，仍有许多意大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实施“过分”的防疫限制措施。而在公共场合下穿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众侧目而视、当作另类，因为意大利社会和其他许多欧美国家一样，认为“普通人戴口罩等于自己生了病，就根本不该出门，能出门的都不需要戴口罩”。
尽管意大利政府三令五申，如果擅闯“红区”封锁线，将适用意大利刑法第656条“破坏公共秩序罪”，最高处以3个月拘留，外加不超过309欧元罚款，但仍有许多人罔顾禁令，甚至将自己“巧妙通过”检查站的照片、视频和“事迹”在公共网络平台炫耀，居然也能赢来不少喝彩。
在这“欧洲三大重灾区”里，截至3月17日，意大利的确诊人数最多，占中国以外确诊总数的26.8%；但西班牙的新增确诊数已超过意大利，不仅两名内阁大臣确诊，地方上最重要的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也检测为阳性。
关键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此前确诊数微乎其微，就知道数字有多假了。意大利反倒不是最令人担心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几万例核酸测试，基数大，确诊数就多。而西班牙简直是巨坑，如果不是大臣中招，或许根本就不会启动任何预案。
法国：过长的反射弧
法国本应是欧洲最早拉响疫情警报的欧洲国家：欧洲第一例确诊病例，就是2020年1月24日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出现的。
然而，因为最初几例确诊患者都是输入型，且直到2月25日仅确诊13例，死亡1例（中国籍），所以最初法国官方的应对是较为放松的。
1月25日，法国驻武汉总领馆发布公告，称“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将武汉居住的法国公民及家属撤至长沙，并隔离观察14天”。同日，标致雪铁龙公司宣布，其在武汉合资企业（神龙汽车）工作的法国籍雇员及其家属共38人，将在隔离检疫后归国。
武汉市暨湖北省和法国的交流历史悠久，现实中也十分密切，常驻该地的法国侨民人数较多，因此最初一段时间和法国有关的防疫主题词是“撤侨”。对远在本土的法国人而言，新冠疫情不过是“别人家的事”，直观影响也不过是“来巴黎旅游的中国人少了很多”，如此而已。
时隔近一个月，法国卫生部长韦兰2月24日首次就新冠疫情进行官方通报，基调是乐观的。其宣布的重点，是法国确诊病例已“清零”，俨然“成功后总结”的口气——但仅仅过了3天便形势骤变。
2月27日，法国迎来第一个疫情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此前一共才17例），翌日又确诊19例。这迫使韦兰连续两日出面通报，称“疫情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法国政府表示，推动欧盟就应对疫情召开卫生部长紧急会议。
2月的最后一天，法国确诊病例破百；3月1日，随着两名市长确诊，卢浮宫成为首个因疫情而暂时全天关闭的法国公共场所。
经过一周的疫情高峰，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5日首次召开应对疫情的专家特别会议，20多名防疫专家与会。会后，著名防疫学家德尔福拉西（Jean-Fran ois Delfraissy）首次表示，法国将在“数日至一两周内”进入疫情第三阶段，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专门控制措施的最严重阶段。
此时，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已出现疫病密集发作，法国单日确诊数也开始过百（当日新增确诊138例，累计423例）。这引发了一定的紧张情绪，当天巴黎街头例行的“黄背心”示威人数大减，原定当日举办的巴黎马拉松被一下推迟到了10月18日。
但在当时，法国政府对是否启动“第三阶段应急”仍然犹豫不决。由于法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和环意大利各国均未能通过“第一时间关闭意大利边界”的动议。3月6日和7日两天，总理菲利普和卫生部健康事务总长萨洛蒙接连出面澄清，称“目前還是第二阶段、不是第三阶段”，强调“社会和生活秩序不应受到影响”。
然而疫情仍在持续发展、蔓延，在连续多日单日确诊破百后，法国卫生部于3月8日宣布，取消所有1000人以上活动（当日法国累计确诊病例破千）；3月9日，文化部长李斯特（Franck Riester）确诊，成为全球范围最早确诊的高级政府官员之一。3月10日，法甲、法乙宣布停摆。
3月12日当地时间20时，在提前一天预报的情况下，马克龙首次就疫情发表重要讲话，承认“这场影响所有大陆、袭击所有欧洲国家的瘟疫，是法国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同时承认“尽管采取了正确的组织措施”，但疫情的继续传播和加速肆虐并未得到抑制。他呼吁所有70岁以上老人及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尽量留在家里、尽可能减少和外人接触”，宣布“自周一起”所有幼儿园和大中小学将被无限期关闭，并要求企业“尽可能安排远程办公”，呼吁法国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尽管仍未承认已进入“第三阶段”，但马克龙是较早亲自、直接提出系统、积极防疫措施的欧洲国家元首，也是亚洲以外较早就疫情直接“抛头露面”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的出面，让法国一度陷入混乱无序的防疫局面为之一振，也让人一度看到了“欧洲一致防疫”的些许希望。
但正如许多法国人所批评的，马克龙的这番讲话仍然有不足之处，除了始终不肯承认“第三阶段”，令此后若干天法国国内人群聚集场面仍然比比皆是外，他也同样拒绝暂停拟定于3月15日举行的法国市政选举第一阶段投票。此外，他在宣布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时，使用了“周一”（lundi）一词，而发表讲话的3月12日已是周四，第二天（周五）究竟还要不要上课语焉不详，实际操作中各学校、幼儿园也莫衷一是。
3月13日，菲利普总理承认“处于病毒加速传播阶段”，法国大多数著名景点当晚起无限期关闭，100人以上集会被无限期禁止，餐厅、咖啡馆、电影院、酒吧等一切非必需性公共场合自即日起关闭，“但食品店、药房、加油站、银行、杂货店等提供基本服务的场所不受影响”。
政府呼吁“减少城际间旅行，保持人与人间的安全距离，在落实上述措施时表现出更多纪律性”。菲利普还抱怨公众“对政府早先所提的防疫指导置若罔闻”。当天，他确认此前马克龙所宣布的“周一关闭学校”是指3月16日，“至少大学如此”。
等到3月16日，法国政府又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彻底的防疫措施，即“封禁”（confinement）：
封禁命令规定，除“对职业至关重要且由‘书面授权证明’表明无法居家工作、无法中止的商务或学术活动、必不可少的购物、出于健康必需的外出、因帮助弱势群体或儿童而必需的紧急家庭事务旅行”外，禁止一切外出和社交活动；而任何“必需的外出和集聚”都需要获得官方书面批准，即“例外出行证明书”，且书面批准一次有效。违反上述规定者，将遭到38—135欧元罚款。官方宣布出动“数以十万计”的警力和宪兵，确保“封禁”的落实。 截至3月17日，法国累计确诊人数达6655例，累计死亡148例，累计治愈仅28例。公平地说，法国政府在确认疫情威胁“足够大”后，表现出欧洲其他国家难得一见的决心和行动力，但“过长的反射弧”导致这个全欧最早“亮红灯”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错失了“抗疫”的先机。
“吃力不讨好”的意大利
在欧洲各国中，意大利其实是“亮灯”较晚的：2020年1月31日，首2例确诊病例在罗马出现，他们同样是输入性病例（两名中国籍游客）。正因如此，最初阶段意大利应对迅速，但目标集中在“堵住输入源”方面。
首2例确诊当天，意大利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自即日起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间的航班。此后直到2月6日，该国才出现首例意大利籍确诊者（2月3日从武汉被送回意大利）。直到2月20日，意大利境内确诊者也仅有这区区3例。正因如此，当时意大利弥漫着“防堵成功”的乐观气氛。
2月21日，北部伦巴第大区突增16例确诊，翌日再增60例且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确诊者并无近期出国旅行史。这足以表明，最让人担心的本地社区传播，已在倏忽间“偷袭”了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个城镇、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在管制区内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场所，食品、药品采用配送制以尽量减少居民出行；同时，所有入境前14天去过中国的旅客，必须向意大利卫生部申报并接受在家中或酒店隔离，有与确诊患者接触史者将被强制隔离14天。
接下来三天，凸显了意大利的“生死时速”。2月23日，意大利北部、中部多个大区的学校开始停课，法庭也推迟既定工作，许多体育比赛被推迟，热门景点被关闭，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等重要活动也“缩水”。24日，官方增调警力在隔离区巡逻，调用31间实验室分析疑似病例的拭子样本。25日，隔离区检查站从15个增至35个，增派军队介入，隔离区内多地暂停驾照考试。
3月1日，政府和议会通过《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全境分为“红区”（检疫隔离区）、“黄区”（伦巴第、威尼托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三个大区除“红区”外的全境）和安全区。根据法令，除“红区”继续“隔离检疫”外，“黄区”暂停社会和体育活动，关闭学校、剧院、俱乐部和电影院；安全区也要加强防疫宣传和防控，并对公共交通执行特殊消毒措施。
然而，事实证明“安全区”并不安全。3月4日，意大利首次单日死亡病例过百，当天官方宣布关闭全国学校两周，所有体育比赛空场。鉴于医护人员出现巨大缺口，政府3月6日发布行政命令，紧急在全国各地征调医护人员两万，并动员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和已退休的医护人员上阵。
3月8日，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除万不得已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出入上述地区，“直至4月3日或另行通知”。具体而言，学校、博物馆、体育馆、文化中心、公共游泳池将关闭，婚礼和体育赛事将取消或空场举行，医院工作人员、殡仪馆雇员假期推迟。
眼看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突破1500例大关、累计确诊数超过1万，总理孔特于3月10日凌晨宣布，将代表“封城”的“红区”扩展至意大利全境。这意味着自即日起，意大利全部公共场所和所有向公众开放的地方都将禁止任何集会，全国所有体育赛事取消。孔特言简意赅地将这一禁令概括为“我不出门”这短短几个字。
至此，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此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闭政策的国家。其“抗疫”措施之严厉，较疫情最危急时的中国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严厉的“抗疫”措施，迄今的收获却未能令人满意。
截至3月17日，意大利累计确诊27980例，累计死亡2158例，这两项数据均高居海外之冠；当日新增确诊3233例，则仅次于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二。看来，意大利的疫情离通称的“拐点”，似乎尚有相当一段距离。
医疗体系被“烧穿”
那么，“既快又努力”的意大利，何以在防疫方面“吃力不討好”？
首先，疫情曝光之初，意大利将资源、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向的旅行路径、人员往来的监控上，对此次新冠疫情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比例高、病毒潜伏期长的特点了解不充分，对疫情很可能已经“本土化”并出现国内社区传播的事实掌握较晚且措手不及，错过了早期控制的黄金“窗口期”。
其次，意大利国内上至专业界，下至社会风俗，对严厉的“封城”和其他严格防疫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
因为中世纪意大利各地曾长期遭受教廷、封建领主的压迫，因此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突出表现就是十分强调“个体自由”，反对“强加控制”和“包办一切”。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烈性疫病，就不免有些“笨手笨脚”。
这种态势导致“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在3月10日“封国”之前，“红区”和其他地区间固然有了封锁线，但“红区”内各城镇、社区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人们的基本生活、社交方式没有大的改变。有当地朋友称，除了亚裔开的商店、饭馆，“红区”其他商业活动场所在3月9日前都好端端开着，而且客人不少，只是稍稍注意了人与人间保持一定距离。
直到3月8日、9日，仍有许多意大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实施“过分”的防疫限制措施。而在公共场合下穿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众侧目而视、当作另类，因为意大利社会和其他许多欧美国家一样，认为“普通人戴口罩等于自己生了病，就根本不该出门，能出门的都不需要戴口罩”。
尽管意大利政府三令五申，如果擅闯“红区”封锁线，将适用意大利刑法第656条“破坏公共秩序罪”，最高处以3个月拘留，外加不超过309欧元罚款，但仍有许多人罔顾禁令，甚至将自己“巧妙通过”检查站的照片、视频和“事迹”在公共网络平台炫耀，居然也能赢来不少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