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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谐社会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而音乐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肩负着相应的责任。本文认为，音乐对和谐社会的价值主要在于:音乐本身的和谐性、音乐审美价值对个体的意义、音乐的社会教化和宣泄功能对个体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和谐 音乐 社会价值 道德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 和谐的含义
和，含义为相安，无争端。如《说文》中：“和，相应也”；《广雅》认为：“和，谐也”；《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和”可作形容词也可以作为动词使用，形容词词义为协调、安睦、妥当等；动词则有调和、和解的含义。如《汉书·李广苏建传》：“如与汉和亲”；《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楚以和”。这其中的和就是和解、调解的意思。
谐者，是指配合得当、合适，是和谐愉快的意思。如《尔雅》中：“谐，和也”；《左传·襄公十一年》：“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动词则有事情办成功、妥当之意。《三国演义》中有：“恐事不谐，反遭其害”。《宋史》：“今事不谐，不过赤族，为社稷死，岂不快乎？”
和谐，综合上述各种意思，和与谐两字叠加，本义为融洽协调，常指音乐旋律协调优美无冲突，如《晋书·挚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明朝高明《琵琶记·寺中遗像》中云：“敢天教我夫妇再和谐，都因这佛会”。和谐含义由音律协调到夫妻和美再到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社会），其含义在逐渐的演变中发展着。由形容个体内部（和于身也）、家庭内部夫妻开始（唐李商隐《杂纂》：“诸妇和谐”），到少量个体间的协调（宋司马光《瞽叟杀人》：“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最后到达整体社会的和睦、融洽、协调、无争端（元郑廷玉《楚昭公》：“此剑……送还了他，两国和谐”）。万变不离其宗，和谐在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并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识、审美特点的外在展现。在不同的学科研究范畴内，和谐社会的含义具有学科性差异，如政治学的和谐是民族法制健全；经济学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社会学的和谐是公正；哲学的和谐是以人为本；伦理学的和谐则是诚信友爱。即使是在一个学科内部，和谐也涉及到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如社会学中的和谐就涉及到社会制度的重建、社会组织的重建、社会价值的重建等问题。不同学科运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和谐的含义。
二 音乐社会价值学说梳理
音乐的社会价值决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本质则决定未来音乐的社会价值。关于音乐本质，有人将体验视为音乐的审美本质，而且认为音乐在实现自我的存在、表达自由的愿望和感受到生命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有的学者认为音乐是道德教化、精神升华的途径，指出音乐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相辅相成的内觉视象的特殊形态。另有人认为音乐的本质特征是表达主体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工具，是通过音乐来打动音乐主体的深刻心情。由以上学者的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不难发现，音乐首先作用于作为音乐主体的个体的内心精神世界，从影响个体的审美观念入手，通过对个体音乐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审美感觉的激发和培养，进而影响主体的文化意识、道德观念，在音乐道德观念彻底内化于主体之后，则会引起主体的伦理思考，当这种因音乐而起的伦理思考在所有音乐主体内心世界生根、酝酿、成长之后，就会转化为一种外向的教化的张力，这种出于内、显于外的教化的张力会得到整个社会主流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并成为培养合格的社会的未成熟个体的手段和途径。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传统，还是古代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或者柏拉图的音乐思想，都认为音乐对音乐主体、对社会和谐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道德教化德性培养、释家宣扬的来世伦理观念、道家崇尚自然和谐合一的天人观，都对中国古代音乐朴素和谐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是宇宙和谐的表现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意音乐让人心灵和谐。音乐是宇宙和人类生命的节奏，它是自然界普遍规律和人类生命普遍形式之自我表达的要求。
正是因为音乐社会性的和谐价值，而衍生出了音乐对个体和社会所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三 音乐社会价值中的和谐
音乐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音乐的审美功能延伸的道德伦理性。音乐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缺乏美的特质，恰恰是音乐的美的特质赋予了音乐鲜活的生命力，也正是音乐的美的特性使音乐的道德伦理功能发挥成为可能。音乐首先是美的，这样才符合传统的民族审美观念。音乐本身具有的和谐特性既出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存在于西方哲学家的论著。伏羲氏以乐化民、寓教于乐、以乐治国，原始音乐是维持族群稳定和秩序的主要手段，《史记·滑稽列传》子云：“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礼乐都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手段。和谐根据对象不同可以是个体间的和谐，可以是个体和社会的和谐，亦可以是个体和自然的和谐。音乐的和谐是通过音乐对个体、社会、个体和社会、自然的价值体现出来的。
1 音乐审美价值对个体和谐的意义
音乐通过节奏、旋律、内涵来使演奏者、演唱者、聆听者产生美的体验，音乐的形态美通过音调高低、节奏快慢、情感内敛或外放、句式渐进、渐强或者渐弱，以及排比、循环等手法给人以听觉上的愉悦感、幻想力的发挥和情结上的期待感。音乐的节奏和旋律美则是通过影响音乐欣赏者的心跳、呼吸来达到控制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会影响到激素的分泌，而这种适度的激素分泌会影响到聆听者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对这种极度迷恋的神经冲动传递到大脑中的相应神经区，从而发出愉悦的情绪，进而实现美。音乐的审美价值对个体和谐的意义在于：音乐让聆听个体处于一种精神振奋或安静、激昂或舒缓、悲痛或愉悦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精神状态会给聆听个体的生理机体一定的休息的空间，调节心理的感受，转移聆听者的注意力，有助于把聆听者牵引到音乐的虚拟场景中，在音乐的激发下，使聆听者产生跳出了现实生活的圈囿的真实情景，进入到音乐塑造的无限拓展的优美的、浪漫的、激情的艺术氛围中，处于这种音乐状态的社会个体，生理和精神构成达到完美的契合，所思、所想、所闻、所触都是和谐而融洽的。
音乐审美的和谐价值不仅仅存在于音乐聆听者身上，在音乐的创造（作）者身上也会显现。音乐创造可以是乐曲的书写者，也可以是音乐的演唱者、演奏者，演唱和演奏音乐的二次创作。在二次创作的过程中，演唱（奏）者会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情感体会、音乐理解以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这种倾注了演唱（奏）者经验、阅历、情感的艺术创作过程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演唱（奏）者和音乐的和谐统一，这时的音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
2 音乐仪式教化价值对社会和谐的意义
音乐的和谐的社会价值主要出于音乐的教育功能，同时和谐也是音乐的应有之义，《乐记·乐论篇》：“乐者为同”，《晋书·挚虞传》：“则音韵和谐”。孔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乐既为古代音乐，现代则多以乐礼称之。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想要对意识形态进行干扰和改变，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了，“乐所以修内”也（《礼记·文王世子》）。孔子六艺是对士子读书人进行教育的内容，移风易俗之乐则是源于风、雅、颂中的风。在以乐为礼的古代社会，乐的演奏是有繁琐的仪式的，这种音乐仪式可以通过音乐沟通天地、遥感上苍、祈求上苍的赐予，从而达到举行音乐仪式的震撼人心的目的。也许这种仪式音乐的举行有其现实的功利性，但是对于仪式的旁观者而言，庄严肃穆的场景、节奏厚重的乐调、认真虔诚的仪式执行者，都给旁观者以心灵的震撼。这种心灵的震撼可能源于仪式本身的神秘，亦可能源于对未知事物的敬畏，也有可能纯粹是因为仪式音乐所构造暂时性的音乐空间的作用。
音乐的教化价值还在于音乐的指向性，这种音乐内蕴的指向可以是悲怆的、可以是雄壮的、可以是激情的、可以是平静的、可以是对死的恐惧、可以是对生的留恋、可以是对英雄的讴歌、可以是对敌人的憎恶。总之，在音乐中，社会成员可以体会各种情感、可以经历所有没有经历的场景，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当然音乐指向之所指肯定是对道德有正向作用。音乐的指向性会影响聆听者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抗日歌曲产生的是对侵略者的憎恨，抗美援朝歌曲产生的是对保卫祖国的决心，爱情歌曲则是对爱情的向往。音乐会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完成对整体社会成员的美化教育，促进仁爱与进取精神，团结激励社会成员，凝聚团体力量，减少社会纷争，因为乐者，通于伦理者也。
3 音乐情绪宣泄价值对个体和社会间和谐的意义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控制和社会冲突是相互依存的两种现象，社会冲突促使社会进步，而社会控制监督冲突的发生范围和严重程度，从而更好地引导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发展。而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主要就是社会冲突，音乐可以通过发挥一定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冲突。
首先，音乐具有情绪宣泄功能。按照劳伦兹的《攻击与人性》所说，人在本性中具有攻击的本能，而且攻击性可以产生快感。如果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这种源于本能的攻击性，则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音乐从本质上来说就具有部分控制的作用，可以通过音乐的演奏或者欣赏疏导和转移内在的暴力冲动。情绪激动、愤恨、郁闷等负面情绪如果放任积累，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心理扭曲进而危害社会和谐，但是通过歇斯底里的唱歌、跳舞，把所有注意力投入到音乐中，会舒缓紧张的情绪，发泄过剩的体力，防止攻击或者犯罪行为出现。
其次，音乐具有道德化的功能。音乐的道德性是音乐存在的根本，音乐是向道德而在的。《礼乐·乐记篇》曰：“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音乐的道德伦理精神是音乐所蕴涵的、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文精神，其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求真与求美精神、仁爱与和谐精神、勇敢与进取精神。它对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的音乐创作只有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创作蕴涵有丰富音乐伦理精神的作品，才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在育人、娱乐、凝聚民心等方面的积极功效，在提高个体精神生活质量的同时，调节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总之，音乐以其自身所带有的和谐的形式、和谐的内容、和谐的意韵而对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文认为，音乐通过对社会成员个体、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教化作用、对不良情绪的宣泄，促使了整个社会和谐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向着真、善、美的文明境地不断迈进。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10WJ06）和烟台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成果（YY09Z03）。
参考文献：
[1] 王秀丽：《传统、现代与未来：“和谐社会”概念的历史向度》，《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 王基：《多学科视角下的和谐社会构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 应星：《着力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把握中观层面“和谐社会”概念》，《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 巢燕：《体验，作为音乐的本体存在——关于多元呈现中之音乐本质的哲学思考》，《艺术百家》，2007年第8期。
[5] 涂维民、刘燕平：《儒、道、释对音乐本质认识之比较》，《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 蔡仲德：《反映论还是主体论？——从音乐本质的论争说到中国音乐的出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7] 李颖、王洪波：《关于音乐与哲学关系的思考》，《安徽文学》，2007年第1期。
[8] 王小琴：《音乐伦理精神与和谐社会》，《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周甜甜，女，1981—，山东博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西音乐文化，工作单位：烟台大学艺术学院。
杨建萍，女，1963—，山东烟台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儒家文化，工作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和谐 音乐 社会价值 道德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 和谐的含义
和，含义为相安，无争端。如《说文》中：“和，相应也”；《广雅》认为：“和，谐也”；《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和”可作形容词也可以作为动词使用，形容词词义为协调、安睦、妥当等；动词则有调和、和解的含义。如《汉书·李广苏建传》：“如与汉和亲”；《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楚以和”。这其中的和就是和解、调解的意思。
谐者，是指配合得当、合适，是和谐愉快的意思。如《尔雅》中：“谐，和也”；《左传·襄公十一年》：“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动词则有事情办成功、妥当之意。《三国演义》中有：“恐事不谐，反遭其害”。《宋史》：“今事不谐，不过赤族，为社稷死，岂不快乎？”
和谐，综合上述各种意思，和与谐两字叠加，本义为融洽协调，常指音乐旋律协调优美无冲突，如《晋书·挚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明朝高明《琵琶记·寺中遗像》中云：“敢天教我夫妇再和谐，都因这佛会”。和谐含义由音律协调到夫妻和美再到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社会），其含义在逐渐的演变中发展着。由形容个体内部（和于身也）、家庭内部夫妻开始（唐李商隐《杂纂》：“诸妇和谐”），到少量个体间的协调（宋司马光《瞽叟杀人》：“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最后到达整体社会的和睦、融洽、协调、无争端（元郑廷玉《楚昭公》：“此剑……送还了他，两国和谐”）。万变不离其宗，和谐在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并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识、审美特点的外在展现。在不同的学科研究范畴内，和谐社会的含义具有学科性差异，如政治学的和谐是民族法制健全；经济学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社会学的和谐是公正；哲学的和谐是以人为本；伦理学的和谐则是诚信友爱。即使是在一个学科内部，和谐也涉及到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如社会学中的和谐就涉及到社会制度的重建、社会组织的重建、社会价值的重建等问题。不同学科运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和谐的含义。
二 音乐社会价值学说梳理
音乐的社会价值决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本质则决定未来音乐的社会价值。关于音乐本质，有人将体验视为音乐的审美本质，而且认为音乐在实现自我的存在、表达自由的愿望和感受到生命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有的学者认为音乐是道德教化、精神升华的途径，指出音乐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相辅相成的内觉视象的特殊形态。另有人认为音乐的本质特征是表达主体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工具，是通过音乐来打动音乐主体的深刻心情。由以上学者的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不难发现，音乐首先作用于作为音乐主体的个体的内心精神世界，从影响个体的审美观念入手，通过对个体音乐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审美感觉的激发和培养，进而影响主体的文化意识、道德观念，在音乐道德观念彻底内化于主体之后，则会引起主体的伦理思考，当这种因音乐而起的伦理思考在所有音乐主体内心世界生根、酝酿、成长之后，就会转化为一种外向的教化的张力，这种出于内、显于外的教化的张力会得到整个社会主流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并成为培养合格的社会的未成熟个体的手段和途径。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传统，还是古代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或者柏拉图的音乐思想，都认为音乐对音乐主体、对社会和谐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道德教化德性培养、释家宣扬的来世伦理观念、道家崇尚自然和谐合一的天人观，都对中国古代音乐朴素和谐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是宇宙和谐的表现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意音乐让人心灵和谐。音乐是宇宙和人类生命的节奏，它是自然界普遍规律和人类生命普遍形式之自我表达的要求。
正是因为音乐社会性的和谐价值，而衍生出了音乐对个体和社会所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三 音乐社会价值中的和谐
音乐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音乐的审美功能延伸的道德伦理性。音乐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缺乏美的特质，恰恰是音乐的美的特质赋予了音乐鲜活的生命力，也正是音乐的美的特性使音乐的道德伦理功能发挥成为可能。音乐首先是美的，这样才符合传统的民族审美观念。音乐本身具有的和谐特性既出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存在于西方哲学家的论著。伏羲氏以乐化民、寓教于乐、以乐治国，原始音乐是维持族群稳定和秩序的主要手段，《史记·滑稽列传》子云：“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礼乐都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手段。和谐根据对象不同可以是个体间的和谐，可以是个体和社会的和谐，亦可以是个体和自然的和谐。音乐的和谐是通过音乐对个体、社会、个体和社会、自然的价值体现出来的。
1 音乐审美价值对个体和谐的意义
音乐通过节奏、旋律、内涵来使演奏者、演唱者、聆听者产生美的体验，音乐的形态美通过音调高低、节奏快慢、情感内敛或外放、句式渐进、渐强或者渐弱，以及排比、循环等手法给人以听觉上的愉悦感、幻想力的发挥和情结上的期待感。音乐的节奏和旋律美则是通过影响音乐欣赏者的心跳、呼吸来达到控制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会影响到激素的分泌，而这种适度的激素分泌会影响到聆听者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对这种极度迷恋的神经冲动传递到大脑中的相应神经区，从而发出愉悦的情绪，进而实现美。音乐的审美价值对个体和谐的意义在于：音乐让聆听个体处于一种精神振奋或安静、激昂或舒缓、悲痛或愉悦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精神状态会给聆听个体的生理机体一定的休息的空间，调节心理的感受，转移聆听者的注意力，有助于把聆听者牵引到音乐的虚拟场景中，在音乐的激发下，使聆听者产生跳出了现实生活的圈囿的真实情景，进入到音乐塑造的无限拓展的优美的、浪漫的、激情的艺术氛围中，处于这种音乐状态的社会个体，生理和精神构成达到完美的契合，所思、所想、所闻、所触都是和谐而融洽的。
音乐审美的和谐价值不仅仅存在于音乐聆听者身上，在音乐的创造（作）者身上也会显现。音乐创造可以是乐曲的书写者，也可以是音乐的演唱者、演奏者，演唱和演奏音乐的二次创作。在二次创作的过程中，演唱（奏）者会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情感体会、音乐理解以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这种倾注了演唱（奏）者经验、阅历、情感的艺术创作过程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演唱（奏）者和音乐的和谐统一，这时的音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
2 音乐仪式教化价值对社会和谐的意义
音乐的和谐的社会价值主要出于音乐的教育功能，同时和谐也是音乐的应有之义，《乐记·乐论篇》：“乐者为同”，《晋书·挚虞传》：“则音韵和谐”。孔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乐既为古代音乐，现代则多以乐礼称之。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想要对意识形态进行干扰和改变，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了，“乐所以修内”也（《礼记·文王世子》）。孔子六艺是对士子读书人进行教育的内容，移风易俗之乐则是源于风、雅、颂中的风。在以乐为礼的古代社会，乐的演奏是有繁琐的仪式的，这种音乐仪式可以通过音乐沟通天地、遥感上苍、祈求上苍的赐予，从而达到举行音乐仪式的震撼人心的目的。也许这种仪式音乐的举行有其现实的功利性，但是对于仪式的旁观者而言，庄严肃穆的场景、节奏厚重的乐调、认真虔诚的仪式执行者，都给旁观者以心灵的震撼。这种心灵的震撼可能源于仪式本身的神秘，亦可能源于对未知事物的敬畏，也有可能纯粹是因为仪式音乐所构造暂时性的音乐空间的作用。
音乐的教化价值还在于音乐的指向性，这种音乐内蕴的指向可以是悲怆的、可以是雄壮的、可以是激情的、可以是平静的、可以是对死的恐惧、可以是对生的留恋、可以是对英雄的讴歌、可以是对敌人的憎恶。总之，在音乐中，社会成员可以体会各种情感、可以经历所有没有经历的场景，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当然音乐指向之所指肯定是对道德有正向作用。音乐的指向性会影响聆听者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抗日歌曲产生的是对侵略者的憎恨，抗美援朝歌曲产生的是对保卫祖国的决心，爱情歌曲则是对爱情的向往。音乐会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完成对整体社会成员的美化教育，促进仁爱与进取精神，团结激励社会成员，凝聚团体力量，减少社会纷争，因为乐者，通于伦理者也。
3 音乐情绪宣泄价值对个体和社会间和谐的意义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控制和社会冲突是相互依存的两种现象，社会冲突促使社会进步，而社会控制监督冲突的发生范围和严重程度，从而更好地引导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发展。而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主要就是社会冲突，音乐可以通过发挥一定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冲突。
首先，音乐具有情绪宣泄功能。按照劳伦兹的《攻击与人性》所说，人在本性中具有攻击的本能，而且攻击性可以产生快感。如果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这种源于本能的攻击性，则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音乐从本质上来说就具有部分控制的作用，可以通过音乐的演奏或者欣赏疏导和转移内在的暴力冲动。情绪激动、愤恨、郁闷等负面情绪如果放任积累，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心理扭曲进而危害社会和谐，但是通过歇斯底里的唱歌、跳舞，把所有注意力投入到音乐中，会舒缓紧张的情绪，发泄过剩的体力，防止攻击或者犯罪行为出现。
其次，音乐具有道德化的功能。音乐的道德性是音乐存在的根本，音乐是向道德而在的。《礼乐·乐记篇》曰：“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音乐的道德伦理精神是音乐所蕴涵的、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文精神，其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求真与求美精神、仁爱与和谐精神、勇敢与进取精神。它对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的音乐创作只有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创作蕴涵有丰富音乐伦理精神的作品，才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在育人、娱乐、凝聚民心等方面的积极功效，在提高个体精神生活质量的同时，调节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总之，音乐以其自身所带有的和谐的形式、和谐的内容、和谐的意韵而对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文认为，音乐通过对社会成员个体、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教化作用、对不良情绪的宣泄，促使了整个社会和谐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向着真、善、美的文明境地不断迈进。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10WJ06）和烟台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成果（YY09Z03）。
参考文献：
[1] 王秀丽：《传统、现代与未来：“和谐社会”概念的历史向度》，《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 王基：《多学科视角下的和谐社会构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 应星：《着力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把握中观层面“和谐社会”概念》，《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 巢燕：《体验，作为音乐的本体存在——关于多元呈现中之音乐本质的哲学思考》，《艺术百家》，2007年第8期。
[5] 涂维民、刘燕平：《儒、道、释对音乐本质认识之比较》，《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 蔡仲德：《反映论还是主体论？——从音乐本质的论争说到中国音乐的出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7] 李颖、王洪波：《关于音乐与哲学关系的思考》，《安徽文学》，2007年第1期。
[8] 王小琴：《音乐伦理精神与和谐社会》，《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周甜甜，女，1981—，山东博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西音乐文化，工作单位：烟台大学艺术学院。
杨建萍，女，1963—，山东烟台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儒家文化，工作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