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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局势和党的方针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开始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1939年7月7日，党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党举起了团结抗战到底的鲜明旗帜。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百团大战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重点是华北地区。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務一体的“总力战”。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发展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的配合下进行黄土岭伏击战，击毙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新中华报》发表短评：“抗战以来，敌军中将指挥官，在战场上被我击毙者，此还算是第一次。真值得我们兴奋！”
为了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到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此后，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5月，党中央派八路军一部1.2万人南下，同新四军一起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
在东北，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成为全国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抗日联军展开持续残酷的军事“讨伐”。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1938年10月，冷云等东北抗联8名女战士陷入敌人包围后，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英勇殉国。1940年2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境内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残忍的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在他的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枯草、树皮和棉絮。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东北抗日联军未计算在内），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多位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艰苦的敌后抗战。他们中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印度医生柯棣华等。1939年11月，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1940年8月至翌年1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8月20日夜，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同时发起攻击。随着战役的展开，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这就是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大片土地沦为日本占领区后，日军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犯下空前严重、灭绝人性的罪行。
日军在占领区建立多个细菌战部队的秘密基地，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毒，对中国军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还制造配备相当数量的化学武器，悍然实行细菌战、毒气战。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731部队等开始将带有病毒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大量中国居民死亡。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此外，日军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并按照“思想战”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的顽强反抗。沦陷区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采取多种方式启发群众民族意识，激励群众抗日热情;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举行武装暴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建立隐蔽战线，开展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1941年，大同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暴动，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先后派人前往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渗透到敌人内部，获取不少情报。
沦陷区党组织还通过秘密交通线安排转移大量干部和进步人士，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党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800余人。香港沦陷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挺进敌后，坚持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经常对日、伪军发起袭击，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广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存亡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这两种矛盾，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坚持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全民族抗日战争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并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严重形势，中國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同时，党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题词手迹：“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鲜明立场，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1941年3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公开“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以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由，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对此，党中央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并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慌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许多中间人士也由此看清共产党确实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利益。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更加证明它是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四、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推进抗日民主运动
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此时，德、日等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气焰达到顶点。1941年6月，德国在侵占欧洲多个国家后，又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压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1941年1月下旬，日军1500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约1300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为渡过难关，党适时调整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进行了英勇斗争。
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3年3月，新四军“刘老庄连”在与敌人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身先士卒，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大生产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大生产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動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实行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领导沦陷区人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的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习惯上称“大后方”）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党领导下，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党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党还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派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团结和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度过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后，进入再发展时期。从1943年起，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同一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豫湘桂大溃退。在1944年春季至冬季的8个月中，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人民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担负起争取抗战胜利的任务，不能维护中国的独立、推动经济的发展，只能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包括许多中间人士）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各抗日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民主同盟在10月10日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五、加强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義中国化和
开展整风运动
提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指出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还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提高党员素质。为此，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6篇文章。这些论著为党员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党的一大创举。这表明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系统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主张，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39年、1940年之交，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文化上，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这一理论的提出，既科学阐明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区别和政策界限，又独创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革命的相互衔接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全党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
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風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整风运动中，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六、党的七大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党的七大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亡和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
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大会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进而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此前大会预备会上强调看齐意识，他说：“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报告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全面反攻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同年8月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并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壮大。在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殲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这为在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基础上，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第三章）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局势和党的方针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开始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1939年7月7日，党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党举起了团结抗战到底的鲜明旗帜。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百团大战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重点是华北地区。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務一体的“总力战”。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发展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的配合下进行黄土岭伏击战，击毙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新中华报》发表短评：“抗战以来，敌军中将指挥官，在战场上被我击毙者，此还算是第一次。真值得我们兴奋！”
为了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到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此后，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5月，党中央派八路军一部1.2万人南下，同新四军一起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
在东北，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成为全国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抗日联军展开持续残酷的军事“讨伐”。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1938年10月，冷云等东北抗联8名女战士陷入敌人包围后，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英勇殉国。1940年2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境内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残忍的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在他的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枯草、树皮和棉絮。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东北抗日联军未计算在内），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多位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艰苦的敌后抗战。他们中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印度医生柯棣华等。1939年11月，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1940年8月至翌年1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8月20日夜，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同时发起攻击。随着战役的展开，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这就是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大片土地沦为日本占领区后，日军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犯下空前严重、灭绝人性的罪行。
日军在占领区建立多个细菌战部队的秘密基地，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毒，对中国军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还制造配备相当数量的化学武器，悍然实行细菌战、毒气战。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731部队等开始将带有病毒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大量中国居民死亡。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此外，日军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并按照“思想战”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的顽强反抗。沦陷区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采取多种方式启发群众民族意识，激励群众抗日热情;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举行武装暴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建立隐蔽战线，开展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1941年，大同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暴动，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先后派人前往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渗透到敌人内部，获取不少情报。
沦陷区党组织还通过秘密交通线安排转移大量干部和进步人士，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党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800余人。香港沦陷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挺进敌后，坚持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经常对日、伪军发起袭击，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广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存亡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这两种矛盾，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坚持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全民族抗日战争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并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严重形势，中國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同时，党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题词手迹：“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鲜明立场，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1941年3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公开“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以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由，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对此，党中央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并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慌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许多中间人士也由此看清共产党确实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利益。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更加证明它是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四、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推进抗日民主运动
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此时，德、日等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气焰达到顶点。1941年6月，德国在侵占欧洲多个国家后，又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压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1941年1月下旬，日军1500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约1300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为渡过难关，党适时调整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进行了英勇斗争。
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3年3月，新四军“刘老庄连”在与敌人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身先士卒，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大生产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大生产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動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实行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领导沦陷区人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的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习惯上称“大后方”）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党领导下，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党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党还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派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团结和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度过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后，进入再发展时期。从1943年起，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同一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豫湘桂大溃退。在1944年春季至冬季的8个月中，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人民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担负起争取抗战胜利的任务，不能维护中国的独立、推动经济的发展，只能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包括许多中间人士）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各抗日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民主同盟在10月10日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五、加强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義中国化和
开展整风运动
提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指出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还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提高党员素质。为此，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6篇文章。这些论著为党员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党的一大创举。这表明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系统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主张，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39年、1940年之交，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文化上，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这一理论的提出，既科学阐明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区别和政策界限，又独创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革命的相互衔接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全党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
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風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整风运动中，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六、党的七大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党的七大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亡和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
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大会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进而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此前大会预备会上强调看齐意识，他说：“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报告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全面反攻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同年8月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并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壮大。在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殲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这为在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基础上，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