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厅到厨房，再到阳台，现在是父亲的疆域。
　　自从前年冬天在酷寒的夜里险些找不到家，父亲就很少下楼了。之前他还能到附近市场买菜，或到饺子馆吃午饭。父亲经常拿着百元大钞买几根葱或买二斤肉，不等找零就走了。父亲一度天天买肉、绞肉馅，冰箱都装不下了；一度爱买香其酱，家里经常放着十几袋。我们说，就当是父亲撒些零钱做善事了。那时父亲还能下楼走动，还能走回自己的家。自从那次找不到家，冰天雪地里冻了大半夜，父亲一度被反锁在家里。现在不必反锁了，父亲已经没有外出的欲望了。
　　家里空荡荡的。上班上学的走了，从早6点半到晚6点半，父亲在他的疆域里巡视，无人说话。电视渐渐也想不起打开看。报纸，从看报，到叠报，叠得整整齐齐，码成一摞儿。渐渐地，父亲的脚步慢了，一点一点地挪动。沙发矮，他一次一次地试图起来，又一次次跌坐，像发动马达似的，最后，使很大劲，头和身子费力地向前探，屁股撅着，才能慢慢从沙发里站起来，直起腰。刚站起来还有一些摇晃，父亲伸着两只胳膊维持着平衡，停片刻，感觉稳当了，才小心地挪出一小步。一点一点挪，有可以扶的桌、柜、墙，他都依靠着；无所依靠时，就摆动着胳膊，迈着京剧里老员外的那种步子，慢慢地晃着、挪着。我知道以后打电话，要等着多响几声，等父亲从沙发里艰难起身，一步一步来接电话。
　　父亲一步一步挪过长长的客厅，到他转进厨房，我可以看完兩页书。我悄悄起身，跟过去，看见父亲在厨房里这儿摸摸，那儿摸摸，又挪到阳台上，不知要干什么，也是摸摸，抚抚。然后转回来，站在卧室门口，停下，半天一动不动，茫然，后来伸手弄了弄门边角柜上摆着的零零碎碎，就退出来，还把卧室门关上了。父亲一生勤劳，白天从不肯上床睡一会儿，虽然现在他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沙发里打盹。
　　睡着的父亲还像是原来的父亲。他脑中的那块橡皮擦是一刻不停地擦着，还是也有时停一下？最初，擦去一点记忆时，谁也没有察觉；等到又擦去一些，父亲就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常常把一日当成几天；渐渐地，在亲人的错愕和轻忽中，父亲对于自己的记忆失去了自信。当我在电话中问他，姑姑最近来了没有？宝宝还上课外班吗？他不再给出肯定回答，经常是说“好像吧”，“我没怎么注意”，还爽朗地抱歉似的笑两声，到被我问到第四问、第五问时，他干脆投降，诚恳地说：“我记不清了。”这样考问他，我常常觉得伤了他的自尊。
　　那块橡皮擦一直擦，擦，当父亲失去了他的大部分能力或者说失去了他的部分自我，他还能保持自尊吗？目前，父亲爱整洁的习惯还在，他经常费劲地收拾烟灰缸、垃圾桶，地板上有一粒黑点或水迹，他都要撕块卫生纸，弓着腰去擦干净；饭后，他总表示要自己去刷碗。目前，父亲还认得大部分亲人，我不敢想那一天，当他不再认识我们时，在他的意识里究竟是完全不想我们，还是焦灼地找却找不到我们，尽管我们就在他身边。
　　我尽量不再回忆父亲以往的叱咤挥洒、谈笑风生，也不愿预判他的未来，预支悲伤。谁不是百年过客？生命本是向死而生的一次逆旅。当我有机会和他在一起，我就快乐地、温柔地待他，尊敬地对他，耐心地和他聊一聊。那些还没有被擦去的往事，是我和他棲息的花园小岛，一片温馨———尽管这个小岛终将被淹没。我有时会精心挑两块奶酪点心，做一两个可口的菜肴，看他吃完后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离家那天的午后，父亲坐在窗前，背对着我，望着外面。阳光白花花的，父亲坐在阳光里，垂着头，轮廓是那么孤单。之前，他穿上了一只袜子，又奋力穿另一只，却怎么也穿不上，因为他要把两只袜子穿在同一只脚上。他受了一点挫折。外边有小贩的叫卖声，还有收废品一会儿一敲的闷闷的鼓声，远处的街道、楼宇、人们，江沿儿的太阳伞和江上的游船，都与父亲无关了。
　　我走了，父亲不知，也许这朝夕相处的三天也已经忘了。我说：“爸，8月我还回来看你。”他郑重而干脆地说：“好！”我不知他能否记住对我的期盼。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