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之问，与“为什么要讀书”，其实是同一问题。这里所谓的“书”已预设为“好书”，“开卷有益”显然不是把烂书也包括进去。以“开卷有益”的标准，许多貌为书者，不宜以书论，只可叫读物。
　　从1990年留校任教开始，我（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一直在教外国文学。几乎每次上第一节课，我都会跟学生说：“课，你们可以逃，考试能过关就无妨，但希望能好好读几本名著。”说这话没有一点儿矫情的成分在里面——读书比规规矩矩听课会有更多的收获，这的确是我的个人经验。直接面对名著，不要经过“中介”。不少学生名正言顺地翘课了，这在我意料之中，倒也不急。只是他们是不是用这时间读书，越到后面，我越怀疑。要能如我所愿，得有一个前提：大家都认同，那些书值得一读，或者有趣，或者有益。
　　糟糕的是，在以正确方式打开经典之前，我们的偏见已然形成：经典意味着枯燥乏味，假如非读不可，就必须得正襟危坐，打起十二分精神，硬着头皮上——仿佛读经典等于阅读快感被剥夺。硬塞到面前的书总是令人排斥，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越是强调读经典的重要，闻者反而躲得越远。打破这一循环唯有一途，就是搁置对经典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相当多的文学经典，在自己的时代，其流行之广，可比今日的畅销书。欣赏“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的艺术在彼时的雅典，几乎是全民性的;狄更斯、马克·吐温都是相当流行的小说家，《傲慢与偏见》则至今依然流行。无数中国读者的经验可以证明，西方文学经典成了与自己的人生水乳交融的一部分。50后、60后、70后，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等书读得津津有味、滚瓜烂熟的，大有人在。今日的年轻读者从中获得阅读快感的，亦是不少。
　　读经典可以是有趣的，并不意味着阅读的过程从头到尾都那么轻松。经典自有其严肃的一面，不仅因为它直面社会、历史、人生种种，拒绝提供心灵鸡汤式的抚慰，还因为经典面对读者时有它的矜持与尊严。不像通俗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投你所好，它有完全不同的阅读路径：是你向它走去;而非它向你走来，甚至体贴入微地讨好你。所以四仰八叉躺那儿接受按摩式的被动阅读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自己进入状态，进入情境，在自己与书中世界之间建立起相关性。
　　很显然，只有建立起相关性，阅读才不再是一桩不得不做的外在行为。梁启超所谓“熏、浸、刺、提”，鲁迅所说“增人感”，其实都是强调阅读时的移情。论移情，当然是在书中所写内容我们熟悉，主人公与我们有很多相似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而外国文学名著叙述的是不同文化的异邦故事，且是年代久远的故事，时间上、空间上好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壳，似乎难以找到经验上的对应，也就难有代入感。但人是可以自我调动的，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调动的极致，穿过相异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人情风俗等壁障，如同破了外面的壳进到里面去，你会发现书中看似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居然有几分眼熟。甚至，你还发现了诸多与周围的世界和人的重合之处。而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重要的一端，恰在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可以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常读常新，在你的参与下，它们的过去完成时可以变成正在进行时，终而完成。
　　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但人性不会变，人性中的高贵面——正直、善良、勇气和人性中的阴暗面——贪婪、嫉妒、鄙吝一直在那里，是人性大戏上演的不变内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剥去外在的差异性还原到最后，不同时空中的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境。文学经典提供了“原型”——人物的原型和故事的原型，我们不好说其他的书都是“山寨”经典，但不妨说，它们“万变不离其宗”，经典就是那个“宗”，而这个“宗”建立在人类的共通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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