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遵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把地方士绅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之一，在各级政权中坚持“三三制”原则。部分开明士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在中共团结合作的统战政策感召下，主动积极地投身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目前，学术界有关晋西北根据地开明士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方面的作用，这使得对晋西北根据地开明士绅的理解有所局限。实际上，晋西北根据地的开明士绅在推动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在学者们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晋西北根据地开明士绅在这方面的贡献。

一、投身工农业生产

　　抗战初期，晋西北地区交通闭塞，内部物资短缺，外部环境险恶，阎锡山军队中的一些反动分子不断制造矛盾，阻碍抗战。日军对根据地实行疯狂的“扫荡”，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晋西北党政军民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
　　在军民危难时刻，一些开明士绅主动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参与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建设，为尽快摆脱困境、解决军民最基本的穿衣吃饭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冬，兴县知名士绅牛友兰、孙良臣、杨怀仁等，在牛友兰经营的“福庆永”商铺和盐店的基础上，创办了兴县产销合作社。牛友兰任经理，孙良臣任协理。其职工大都是城镇知识青年、雁北逃来的难民和“福庆永”店的部分职员。主要生产战时人民生活用品和支前物资，分设营业部和生产部。营业部主要经销晋西北军民急用的土布、棉花、食盐、煤油等，货物来源除自己生产的物品外，还从敌占区进口一些手电筒之类的自己难以生产或短缺的货物。生产部主要由杨怀仁负责，他毕业于山西工业专科学校，对纺织有一定的研究。初期以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绑带等为主，后期为解决部队的被服问题，扩大了纺纱织布的生产，把产销合作社的生产部扩大为兴县纺织厂，把产销合作社的营业部扩大为兴县供销合作社。
　　最初，兴县纺织厂的厂址设在兴县城内，因日军飞机经常轰炸，不得不从城内搬迁到距县城40华里的孙家沟村。1941年冬季，日军对晋西北实行大“扫荡”，晋绥行署决定将纺织厂转移到陕西神府县阎家堡村。迁址前，牛友兰亲自骑上毛驴，到陕西选定厂址。搬迁后为解决职工生活困难，牛友兰四处购买粮食，每天用毛驴从数十里的山后驮水吃，并带领职工修窑洞，盖厂房。为办好纺织厂，牛友兰特派杨怀仁到延安难民工厂学习纺织技术;从延安购买畜力弹花机，更新纺织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以牛友兰为代表的兴县士绅，在战争环境下，克服种种困难，从无到有，逐渐扩大，对晋西北现代纺织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创开明士绅在经济建设中的典范。
　　在农业方面，由于根据地民主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证交租交息的政策。不仅中贫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就是地主富农的生产情绪也与前不同。兴县某区9个士绅，1940年种地342垧，1941年就扩大到775垧。过去因敌人一时威胁利诱，或因“四大动员”时“左”的影响，逃往敌占区的外出地主士绅，在民主政府感召下，也纷纷返回到根据地来。据统计，1940年12月晋西北在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期间，争取回来的逃亡富户士绅共364户。在统一战线正确政策之下，不仅过去移往敌占区之富户士绅纷纷返回原籍，即使原住敌占区，不幸而沦为日军血腥统治下者，亦不堪敌寇蹂躏，大批移来根据地居住。1941年3到4月间，宁武、阳曲、岚县、徐沟从敌占区迁到根据地的士绅共有76户。这些返回来的士绅，赞同党的各项政策，响应政府号召，积极从事各种生产，如：保德过去逃亡的富户地主，1940年6月前，有20余家富户返回，开荒种地，愿向政府缴纳公粮;河曲某士绅1941年回来种地180垧，栽树1000余株，打坝5座;临南某地主素不参加劳动，1941年坝河滩地15亩。在整个社会高涨的劳动风气影响下，社会生产关系也有所转变，有的地主士绅主动出资让佃户打井、开凿河渠，甚至自己勤苦背粪上地，与佃户共同劳动。

二、推动文化教育发展

　　晋西北的文化教育原本就比较落后，抗战爆发后又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多数学校遭到破坏，无法开展正常教学。虽然各级政府极为重视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战争的影响，教育经费仍非常紧缺，严重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教育形势，开明士绅主动捐地、捐资助学，促进了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如：1942年4月，兴县士绅牛友兰写给行署一封信，信中说：“本人因年老病多，不克作精神上之补助，只有输捐物资，协助政府开展教育，今愿将水旱山地132垧与房舍一处，赠送政府充作抗战教育资产。”牛友兰热心公益捐资助学的行为受到行署的赞扬和奖励，为边区士绅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兴县士绅牛友棣将耕地154垧捐助政府，并将其他土地282垧交由政府代管，一切收入完全充作教育基金。兴县康氏宗祠家长，将康家祠堂财产存款5000元捐助政府充作教育基金。
　　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开明士绅慷慨解囊助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小学校开始增多，入学人数开始增长，这对民族觉悟和文化水准的提高，革命精神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抗日战争的开展。开明士绅热心教育事业、慷慨为公的精神，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

三、积极拥军抗日

　　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经过八路军、新军英勇抗战、浴血奋斗建立起来的，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受晋西北人民的拥戴。兴县开明士绅孙良臣在《我们是怎样来拥军的》一文中，表达了开明士绅对拥军抗日的深刻认识。他说：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是我们晋西北的子弟兵。他们为了救中国、救人民，抵抗日军的残酷烧杀奸淫抢掠以及种种禽兽行为，在抗战以来，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粉碎了敌寇的“蚕食”“扫荡”，巩固了抗日的民主根据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晋西北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但看见他们英勇奋斗的精神是万分钦佩的，而且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怎样艰苦的。军队的生活比我们老百姓苦得多，他们夏天还是穿的破棉衣，吃的顶好也是小米，有时还要吃黑豆炒面。住的通年不烧火的冷房子，打仗时住在山头上。他们还要体贴老百姓，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们要种地、要经商、要盖房子，做些生产工作，每天还要上讲堂学习，所以人们说八路军、新军有工、农、兵、学、商的本领，这话是实在的。他们是人民的军队，他们有优良的传统，有很好的教育，他们与人民是一气的。因此，我们要爱护军队、要帮助军队。 　　正是有如此的情感认识，开明士绅孙良臣在担任行政公署民政处副处长期间，积极发动群众种棉花，开展纺线织布运动，为抗日军民筹集资金，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他说服家人带头减租减息，把自家多余的土地献出来，并带头交公粮、交好粮。他说：八路军和抗日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不能叫八路军的战士饿肚子，我们理应多交公粮，以此支援抗日战争。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自己的家属带头做军鞋、缝军衣，给当地驻军担水、做饭。他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为抗日救亡做贡献。”
　　晋西北是经济落后、物资贫乏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党领导的部队以及民政工作机构迅速扩大，军队和民运干部常常缺食少衣，特别是八路军官兵，在最艰苦时期，寒冬腊月还是穿着草鞋、单衣跟日军作战。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决死四纵队在兴县征集了一部分新兵，扩编为二〇三旅十八团，由兴县公安局长董一飞担任团长。但这支新编的军队在冬季仍然无法换装。董一飞和牛友兰商量，要牛友兰设法解决一部分棉衣。牛友兰召集“福庆永”商店股东，决定把“福庆永”的所有布匹、棉花、鞋袜、肥皂、毛巾拿出来，给十八团换了冬装。为此，牛友兰受到一二〇师关向应政委的表扬，他在晋西北军政民委员会会上，多次表扬牛友兰，说牛友兰有爱国之心，在大敌当前时不惜代价全力支持抗日战争，实在值得赞扬。
　　太原失守后，兴县留省学生陆续返回故里，组织了抗日救亡战地服务团。牛友兰主动给他们安排住宿，帮助他们解决活动经费。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晋某部政治部主任王立波，回忆抗战初期，在兴县开展救亡工作时说：牛友兰先生不仅是坚定的抗日救亡积极分子，而且是共产党的忠实同盟者。他在抗战初期给军队的支持是巨大的，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学习。
　　1937年9月初，中共地下党员刘少白奉命回到兴县，担任兴县动委会经济部长，开展筹建银行工作。但办银行需要大量资金。刘少白首先以身作则，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一部分钱捐献出来，然后以“战动总会”的名义出面，动员全县100余富户捐献资金，各家根据经济实力，100元起捐，多多益善。杨家坡一家地主士绅的儿子在动委会工作，将房地产全部捐出，价值1.5万元。刘少白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县广为宣传。在此宣传鼓动下，最大户头牛友兰捐款达3万元之巨。其中银元1万元，其余部分由他所开的“福庆永”杂货铺以现金实物来折算，补充不足。据当年协助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牛何之回忆，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后，币值稳定，除抽出部分资金发放农业贷款，刺激帮助农业经济的发展外，80%的钱用来供八路军使用。
　　在离石，参议员及士绅20余人，为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向全县民众发出拥军斗敌的号召：“加强戒严、缉私斗争，使敌探奸细不能在根据地内稍有活动;搜集破铜烂铁，换取手榴弹及枪支，供给民兵打击敌伪特务汉奸;拥护军队，使军民关系团结得像铁一般，军队来时要打扫房，找柴担水，实行慰劳，妇女们给军队洗缝衣服，生火烧饭;优待抗属，执行政府法令。”
　　在河曲，士绅刘节对抗日民主政权每一个工作号召，都能以实际行动来响应，1940年政府创办冬学，他自告奋勇担任教员。1942年征收公粮时，他不仅竭力协助工作，而且除缴纳按比例应负担的公粮外，还主动捐献粮食100斤，作为抗日军队的军粮。在他的带动下，另一名富戶士绅侯富仓也主动捐献粮食200斤以充作军粮。
　　开明士绅支持部队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还在于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人军队，参加革命工作。著名士绅牛友兰、孙良臣等，都先后把自己的子女、亲属送入军队或让其参加革命工作，形成了“全家革命”的动人场面。拿牛友兰为例来说，抗战爆发后，他的大儿子牛荫冠已经加人共产党，负责山西牺盟总会的工作，后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次子牛荫天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三子牛荫东在兴县牺盟会工作。1938年夏天，牛友兰又把他的侄女牛荫英、牛荫婵和侄孙牛联涛、牛联棠夫妇一起保送到延安，分别进了抗大和陕北公学。1939年春，他又把次子牛荫天送往抗大二分校。同年把年纪较小的侄儿牛荫德和侄女牛兴中送到延安上学。1942年春，他又送最小的儿子牛荫西到延安学习。1942年5月至8月，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在延安参观，毛泽东在接见牛友兰时，赞扬他是“全家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与否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试金石。在晋西北还有许多开明士绅，面对日军金钱的诱惑、刺刀的威逼，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表现了传统士绅阶层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崇高美德。如临县士绅李增瑞，对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素来关心。因李增瑞所在村庄接近敌占区，敌伪曾数度迫诱其到方山为敌做事，但他坚持民族气节，置之不理。敌人遂用暴力劫持，将其妻打死，伤家属4人。李增瑞本人幸遇游击队得以被救。此事发生后，他愤慨地表示，将以更大的努力协助政府建设根据地。
　　历史事实证明：“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政权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激发了各阶层投身抗日的激情。作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晋西北根据地的开明士绅们不仅参加到民族抗战的行列中来，为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甚至有些士绅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抗战的胜利不惜献出了生命。他们救国于危难的抗战史实和事迹，应该在民族抗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淳朴无私的爱国情怀值得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