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华为已成为中国经济领域里的一种“政治正确”。2018年年底，这家公司的超脱地位又一次显现。
　　2018年12月初，加拿大应美国当局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美、加三国就这一事件展开了各种斡旋。
　　除了政府层面所做的努力之外，国内网络舆论也几乎整齐划一地“声援”孟晚舟。这一浪潮直到加拿大法院作出裁决，批准孟晚舟保释申请，才告一段落。
　　此前，中国另一家通讯硬件巨头中兴也遭遇一劫。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出口权限的禁令，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售零部件。作为一家需要进口美国芯片的制造商，有人认为，这几乎是给中兴“判死刑”。
　　中兴事件得以暂时解决，而孟晚舟事件走向还有待于观察。不难发现，从以斩断产业链（芯片禁运）为威胁，到直接针对企业家个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博弈正走向新阶段。
　　曾经的全球化，主要依靠市场化的力量—跨国巨头整合全球产业链的模式来推动，而反全球化则更多有权力的魅影，即政客席卷了民粹暗流。因此，遏制反全球化的暗流，同样需要权力或者说国家力量的介入。
　　从孟晚舟事件的各方角力之中，可以看出一个新的趋势：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捍卫本国跨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这不是经济的泛政治化，而是一种基于经济理性的全球通行规则。

国家必要的介入

　　尽管孟晚舟已被保释，但复盘这一事件的某些细节非常必要。
　　2018年12月6日，孟晚舟被扣的消息被媒体报道。两天之后的12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便紧急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就加方拘押华为公司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紧接着，12月9日，乐玉成又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方无理要求加方拘押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在外交事务之中，由一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邦交国驻本国大使，并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形并不多见。一般来说，抗议已是外交交涉中最严重的一个等级。此外，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抗议”又依次分为“抗议”“强烈抗议”和“最强烈抗议”。
　　其中，“最强烈抗议”出现的频率最低，因为它最严重。1999年5月，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就我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美方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按照不完全统计，我国外交领域提出“强烈抗议”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2010年9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中国渔船的船长。对此，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就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2012年9月，日方人员以防止台湾“保钓”人员登岛为名，登上了钓鱼岛。之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此事发表谈话。洪磊说，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政府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可以看出，这些采用了“强烈抗议”的事件基本上都涉及了领土问题。领土是国家和国民的核心利益之一，不允许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而就孟晚舟事件来看，从某种程度上讲，华为这样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正在成为国家必须维护的重要利益。

华为作为中国日益崛起的跨国产业链整合者，在其遇到困难之时，国家力量合理介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这有利于提振企业家对本国的信心。换个角度看，这也是对国民长期利益负责的表现。

　　数据可以一定程度透露出华为对中国经济中的真实地位。在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中，除了股权结构相对复杂的平安集团之外，华为是销售额超过6000亿人民币的企业中唯一一家不是国企（包括国有银行）的企业。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6036亿元，约等于宁夏（3444亿元）和青海（2625亿元）两省区GDP的总和（6069亿元）。
　　华为一般于每年3月或4月发布上一年财报，但根据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透露的数据，华为2018年的收入将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
　　国民对华为的好印象，并非来自销售额，而是来自另外两个维度：一是海外销售占比，二是研发投入。2017年，华为海外销售占比依然接近50%。此前，这一数字曾一度超过60%。
　　海外销售占比高，意味着这家企业是在全球和同行竞争，没有母国市场保护，是真正的市场化、国际化企业。与此同时，更让那些长期受到母国市场保护的国企相形逊色。因此，华为被中国人看作一种经济层面的正义，普通消费者好感顿生。
　　此外，华为的研发投入的确不低。2017年，华为研发费用为人民币897亿元，约占总收入的14.9%，丝毫不逊色于国际同业。这种研发导向的企业，在中国的企业群体中属于稀缺品。
　　华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当下，全球的跨国企业越来越习惯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链和经济资源，一些西方的跨国公司甚至不断淡化自己的“母国色彩”，其产业不断外迁，一度引发国民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国家间的经济博弈早已变成争夺产业链的竞争。
　　因此，华为作为中国日益崛起的跨国产业链整合者，在其遇到困难之时，国家力量合理介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这有利于提振企业家对本国的信心。换个角度看，这也是对国民长期利益负责的表现。
　　不过，国民的好感以及民族品牌的隐形认知，对華为来说，并不稀缺。现在的华为，需要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体系更进一步的认同。

与英美体系的竞争

　　孟晚舟被扣之后，在国内情绪高涨的同时，华为的对外口径则略显平静。
　　华为称，“近期，我们公司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美国正在寻求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面临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关于具体指控提供给华为的信息非常少，华为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
　　此外，这份声明还表示，“公司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会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
　　华为的声明几乎都是客观描述，没有任何预设和态度，对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司法系统各方并无任何情绪性的表达。而且，还强调了对国外法律体系的信任。这种平静与 “群情激奋”相比，有着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华为这么做，是一种极为冷静和理性的选择。这家公司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级的跨国巨头，它必须慢慢破除外界的猜测。未来的IT产业世界，中国与英美体系必然成为主角，既有竞争，更有合作，这是一家中国跨国企业迎接产业变迁的认识基础。
　　就在孟晚舟被扣的12月初，华为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名为“2018华为核心供应商大会”的活动，这些供应商来自全球，到场150家，有92家获奖，后者是“核心中的核心”。
　　以地域分布来看，在92家核心供应商名单中，美国有33家，排名第一，包括了英特尔、高通等巨头；中国大陆有25家，名列美国之后，排名第二；日本有11家，排名第三；排名第四的是中国台湾，有10家。
　　10家以下的有德国，为4家，排名第五；瑞士、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各有2家，并列第六；荷兰、法国、新加坡各有1家，并列第七。
　　华为供应商的分布是中国企业整合全球产业链的最好范本，这份名单也是全球IT硬件国家势力分布的截面。可以看出，英美体系依然执掌着产业链之牛耳。
　　二战之后，日本也可以算作英美体系。这个国家战败之后，其产业早已和美国深度融合，甚至在军工领域也是如此。很多日本大财团旗下制造巨头早已成为美国军工企业全球最重要的外包提供者。此外，日本IT硬件产业从历史源流上讲，也不过是美国产业转移的产物，具有深厚“亲美情结”。
　　英美体系除了供应商数量较多之外，其供应商多半都是核心硬件，芯片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在这个名单中，英国供应商并未入选，但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这个国家早已主动放弃IT硬件生产，而专注于对硬件的知识产权收费和标准制定。

未来的IT产业世界，中国与英美体系必然成为主角，既有竞争，更有合作，这是一家中国跨国企业迎接产业变迁的认识基础。

　　英国ARM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 （IP） 提供商，全世界超过95%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采用ARM架构。之所以不被消费者熟知，在于其客户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芯片制造商。它为芯片制造商提供授权，处于产业链的最顶端，位于美国芯片供应商之上。
　　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德国拥有4家之外，非英美体系的西方国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新加坡和英美也走得很近，在产业上可以算作英美体系的一员。
　　某种意义上讲，当今全球IT硬件产业的竞争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太平洋两岸的竞争，东岸是美国和日本，西岸则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另一个维度则是“讲英语的”和“讲中文的”进行竞争。
　　在过去，竞争之外，产业链内部整合和价值共享才是主流。IT硬件产业的发展历史，本质上就是产业链自我伸展，不断刺穿国家之间经济版图边界的渐进过程。跨国通讯设备（包括终端产设备）巨头，比如苹果、华为、三星以及思科、西门子等，不断在全球寻找位于成本洼地的供应商，最终打造了蔚为壮观的IT硬件产业链。
　　产业链的崛起是全球化的结果，其兴也勃焉，而反全球化的力量同样可能逐渐改变这个产业链。而且，英美体系除了具备核心部件的优势之外，它们也拥有巨大的市场，而这个市场长期都没有被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完全攻克。

继续靠大国市场吗？

　　华为开拓国际市场的进程，几乎就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初是向东欧、中亚拓展，然后是非洲和东南亚。随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主要是欧洲。
　　发达市场也并非铁板一块，它分为两个板块，一是英美体系的市场，包括了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澳洲等讲英语，采用英美法的发达国家市场。这个市场的特点是市场容量大，高度发达，但IT硬件巨头众多，竞争也最为激烈。另一个则是非英美市场，主要是欧洲大陆，这个市场对中国企业相对友好。
　　在英美体系的市场，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某些政治和历史传统，使得他们对外部竞争者的包容性更差。美国一直都是华为没有能完全“攻克”的大国市场，除了销售的限制之外，华为之前的两次收购也以失败告终。
　　2007年，华为联手美国贝恩资本竞购美国高端企业网络设备商3Com。贝恩资本是华尔街著名私募，在华为看来，这种联合收购更容易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此外，华为并不是大股东，按照协议，贝恩将持股83.5%，而华为将通过间接持股16.5%，并有权在未来增持5%的股份。

　　最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以 “此项交易危害美国政府信息安全”为由阻止了交易。2009年，3Com被美国惠普公司收购。
　　2010年，华为再次希望购买美国硅谷的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3Leaf的一些專利，并聘请该公司的十几位员工。但依然被否决，CFIUS通知华为称，由于国家安全原因，建议撤销对3Leaf的交易。 　　相比在美国的收购，华为在欧洲的收购要顺利得多。此外，由于美国的施压，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开始收紧对华为的市场限制。2018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安全担忧为由，禁止华为公司为其规划中的5G移动网络供应设备。联系到此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难免让人对华为在英美体系市场的未来拓展产生担忧。

在这场产业竞争中，不论政府、企业，还是位于企业金字塔顶的个体，所有人都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

　　实际上，现在的华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新的市场增量。华为2017年的财报十分华丽，但这很大程度来源于国内市场终端（手机、平板等）业务的贡献，海外市场增长与国内相比，并不理想。原因之一是传统运营商、企业业务市场在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必然放缓；二是华为的终端业务在海外也不如国内出色。
　　同在深圳，华为的光环比腾讯更胜一筹。但从企业盈利的逻辑上来看，腾讯早已成为平台公司，它可以“躺着赚钱”，它不需要用户的大幅增长，只要守住巨大的用户基数，然后用新游戏、新的增值服务，或者基于生态的新的投资业务来收获利润即可。
　　而华为是硬件出货商，它必须有增量才有利润，它必须“跑着赚钱”。利润对华为非常重要，因其特殊的股权结构，要凝聚人心，就必须靠利润的增长来不断维持分红节奏以激励员工才行。
　　但中国的母国市场依然是华为最大的凭借。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6.63万亿人民币，折合5.4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同期，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7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2%。中国的内需市场尽管增速放缓，但依然在增长，并且比美国快。
　　内需市场对大企业来说，有两层意义。一是它的潜力永远都值得不断挖掘，华为手机业务的一枝独秀，正是这种挖掘的结果。二是，在国际贸易博弈的时点，内需市场或者说它的潜力，一直都是国家与对手进行议价的凭借。比如，在中国加入WTO谈判的关键阶段，这种潜力成为了中国的筹码。现在，它的力量依然存在。
　　但是，大国市场也并非万能。在这场全球IT硬件的产业竞争中，不论政府、企业，还是位于企业金字塔顶的个体，所有人都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在这种知彼知己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或者长期的排他性市场特权而胜出。
　　要赢得未来，国家靠改革，企业靠实力，而企业家靠擔当。
　　这一点，中美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