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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混迹于城市某个角落的二代农民工来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只是一种奢望。他们是群聚而居的蚁族，他们是一对对临时组成的“露水夫妻”，他们不断地在城市和故土之间迁徙，他们在为城市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却很难得到应有的褒奖和尊重，甚至是足额的工钱……
摆脱不了的“蜗居”
沈阳市工人村，这片上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大型住宅区，曾是闻名沈阳的工人住宅区。如今的工人村以它低廉的租金，成为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蜗居”的首选地。
或许还没有谁真正统计过“蜗居”在工人村中的农民工到底有多少人，更没有人统计过全沈阳的各个角落到底“蜗居”着多少农民工，他们仿佛是社区中的“隐形人”——每天早上匆匆出门去打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黯然归巢，很少有邻居注意到他们，因为他们的邻居很可能和他们一样，也是这里的“候鸟”。
清晨4点，43岁的刘成睡到了“自然醒”，不是因为同寝室室友的鼾声，而是常年的生活习惯。4点15分，他已经蹬上三轮车，赶往10公里以外的肉食加工厂进货。刘成在工人村附近的农贸市场经营一个肉食摊位，每天天没亮就蹬着三轮车去“上肉”，在农贸市场开门前，他会在路边的早餐摊上简单吃点东西。每天周而复始，只有春节的几天，他才能放松放松。
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刘成选择工人村作为自己在沈阳落脚处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低廉的租金。在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同时居住着10位打工者，他们大都属于第二代的中年农民工，最小的34岁，最大的57岁。住在工人村里的农民工大都6-10人合租一间，因为租金低廉，每人每月只需花费15-30元。
“这里就是有张床，睡一觉就行，冬天的时候人多了挤一挤还挺暖和，就是夏天难熬一些”，刘成如是说。初春的沈阳还有些微微的寒意，“这个季节是最冷的，即使在有供暖的冬季，睡觉的时候也要穿着军大衣”，刘成坐在用木板搭成的床上，用棉被包裹着全身，“多亏这个房子是50年代按苏联图纸施工的，举架很高，可以搭成吊铺，要不肯定住不下这么多人。”
刘成的室友大都打零工，有木工、瓦工、水暖工。这几年楼市火爆，装修房子的家庭越来越多，人工成本也不断上升，他们的工钱虽然比以前高出不少，但并不是天天都能开张。很多时候在路边一站就是一天。“对我们来说，不赚钱就等于赔钱”，瓦工老赵斜靠在一个编织袋上说道，这个编织袋就是他晚上睡觉时候的枕头，里面装着他全部的衣物，“每天三顿饭，睁开眼睛就花钱，总不能饿着肚子去干活
吧。”他嘴里叼着烟，懒懒地说。
像刘成和老赵这样“蜗”在一起，几乎是农民工的常态。在国内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出租给农民工的集装箱宿舍。这样的宿舍大都出现在建筑工地上，与刘成等10个人挤在12平方米的房间相比，集装箱宿舍不仅“宽敞”，各种常用家电也比较齐全。一间房最多住10个人，日租金6-8元。
下午2点，农贸市场到了一天中的“空档”，刘成站在自己的摊位前吃着盒饭。“上午大都是饭店来市场进货的，晚上基本都是下班回家的人顺路买点儿东西，只有这个时间才能吃口饭”，他一边吃着饭一边说。他的肉摊生意虽然不算很好，但去年一年下来，还是赚了七八万，今年已经是他在沈阳打拼的第10年，前后也多多少少攒下了一点钱，“我赚的不比城里的工人、白领少，但咱靠的是体力，总不能卖一辈子‘苦力’吧，何况农村家里还有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
刘成的家在黑龙江鹤岗市城北的农村。刘成常年在外，家里全靠妻子操持，照顾着他78岁的老母亲和正在上初一的儿子。因为家里没有壮劳力，他家的地几年前就包给了同村的人，除此之外，全家的生计就靠他一人在外打工支撑。
“去年儿子小学刚毕业的时候，老母亲、妻子和儿子曾来沈阳住过两个月，那时候我还特意租了一间30平方米的小单间，白天媳妇帮我在肉摊忙活，晚上回家也能吃口热乎饭，那段时间还真有一种在城里安了家的感觉。”但老母亲的不慎摔伤，彻底打破了刘成的都市生活梦。“老母亲的胳膊和腿都骨折了，住院检查、治疗、康复一共花了4万多，等于大半年白干了。”高额的治疗费用，最终成为打破这位中年汉子城市梦的最后一根稻草。老母亲的病略有好转，他就不得不送家人回到农村。“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再出现一次这样的意外，恐怕……”
北方春天天黑得很早，到晚上6点钟农贸市场就已经很少有人来买东西了。刘成点了点腰包里的钱，今天的生意还不错，早晨上的货，也只剩下一条里脊和五花肉。合租的农民工很少在家开火做饭，刘成有先天的优势，他经常拿着卖剩的肉跟农贸市场卖面食或盒饭的摊主交换一些吃食。“这样谁都不吃亏，也不用压货，挺实惠的。”刘成拎了两盒饭菜，又买了点散白酒，这就是他今天的晚饭。同住的其他人，也大都有这个习惯，晚饭几乎都是买回去，挤在一起吃，“这么吃的好处就是每天都能吃好几样菜，有鱼有肉有蔬菜还有酒喝。同住的人轮流买酒喝，每晚都要喝上二两，因为干了一天活，喝点酒才解乏。”刘成最期待的就是儿子早点儿初中毕业，到时候就会把儿子叫来，在自己的肉摊帮忙，等儿子能独当一面，他就可以歇歇了。
每天这个时候，12平方米的房间里，10条汉子围坐在下铺，床板中间铺着报纸，报纸上码着三五盒快餐饭盒，有人叼着烟，有人抿着酒，有人啃着一元钱两个的馒头，有人蜷坐在被上说着今天遇到的新鲜事。明天总是不能确定的，但他们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生活在这里，明天或是明天的明天，他们的生活都会这样复制下去。
貌合神离的“家”
春节刚过，老钱离开四川的家回到了北京，他去年打工的饭馆老板准备移民，已经在年前把饭店兑出去了，今年他还得重新找工作。春节期间，外来劳动力“集体返乡”，使
北京顿时成为了一座“空城”，春节后的劳动力市场异常火爆，但在劳动力市场转了好几天，老钱始终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老钱是个厨师，年轻时曾在家乡县城里的厨师学校学过几手，这几年川菜红遍全国，“四川厨子”也有了得天独厚的资本。老钱对找工作并不犯愁，去年老钱每个月都能赚7000多，他今年想找个给更高薪酬的酒楼，奋斗几年多攒点儿钱，自己可以开个饭馆。 老钱今天没去劳动力市场，早上起来就直奔北京西客站。由于是春运尾声，火车在晚点了两个小时后终于到站了。从安徽进京打工的秀娟，背着一个大行李包，拖着超大号的拉杆箱从出站口走出来。老钱急忙接过行李包，两人相视一笑后并肩走，并没有太多言语上的交流。
老钱和秀娟两人住在石榴园的一间小地下室，老钱先回来已经住了几天，由于没收拾屋子，房间里很乱。秀娟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后，开始打扫房间，老钱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盘算着过几天找工作的事。
秀娟白天在一家超市做理货员，晚上下班后还会在夜市摆地摊，卖点儿杂七杂八的物件。她收入不多，但跟着老钱过，基本没什么额外的开销。“他养活我，我帮他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秀娟有点脸红地说，但更多的是无奈，“女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得有个依靠。”秀娟的家在安徽蚌埠，几年前和丈夫离婚，孩子还小，就只身来到北京。“刚来北京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找不到工作、付不起房租，后来认识了他。”秀娟坦言自己谈不上有多喜欢老钱，“说没有生理上的需求是骗人的，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一种空虚，长期一个人生活，夜深人静时渴望有个伴，哪怕只是简单地聊聊天也好。”
在北京打工6年的老钱，在四川老家的女儿已经读初二。提到秀娟，他说，刚开始他只把秀娟当做自己的妹妹，因为自己在老家已有老婆了，所以没敢多想。但后来一切都改变了。即使在一起，两人也并不说破什么，而是到了春节就心照不宣地各自回家过年，然后回北京又继续住在一起。
刚开始在一起，秀娟似乎找回了久违的温情，但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尤其是孩子打来的，内疚感会油然而生。“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收拾行李，一起到火车站，最后各自登上火车，回自己的家。”秀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满是悲凉。她说，将来某一天，自己会选择悄悄地离开老钱，为了自己的孩子，也是因为实在过够了这种名不正言不顺、总是担惊受怕的日子。
老钱的心里也并不轻松：“如果被老家的人知道了，一定会戳我的后脊梁骂我找小三儿。”老钱最担心的就是妻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做梦有时候会梦到这种情景，太可怕了，如果真的发生了，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提出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激起千层浪。调查表明，55%的农民工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35%的农民工感到性压抑。很多人由于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长期处在“饥渴”状态，“临时夫妻”便应运而生。刘丽认为，对农民工而言，尽管“临时夫妻”存在着道德上被谴责并且有破坏家庭的风险，但毕竟比起嫖娼之类的违法行为，更为安全和健康。另外，组成“临时夫妻”共同租房、开伙，更为经济实惠。她相信，如果农民工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场所，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孩子能有地方读书，或者他们有足够的假期探亲，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会选择跟自己的丈夫、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组成这样尴尬无奈的“临时夫妻”。
远方的无尽牵挂
在安徽省南陵县的许镇中心小学，校园里书声琅琅。从外观看这里与其他地方的小学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知道，这所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有272名之多，其中有95人的父母双双在外地打工。
数据显示，中国2.6亿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有着近2千万的留守儿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没有联系。49.7%的孩子表示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也有44.1%的孩子明确表示不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曾跟随妈妈到城里读过几天书的小文，因为适应不了城市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又转回了乡村小学。“他们（指城市学校的同学）经常嘲笑我土，我不喜欢他们。”和同学正玩抓石子的小文说，他还是觉得在乡下自己要快活些。小文的妈妈在武汉摆摊。“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为了能让孩子读得起书，孩子他爸跑到湖南去当厨师，每个月也赚不了多少。”小文的妈妈只好抛家舍子到城里寻求生计，“究竟应该是留在家乡，还是应该进城打工？”她也十分困惑。
“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搏，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就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我考试从来都不及格，自信心有多差就不用说了。上学期我考了最后一名。这学期我不想考最后一名了”——这是四川省青神县南城中学一名初二男生的作文，令人深思。
农民工的父母希望通过外出打工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的命运，但与此伴生的是，很多孩子因此失去了父母的直接教育和照顾。虽然有些到城市打工的父母会带上孩子，但由于户籍的限制，高昂的城市教育费用，加上复杂又苦于没有门路的入学手续，大部分农民工父母实际上很难做到让自己的孩子能在打工地接受正常的教育。
难以讨到的薪水和尊严
这是2012年12月25日，河南平顶山市进入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一大早，58岁的建筑工地农民工老姚就向工头请假：“我焐了一晚上的钱，想早点儿给家里人寄回去。”待工头点头同意后，他一路小跑去了邮局。
老姚家在安徽阜阳，他和135名乡亲组成建筑队来到平顶山的建筑公司干活儿。2012年11月初，工程完工后，承包工程的一家天津建筑公司共拖欠他们105万元工钱。
“打手机不接，再打就关机。”老姚和工友们已经习惯了“讨薪遇冷眼”的现状。他们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商量着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讨薪。“我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大伙一块去堵门、堵路，引起重视。”老姚和他的工友们尝试过各种讨薪方式，“但年年讨薪，年年艰难！”老姚感叹。
建筑行业一直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灾区”。复杂而脆弱的建筑工地劳动关系链条，让最底层的建筑工人时时处在有可能拿不到工资的担忧之中。数据显示，建筑工地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占突发应急事件的三成，万般无奈之下的工人常以跳楼、上吊等极端方式讨薪。
2011年，“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修正案》，但农民工经常被欠薪的现实并没有多少改变。老姚在工地做了将近两年，从开工到最后一块砖垒好，他始终没拿到过足额的工钱，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领钱已经是在上岗三个月后的麦收季节。“当时给我们一个人千把块钱，让我们回家，工头说得可怜巴巴的，说他没有现钱，得来年才能补齐欠下的工钱。”老姚只是断断续续地拿到工钱，最少时每月只拿到100多元。
“这点儿工钱，在城里够干啥的？”老姚在老家算是颇有打工经验的农民工，也曾在不少城市做过建筑工人，他感慨，“买件合身的衣服都得200多，我可舍不得买。”老姚还清楚地记得他进城后第一次上街的经历。那是在12年前的杭州，他和几位工友想一起在市里转一转，却在上公交车时因为身上的衣服太脏遭到了别人的白眼，“就像我们的穿着影响市容一样，我们为城里人盖楼房，用自己的劳动换收入，却很难得到城里人的尊重，甚至连工钱都不得不求爷爷告奶奶地才能讨来。”
无奈之下的老姚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欠资方，直到2012年12月法院才正式宣判，历时1年零2个月，他终于拿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工钱。每当夜晚来临，干了一天繁重体力活儿的老姚却常常睡不着觉。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这也是他身边很多工友想不明白的问题——他们和城里人一样，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变着社会、美化着城市，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城里人一样获得应有的报酬和尊重？又为什么不能在同样呼吸的城市星空下生活得开心快乐一些呢？
摆脱不了的“蜗居”
沈阳市工人村，这片上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大型住宅区，曾是闻名沈阳的工人住宅区。如今的工人村以它低廉的租金，成为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蜗居”的首选地。
或许还没有谁真正统计过“蜗居”在工人村中的农民工到底有多少人，更没有人统计过全沈阳的各个角落到底“蜗居”着多少农民工，他们仿佛是社区中的“隐形人”——每天早上匆匆出门去打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黯然归巢，很少有邻居注意到他们，因为他们的邻居很可能和他们一样，也是这里的“候鸟”。
清晨4点，43岁的刘成睡到了“自然醒”，不是因为同寝室室友的鼾声，而是常年的生活习惯。4点15分，他已经蹬上三轮车，赶往10公里以外的肉食加工厂进货。刘成在工人村附近的农贸市场经营一个肉食摊位，每天天没亮就蹬着三轮车去“上肉”，在农贸市场开门前，他会在路边的早餐摊上简单吃点东西。每天周而复始，只有春节的几天，他才能放松放松。
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刘成选择工人村作为自己在沈阳落脚处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低廉的租金。在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同时居住着10位打工者，他们大都属于第二代的中年农民工，最小的34岁，最大的57岁。住在工人村里的农民工大都6-10人合租一间，因为租金低廉，每人每月只需花费15-30元。
“这里就是有张床，睡一觉就行，冬天的时候人多了挤一挤还挺暖和，就是夏天难熬一些”，刘成如是说。初春的沈阳还有些微微的寒意，“这个季节是最冷的，即使在有供暖的冬季，睡觉的时候也要穿着军大衣”，刘成坐在用木板搭成的床上，用棉被包裹着全身，“多亏这个房子是50年代按苏联图纸施工的，举架很高，可以搭成吊铺，要不肯定住不下这么多人。”
刘成的室友大都打零工，有木工、瓦工、水暖工。这几年楼市火爆，装修房子的家庭越来越多，人工成本也不断上升，他们的工钱虽然比以前高出不少，但并不是天天都能开张。很多时候在路边一站就是一天。“对我们来说，不赚钱就等于赔钱”，瓦工老赵斜靠在一个编织袋上说道，这个编织袋就是他晚上睡觉时候的枕头，里面装着他全部的衣物，“每天三顿饭，睁开眼睛就花钱，总不能饿着肚子去干活
吧。”他嘴里叼着烟，懒懒地说。
像刘成和老赵这样“蜗”在一起，几乎是农民工的常态。在国内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出租给农民工的集装箱宿舍。这样的宿舍大都出现在建筑工地上，与刘成等10个人挤在12平方米的房间相比，集装箱宿舍不仅“宽敞”，各种常用家电也比较齐全。一间房最多住10个人，日租金6-8元。
下午2点，农贸市场到了一天中的“空档”，刘成站在自己的摊位前吃着盒饭。“上午大都是饭店来市场进货的，晚上基本都是下班回家的人顺路买点儿东西，只有这个时间才能吃口饭”，他一边吃着饭一边说。他的肉摊生意虽然不算很好，但去年一年下来，还是赚了七八万，今年已经是他在沈阳打拼的第10年，前后也多多少少攒下了一点钱，“我赚的不比城里的工人、白领少，但咱靠的是体力，总不能卖一辈子‘苦力’吧，何况农村家里还有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
刘成的家在黑龙江鹤岗市城北的农村。刘成常年在外，家里全靠妻子操持，照顾着他78岁的老母亲和正在上初一的儿子。因为家里没有壮劳力，他家的地几年前就包给了同村的人，除此之外，全家的生计就靠他一人在外打工支撑。
“去年儿子小学刚毕业的时候，老母亲、妻子和儿子曾来沈阳住过两个月，那时候我还特意租了一间30平方米的小单间，白天媳妇帮我在肉摊忙活，晚上回家也能吃口热乎饭，那段时间还真有一种在城里安了家的感觉。”但老母亲的不慎摔伤，彻底打破了刘成的都市生活梦。“老母亲的胳膊和腿都骨折了，住院检查、治疗、康复一共花了4万多，等于大半年白干了。”高额的治疗费用，最终成为打破这位中年汉子城市梦的最后一根稻草。老母亲的病略有好转，他就不得不送家人回到农村。“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再出现一次这样的意外，恐怕……”
北方春天天黑得很早，到晚上6点钟农贸市场就已经很少有人来买东西了。刘成点了点腰包里的钱，今天的生意还不错，早晨上的货，也只剩下一条里脊和五花肉。合租的农民工很少在家开火做饭，刘成有先天的优势，他经常拿着卖剩的肉跟农贸市场卖面食或盒饭的摊主交换一些吃食。“这样谁都不吃亏，也不用压货，挺实惠的。”刘成拎了两盒饭菜，又买了点散白酒，这就是他今天的晚饭。同住的其他人，也大都有这个习惯，晚饭几乎都是买回去，挤在一起吃，“这么吃的好处就是每天都能吃好几样菜，有鱼有肉有蔬菜还有酒喝。同住的人轮流买酒喝，每晚都要喝上二两，因为干了一天活，喝点酒才解乏。”刘成最期待的就是儿子早点儿初中毕业，到时候就会把儿子叫来，在自己的肉摊帮忙，等儿子能独当一面，他就可以歇歇了。
每天这个时候，12平方米的房间里，10条汉子围坐在下铺，床板中间铺着报纸，报纸上码着三五盒快餐饭盒，有人叼着烟，有人抿着酒，有人啃着一元钱两个的馒头，有人蜷坐在被上说着今天遇到的新鲜事。明天总是不能确定的，但他们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生活在这里，明天或是明天的明天，他们的生活都会这样复制下去。
貌合神离的“家”
春节刚过，老钱离开四川的家回到了北京，他去年打工的饭馆老板准备移民，已经在年前把饭店兑出去了，今年他还得重新找工作。春节期间，外来劳动力“集体返乡”，使
北京顿时成为了一座“空城”，春节后的劳动力市场异常火爆，但在劳动力市场转了好几天，老钱始终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老钱是个厨师，年轻时曾在家乡县城里的厨师学校学过几手，这几年川菜红遍全国，“四川厨子”也有了得天独厚的资本。老钱对找工作并不犯愁，去年老钱每个月都能赚7000多，他今年想找个给更高薪酬的酒楼，奋斗几年多攒点儿钱，自己可以开个饭馆。 老钱今天没去劳动力市场，早上起来就直奔北京西客站。由于是春运尾声，火车在晚点了两个小时后终于到站了。从安徽进京打工的秀娟，背着一个大行李包，拖着超大号的拉杆箱从出站口走出来。老钱急忙接过行李包，两人相视一笑后并肩走，并没有太多言语上的交流。
老钱和秀娟两人住在石榴园的一间小地下室，老钱先回来已经住了几天，由于没收拾屋子，房间里很乱。秀娟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后，开始打扫房间，老钱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盘算着过几天找工作的事。
秀娟白天在一家超市做理货员，晚上下班后还会在夜市摆地摊，卖点儿杂七杂八的物件。她收入不多，但跟着老钱过，基本没什么额外的开销。“他养活我，我帮他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秀娟有点脸红地说，但更多的是无奈，“女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得有个依靠。”秀娟的家在安徽蚌埠，几年前和丈夫离婚，孩子还小，就只身来到北京。“刚来北京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找不到工作、付不起房租，后来认识了他。”秀娟坦言自己谈不上有多喜欢老钱，“说没有生理上的需求是骗人的，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一种空虚，长期一个人生活，夜深人静时渴望有个伴，哪怕只是简单地聊聊天也好。”
在北京打工6年的老钱，在四川老家的女儿已经读初二。提到秀娟，他说，刚开始他只把秀娟当做自己的妹妹，因为自己在老家已有老婆了，所以没敢多想。但后来一切都改变了。即使在一起，两人也并不说破什么，而是到了春节就心照不宣地各自回家过年，然后回北京又继续住在一起。
刚开始在一起，秀娟似乎找回了久违的温情，但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尤其是孩子打来的，内疚感会油然而生。“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收拾行李，一起到火车站，最后各自登上火车，回自己的家。”秀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满是悲凉。她说，将来某一天，自己会选择悄悄地离开老钱，为了自己的孩子，也是因为实在过够了这种名不正言不顺、总是担惊受怕的日子。
老钱的心里也并不轻松：“如果被老家的人知道了，一定会戳我的后脊梁骂我找小三儿。”老钱最担心的就是妻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做梦有时候会梦到这种情景，太可怕了，如果真的发生了，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提出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激起千层浪。调查表明，55%的农民工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35%的农民工感到性压抑。很多人由于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长期处在“饥渴”状态，“临时夫妻”便应运而生。刘丽认为，对农民工而言，尽管“临时夫妻”存在着道德上被谴责并且有破坏家庭的风险，但毕竟比起嫖娼之类的违法行为，更为安全和健康。另外，组成“临时夫妻”共同租房、开伙，更为经济实惠。她相信，如果农民工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场所，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孩子能有地方读书，或者他们有足够的假期探亲，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会选择跟自己的丈夫、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组成这样尴尬无奈的“临时夫妻”。
远方的无尽牵挂
在安徽省南陵县的许镇中心小学，校园里书声琅琅。从外观看这里与其他地方的小学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知道，这所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有272名之多，其中有95人的父母双双在外地打工。
数据显示，中国2.6亿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有着近2千万的留守儿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没有联系。49.7%的孩子表示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也有44.1%的孩子明确表示不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曾跟随妈妈到城里读过几天书的小文，因为适应不了城市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又转回了乡村小学。“他们（指城市学校的同学）经常嘲笑我土，我不喜欢他们。”和同学正玩抓石子的小文说，他还是觉得在乡下自己要快活些。小文的妈妈在武汉摆摊。“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为了能让孩子读得起书，孩子他爸跑到湖南去当厨师，每个月也赚不了多少。”小文的妈妈只好抛家舍子到城里寻求生计，“究竟应该是留在家乡，还是应该进城打工？”她也十分困惑。
“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搏，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就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我考试从来都不及格，自信心有多差就不用说了。上学期我考了最后一名。这学期我不想考最后一名了”——这是四川省青神县南城中学一名初二男生的作文，令人深思。
农民工的父母希望通过外出打工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的命运，但与此伴生的是，很多孩子因此失去了父母的直接教育和照顾。虽然有些到城市打工的父母会带上孩子，但由于户籍的限制，高昂的城市教育费用，加上复杂又苦于没有门路的入学手续，大部分农民工父母实际上很难做到让自己的孩子能在打工地接受正常的教育。
难以讨到的薪水和尊严
这是2012年12月25日，河南平顶山市进入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一大早，58岁的建筑工地农民工老姚就向工头请假：“我焐了一晚上的钱，想早点儿给家里人寄回去。”待工头点头同意后，他一路小跑去了邮局。
老姚家在安徽阜阳，他和135名乡亲组成建筑队来到平顶山的建筑公司干活儿。2012年11月初，工程完工后，承包工程的一家天津建筑公司共拖欠他们105万元工钱。
“打手机不接，再打就关机。”老姚和工友们已经习惯了“讨薪遇冷眼”的现状。他们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商量着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讨薪。“我们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大伙一块去堵门、堵路，引起重视。”老姚和他的工友们尝试过各种讨薪方式，“但年年讨薪，年年艰难！”老姚感叹。
建筑行业一直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灾区”。复杂而脆弱的建筑工地劳动关系链条，让最底层的建筑工人时时处在有可能拿不到工资的担忧之中。数据显示，建筑工地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占突发应急事件的三成，万般无奈之下的工人常以跳楼、上吊等极端方式讨薪。
2011年，“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修正案》，但农民工经常被欠薪的现实并没有多少改变。老姚在工地做了将近两年，从开工到最后一块砖垒好，他始终没拿到过足额的工钱，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领钱已经是在上岗三个月后的麦收季节。“当时给我们一个人千把块钱，让我们回家，工头说得可怜巴巴的，说他没有现钱，得来年才能补齐欠下的工钱。”老姚只是断断续续地拿到工钱，最少时每月只拿到100多元。
“这点儿工钱，在城里够干啥的？”老姚在老家算是颇有打工经验的农民工，也曾在不少城市做过建筑工人，他感慨，“买件合身的衣服都得200多，我可舍不得买。”老姚还清楚地记得他进城后第一次上街的经历。那是在12年前的杭州，他和几位工友想一起在市里转一转，却在上公交车时因为身上的衣服太脏遭到了别人的白眼，“就像我们的穿着影响市容一样，我们为城里人盖楼房，用自己的劳动换收入，却很难得到城里人的尊重，甚至连工钱都不得不求爷爷告奶奶地才能讨来。”
无奈之下的老姚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欠资方，直到2012年12月法院才正式宣判，历时1年零2个月，他终于拿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工钱。每当夜晚来临，干了一天繁重体力活儿的老姚却常常睡不着觉。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这也是他身边很多工友想不明白的问题——他们和城里人一样，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变着社会、美化着城市，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城里人一样获得应有的报酬和尊重？又为什么不能在同样呼吸的城市星空下生活得开心快乐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