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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疲弱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15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下滑态势。当前，加快稳定外贸增长，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进而全面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不仅是助推我国经济“逆势而上”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促进产业转型提质增效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抓手。
一、当前我国外贸运行的主要特点
（一）出口降幅有所收窄
8月，我国出口额为1968.8亿美元，同比下降5.5%，较7月收窄2.8个百分点。同期，贸易顺差额为602.4亿美元，同比增长20.8%，较7月增加172.2亿美元。
（二）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今年以来，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呈现良好发展态势。8月，在“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6.3%的同时，集成電路、船舶和手持无线电话机“三大类”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增长6.4%、6.9%和16.9%。
（三）贸易方式更加合理
8月，我国一般贸易出口1066.7亿美元，同比下降4.1%，较7月收窄1.7个百分点，占总出口比重提高0.8个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045.6亿美元，下降9.9%。
（四）贸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今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经营活力不断得到释放。前7个月，民营企业出口56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占总出口比重44.7%。同期，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分别为1393.7亿美元和5621.3亿美元，同比下降4.3%和4.8%。
（五）贸易多元化取得新突破
前8个月，中欧贸易总额为3706.1亿美元，占我国总贸易比重14.5%，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与美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分别为3616.8亿美元和3028.4亿美元，同比增长2.1%和0.6%，分别是我国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印度、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势强劲，分别增长7.6%、11.8%、12.4%和16.1%。
（六）贸易布局趋于均衡
进入2015年，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前7个月，中西部地区出口额为212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占总出口比重16.8%。同期，东部十省市出口额为10548.9亿美元，同比下降1.2%。
（七）贸易条件显著改善
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2015年前8个月我国原油、粮食和成品油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分别增长9.8%、4.1%和24.4%，相应进口价格同比下降45.3%、38.1%和25.1%。主要大宗商品进口的“量增价跌”，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进口收益”。
二、当前我国外贸运行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从国际看，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1、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体走势分化共同导致整体复苏缓慢。对于美国而言，虽然深层次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短期内经济基础已趋向稳固且经济增长动能正在明显回升，下半年有可能恢复较强增长。受财政整顿、成员国利益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改革进度缓慢等诸多因素困扰，欧元区经济增长深陷“泥淖”，虽然1.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要恢复可持续增长依然“任重道远”。对于日本而言，持续且大规模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市场普遍认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已失败，短期内仍将呈现疲软状态。2015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困扰其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并将通过贸易和金融等渠道对贸易伙伴产生“负溢出效应”。上述主要经济体走势的分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宏观协调难度加大，并对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增长构成威胁。
2、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明显
2014年5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低，CRB指数一度从2014年度高位504.5下跌至2015年历史低点185.1，逼近1986年CRB指数推出以来的最低记录。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在较大程度上拉低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数值，并对稳定市场供应预期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从汇率市场来看，进入201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与市场即期汇率出现了较大偏离，到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23，较8月10日大幅下调1136个基点，创有史以来最大降幅。之后的8月11日到8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跳水”，共贬值4.66%。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大幅波动，在扰乱外贸企业价格市场秩序的同时，提高了合作方的“违约”风险。
3、贸易保护主义“阴魂不散”，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小觑”
近年来，随着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针对我国的“两反一保”案件数量层出不穷，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推陈出新”。据商务部统计，仅2014年，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案61起，反补贴案14起，保障措施22起，涉及金额达104.9亿美元，光伏、风力发电等高科技产品成为贸易摩擦新热点。贸易保护主义所呈现的“高频性”、“多样性”和“隐蔽性”，对我国优势贸易产品的出口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中东危机、乌克兰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缘政治动荡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出口风险明显上升。
（二）从国内看，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再生产投资意愿下降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生性”下行压力，结构性失衡和总量性矛盾并存，“三大需求”对整体经济的拉动效应趋弱，产业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压力巨大。受此影响，进出口企业再生产、补库存动力大幅下降，并在较大程度上对企业经营和劳动力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制造业而言，8月PMI指数已降至49.7%，新出口订单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也分别下降至47.7%和49.7%，均位于临界点以下。值得关注的是，8月制造业大型企业PMI指数较7月回落0.7个百分点至49.9%，为年内最低值。未来一段时间，市场需求不足所导致的投资者信心低落现象将会延续，对外贸企业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大。 2、综合成本不断上升，要素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制约下，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突出表现为环保压力的加大、能源资源的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特别是从劳动力市场来看，随着“低抚养比、高劳动力占比”人口结构优势的“褪去”，我国的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已悄然而至，主要表现为整体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目前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已超过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6倍之多。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对出口企业构成了巨大的现实压力，结果造成国际贸易市场份额的明显下滑。此外，包括汇率、融资等在内金融成本的居高不下进一步束缚了外资企业“走出去”的脚步。
3、产业创新能力亟需提升，外贸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
过去30多年，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明显提高，并获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但是，总得来看，目前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塑造、自主创新、行业标准制定以及营销网络构建等方面，大部分外贸企业与发达国家外贸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同时，高度的路径依赖加上巨大的“瀑布效应”使得我国产业发展普遍缺乏内生性“赶超动力”。其中，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的现象更加突出，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有27%，远低于发达经济体35%—40%的平均水平。
展望未来，若全球范围内不出现重大的政治经济突发事件，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经济的筑底企稳以及外贸竞争新优势行动计划的逐步实施，2016年我国外贸发展基础将得到巩固，并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
三、下一步对策建议
（一）“练好外功”，着力实施“四大举措”
举措一：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重点是努力提升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加快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提高我国外贸产品的质量、附加值和档次，推动构建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其次，从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行业标准入手，进一步提高外贸企业在生产制造、产品设计、系统集成、安全运维、应用服务等环节的能力和水平，树立全产业链竞争新优势。再次，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和修改，并推动现有“中国标准”推广与应用。此外，在进一步接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外溢的基础上，加大我国企业自主研发产品的海外推介力度，不断提升“中国智造”的品牌价值。
举措二：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重点是提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首先，在稳定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过渡。特别是要顺应现阶段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加快推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走出去”，形成一体化产业合作新链条。其次，进一步优化现有的贸易分布格局，加快建设出边出海国际大通道，探索并共同打造若干条经贸合作走廊。再次，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重要载体作用，尽快推动与沿线国家合作的经贸项目、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为全方位务实合作拓展新空间。此外，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撑下，着重梳理与沿线国家的重点经贸合作项目，选择一批基础好、有共识且易取得成效的项目作为优先推进项目，尽快取得早期收获和阶段性成果。
举措三：多管齐下打造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首先，做到主动作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重点扩大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并将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主要经验推向全国。其次，做到深根细作，在落实中澳、中韩自贸区谈判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与相关国家推进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保护、劳工保护等议题谈判。最后，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中欧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构建起立足周边国家、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大棋局。
举措四：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首先，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为原则，加强与合作国政策层面的沟通协调，建立全方位对话机制，尽快推动产能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其次，以中国—巴基斯坦，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巴西产能合作为重点，发挥各自产业互补性优势，在巩固传统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扩大非资源领域合作，以互联互通领域合作为龙头，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社会投资为突破口，打造新时期经贸合作升级版。最后，着力完善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商业运作的合作机制，重点突出市场运作，灵活运用工程承包、第三方合作、境外经贸园区等多种“出海”模式，将我国产能合作打造成对外经贸合作的“新名片”。
（二）“苦练内功”：突出抓住“三大重点”
重点一：切实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重点要“两个转变”，即由出口为重向进出口并重转变，由引进外资为重向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并重轉变。在此基础之上，着力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并通过创新发展，推动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精尖端延伸。同时，不断创新贸易形式，积极推动外贸方式多元化，重点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业态发展。此外，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重点发展潜力大且附加值高的现代服务业，尽快形成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贸易产业。
重点二：大力推动外贸结构优化调整
重点是“三个优化”，即市场结构优化，在有效巩固传统贸易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拓展贸易网络，并积极开辟新兴市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在稳定传统商品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并全面提高“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贸易模式优化，关键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一般贸易，加快提升加工贸易，并巩固提升边境贸易，以实现不同贸易模式协调发展。
重点三：不断完善外贸政策支撑体系
核心是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首先，着力深化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管理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加快形成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兼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通关管理体制机制。其次，进一步完善财政对外贸支撑的稳定机制，并加快建立与当前外贸水平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最后，加快完善贸易摩擦协调合作机制，建立产业风险预警平台，提高应对贸易壁垒综合能力。
（金瑞庭，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一、当前我国外贸运行的主要特点
（一）出口降幅有所收窄
8月，我国出口额为1968.8亿美元，同比下降5.5%，较7月收窄2.8个百分点。同期，贸易顺差额为602.4亿美元，同比增长20.8%，较7月增加172.2亿美元。
（二）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今年以来，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呈现良好发展态势。8月，在“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6.3%的同时，集成電路、船舶和手持无线电话机“三大类”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增长6.4%、6.9%和16.9%。
（三）贸易方式更加合理
8月，我国一般贸易出口1066.7亿美元，同比下降4.1%，较7月收窄1.7个百分点，占总出口比重提高0.8个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045.6亿美元，下降9.9%。
（四）贸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今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经营活力不断得到释放。前7个月，民营企业出口56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占总出口比重44.7%。同期，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分别为1393.7亿美元和5621.3亿美元，同比下降4.3%和4.8%。
（五）贸易多元化取得新突破
前8个月，中欧贸易总额为3706.1亿美元，占我国总贸易比重14.5%，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与美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分别为3616.8亿美元和3028.4亿美元，同比增长2.1%和0.6%，分别是我国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印度、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势强劲，分别增长7.6%、11.8%、12.4%和16.1%。
（六）贸易布局趋于均衡
进入2015年，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前7个月，中西部地区出口额为212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占总出口比重16.8%。同期，东部十省市出口额为10548.9亿美元，同比下降1.2%。
（七）贸易条件显著改善
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2015年前8个月我国原油、粮食和成品油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分别增长9.8%、4.1%和24.4%，相应进口价格同比下降45.3%、38.1%和25.1%。主要大宗商品进口的“量增价跌”，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进口收益”。
二、当前我国外贸运行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从国际看，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1、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体走势分化共同导致整体复苏缓慢。对于美国而言，虽然深层次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短期内经济基础已趋向稳固且经济增长动能正在明显回升，下半年有可能恢复较强增长。受财政整顿、成员国利益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改革进度缓慢等诸多因素困扰，欧元区经济增长深陷“泥淖”，虽然1.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要恢复可持续增长依然“任重道远”。对于日本而言，持续且大规模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市场普遍认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已失败，短期内仍将呈现疲软状态。2015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困扰其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并将通过贸易和金融等渠道对贸易伙伴产生“负溢出效应”。上述主要经济体走势的分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宏观协调难度加大，并对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增长构成威胁。
2、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明显
2014年5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低，CRB指数一度从2014年度高位504.5下跌至2015年历史低点185.1，逼近1986年CRB指数推出以来的最低记录。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在较大程度上拉低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数值，并对稳定市场供应预期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从汇率市场来看，进入201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与市场即期汇率出现了较大偏离，到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23，较8月10日大幅下调1136个基点，创有史以来最大降幅。之后的8月11日到8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跳水”，共贬值4.66%。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大幅波动，在扰乱外贸企业价格市场秩序的同时，提高了合作方的“违约”风险。
3、贸易保护主义“阴魂不散”，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小觑”
近年来，随着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针对我国的“两反一保”案件数量层出不穷，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推陈出新”。据商务部统计，仅2014年，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案61起，反补贴案14起，保障措施22起，涉及金额达104.9亿美元，光伏、风力发电等高科技产品成为贸易摩擦新热点。贸易保护主义所呈现的“高频性”、“多样性”和“隐蔽性”，对我国优势贸易产品的出口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中东危机、乌克兰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缘政治动荡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出口风险明显上升。
（二）从国内看，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再生产投资意愿下降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生性”下行压力，结构性失衡和总量性矛盾并存，“三大需求”对整体经济的拉动效应趋弱，产业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压力巨大。受此影响，进出口企业再生产、补库存动力大幅下降，并在较大程度上对企业经营和劳动力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制造业而言，8月PMI指数已降至49.7%，新出口订单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也分别下降至47.7%和49.7%，均位于临界点以下。值得关注的是，8月制造业大型企业PMI指数较7月回落0.7个百分点至49.9%，为年内最低值。未来一段时间，市场需求不足所导致的投资者信心低落现象将会延续，对外贸企业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大。 2、综合成本不断上升，要素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制约下，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突出表现为环保压力的加大、能源资源的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特别是从劳动力市场来看，随着“低抚养比、高劳动力占比”人口结构优势的“褪去”，我国的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已悄然而至，主要表现为整体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目前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已超过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6倍之多。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对出口企业构成了巨大的现实压力，结果造成国际贸易市场份额的明显下滑。此外，包括汇率、融资等在内金融成本的居高不下进一步束缚了外资企业“走出去”的脚步。
3、产业创新能力亟需提升，外贸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
过去30多年，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明显提高，并获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但是，总得来看，目前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塑造、自主创新、行业标准制定以及营销网络构建等方面，大部分外贸企业与发达国家外贸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同时，高度的路径依赖加上巨大的“瀑布效应”使得我国产业发展普遍缺乏内生性“赶超动力”。其中，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的现象更加突出，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有27%，远低于发达经济体35%—40%的平均水平。
展望未来，若全球范围内不出现重大的政治经济突发事件，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经济的筑底企稳以及外贸竞争新优势行动计划的逐步实施，2016年我国外贸发展基础将得到巩固，并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
三、下一步对策建议
（一）“练好外功”，着力实施“四大举措”
举措一：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重点是努力提升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加快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提高我国外贸产品的质量、附加值和档次，推动构建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其次，从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行业标准入手，进一步提高外贸企业在生产制造、产品设计、系统集成、安全运维、应用服务等环节的能力和水平，树立全产业链竞争新优势。再次，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和修改，并推动现有“中国标准”推广与应用。此外，在进一步接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外溢的基础上，加大我国企业自主研发产品的海外推介力度，不断提升“中国智造”的品牌价值。
举措二：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重点是提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首先，在稳定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过渡。特别是要顺应现阶段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加快推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走出去”，形成一体化产业合作新链条。其次，进一步优化现有的贸易分布格局，加快建设出边出海国际大通道，探索并共同打造若干条经贸合作走廊。再次，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重要载体作用，尽快推动与沿线国家合作的经贸项目、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为全方位务实合作拓展新空间。此外，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撑下，着重梳理与沿线国家的重点经贸合作项目，选择一批基础好、有共识且易取得成效的项目作为优先推进项目，尽快取得早期收获和阶段性成果。
举措三：多管齐下打造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首先，做到主动作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重点扩大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并将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主要经验推向全国。其次，做到深根细作，在落实中澳、中韩自贸区谈判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与相关国家推进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保护、劳工保护等议题谈判。最后，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中欧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构建起立足周边国家、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大棋局。
举措四：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首先，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为原则，加强与合作国政策层面的沟通协调，建立全方位对话机制，尽快推动产能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其次，以中国—巴基斯坦，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巴西产能合作为重点，发挥各自产业互补性优势，在巩固传统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扩大非资源领域合作，以互联互通领域合作为龙头，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社会投资为突破口，打造新时期经贸合作升级版。最后，着力完善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商业运作的合作机制，重点突出市场运作，灵活运用工程承包、第三方合作、境外经贸园区等多种“出海”模式，将我国产能合作打造成对外经贸合作的“新名片”。
（二）“苦练内功”：突出抓住“三大重点”
重点一：切实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重点要“两个转变”，即由出口为重向进出口并重转变，由引进外资为重向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并重轉变。在此基础之上，着力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并通过创新发展，推动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精尖端延伸。同时，不断创新贸易形式，积极推动外贸方式多元化，重点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业态发展。此外，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重点发展潜力大且附加值高的现代服务业，尽快形成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贸易产业。
重点二：大力推动外贸结构优化调整
重点是“三个优化”，即市场结构优化，在有效巩固传统贸易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拓展贸易网络，并积极开辟新兴市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在稳定传统商品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并全面提高“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贸易模式优化，关键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一般贸易，加快提升加工贸易，并巩固提升边境贸易，以实现不同贸易模式协调发展。
重点三：不断完善外贸政策支撑体系
核心是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首先，着力深化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管理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加快形成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兼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通关管理体制机制。其次，进一步完善财政对外贸支撑的稳定机制，并加快建立与当前外贸水平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最后，加快完善贸易摩擦协调合作机制，建立产业风险预警平台，提高应对贸易壁垒综合能力。
（金瑞庭，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