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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中央明确要将新疆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如何通过金融集聚赋能核心区建设，成为新疆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新疆15个地州为例，从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四个方面共选取11项指标，构建其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造基于改进的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对2011—2017年新疆金融集聚能力的综合指数进行比较并进行时空演化分析。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总体发展水平呈明显提升趋势;（2）一定的经济规模是金融集聚的必要前提，乌鲁木齐的金融集聚能力优势突出，对周边地州的虹吸效应明显;（3）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在15个地州中的综合表现较优，与乌鲁木齐形成“一主两翼”的金融要素集聚空间分布格局，与核心区城市定位、战略空间布局基本保持一致。建议通过建设中亚区域金融中心、培育产业集群、优化制度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提升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
关 键 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5-0015-011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5.002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古丝绸之路是东西交流的通道，培育了欧亚经济合作，但随着19世纪以来沧海桑田的变迁，其辉煌痕迹逐渐被掩盖。 面对21世纪全球复苏乏力的经济形势，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 中央明确表示要立足区位优势，把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明确“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思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区域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应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建设面向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提高其金融集聚能力和金融辐射效应，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然而，张文中等（2021）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沿线九省区金融集聚能力的测度结果显示，新疆的金融集聚能力与四川、陕西等省份存在明显差距，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应有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1]。 因此，对新疆各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进行科学评价，不仅能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科学的参考标准，而且有利于其对照自身不足来制定现实可行的金融资源集聚策略。
自Kindleberger（1974）[2]最早提出“金融集聚”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产业集聚、金融地理和规模经济等理论出发，对金融集聚的形成机制及原因、金融集聚能力的评价及影响因素、金融集聚效应及其辐射效应等问题展开研究。 黄解宇等（2006）从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角度对金融集聚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3];李镔等（2013）从金融产业发展视角，采用空间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对金融集聚进行了研究[4];李思霖等（2017）考察了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5]。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基于不同的分析背景，甚至针对特定的区域， 进一步细致探究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马勇等（2021）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间的关系[6]; 程德智等（2021）专门就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究[7]。
关于金融集聚能力的测度，国内外学者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单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大类。单指标法常常采用金融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等来进行测度;综合指标法则主要通过构建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测度，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专家打分、层次分析、因子分析、熵值法或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金融集聚能力进行综合评价[8]。目前，学者們倾向于采用综合指标法对金融集聚能力进行评价，评价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给各指标赋权。给各指标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主观赋权法根据层次分析、模糊分析、专家打分或主观经验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 虽然简单好用，但难免缺乏科学性并使得评价结果遭到质疑，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熵值法等客观赋权法则可以较好地克服权重选择上的人为影响。丁艺等（2009）采用主成分分析对31个省份的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提出金融集聚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9]。吴聪等（2005）[10]、黎平海等（2009）[11]、樊向前等（2016）[12]、管驰明等（2010）[13]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我国11个金融中心、珠三角区域9个城市、我国19个中心城市及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的金融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和排名。李静（2014）同样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从金融业细分行业角度，测算了31个省份的分行业集聚度和金融集聚度[14]。茹乐峰等（2014）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对这些城市的金融中心进行了等级划分[15]。已有文献在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金融要素也开始在空间上呈现集聚趋势，并逐渐形成多个全国性和区域性金融中心。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金融集聚情况不甚理想，极大地限制了其金融支持核心区建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有功能的发挥。鉴于此，本文选取新疆15个地州作为样本，采取改进的熵值法，通过2011—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其金融集聚水平与发育程度，以期为新疆金融集聚能力提升路径及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帮助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科学选址并进行合理规划， 全面提升新疆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及其辐射效应。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相关性、科学性、可得性、可比性等原则，根据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提出各不相同的評价指标体系。从动态角度来看，金融集聚水平不仅体现在金融资源规模层面， 还体现在金融业发展层面。本文在重点参考茹乐峰等（2014）[15]的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的基础上，结合新疆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 并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量化和可得性等原则，从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四个方面构建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将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金融集聚能力，准则层包括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四个方面。 金融背景由经济规模来表征。这是由于经济规模与金融集聚间关系密切， 一方面，经济规模是金融资源聚集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金融集聚通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功能的发挥，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鉴于代表金融背景的经济规模的大小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内生金融需求的大小， 本文选取经济活动总量、 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表征金融背景。银行业和保险业为金融业的支柱行业，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金融规模的大小，故本文选取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来表征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分别反映国民受到金融服务的程度、 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以用来衡量金融业的发展程度， 故本文选取人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活动密度和保险密度来表征金融密度， 选取银行服务活跃度和保险服务活跃度来表征金融深度。（详见表1）。
2.改进的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
在实践过程中， 根据确定权重方式的不同，金融集聚综合评价方法分为主观赋权评价法和客观赋权评价法。主观赋权法主要依赖主观判断，缺乏客观性，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客观赋权法则能较好地回避权重选择上的人为影响，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等。鉴于其他评价方法在金融集聚能力测度过程中易产生部分信息缺失，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通过信息熵原理来确定权重，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研究对象。然而，传统的熵值分析法不能处理面板数据，借助杨万平等（2009）改进的熵值分析法来进行测度，则可以克服传统熵值分析法的缺点[16]。因此，本文选择基于改进的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的评价模型。具体改进方法如下[17]：
（1）将各地州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和量纲单位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可公度性，使结果值映射到[60，100]，设xij表示样本i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i=1，2，…，m;j=1，2，…，n），其中，m为样本个数，n为指标个数。
（3）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其中，0≤ej≤1。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
其中，gj越大，指标越重要。
（5）计算指标Xj的权重wj。
（6）计算第i年份的金融集聚能力值Pi。
其中，Pi为第i年的金融集聚能力综合指数，j表示不同指标，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值。综合指数越大，表示该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越强。
（二）数据来源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进行评价的11个指标中，经济活动总量、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存款余额、贷款余额、保费收入数据均直接来源于2012—2018年《新疆统计年鉴》;人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活动密度、保险密度、银行服务活跃度和保险服务活跃度则是根据2012—2018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通过相应计算求得（计算方法见表1）。
三、金融集聚能力比较分析
（一）计算结果
根据熵值模型的基本计算步骤，计算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地州2011—2017年的金融集聚能力综合指数值，计算结果见表2。
（二）静态比较
1.目标层比较
15个地州间金融集聚能力的区域差异显著（见表2）， 金融集聚能力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度相符。一方面，金融集聚能力排在前五名的地州主要分布在北疆， 且均为经济规模、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较好的地州。常年排名靠前的喀什地区，虽然地处南疆，却是经济规模和金融深度较好的南疆核心之地，可见，一定的经济规模确实是金融集聚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 排在后五位的地州分别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除吐鲁番地区外，其他地州均地处南疆或新疆沿边地区。这说明金融集聚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金融资源集聚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下，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则有助于金融资源的进一步聚集。因此，提升南疆和沿边地区金融集聚能力的关键是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形成金融集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
2.准则层比较
第一，金融背景方面（见表3）。金融集聚能力排名靠前的地州，往往经济规模也相对较大，反之亦然，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的观点。以2017年为例，新疆地区经济规模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这三个地区的实际GDP、人均GDP和年末总人数均较高， 通过经济规模效应、产业效应和福利效应对金融要素产生较强的需求， 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在当地聚集。排在后三位的分别为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些地区的实际GDP、人均GDP和年末总人数均较低。其中，排在最后一名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人均GDP仅为19 396元，而排名第一的乌鲁木齐市的人均GDP则为77 756元，差距尤为悬殊。由此可见，金融集聚与经济发展互为前提，两者相辅相成，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金融集聚能力强弱的重要前提，而金融集聚能力的强弱又决定了地区经济增长动力和潜能的大小。 第二，金融规模方面（见表4）。样本考察期内，除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保持原有水平不变外，其他地区均呈小幅递增变动趋势，乌鲁木齐市、伊犁州直属县和昌吉回族自治州排名靠前，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则排在末位。以2017年为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地州金融规模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伊犁州直属县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目前，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经济圈是新疆发展最好的经济圈， 也是金融规模最大的城市群， 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该区域的金融规模。伊犁州直属县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均较高，从而使得其金融规模较大。排在后位的分别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这三个地区的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均很低，其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分别为223.20亿元、116.67亿元和3.00亿元， 而排名第一的乌鲁木齐则分别为8320.71亿元、6235.78亿元和182.37亿元， 后者分别为前者的37.28、53.45和60.72倍。据此，排名靠后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需通过增加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来提升其金融集聚能力。
第三，金融密度方面（见表5）。样本考察期内，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區和和田地区的金融密度长期保持不变且排名靠后，其他地州均呈小幅提升的变动趋势，且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长期稳定在前三位。以2017年为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地州金融密度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 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其中，乌鲁木齐市和石河子市属于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经济圈的核心， 而克拉玛依市为石油城市，对金融资源需求较旺盛， 相对于其他地州而言，这三个地区的人均存贷款额、单位面积存贷款额和保险密度均很高。 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和田地区，其中，和田地区人均存贷款额、单位面积存贷款额和保险密度分别为4.01、0.004和408.28，排名第一的乌鲁木齐市分别为65.39、0.979和7856.5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6.31、244.75和19.24倍。 各地州间的单位面积存贷款余额的差距尤为悬殊，究其原因，一方面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和田地区地广人稀，另一方面其存贷款余额有待进一步增加。
第四，金融深度方面（见表6）。样本考察期内，哈密地区和塔城地区的金融深度未发生变化，石河子市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考察期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继续呈上升变动趋势，其他地区则均呈小幅上升的变动趋势。以2017年为例，15个地州中金融深度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这三个地区都是新疆自治区经济和金融发展最好的地州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一核两翼”发展规划的核心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州而言， 这三个地区存贷总额占GDP比重和保险深度均很高。 排在后面的塔城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克拉玛依市，这三个地区的存贷总额占GDP比重和保险深度均很低。其中，克拉玛依市存贷总额占GDP比重和保险深度分别为0.012和2.69，而排在第一名的乌鲁木齐分别为0.187和6.65， 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5.58和2.47倍。究其原因，塔城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年终存贷款总额偏低， 而克拉玛依则是GDP规模相对较高。
（三）动态比较
为比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的动态演化情况，通过绘制2011年和2017年的金融集聚柱状图，以更直观地比较各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
首先，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总体发展水平呈明显提升趋势，省会城市乌鲁木齐市的金融集聚垄断地位不断强化。从绝对值大小来看，乌鲁木齐市的金融集聚能力在考察期内一直稳居榜首。从提升幅度来看， 乌鲁木齐市的金融集聚能力由2011年的0.0108增加至2017年的0.013，增幅也位于新疆地区之首。从相对值大小来看，乌鲁木齐的金融集聚能力约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1.48倍，二者间差距尤为悬殊。可见，省会乌鲁木齐市的金融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其次， 金融集聚演化趋势与核心区城市定位、战略空间布局基本保持一致。 经济状况好的地区，其金融集聚能力往往较好; 经济状况差的地区，其金融集聚能力也较差，比如乌鲁木齐市无论是从目标层还是从准则层来看，几乎都稳居榜首。作为新疆地区首府， 乌鲁木齐聚集了大量的经济要素，同时对金融资源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内生出巨大的金融集聚能力。与此相反，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无论是从目标层还是从准则层来看，均排在倒数第一的位次。究其原因，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属于南疆沿边地区，地处偏远，山多平原少，人口稀薄，经济状况较差，导致金融集聚能力也很差。
最后，大多数地区的目标层评价结果和准则层评价结果大致保持一致， 但也有少数地区例外，比如喀什地区和克拉玛依市。其中，喀什地区的经济规模和金融深度排名靠前，但金融密度排名非常靠后，究其原因，喀什地区人口基数大，经济总量看似较大，而人均值却很低;克拉玛依市则正好相反，其金融深度虽然排名靠后，但经济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集聚能力排名却比较靠前，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克拉玛依石油资源丰富，使得其相对于较大规模的GDP而言，存贷总额和保费收入偏低。
综上，作为核心区省会城市，乌鲁木齐无论是在整体金融集聚能力方面，还是在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方面，均呈现出强劲的优势，对周边地州的虹吸效应明显。相比较而言，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在15个地州中的综合表现较优，与乌鲁木齐形成“一主两翼”的金融要素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为核心区“一主两翼”的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规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的提升路径 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经济金融发展实际，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量化和可得性原则，从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四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 构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选择基于改进的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作为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的评价模型，通过信息熵原理来确定权重，并计算2011—2017年核心区15个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总体发展水平呈明显提升趋势;（2）一定的经济规模是金融集聚的必要前提，乌鲁木齐的金融集聚能力优势突出，对周边地州的虹吸效应明显;（3）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在15个地州中的综合表现较优，与乌鲁木齐形成“一主两翼”的金融要素集聚空间分布格局，与核心区城市定位、战略空间布局基本保持一致。
未来，核心区可通过以下路径来提升其整体金融集聚能力。
第一，建设中亚区域金融中心，增强辐射效应。紧紧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6—2030年）》和《新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打造多层次、功能互补的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体系。首先，中亚地区在全球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乌鲁木齐、 喀什和伊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节点，应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契机，通过打造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主中心和次中心的方式，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喀什和伊犁“一主两翼”的金融辐射效应，不断巩固其“一主两翼”的地位，同时实现各地州优势互补。其次，要明确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城市的功能与任务，做到合理分工、相互协作，极大地提升“一主两翼” 城市的金融集聚辐射半径及集聚溢出效应。再次，针对金融集聚能力较差地州的金融资源集聚现状，制定并实施各不相同的应对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集聚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积极将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建设为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区建设、与中亚区域国家间金融合作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服务。
第二，培育产业集群，集聚金融要素。大力培育地方优势产业集群，为金融集聚创造动力，进而更好地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实现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由各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比较分析可见， 良好的经济发展是金融集聚的前提和动力，因此，提高金融集聚能力的强有力办法就是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特别是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南疆和沿边地区，需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制定并实施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首先，大力发展能源产业，在保证传统能源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其次，大力培育金融产业集群，积极引导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形成多类型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发展局面。再次，推动能源和金融两大产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通过多样化投融资工具的开发，加大金融业对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最后，大力支持地方生态旅游业和现代化农业发展。
第三，优化制度环境，激发集聚动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吸引金融人才、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的重要前提，因此，通过优化制度环境，能够极大地激发金融集聚动力。首先，继续积极争取国家层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关于“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的认可。其次，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税收、资金扶持、人才引进等多方面制定并实施吸引和留住优质企业、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实现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等功能及效应。再次，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塔城地区、喀什地区及和田地区的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有待进一步增加，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则需通过增加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以提升其金融集聚能力。
第四，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功能。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金融市场已然发展成为网络化的市场形态。完善的硬件基础设施、信用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俨然成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和核心支撑，成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因此，需要统一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标准，健全准入管理，优化设施布局，加强统筹监管和完善治理结构;通过加强硬件基础设施、信用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先进可靠、治理有效、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进而提升金融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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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in the Core Area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Fu Juan1，Cai Qingqing2
（1. Big Data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437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t wants to build Xinjiang into the core area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2014. Therefore， how to build the core area through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Xinjiang. Taking the fifteen prefectures in Xinjiang as the case area， 11 index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economic scale， financial scale， financial density and financial depth to construct their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of the 15 prefectures in the core area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17 is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s obviously improving. Secondly， a certain economic scale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Urumqi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bility and obvious siphon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states. Thirdly，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the Kashgar area and the counties directly under Yili Prefecture is better in the 15 prefectures， and together with Urumqi， they form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inancial elements agglomeration， which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urban positioning and strategic spatial layout of the core area.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nhance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of the core area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in Central Asia， cultivating industrial clusters，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re area;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entropy method
（责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
关 键 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5-0015-011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5.002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古丝绸之路是东西交流的通道，培育了欧亚经济合作，但随着19世纪以来沧海桑田的变迁，其辉煌痕迹逐渐被掩盖。 面对21世纪全球复苏乏力的经济形势，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 中央明确表示要立足区位优势，把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明确“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思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区域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应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建设面向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提高其金融集聚能力和金融辐射效应，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然而，张文中等（2021）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沿线九省区金融集聚能力的测度结果显示，新疆的金融集聚能力与四川、陕西等省份存在明显差距，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应有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1]。 因此，对新疆各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进行科学评价，不仅能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科学的参考标准，而且有利于其对照自身不足来制定现实可行的金融资源集聚策略。
自Kindleberger（1974）[2]最早提出“金融集聚”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产业集聚、金融地理和规模经济等理论出发，对金融集聚的形成机制及原因、金融集聚能力的评价及影响因素、金融集聚效应及其辐射效应等问题展开研究。 黄解宇等（2006）从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角度对金融集聚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3];李镔等（2013）从金融产业发展视角，采用空间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对金融集聚进行了研究[4];李思霖等（2017）考察了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5]。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基于不同的分析背景，甚至针对特定的区域， 进一步细致探究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马勇等（2021）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间的关系[6]; 程德智等（2021）专门就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究[7]。
关于金融集聚能力的测度，国内外学者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单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大类。单指标法常常采用金融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等来进行测度;综合指标法则主要通过构建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测度，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专家打分、层次分析、因子分析、熵值法或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金融集聚能力进行综合评价[8]。目前，学者們倾向于采用综合指标法对金融集聚能力进行评价，评价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给各指标赋权。给各指标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主观赋权法根据层次分析、模糊分析、专家打分或主观经验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 虽然简单好用，但难免缺乏科学性并使得评价结果遭到质疑，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熵值法等客观赋权法则可以较好地克服权重选择上的人为影响。丁艺等（2009）采用主成分分析对31个省份的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提出金融集聚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9]。吴聪等（2005）[10]、黎平海等（2009）[11]、樊向前等（2016）[12]、管驰明等（2010）[13]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我国11个金融中心、珠三角区域9个城市、我国19个中心城市及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的金融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和排名。李静（2014）同样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从金融业细分行业角度，测算了31个省份的分行业集聚度和金融集聚度[14]。茹乐峰等（2014）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对这些城市的金融中心进行了等级划分[15]。已有文献在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金融要素也开始在空间上呈现集聚趋势，并逐渐形成多个全国性和区域性金融中心。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金融集聚情况不甚理想，极大地限制了其金融支持核心区建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有功能的发挥。鉴于此，本文选取新疆15个地州作为样本，采取改进的熵值法，通过2011—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其金融集聚水平与发育程度，以期为新疆金融集聚能力提升路径及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帮助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科学选址并进行合理规划， 全面提升新疆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及其辐射效应。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相关性、科学性、可得性、可比性等原则，根据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提出各不相同的評价指标体系。从动态角度来看，金融集聚水平不仅体现在金融资源规模层面， 还体现在金融业发展层面。本文在重点参考茹乐峰等（2014）[15]的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的基础上，结合新疆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 并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量化和可得性等原则，从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四个方面构建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将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金融集聚能力，准则层包括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四个方面。 金融背景由经济规模来表征。这是由于经济规模与金融集聚间关系密切， 一方面，经济规模是金融资源聚集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金融集聚通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功能的发挥，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鉴于代表金融背景的经济规模的大小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内生金融需求的大小， 本文选取经济活动总量、 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表征金融背景。银行业和保险业为金融业的支柱行业，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金融规模的大小，故本文选取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来表征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分别反映国民受到金融服务的程度、 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以用来衡量金融业的发展程度， 故本文选取人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活动密度和保险密度来表征金融密度， 选取银行服务活跃度和保险服务活跃度来表征金融深度。（详见表1）。
2.改进的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
在实践过程中， 根据确定权重方式的不同，金融集聚综合评价方法分为主观赋权评价法和客观赋权评价法。主观赋权法主要依赖主观判断，缺乏客观性，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客观赋权法则能较好地回避权重选择上的人为影响，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等。鉴于其他评价方法在金融集聚能力测度过程中易产生部分信息缺失，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通过信息熵原理来确定权重，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研究对象。然而，传统的熵值分析法不能处理面板数据，借助杨万平等（2009）改进的熵值分析法来进行测度，则可以克服传统熵值分析法的缺点[16]。因此，本文选择基于改进的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的评价模型。具体改进方法如下[17]：
（1）将各地州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和量纲单位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可公度性，使结果值映射到[60，100]，设xij表示样本i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i=1，2，…，m;j=1，2，…，n），其中，m为样本个数，n为指标个数。
（3）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其中，0≤ej≤1。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
其中，gj越大，指标越重要。
（5）计算指标Xj的权重wj。
（6）计算第i年份的金融集聚能力值Pi。
其中，Pi为第i年的金融集聚能力综合指数，j表示不同指标，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值。综合指数越大，表示该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越强。
（二）数据来源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进行评价的11个指标中，经济活动总量、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存款余额、贷款余额、保费收入数据均直接来源于2012—2018年《新疆统计年鉴》;人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活动密度、保险密度、银行服务活跃度和保险服务活跃度则是根据2012—2018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通过相应计算求得（计算方法见表1）。
三、金融集聚能力比较分析
（一）计算结果
根据熵值模型的基本计算步骤，计算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地州2011—2017年的金融集聚能力综合指数值，计算结果见表2。
（二）静态比较
1.目标层比较
15个地州间金融集聚能力的区域差异显著（见表2）， 金融集聚能力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度相符。一方面，金融集聚能力排在前五名的地州主要分布在北疆， 且均为经济规模、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较好的地州。常年排名靠前的喀什地区，虽然地处南疆，却是经济规模和金融深度较好的南疆核心之地，可见，一定的经济规模确实是金融集聚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 排在后五位的地州分别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除吐鲁番地区外，其他地州均地处南疆或新疆沿边地区。这说明金融集聚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金融资源集聚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下，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则有助于金融资源的进一步聚集。因此，提升南疆和沿边地区金融集聚能力的关键是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形成金融集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
2.准则层比较
第一，金融背景方面（见表3）。金融集聚能力排名靠前的地州，往往经济规模也相对较大，反之亦然，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的观点。以2017年为例，新疆地区经济规模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这三个地区的实际GDP、人均GDP和年末总人数均较高， 通过经济规模效应、产业效应和福利效应对金融要素产生较强的需求， 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在当地聚集。排在后三位的分别为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些地区的实际GDP、人均GDP和年末总人数均较低。其中，排在最后一名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人均GDP仅为19 396元，而排名第一的乌鲁木齐市的人均GDP则为77 756元，差距尤为悬殊。由此可见，金融集聚与经济发展互为前提，两者相辅相成，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金融集聚能力强弱的重要前提，而金融集聚能力的强弱又决定了地区经济增长动力和潜能的大小。 第二，金融规模方面（见表4）。样本考察期内，除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保持原有水平不变外，其他地区均呈小幅递增变动趋势，乌鲁木齐市、伊犁州直属县和昌吉回族自治州排名靠前，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则排在末位。以2017年为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地州金融规模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伊犁州直属县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目前，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经济圈是新疆发展最好的经济圈， 也是金融规模最大的城市群， 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该区域的金融规模。伊犁州直属县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均较高，从而使得其金融规模较大。排在后位的分别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这三个地区的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均很低，其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分别为223.20亿元、116.67亿元和3.00亿元， 而排名第一的乌鲁木齐则分别为8320.71亿元、6235.78亿元和182.37亿元， 后者分别为前者的37.28、53.45和60.72倍。据此，排名靠后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需通过增加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来提升其金融集聚能力。
第三，金融密度方面（见表5）。样本考察期内，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區和和田地区的金融密度长期保持不变且排名靠后，其他地州均呈小幅提升的变动趋势，且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长期稳定在前三位。以2017年为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地州金融密度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 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其中，乌鲁木齐市和石河子市属于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经济圈的核心， 而克拉玛依市为石油城市，对金融资源需求较旺盛， 相对于其他地州而言，这三个地区的人均存贷款额、单位面积存贷款额和保险密度均很高。 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和田地区，其中，和田地区人均存贷款额、单位面积存贷款额和保险密度分别为4.01、0.004和408.28，排名第一的乌鲁木齐市分别为65.39、0.979和7856.5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6.31、244.75和19.24倍。 各地州间的单位面积存贷款余额的差距尤为悬殊，究其原因，一方面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和田地区地广人稀，另一方面其存贷款余额有待进一步增加。
第四，金融深度方面（见表6）。样本考察期内，哈密地区和塔城地区的金融深度未发生变化，石河子市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考察期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继续呈上升变动趋势，其他地区则均呈小幅上升的变动趋势。以2017年为例，15个地州中金融深度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这三个地区都是新疆自治区经济和金融发展最好的地州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一核两翼”发展规划的核心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州而言， 这三个地区存贷总额占GDP比重和保险深度均很高。 排在后面的塔城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克拉玛依市，这三个地区的存贷总额占GDP比重和保险深度均很低。其中，克拉玛依市存贷总额占GDP比重和保险深度分别为0.012和2.69，而排在第一名的乌鲁木齐分别为0.187和6.65， 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5.58和2.47倍。究其原因，塔城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年终存贷款总额偏低， 而克拉玛依则是GDP规模相对较高。
（三）动态比较
为比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的动态演化情况，通过绘制2011年和2017年的金融集聚柱状图，以更直观地比较各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
首先，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总体发展水平呈明显提升趋势，省会城市乌鲁木齐市的金融集聚垄断地位不断强化。从绝对值大小来看，乌鲁木齐市的金融集聚能力在考察期内一直稳居榜首。从提升幅度来看， 乌鲁木齐市的金融集聚能力由2011年的0.0108增加至2017年的0.013，增幅也位于新疆地区之首。从相对值大小来看，乌鲁木齐的金融集聚能力约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1.48倍，二者间差距尤为悬殊。可见，省会乌鲁木齐市的金融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其次， 金融集聚演化趋势与核心区城市定位、战略空间布局基本保持一致。 经济状况好的地区，其金融集聚能力往往较好; 经济状况差的地区，其金融集聚能力也较差，比如乌鲁木齐市无论是从目标层还是从准则层来看，几乎都稳居榜首。作为新疆地区首府， 乌鲁木齐聚集了大量的经济要素，同时对金融资源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内生出巨大的金融集聚能力。与此相反，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无论是从目标层还是从准则层来看，均排在倒数第一的位次。究其原因，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属于南疆沿边地区，地处偏远，山多平原少，人口稀薄，经济状况较差，导致金融集聚能力也很差。
最后，大多数地区的目标层评价结果和准则层评价结果大致保持一致， 但也有少数地区例外，比如喀什地区和克拉玛依市。其中，喀什地区的经济规模和金融深度排名靠前，但金融密度排名非常靠后，究其原因，喀什地区人口基数大，经济总量看似较大，而人均值却很低;克拉玛依市则正好相反，其金融深度虽然排名靠后，但经济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集聚能力排名却比较靠前，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克拉玛依石油资源丰富，使得其相对于较大规模的GDP而言，存贷总额和保费收入偏低。
综上，作为核心区省会城市，乌鲁木齐无论是在整体金融集聚能力方面，还是在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方面，均呈现出强劲的优势，对周边地州的虹吸效应明显。相比较而言，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在15个地州中的综合表现较优，与乌鲁木齐形成“一主两翼”的金融要素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为核心区“一主两翼”的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规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的提升路径 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经济金融发展实际，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量化和可得性原则，从金融背景、金融规模、金融密度和金融深度四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 构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选择基于改进的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作为核心区15个地州金融集聚能力的评价模型，通过信息熵原理来确定权重，并计算2011—2017年核心区15个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集聚能力总体发展水平呈明显提升趋势;（2）一定的经济规模是金融集聚的必要前提，乌鲁木齐的金融集聚能力优势突出，对周边地州的虹吸效应明显;（3）喀什地区和伊犁州直属县在15个地州中的综合表现较优，与乌鲁木齐形成“一主两翼”的金融要素集聚空间分布格局，与核心区城市定位、战略空间布局基本保持一致。
未来，核心区可通过以下路径来提升其整体金融集聚能力。
第一，建设中亚区域金融中心，增强辐射效应。紧紧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6—2030年）》和《新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打造多层次、功能互补的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体系。首先，中亚地区在全球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乌鲁木齐、 喀什和伊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节点，应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契机，通过打造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主中心和次中心的方式，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喀什和伊犁“一主两翼”的金融辐射效应，不断巩固其“一主两翼”的地位，同时实现各地州优势互补。其次，要明确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城市的功能与任务，做到合理分工、相互协作，极大地提升“一主两翼” 城市的金融集聚辐射半径及集聚溢出效应。再次，针对金融集聚能力较差地州的金融资源集聚现状，制定并实施各不相同的应对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集聚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积极将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建设为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区建设、与中亚区域国家间金融合作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服务。
第二，培育产业集群，集聚金融要素。大力培育地方优势产业集群，为金融集聚创造动力，进而更好地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实现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由各地州的金融集聚能力比较分析可见， 良好的经济发展是金融集聚的前提和动力，因此，提高金融集聚能力的强有力办法就是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特别是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南疆和沿边地区，需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制定并实施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首先，大力发展能源产业，在保证传统能源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其次，大力培育金融产业集群，积极引导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形成多类型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发展局面。再次，推动能源和金融两大产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通过多样化投融资工具的开发，加大金融业对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最后，大力支持地方生态旅游业和现代化农业发展。
第三，优化制度环境，激发集聚动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吸引金融人才、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的重要前提，因此，通过优化制度环境，能够极大地激发金融集聚动力。首先，继续积极争取国家层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关于“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的认可。其次，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税收、资金扶持、人才引进等多方面制定并实施吸引和留住优质企业、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实现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等功能及效应。再次，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塔城地区、喀什地区及和田地区的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有待进一步增加，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则需通过增加金融机构年终存贷款余额和保费收入以提升其金融集聚能力。
第四，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功能。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金融市场已然发展成为网络化的市场形态。完善的硬件基础设施、信用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俨然成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和核心支撑，成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因此，需要统一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标准，健全准入管理，优化设施布局，加强统筹监管和完善治理结构;通过加强硬件基础设施、信用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先进可靠、治理有效、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进而提升金融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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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in the Core Area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Fu Juan1，Cai Qingqing2
（1. Big Data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437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t wants to build Xinjiang into the core area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2014. Therefore， how to build the core area through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Xinjiang. Taking the fifteen prefectures in Xinjiang as the case area， 11 index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economic scale， financial scale， financial density and financial depth to construct their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of the 15 prefectures in the core area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17 is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s obviously improving. Secondly， a certain economic scale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Urumqi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bility and obvious siphon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states. Thirdly，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the Kashgar area and the counties directly under Yili Prefecture is better in the 15 prefectures， and together with Urumqi， they form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inancial elements agglomeration， which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urban positioning and strategic spatial layout of the core area.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nhance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of the core area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in Central Asia， cultivating industrial clusters，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re area;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pacity; entropy method
（责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