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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是我的文学前辈,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我少年梦的形成,人生的展开与飞翔,均与路遥、谷溪、闻频、陶正、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引导分不开。
路遥是延川县中学的校友,关于他的履历,我的许多老师都能如数家珍。1981年,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县中学老师们这样夸路遥:“我们路遥的小说获奖了!”“我们路遥就在这孔窑洞里住过!”……“我们路遥”,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当作家真好,这是我中学时代对文学最直接与最朴素的认知。从那时起,我就用心来遥望路遥,也有了明确的文学创作冲动。
曾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与三五位同学相约,到县中的后山上,进行所谓的精神会餐;曾记得,电影《人生》在延川拍摄时,我骑几十里路单车,去看高加林和刘巧珍“谈恋爱”;曾记得,在京求学时,我跑遍了大半个京城才买到刊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花城》杂志;曾记得,1989年春,已经辗转到西安求学的我,第一次与延川籍的几位文友跑到文学讲座会上找路遥;曾记得,1989年深秋,我把路遥请到学院作文学讲座,使一千多名师生目睹了他的风采;曾记得,1990年夏,路遥专门写信推荐我,包括我到延安大学任教也与他不无关系;曾记得,1992年路遥病重后,我先后两次跑到医院去探视……
路遥长我16岁。路遥对我好,皆是因为我的外公——一名正直的转业老军人的关系,他是路遥生前反复念叨的“忘年之交”。
延安大学是路遥的母校,因为长期在这里任教,我有研究路遥的诸多便利。一是我长期致力于路遥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我曾主持的文学研究所与路遥研究会合作,先后推出《路遥研究资料汇编》《路遥纪念集》《路遥再解读》等研究资料。二是我在学校的支持下,于2007年筹建并建成了路遥文学馆。目前,该馆已成为集纪念、研究与文学交流为一体的路遥研究的重要平台,发挥了文学正能量作用。三是我在路遥著作的搜集整理上作了大量工作,先后应邀担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路遥全集》“特邀编辑”,以及2014年版《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选编者”。
我正式产生撰写《路遥传》的念头,是在2002年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发言时郑重提出渴望具有学术品格的《路遥传》设想,并指出:“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上仍没有出现一本拥有学术品格的《路遥传》,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呼唤《路遥传》,应是呼唤路遥本体研究的一种重要成果的出现。”我的这个发言稿后来整理成《路遥研究述评》公开发表,再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以及国内众多路遥研究书籍多次转载。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决心自己撰写一本介乎于文学与学术的《路遥传》。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2007年夏秋之际,我受学校委托,筹建并建成国内第一个集纪念、研究与文学交流功能为一体的“路遥文学馆”。在当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怀着报恩之心,克服重重困难,只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高效优质地完成路遥文学馆的资料征集、馆舍设计、装修乃至布展等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当然,我在筹建文学馆时,也有意识地搜集路遥的各种资料,给日后撰写《路遥传》做准备。
我清楚地记得,2007年9月18日是文学馆完成布展的日子。那天晚上,连日劳累的我倒头就睡,鼾声不断。那晚,我做了一晚上梦,梦见路遥一直跟我说话,梦见他还像生前一样鼓励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头像炸裂一般疼痛。我赶紧打电话给研究生,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去花店买一束黄花与一束红花,让他把黄花直接献到路遥墓,并让告诉路遥这是我让送去的。我则把那束红花献到文学馆的序厅,给路遥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大声地说:“路遥老师,我终于把文学馆建成了。还是用您当年最爱引用的托马斯·曼的话来说:‘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不管怎样,文学馆终于建成了,就请您包容与谅解吧!”我把这番话说完,头也不痛了,精神也特别好。从此,我再也没有梦见过路遥。看起来,身在天堂的路遥听到我的话了!
2007年11月17日,也就是路遥逝世15周年祭日,路遥文学馆正式开馆。路遥文学馆馆名由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题写,新华社专门发新闻通稿报道,路遥女儿则专门发来《瞭望父亲精神的一面窗口——写在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之际》的感谢信。我在开馆致辞中认真表达了“感动无处不有,感激铭记心间”的心情。
这些年来,撰写《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份责任。经过长期的资料准备,我于2010年寒假正式启动了撰写工程。为了真实体验与感受路遥当年艰辛的创作过程,我基本采用手写方式。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每学期要上大量的课程,要撰写大量的科研文章,要进行业余文学创作,还要完成所担负的行政工作。这样,我的主要撰写时间只能集中在寒暑假。当然,我也充分利用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
要写出一本有学术价值、能够靠得住的“信史”,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路遥病逝后,社会上出现大量回忆文章,这虽有助于传记资料的收集。但是,许多撰写者按照自身的立场叙述事件,既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亡者讳”的情况,也存在着记忆不准与夸大事实等情况。这就要对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盲目引用。为了弄清楚某些小问题,我多次查阅各种资料、多次走访回忆者了解情况。当然,路遥大起大落的人生状态也经常影响到我的写作,我许多次因为陷入无限悲伤而停笔不语。这样,就势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本传记的撰写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在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中,我深刻理解了古人所言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深刻道理。路遥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6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既敢于忍受创作过程中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与寂寞,也敢于迎风而立、挑战“唯洋是举”文坛的风气。创作完《平凡的世界》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时间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读者把他抬到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也是我深入学习与研究路遥的过程。我时时以路遥为榜样,坚持打完“一个人的战争”。
作家的生命长度是其作品来决定的。作为深受路遥影响的作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路遥人生与精神的解读工作,给社会提供更多“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唯其如此,我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不懈追求!
这就是我与路遥的故事。
(厚夫,本名梁向阳,1965年生。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走过陕北》《行走的风景》《心灵的边际》《当代散文流变研究》《边缘的批评》等)
路遥是延川县中学的校友,关于他的履历,我的许多老师都能如数家珍。1981年,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县中学老师们这样夸路遥:“我们路遥的小说获奖了!”“我们路遥就在这孔窑洞里住过!”……“我们路遥”,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当作家真好,这是我中学时代对文学最直接与最朴素的认知。从那时起,我就用心来遥望路遥,也有了明确的文学创作冲动。
曾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与三五位同学相约,到县中的后山上,进行所谓的精神会餐;曾记得,电影《人生》在延川拍摄时,我骑几十里路单车,去看高加林和刘巧珍“谈恋爱”;曾记得,在京求学时,我跑遍了大半个京城才买到刊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花城》杂志;曾记得,1989年春,已经辗转到西安求学的我,第一次与延川籍的几位文友跑到文学讲座会上找路遥;曾记得,1989年深秋,我把路遥请到学院作文学讲座,使一千多名师生目睹了他的风采;曾记得,1990年夏,路遥专门写信推荐我,包括我到延安大学任教也与他不无关系;曾记得,1992年路遥病重后,我先后两次跑到医院去探视……
路遥长我16岁。路遥对我好,皆是因为我的外公——一名正直的转业老军人的关系,他是路遥生前反复念叨的“忘年之交”。
延安大学是路遥的母校,因为长期在这里任教,我有研究路遥的诸多便利。一是我长期致力于路遥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我曾主持的文学研究所与路遥研究会合作,先后推出《路遥研究资料汇编》《路遥纪念集》《路遥再解读》等研究资料。二是我在学校的支持下,于2007年筹建并建成了路遥文学馆。目前,该馆已成为集纪念、研究与文学交流为一体的路遥研究的重要平台,发挥了文学正能量作用。三是我在路遥著作的搜集整理上作了大量工作,先后应邀担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路遥全集》“特邀编辑”,以及2014年版《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选编者”。
我正式产生撰写《路遥传》的念头,是在2002年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发言时郑重提出渴望具有学术品格的《路遥传》设想,并指出:“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上仍没有出现一本拥有学术品格的《路遥传》,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呼唤《路遥传》,应是呼唤路遥本体研究的一种重要成果的出现。”我的这个发言稿后来整理成《路遥研究述评》公开发表,再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以及国内众多路遥研究书籍多次转载。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决心自己撰写一本介乎于文学与学术的《路遥传》。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2007年夏秋之际,我受学校委托,筹建并建成国内第一个集纪念、研究与文学交流功能为一体的“路遥文学馆”。在当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怀着报恩之心,克服重重困难,只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高效优质地完成路遥文学馆的资料征集、馆舍设计、装修乃至布展等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当然,我在筹建文学馆时,也有意识地搜集路遥的各种资料,给日后撰写《路遥传》做准备。
我清楚地记得,2007年9月18日是文学馆完成布展的日子。那天晚上,连日劳累的我倒头就睡,鼾声不断。那晚,我做了一晚上梦,梦见路遥一直跟我说话,梦见他还像生前一样鼓励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头像炸裂一般疼痛。我赶紧打电话给研究生,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去花店买一束黄花与一束红花,让他把黄花直接献到路遥墓,并让告诉路遥这是我让送去的。我则把那束红花献到文学馆的序厅,给路遥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大声地说:“路遥老师,我终于把文学馆建成了。还是用您当年最爱引用的托马斯·曼的话来说:‘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不管怎样,文学馆终于建成了,就请您包容与谅解吧!”我把这番话说完,头也不痛了,精神也特别好。从此,我再也没有梦见过路遥。看起来,身在天堂的路遥听到我的话了!
2007年11月17日,也就是路遥逝世15周年祭日,路遥文学馆正式开馆。路遥文学馆馆名由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题写,新华社专门发新闻通稿报道,路遥女儿则专门发来《瞭望父亲精神的一面窗口——写在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之际》的感谢信。我在开馆致辞中认真表达了“感动无处不有,感激铭记心间”的心情。
这些年来,撰写《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份责任。经过长期的资料准备,我于2010年寒假正式启动了撰写工程。为了真实体验与感受路遥当年艰辛的创作过程,我基本采用手写方式。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每学期要上大量的课程,要撰写大量的科研文章,要进行业余文学创作,还要完成所担负的行政工作。这样,我的主要撰写时间只能集中在寒暑假。当然,我也充分利用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
要写出一本有学术价值、能够靠得住的“信史”,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路遥病逝后,社会上出现大量回忆文章,这虽有助于传记资料的收集。但是,许多撰写者按照自身的立场叙述事件,既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亡者讳”的情况,也存在着记忆不准与夸大事实等情况。这就要对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盲目引用。为了弄清楚某些小问题,我多次查阅各种资料、多次走访回忆者了解情况。当然,路遥大起大落的人生状态也经常影响到我的写作,我许多次因为陷入无限悲伤而停笔不语。这样,就势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本传记的撰写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在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中,我深刻理解了古人所言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深刻道理。路遥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6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既敢于忍受创作过程中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与寂寞,也敢于迎风而立、挑战“唯洋是举”文坛的风气。创作完《平凡的世界》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时间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读者把他抬到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也是我深入学习与研究路遥的过程。我时时以路遥为榜样,坚持打完“一个人的战争”。
作家的生命长度是其作品来决定的。作为深受路遥影响的作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路遥人生与精神的解读工作,给社会提供更多“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唯其如此,我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不懈追求!
这就是我与路遥的故事。
(厚夫,本名梁向阳,1965年生。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走过陕北》《行走的风景》《心灵的边际》《当代散文流变研究》《边缘的批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