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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将他乡土小说的背景规定为鲁镇并多次重复出现，其用意绝非只仅仅是为了表现鲁镇。鲁镇不仅仅属于鲁镇，它是属于中国的任何一个什么地方的鲁镇，鲁镇人也绝非是仅仅属于鲁镇人，它是属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所以，鲁镇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特定时空存在于鲁迅乡土小说之中的。
关键词：鲁迅 乡土小说 鲁镇时空 艺术形式 中国社会
鲁镇是虚构的，历史上并无此镇。它可以是在绍兴，也可以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什么地方。所以，鲁镇就像张定璜先生说的那样：“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1}因此，鲁镇是艺术形式上的鲁镇。
鲁迅将他乡土小说的背景规定为鲁镇（包括类似鲁镇氛围的未庄、S城等地），并选取了几个公共空间，如“咸亨酒店”“茶馆”和“绅士的客厅”等，来集中展现人物的行动和性格。这些场所在《孔乙己》《药》《祝福》《阿Q正传》《风波》《明天》《长明灯》《离婚》《在酒楼上》等作品中都反复出现过。李欧梵先生曾经这样描述鲁镇：“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她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对此，许多研究者早已做出结论：鲁镇就像巴赫金分析福楼拜笔下的“小省城”，人物活动的地点或活动的范围是固定的，绝大多数的主人公就在鲁镇里活动（狂人、孔乙己、单四嫂子、祥林嫂、七斤、华老栓等），所以，鲁镇就是鲁迅乡土小说创作中的一种特定时空。
王瑶、刘绶松、张毕来等老一辈学者也认为，鲁镇就是指中国的农村，鲁镇和未庄上的人主要就是地主和农民，人物的冲突或主人公的悲剧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关系的表现。{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家炎、钱理群、温儒敏、杨义等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鲁镇和其他乡土小说作家作品中的其他市镇。因此，他们都把这一场域界定为农村，同时加上括号注明：“或小城镇”。鲁迅虽然无意去描画鲁镇，铺叙开“乡土小说”作者笔下那样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乡土色彩，但是鲁镇却是鲁迅建构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形式，主题、思想、人物行动的逻辑和方式、人物关系结构等这些营造作品“基调”和氛围的要素都统一在这个场所中。
由上我们很容易发现，鲁迅乡土小说中的“鲁镇”与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的市镇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从社会阶层看，上层人物大多为士绅，他们与市镇的社会控制层非常吻合。从民俗活动的特征看，小说中的祠堂、宗庙和相对集中、人数众多的风俗活动也与市镇社会中描述的一致。从经济特征上来看，小说中主人公的活动背景大多是酒馆、茶馆等商业场所。主人公以及周围的人群大都从事着纺织、糊锡匠、泥瓦匠、木工、小商人、撑船工等商业性工作。这些为我们考察鲁迅乡土小说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参照。
“咸亨酒店”“茶馆”和“绅士的客厅”等场所，构成了鲁镇时空最有意味的空间。它不仅使我们可以分辨出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市镇”或“乡村”的典型环境，而且还能使我们能够按此思路进入到如巴赫金所言说的“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以及相互间的重要联系”的“时空体”{4}中来。“咸亨酒店”是任何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但又不是随便可以落座的，孔乙己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茶馆”和“绅士的客厅”虽然不是任何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但是进去的人鲁迅也同样赋予他们以严肃、尊卑分明的文化秩序。这就使鲁镇成为包含深厚文化历史意蕴的叙事场所，暗示出鲁迅乡土小说的时空特征和形式意义。
鲁镇时空中最活跃的就是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看客，鲁迅在描绘他们的时候是不厌其烦的，这似乎是作家犯了描写雷同题材的创作大忌。其实，这个场景的反复出现，正说明了鲁镇这个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这些市镇场景和市镇故事都在暗示着这样的一种景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人们生活在鲁镇这个圈子里，他们吃喝睡觉，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统一在鲁镇这个生活圈子之中。就像巴赫金的西方历史诗学论述的西方乡土文学受到了田园诗的深刻影响一样，鲁迅的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发生的故事都统一在鲁镇时空之中。
鲁迅塑造的小说人物，他们常年生活在鲁镇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必然具有鲁镇时空形式赋予他们的一切特征。巴赫金认为，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5}我们说鲁镇是一个时空体，它作为一个衡量人物内涵的标尺，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深植在一般经济土壤和文化土壤中的时空形式。由此，我们可以说，鲁镇是中国当时最为典型的时空环境，那么，鲁镇的人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典型的人。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鲁镇人：赵太爷、七大人、鲁四老爷、高老夫子等人，他们拥有土地，拥有话语权，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属于地主阶级的范畴；阿Q、单四嫂子、祥林嫂等人，他们受压迫、受损伤、受歧视，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话语权，是封建统治的受害者，属于农民阶级的范畴；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人，他们拥有知识，拥有自己的话语，但常常授人以柄，处于无奈和尴尬的境地，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如看客、假洋鬼子、长衫党、夏瑜、狂人、疯子等人，他们是鲁迅小说中特意安排的人物，可以说鲁迅小说就是通过这些人来深化他的启蒙主题的。如果需归类，看客应归于农民阶级。即便他们常常取笑、调侃甚至欺侮像祥林嫂这样的农民，但他们具备了农民的特征，如没有名姓，没有土地，愚昧麻木，他们常常是得过且过混日子打发时光。假洋鬼子等应处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因为他们是新旧混杂的话语集团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从地主阶级中分离出来，有机会接受“新学”，掌握了一种新的话语权，但还摆脱不了传统话语对他们的影响。狂人等应处于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是已觉醒的农民，属于启蒙者阶层，是新生的话语力量，但又无多少知识，往往为社会所不容，被视为真的“狂人”或“疯子”，他们是将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主要存在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中，似乎没有涉及资产阶级，这是当时中国的国情，这也是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王富仁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在我国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其影响范围仅仅局限在极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中，即“在鲁迅创作《呐喊》《彷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还不足以以一种强大的独立思想力量出现在中国社会思想舞台上”{6}。与此相适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因此，“作为思想力量，特别是伦理道德的观念力量，当时起关键性作用的却只有两个阶级和一个社会阶层。其他两个阶级，作为本阶级群众的社会思想意识状况，分别蕴蓄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中，这是它们刚刚脱胎于此的两个阶级；作为它们将要获得的新的思想观念，分别蕴蓄在知识分子这个复杂的社会阶层中，这是将要向它们输送新的世界观的阶层，是从外国思想学说中为它们寻找思想武器的阶层。”{7}鲁迅的小说创作，把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作为自己解剖国民性的主要观照对象（特别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自我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重合，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本质。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知识者”在鲁镇的出现。他们尽管闯入鲁镇，但对鲁镇来说，他们始终是“局外人”。鲁镇人是排挤“局外人”的，虽然“知识者”在西方取回了“真经”，但未必能找到真正的“颂经”人。但是，“知识者”是不甘心鲁镇人就此昏睡以致死灭，所以，他们还得“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8}。这种始终行走于路上、处于“未完成状态”中的生命形式相对于鲁镇来说，无疑是一个异类，因为鲁镇是一日长于百年的，鲁镇人是惯于“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知识者”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莽撞的“闯入者”。
然而，鲁迅乡土小说又明显地存在着靠“知识者”传达小说对鲁镇时空和人物的评判或主题意识。因为“知识者”的闯入是与“五四”时期民主、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就像鲁迅所说，诗歌小说中的主人公，其人性到了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此非操斛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社会思潮，先法其朕，则之载籍而已矣。”{9}鲁迅的意思很明确，文学中“知识者”并非少数文学战士凭借自己的想象和灵悟杜撰而成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从人之内心逐渐被催生的。鲁迅看到的，正是现代启蒙意识对国人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性。这种论析暗合着世界性的文化思想进程，比如鲁迅提到19世纪末期注重个人之所以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正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的思想在社会上成为主导，进而推进了民主的进程。所以，“知识者”闯入鲁镇，就像“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从国外回国挽救生死存亡的国家一样，期望鲁镇这个特定的时空活跃起来。
但是，“知识者”深知其中的艰辛，这就必然造成“知识者”特有的孤独情怀。鲁迅正是通过鲁镇时空有意或无意地建立起“知识者”和鲁镇人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来展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同时也暗示出鲁镇时空的封闭性。
由上可以看出，鲁迅乡土小说就是以鲁镇时空为社会背景所展开的鲁镇人的故事，同时也是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所描绘的中国人的故事，这是鲁迅乡土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背景和分析基础。从这一背景审视鲁迅的乡土小说，在叙事时空和在此时空中的人物就有可能获得对小说本体的全新洞察。因此，我们这样说，鲁镇就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缩影。
{1} 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第7期。
{2}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6页。
{3} 范伯群：《论都市乡土小说》，《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4}{5}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第289页.
{6}{7} 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第55页。
{8}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9}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作 者：赵一民，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文学及写作的教学与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鲁迅 乡土小说 鲁镇时空 艺术形式 中国社会
鲁镇是虚构的，历史上并无此镇。它可以是在绍兴，也可以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什么地方。所以，鲁镇就像张定璜先生说的那样：“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1}因此，鲁镇是艺术形式上的鲁镇。
鲁迅将他乡土小说的背景规定为鲁镇（包括类似鲁镇氛围的未庄、S城等地），并选取了几个公共空间，如“咸亨酒店”“茶馆”和“绅士的客厅”等，来集中展现人物的行动和性格。这些场所在《孔乙己》《药》《祝福》《阿Q正传》《风波》《明天》《长明灯》《离婚》《在酒楼上》等作品中都反复出现过。李欧梵先生曾经这样描述鲁镇：“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她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对此，许多研究者早已做出结论：鲁镇就像巴赫金分析福楼拜笔下的“小省城”，人物活动的地点或活动的范围是固定的，绝大多数的主人公就在鲁镇里活动（狂人、孔乙己、单四嫂子、祥林嫂、七斤、华老栓等），所以，鲁镇就是鲁迅乡土小说创作中的一种特定时空。
王瑶、刘绶松、张毕来等老一辈学者也认为，鲁镇就是指中国的农村，鲁镇和未庄上的人主要就是地主和农民，人物的冲突或主人公的悲剧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关系的表现。{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家炎、钱理群、温儒敏、杨义等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鲁镇和其他乡土小说作家作品中的其他市镇。因此，他们都把这一场域界定为农村，同时加上括号注明：“或小城镇”。鲁迅虽然无意去描画鲁镇，铺叙开“乡土小说”作者笔下那样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乡土色彩，但是鲁镇却是鲁迅建构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形式，主题、思想、人物行动的逻辑和方式、人物关系结构等这些营造作品“基调”和氛围的要素都统一在这个场所中。
由上我们很容易发现，鲁迅乡土小说中的“鲁镇”与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的市镇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从社会阶层看，上层人物大多为士绅，他们与市镇的社会控制层非常吻合。从民俗活动的特征看，小说中的祠堂、宗庙和相对集中、人数众多的风俗活动也与市镇社会中描述的一致。从经济特征上来看，小说中主人公的活动背景大多是酒馆、茶馆等商业场所。主人公以及周围的人群大都从事着纺织、糊锡匠、泥瓦匠、木工、小商人、撑船工等商业性工作。这些为我们考察鲁迅乡土小说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参照。
“咸亨酒店”“茶馆”和“绅士的客厅”等场所，构成了鲁镇时空最有意味的空间。它不仅使我们可以分辨出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市镇”或“乡村”的典型环境，而且还能使我们能够按此思路进入到如巴赫金所言说的“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以及相互间的重要联系”的“时空体”{4}中来。“咸亨酒店”是任何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但又不是随便可以落座的，孔乙己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茶馆”和“绅士的客厅”虽然不是任何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但是进去的人鲁迅也同样赋予他们以严肃、尊卑分明的文化秩序。这就使鲁镇成为包含深厚文化历史意蕴的叙事场所，暗示出鲁迅乡土小说的时空特征和形式意义。
鲁镇时空中最活跃的就是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看客，鲁迅在描绘他们的时候是不厌其烦的，这似乎是作家犯了描写雷同题材的创作大忌。其实，这个场景的反复出现，正说明了鲁镇这个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这些市镇场景和市镇故事都在暗示着这样的一种景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人们生活在鲁镇这个圈子里，他们吃喝睡觉，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统一在鲁镇这个生活圈子之中。就像巴赫金的西方历史诗学论述的西方乡土文学受到了田园诗的深刻影响一样，鲁迅的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发生的故事都统一在鲁镇时空之中。
鲁迅塑造的小说人物，他们常年生活在鲁镇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必然具有鲁镇时空形式赋予他们的一切特征。巴赫金认为，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5}我们说鲁镇是一个时空体，它作为一个衡量人物内涵的标尺，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深植在一般经济土壤和文化土壤中的时空形式。由此，我们可以说，鲁镇是中国当时最为典型的时空环境，那么，鲁镇的人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典型的人。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鲁镇人：赵太爷、七大人、鲁四老爷、高老夫子等人，他们拥有土地，拥有话语权，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属于地主阶级的范畴；阿Q、单四嫂子、祥林嫂等人，他们受压迫、受损伤、受歧视，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话语权，是封建统治的受害者，属于农民阶级的范畴；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人，他们拥有知识，拥有自己的话语，但常常授人以柄，处于无奈和尴尬的境地，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如看客、假洋鬼子、长衫党、夏瑜、狂人、疯子等人，他们是鲁迅小说中特意安排的人物，可以说鲁迅小说就是通过这些人来深化他的启蒙主题的。如果需归类，看客应归于农民阶级。即便他们常常取笑、调侃甚至欺侮像祥林嫂这样的农民，但他们具备了农民的特征，如没有名姓，没有土地，愚昧麻木，他们常常是得过且过混日子打发时光。假洋鬼子等应处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因为他们是新旧混杂的话语集团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从地主阶级中分离出来，有机会接受“新学”，掌握了一种新的话语权，但还摆脱不了传统话语对他们的影响。狂人等应处于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是已觉醒的农民，属于启蒙者阶层，是新生的话语力量，但又无多少知识，往往为社会所不容，被视为真的“狂人”或“疯子”，他们是将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主要存在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中，似乎没有涉及资产阶级，这是当时中国的国情，这也是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王富仁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在我国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其影响范围仅仅局限在极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中，即“在鲁迅创作《呐喊》《彷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还不足以以一种强大的独立思想力量出现在中国社会思想舞台上”{6}。与此相适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因此，“作为思想力量，特别是伦理道德的观念力量，当时起关键性作用的却只有两个阶级和一个社会阶层。其他两个阶级，作为本阶级群众的社会思想意识状况，分别蕴蓄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中，这是它们刚刚脱胎于此的两个阶级；作为它们将要获得的新的思想观念，分别蕴蓄在知识分子这个复杂的社会阶层中，这是将要向它们输送新的世界观的阶层，是从外国思想学说中为它们寻找思想武器的阶层。”{7}鲁迅的小说创作，把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作为自己解剖国民性的主要观照对象（特别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自我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重合，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本质。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知识者”在鲁镇的出现。他们尽管闯入鲁镇，但对鲁镇来说，他们始终是“局外人”。鲁镇人是排挤“局外人”的，虽然“知识者”在西方取回了“真经”，但未必能找到真正的“颂经”人。但是，“知识者”是不甘心鲁镇人就此昏睡以致死灭，所以，他们还得“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8}。这种始终行走于路上、处于“未完成状态”中的生命形式相对于鲁镇来说，无疑是一个异类，因为鲁镇是一日长于百年的，鲁镇人是惯于“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知识者”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莽撞的“闯入者”。
然而，鲁迅乡土小说又明显地存在着靠“知识者”传达小说对鲁镇时空和人物的评判或主题意识。因为“知识者”的闯入是与“五四”时期民主、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就像鲁迅所说，诗歌小说中的主人公，其人性到了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此非操斛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社会思潮，先法其朕，则之载籍而已矣。”{9}鲁迅的意思很明确，文学中“知识者”并非少数文学战士凭借自己的想象和灵悟杜撰而成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从人之内心逐渐被催生的。鲁迅看到的，正是现代启蒙意识对国人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性。这种论析暗合着世界性的文化思想进程，比如鲁迅提到19世纪末期注重个人之所以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正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的思想在社会上成为主导，进而推进了民主的进程。所以，“知识者”闯入鲁镇，就像“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从国外回国挽救生死存亡的国家一样，期望鲁镇这个特定的时空活跃起来。
但是，“知识者”深知其中的艰辛，这就必然造成“知识者”特有的孤独情怀。鲁迅正是通过鲁镇时空有意或无意地建立起“知识者”和鲁镇人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来展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同时也暗示出鲁镇时空的封闭性。
由上可以看出，鲁迅乡土小说就是以鲁镇时空为社会背景所展开的鲁镇人的故事，同时也是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所描绘的中国人的故事，这是鲁迅乡土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背景和分析基础。从这一背景审视鲁迅的乡土小说，在叙事时空和在此时空中的人物就有可能获得对小说本体的全新洞察。因此，我们这样说，鲁镇就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缩影。
{1} 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第7期。
{2}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6页。
{3} 范伯群：《论都市乡土小说》，《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4}{5}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第289页.
{6}{7} 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第55页。
{8}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9}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作 者：赵一民，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文学及写作的教学与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