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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内蒙古第一县”的准格尔旗，其财政实力甚至超过一个下辖数个旗县的盟或市，却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享受着各种扶贫优惠政策和扶贫资金的支持。富县戴穷帽现象折射出我国扶贫制度的一些纰漏和缺失。
日进斗金的“国贫县”
准格尔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口２７万，因盛产煤炭而著名。自１９９６年该旗财政收入突破１亿元大关以后，便从此突飞猛进，到２００４年，全旗ＧＤＰ达９５.０１亿元，年财政收入完成１２.５亿元，在全自治区１０１个旗县区中名列第一；今年１月到５月，财政收入已完成９亿多元。当地预计，今年全年ＧＤＰ可超１８０亿元，财政收入将达到２３亿元。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可以用“日进斗金”来形容的旗，却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准格尔旗扶贫办公室解释说，尽管该旗的财政收入可以和全国经济百强县比高低，但该旗是个资源县，最主要的特点是贫富差距大，到去年底，该旗还有贫困人口３.８万，人均收入仅为１４８９元。这部分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很不稳定，农业牧业基础很差，没有国家的扶持很难脱贫。至于巨额财政收入的去处，旗有关部门解释说，５５％上缴了国家财政，其余的用于了地方建设。
但不容置疑的是，与其他贫困县比起来，准格尔旗的财政实力要雄厚得多。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与准格尔旗同批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人口１７万，去年财政收入仅为５３００多万元；毗邻内蒙古的“国贫县”河北省张北县，人口比准格尔旗还多出１０万，今年预计达到的财政收入仅９０００多万元，不到准格尔旗财政收入零头的三分之一。
据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介绍，１９９３年内蒙古共确定了准格尔旗等３１个国家级贫困县，经过国家和自治区多年的扶持，有一部分旗县已经成为了自治区的经济强县，但该摘的贫困帽一直没摘。
摘贫困帽竟成“罪人”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国贫县”的帽子在一些贫困县里，并不是经济发展缓慢的体现，而是个炙手可热、可带来种种实惠的宝贝称号。在许多地方，戴上并保住“贫困帽”是政绩，丢了这一帽子反而成了罪人。
按照规定，由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国家给予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等专项扶贫资金。内蒙古自治区的每个“国贫县”一年可平均分配到扶贫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左右。在教育、招商引资等各个领域，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的优惠政策。除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外，还有部门的资金支持，据准格尔旗扶贫办介绍，戴着“国贫县”的帽子，各垂直管理部门可直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争取资金支持，这部分资金更是可观。
其次，每个“国贫县”都有中央国家机关、大中型企业定点帮扶，以及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对口帮扶。这些帮扶单位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也带来了贫困县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和项目。北京市１８个区县对口帮扶内蒙古自治区１８个贫困县，从１９９７年开始，这１８个贫困县每年可得到北京的无偿支援２００万元。
除了这些有形的帮扶政策外，“国贫县”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优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旗几年前去北京某单位谈一项目，在所有细节都谈妥后，就因为对方发现该县不是“国贫县”，已谈妥的项目竟“无疾而终”。
由于有了这么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好处，对诸多“国贫县”来说，摘掉“贫困帽”是傻子，保住“贫困帽”反而是政绩。记者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一个旗，旗委书记是当地人，２０００年该旗摘掉了贫困县帽子，旗委书记被提升为副市长。然而，副市长从此每次回老家都只好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原因就是当地人骂他“为升官而摘了‘贫困帽’”。
“扶富不扶贫”显失公平
据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介绍，在全区１０１个旗县中，有一些既不是“国贫县”也不是“自治区贫困县”的旗县，它们的经济水平和自我脱贫能力比有的“国贫县”差得多，但因为没有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无法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种种政策优惠条件。
为了扶持这些真正的贫困县，２００２年，内蒙古自治区决定，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兴和县、正镶白旗等４个旗县实行与“国贫县”一样的政策，以帮助其早日脱贫；２００３年，又增加了１０个自治区贫困县。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要想真正解决脱贫问题，还得靠贫困地区自身的发展。类似准格尔旗这样的贫困县，已经成为经济强县，具备了“自我反哺”的能力，还戴着“国贫县”的帽子就有些不伦不类了。而正因为未摘贫困帽，该旗对真正需要扶持的贫困人群显然不甚热心。据该旗财政局预算，今年该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２.６亿元，用于农业生产的仅仅２０００多万元，前者是后者的１３倍，资金使用上存在明显的重工轻农倾向。据该旗扶贫部门统计，去年用于扶贫的各类资金仅９００万元。
一位基层扶贫工作者对记者说，富裕县仍戴着贫困帽，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各种扶贫政策，导致部分扶贫资金、优惠政策“扶富不扶贫”，这对真正的贫困县来说是一种不公平，也使国家的扶贫政策打了折扣。
贫困帽岂能“终身制”
已经明显富裕的“贫困县”，国家还要不要扶持？假如仍需要扶持，那是否该有个评定标准，什么时候这些县就不需要扶持了？假如这些县的财政收入仍不足以自我脱贫的话，那它们的财政收入达到什么水平，就可以进行“自我反哺”？富县戴穷帽现象折射出我国扶贫制度的一些纰漏和缺失。
据了解，国家评定“贫困县”的依据主要是贫困人口数量占乡村人口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ＧＤＰ以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多项指标。２００１年评定的时候，是取各县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３年各项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比较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评定原则是：国家确定各省名额总量，具体县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
在各省区确定本地的“国贫縣”时，事实上产生了一种县级政府“争戴贫困帽，戴上就不摘”的现象。尽管在“八七扶贫攻坚”时期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帮贫困县脱贫，但令人奇怪的是，十多年来，尽管脱贫人口成千上万，但“国贫县”的面孔依旧。
这种现象说明，我们扶贫制度中存在贫困动态监测、评估调整机制滞后等方面的纰漏，是到了该弥补的时候了。
日进斗金的“国贫县”
准格尔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口２７万，因盛产煤炭而著名。自１９９６年该旗财政收入突破１亿元大关以后，便从此突飞猛进，到２００４年，全旗ＧＤＰ达９５.０１亿元，年财政收入完成１２.５亿元，在全自治区１０１个旗县区中名列第一；今年１月到５月，财政收入已完成９亿多元。当地预计，今年全年ＧＤＰ可超１８０亿元，财政收入将达到２３亿元。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可以用“日进斗金”来形容的旗，却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准格尔旗扶贫办公室解释说，尽管该旗的财政收入可以和全国经济百强县比高低，但该旗是个资源县，最主要的特点是贫富差距大，到去年底，该旗还有贫困人口３.８万，人均收入仅为１４８９元。这部分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很不稳定，农业牧业基础很差，没有国家的扶持很难脱贫。至于巨额财政收入的去处，旗有关部门解释说，５５％上缴了国家财政，其余的用于了地方建设。
但不容置疑的是，与其他贫困县比起来，准格尔旗的财政实力要雄厚得多。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与准格尔旗同批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人口１７万，去年财政收入仅为５３００多万元；毗邻内蒙古的“国贫县”河北省张北县，人口比准格尔旗还多出１０万，今年预计达到的财政收入仅９０００多万元，不到准格尔旗财政收入零头的三分之一。
据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介绍，１９９３年内蒙古共确定了准格尔旗等３１个国家级贫困县，经过国家和自治区多年的扶持，有一部分旗县已经成为了自治区的经济强县，但该摘的贫困帽一直没摘。
摘贫困帽竟成“罪人”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国贫县”的帽子在一些贫困县里，并不是经济发展缓慢的体现，而是个炙手可热、可带来种种实惠的宝贝称号。在许多地方，戴上并保住“贫困帽”是政绩，丢了这一帽子反而成了罪人。
按照规定，由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国家给予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等专项扶贫资金。内蒙古自治区的每个“国贫县”一年可平均分配到扶贫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左右。在教育、招商引资等各个领域，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的优惠政策。除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外，还有部门的资金支持，据准格尔旗扶贫办介绍，戴着“国贫县”的帽子，各垂直管理部门可直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争取资金支持，这部分资金更是可观。
其次，每个“国贫县”都有中央国家机关、大中型企业定点帮扶，以及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对口帮扶。这些帮扶单位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也带来了贫困县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和项目。北京市１８个区县对口帮扶内蒙古自治区１８个贫困县，从１９９７年开始，这１８个贫困县每年可得到北京的无偿支援２００万元。
除了这些有形的帮扶政策外，“国贫县”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优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旗几年前去北京某单位谈一项目，在所有细节都谈妥后，就因为对方发现该县不是“国贫县”，已谈妥的项目竟“无疾而终”。
由于有了这么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好处，对诸多“国贫县”来说，摘掉“贫困帽”是傻子，保住“贫困帽”反而是政绩。记者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一个旗，旗委书记是当地人，２０００年该旗摘掉了贫困县帽子，旗委书记被提升为副市长。然而，副市长从此每次回老家都只好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原因就是当地人骂他“为升官而摘了‘贫困帽’”。
“扶富不扶贫”显失公平
据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介绍，在全区１０１个旗县中，有一些既不是“国贫县”也不是“自治区贫困县”的旗县，它们的经济水平和自我脱贫能力比有的“国贫县”差得多，但因为没有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无法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种种政策优惠条件。
为了扶持这些真正的贫困县，２００２年，内蒙古自治区决定，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兴和县、正镶白旗等４个旗县实行与“国贫县”一样的政策，以帮助其早日脱贫；２００３年，又增加了１０个自治区贫困县。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要想真正解决脱贫问题，还得靠贫困地区自身的发展。类似准格尔旗这样的贫困县，已经成为经济强县，具备了“自我反哺”的能力，还戴着“国贫县”的帽子就有些不伦不类了。而正因为未摘贫困帽，该旗对真正需要扶持的贫困人群显然不甚热心。据该旗财政局预算，今年该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２.６亿元，用于农业生产的仅仅２０００多万元，前者是后者的１３倍，资金使用上存在明显的重工轻农倾向。据该旗扶贫部门统计，去年用于扶贫的各类资金仅９００万元。
一位基层扶贫工作者对记者说，富裕县仍戴着贫困帽，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各种扶贫政策，导致部分扶贫资金、优惠政策“扶富不扶贫”，这对真正的贫困县来说是一种不公平，也使国家的扶贫政策打了折扣。
贫困帽岂能“终身制”
已经明显富裕的“贫困县”，国家还要不要扶持？假如仍需要扶持，那是否该有个评定标准，什么时候这些县就不需要扶持了？假如这些县的财政收入仍不足以自我脱贫的话，那它们的财政收入达到什么水平，就可以进行“自我反哺”？富县戴穷帽现象折射出我国扶贫制度的一些纰漏和缺失。
据了解，国家评定“贫困县”的依据主要是贫困人口数量占乡村人口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ＧＤＰ以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多项指标。２００１年评定的时候，是取各县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３年各项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比较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评定原则是：国家确定各省名额总量，具体县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
在各省区确定本地的“国贫縣”时，事实上产生了一种县级政府“争戴贫困帽，戴上就不摘”的现象。尽管在“八七扶贫攻坚”时期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帮贫困县脱贫，但令人奇怪的是，十多年来，尽管脱贫人口成千上万，但“国贫县”的面孔依旧。
这种现象说明，我们扶贫制度中存在贫困动态监测、评估调整机制滞后等方面的纰漏，是到了该弥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