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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为什么会“知法犯法”
从目前来看，知法犯法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法律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的信仰。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违法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泰勒教授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工具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观点。工具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在行动前，对自己遵守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激励，会受到什么样的奖励，或者对自己触犯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惩罚，他们会作出自己的估计，然后再据此决定自己应当如何行为——也就是说，对于各种不同的行为是可能给自己带来收益，还是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他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规范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以他们对当局的信任为基础的。只有人们能够信任当局，能够信任当局制定的有关规则，能够信任有关的执法机构，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忠诚于这个组织会给自己带来长期的收益。
人们遵守法律是如此，同样，人们违反法律也是如此。对违法行为而言，人们在选择是否违法的时候，实际上同样也是基于工具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双重选择。就工具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会有一个价值估量：自己不遵守法律的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遵守法律与违反法律所获得的收益哪个更大。如果不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很大，或者违法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守法所带来的收益，那他就有可能会选择违法；反之则否。正是根据这种价值估量，来决定自己是否进行违法；就规范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选择不违法，是基于个人遵守规则的信念和对法律的信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如果现实背离了人们的这种期望，大多数人有可能最终还是会选择违法。
因此，我们在对如何才能有效地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行考量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其实，从违法行为发生的阶段而言，一开始往往只是少数人会选择违法，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观望。如果这时候违法者立即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必然会选择守法；但如果违法者没有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就会跟着违法；当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违法、个别违法者却因违法而受到制裁时，这个别违法者必然会对制裁不服，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公正，因为其他违法者并没有同样也受到制裁，抗拒执法的行为便由此发生；而当大多数人都在违法时，个别守法的人更会面临痛苦的抉择。
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人在骨子里都知道不能违法。那些选择了违法的人，固然有出于功利方面的选择，但如果对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客观上可能会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有学者就曾指出：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国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国的法治出了问题，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国家。如果外国跟中国一样，扔垃圾、吐痰、闯红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估计比中国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敢，时间长了，就成了生活习惯。中国人之所以这么干，简而言之，就是没人管嘛！
所以，对于违法行为，在强调说服教育的同时，必须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只有通过规则的强制，才能形成执法与自觉守法的良性互动，以严厉的处罚使人不敢违法，以严密的制度使人不能违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违法，以素质的提升使人不愿违法。
智商和情商替代不了法商
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法律困境，比如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缺失等需要通过提高全民的“法商”来解决。按照一般的理解，法商（Law Quotient ，简称LQ）是一个人对法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体现的是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意识的强弱，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法商”的提出虽然已有十余年，但与情商和智商相比较，仍可谓是一个新词。2006年9月到12月《检察日报》推出“法商”新概念系列报道，使法商成为2006年的年度法治热词。2007年8月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法商成为教育部认可的汉语新词语。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法商的认同度并不高，对提高全民的法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并没有真正养成，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依然存在。虽然经过了30年的“六五普法”，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有了普遍的提高，但公民的守法意識以及依法办事的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下降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我们的“法商”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
一般来说，智商和情商的高低，个人先天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法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有不少人的智商和情商都不低，他们无论是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还是协调关系、处理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很好的办法，但结果却在法律方面出了问题，犯了错误，原因就是忽视了法商的培养与提高，甚至以智商和情商替代了法商，认为只要智商和情商高就可以了，法商的提高不仅不利于事，还很有可能“误事”。这从官场上流行的一些“段子”也可以看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低调就是腔调，大气就是人气，妥协就是和谐……这里面折射出的是人情和世故，缺少的是原则和法律。
因此，提升“法商”，首先表现为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并通过这种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与认识支配自我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全的法制意识与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提升法商，仅有法律知识还不够
与智商不同，法商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靠后天的学习与培养获得的。法律知识的学习无疑是法商的重要内涵，但法律知识扎实并不一定就代表法商高。据说当年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法律就考了95分，但他最终却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官员。因此，法商的高低不仅在于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更在于对法律精神的认识与理解，在于对法律的敬畏、尊重和信仰。这种对法律的敬畏、尊重和信仰，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养成的，具体表现为一种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和工作能力。
首先，要敬畏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基础。一些人的法商不高，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法律缺乏敬畏感。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法律的存在，有的只是对金钱、权力的贪婪与渴求；为了金钱、权力，可以肆无忌惮，什么法律、规则，统统抛在了脑后。过去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在忏悔时还不会忘记说自己忽视了对法律的学习，现在一些干部连这句话都不说了。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落马官员进行的公开忏悔中，不少人在剖析自己犯罪原因时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其次，要尊重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關键。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能用法律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蔓延开来。要使大家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其三，要信仰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核心。法商的高低，核心就是看一个人对法的信仰和崇尚程度。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信仰。古希腊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对此做过很好的诠释：“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只有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心悦诚服，才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法律，用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法商。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商，但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商。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求执政者首先以身作则；孟子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执法者能够带头用法和守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常常抱怨群众法律素质低，总是因为“不明真相”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但他们是否想过，自己如果能够依法做到政务公开，群众又怎会“不明真相”？自己如果能够真正依法办事，群众又怎会轻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反之，如果领导干部自己是“信权而不信法”，那么群众也只能是“信访而不信法”了。因此，提高法商，首先要从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做起。
采写：闻涛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从目前来看，知法犯法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法律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的信仰。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违法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泰勒教授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工具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观点。工具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在行动前，对自己遵守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激励，会受到什么样的奖励，或者对自己触犯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惩罚，他们会作出自己的估计，然后再据此决定自己应当如何行为——也就是说，对于各种不同的行为是可能给自己带来收益，还是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他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规范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以他们对当局的信任为基础的。只有人们能够信任当局，能够信任当局制定的有关规则，能够信任有关的执法机构，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忠诚于这个组织会给自己带来长期的收益。
人们遵守法律是如此，同样，人们违反法律也是如此。对违法行为而言，人们在选择是否违法的时候，实际上同样也是基于工具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双重选择。就工具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会有一个价值估量：自己不遵守法律的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遵守法律与违反法律所获得的收益哪个更大。如果不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很大，或者违法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守法所带来的收益，那他就有可能会选择违法；反之则否。正是根据这种价值估量，来决定自己是否进行违法；就规范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选择不违法，是基于个人遵守规则的信念和对法律的信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如果现实背离了人们的这种期望，大多数人有可能最终还是会选择违法。
因此，我们在对如何才能有效地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行考量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其实，从违法行为发生的阶段而言，一开始往往只是少数人会选择违法，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观望。如果这时候违法者立即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必然会选择守法；但如果违法者没有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就会跟着违法；当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违法、个别违法者却因违法而受到制裁时，这个别违法者必然会对制裁不服，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公正，因为其他违法者并没有同样也受到制裁，抗拒执法的行为便由此发生；而当大多数人都在违法时，个别守法的人更会面临痛苦的抉择。
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人在骨子里都知道不能违法。那些选择了违法的人，固然有出于功利方面的选择，但如果对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客观上可能会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有学者就曾指出：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国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国的法治出了问题，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国家。如果外国跟中国一样，扔垃圾、吐痰、闯红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估计比中国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敢，时间长了，就成了生活习惯。中国人之所以这么干，简而言之，就是没人管嘛！
所以，对于违法行为，在强调说服教育的同时，必须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只有通过规则的强制，才能形成执法与自觉守法的良性互动，以严厉的处罚使人不敢违法，以严密的制度使人不能违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违法，以素质的提升使人不愿违法。
智商和情商替代不了法商
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法律困境，比如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缺失等需要通过提高全民的“法商”来解决。按照一般的理解，法商（Law Quotient ，简称LQ）是一个人对法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体现的是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意识的强弱，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法商”的提出虽然已有十余年，但与情商和智商相比较，仍可谓是一个新词。2006年9月到12月《检察日报》推出“法商”新概念系列报道，使法商成为2006年的年度法治热词。2007年8月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法商成为教育部认可的汉语新词语。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法商的认同度并不高，对提高全民的法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并没有真正养成，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依然存在。虽然经过了30年的“六五普法”，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有了普遍的提高，但公民的守法意識以及依法办事的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下降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我们的“法商”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
一般来说，智商和情商的高低，个人先天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法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有不少人的智商和情商都不低，他们无论是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还是协调关系、处理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很好的办法，但结果却在法律方面出了问题，犯了错误，原因就是忽视了法商的培养与提高，甚至以智商和情商替代了法商，认为只要智商和情商高就可以了，法商的提高不仅不利于事，还很有可能“误事”。这从官场上流行的一些“段子”也可以看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低调就是腔调，大气就是人气，妥协就是和谐……这里面折射出的是人情和世故，缺少的是原则和法律。
因此，提升“法商”，首先表现为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并通过这种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与认识支配自我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全的法制意识与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提升法商，仅有法律知识还不够
与智商不同，法商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靠后天的学习与培养获得的。法律知识的学习无疑是法商的重要内涵，但法律知识扎实并不一定就代表法商高。据说当年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法律就考了95分，但他最终却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官员。因此，法商的高低不仅在于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更在于对法律精神的认识与理解，在于对法律的敬畏、尊重和信仰。这种对法律的敬畏、尊重和信仰，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养成的，具体表现为一种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和工作能力。
首先，要敬畏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基础。一些人的法商不高，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法律缺乏敬畏感。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法律的存在，有的只是对金钱、权力的贪婪与渴求；为了金钱、权力，可以肆无忌惮，什么法律、规则，统统抛在了脑后。过去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在忏悔时还不会忘记说自己忽视了对法律的学习，现在一些干部连这句话都不说了。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落马官员进行的公开忏悔中，不少人在剖析自己犯罪原因时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其次，要尊重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關键。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能用法律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蔓延开来。要使大家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其三，要信仰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核心。法商的高低，核心就是看一个人对法的信仰和崇尚程度。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信仰。古希腊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对此做过很好的诠释：“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只有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心悦诚服，才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法律，用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法商。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商，但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商。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求执政者首先以身作则；孟子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执法者能够带头用法和守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常常抱怨群众法律素质低，总是因为“不明真相”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但他们是否想过，自己如果能够依法做到政务公开，群众又怎会“不明真相”？自己如果能够真正依法办事，群众又怎会轻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反之，如果领导干部自己是“信权而不信法”，那么群众也只能是“信访而不信法”了。因此，提高法商，首先要从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做起。
采写：闻涛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