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从群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只能依靠群体而不能苛求群体。这需要政治家带着敬畏之心，以现代政治观念去面对
　　
　　瓮安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突然以令人震惊的面貌亮相于世——“6·28”突发性、群体性“打、砸、抢、烧事件”。
　　根据有关方面事后发布的信息，在此事件中，“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房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办公电脑数十台失踪。事件共造成150余人受伤。”贵州省委将瓮安事件定性为，“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这一定性包含着严峻的事实。
　　我们看到，不法分子的攻击和损毁目标十分明确。他们对准党委、政府和其它重要的权力部门，损毁的全是包括党委、政府、公安和民政等主要权力机关的房屋，并无一例民屋被毁的报道。有几位教师保护警察被追打，他们不停地高喊“我们是教师”，于是，“一分部人听后退了下去”。
　　在瓮安事件刚刚平息之后，我们听到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总结。“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石书记如是说。他指出，“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他用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说。他列举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随意动用警力”，“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警民关系紧张”等等现象。他直指“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向社会公开发表的体制内反思来说，石书记的讲话抵达了人们可以期待的深度。它没有过分谴责不明真相的群众，它把黑恶势力的插手与群众的自发聚集分别而论，从而着重强调的是执政者的责任。
　　各地所见的大多数突发群体性事件，又有几个不是“起因简单”的?它可以是土地纠纷、房屋拆迁、医疗事故，其中有的可能有间接的官民关系，但纯粹的民事案件，甚至一个民事纠纷，也可以引起非相关群众的聚集。
　　有人创造了一个名词：“非直接利害相关人群”。认为非直接利害人群的参与，是突发事件被放大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理有什么基本共识的话，这应该算一条。
　　我们只能说，当官民关系紧张到如石书记所并不讳言的程度，就是一种已经达到沸点的民情，一种必须面对的政治警讯了。当远比黑恶势力人数多得多的群众中潜伏着沸腾的民情，最为令人不安的，也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引发点了。
　　“群众事件”的破坏性难以约束。它不仅伤害民生，也将使作为地方官员考绩目标的GDP发生逆转。小如瓮安这样一个县的范围，我们看到那样漂亮的办公大楼，它显示着社会主义新时期的GDP。至于民众对当地官民的信任和信心方面的重建，也可能是一项相当不易的任务。
　　“群体事件”是体制内外最为敏感的痛。群众害怕这样的折腾，官方谈虎色变。如果不出现一个正向的逆转，它会累积成什么样的极致?这当是一种合理的忧虑。在可以理解的程度上，人们呼吁过“柔性化解”。但是，柔性与否，只是一种技术路线，它实质上不能“化解”什么，包括石书记所追问的那些更深层次的矛盾。
　　县级政权直接面对现实中的群体。他们不仅要求利益，而且要求权利。法律保证最为基层的民主，即村级自治。村民在选择自己的村长的时候，难免受到一种锻炼和启示，他们可能会慢慢产生一种把这种民主权利往上推演的想法。而当前的县级政权的主要官员必须来自县外(在“6·28”事件中，有关方面回应关于县主要领导的亲人在事件中的传言时，只需要说，这位领导“不是本县人，他在本县没有亲人”就够了)。在他们来到当地以前，群众是不认识他们的。从人性的基本情理上说，这即便不会影响这些领导干部对当地群众的感情，也不是不可能使群众对他们产生陌生感，而一旦进入冲突之中，也不利于沟通。
　　县级主要领导的两难在于，一方面“权力大”，另一方面“官难当”。他们权力大，人们有认识。目前，公众舆论对一些县级政权的评价很是不高，每有事出，他们都可能被称为“土皇帝”。但对“官难当”的一面，就认为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出现群体事件后，县级主要领导下台，似乎也已经成为一个化解矛盾的惯例。这里却可能包含着令人忧虑的信息：以对立中的官民关系来说，群众未必不把县级主要领导被撤职当成一种阶段性胜利，这种示范也未必不会是对另一些同样潜伏着官民对立情绪的群众的鼓励；另一方面，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有可能“擅自”加大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力度”，密而不报，以避撤职的风险。
　　这种对赌性无疑有可能形成不良循环并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强度。它表明解决群體性事件的技术路线已经走完，必须期待官民关系从根本上好转。政治是从群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只能依靠群体而不能苛求群体。这需要政治家带着敬畏之心，以现代政治观念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