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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族群的生计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总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族群文化相适应。兴蒙蒙古族乡是760余年前随元军进入并定居在云南的一个蒙古族聚居区。兴蒙人来到这里后积极地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历了由游牧民到渔民再到今天的农耕民的变迁。
关键词：兴蒙蒙古族乡；生计变迁；民族文化
一、兴蒙乡及蒙乡人的现状
兴蒙蒙古族乡是云南省唯一的蒙古族聚居乡，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杞麓湖西畔的凤山脚下。于1988年建乡，管辖中村（酿嘎）、白阁（陂过）、下村（喀之）、交椅湾（呗拔）和桃家嘴（时疵货）5个自然村，6个村民小组，共有5675人。居住着蒙古族、汉族、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瑶族、拉祜族等民族，其中蒙古族5403人，占总人口的95.2%。乡政府设在白阁村，辖区面积4.77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0.72亩；除农业外还有乡镇企业，主要是建筑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
二、蒙古族落籍云南后的变迁轨迹
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军队进攻云南，并于1279年结束了南宋的统治，在这期间及蒙古族建立元朝时期，大批蒙古族进入云南。公元1283年，曲陀关设立宣慰司都元帅府，帅府将原留守河西的蒙古军及阿帅从陕西带来的元军分为宿卫、护卫、后卫（后勤军），分别驻守在曲陀关、琉璃山、杞麓山等地，兴蒙蒙古乡便是当年驻守杞麓山的后卫留下的后裔。1368年元朝灭亡，失败的蒙古军没有退回蒙古故地，只好落籍云南，散居于全省各地，与汉族等各族人民杂居。因为在元期间，曾在兴蒙附近的曲陀关设置过都元帅府，所以现在唯有兴蒙乡的蒙古族历经760余年仍聚族而居，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小岛”，并历经了从牧民到渔民、农民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
（1）从牧民变渔民
打渔是云南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第一个适应过程，也是元亡后他们自立的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
元代由北方草原来到南疆镇守曲陀关的蒙古族同胞，一边守卫边防，一边牧马放羊。至元二十年（1283年），曲陀关元帅府在下村古城驻军、筑城，部分蒙古族军民在完颜卜花的率领下，定居杞麓山（现凤凰山）脚下。他们利用依山傍水的优势，以捕鱼捞虾来维持生活，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划船掌舵，使用各种捕鱼工具，放弃牧业，从事渔业，由牧民变成了渔民。他们最初以打渔为生，用捕来的鱼向当地其他民族换取粮食。那时，全乡男女老少都会捕鱼，为此，他们聚居地曾被称为“渔夫村”，他们被称为“三村渔夫”。遇到雨雪天，不能下湖不老便无米下锅，过着“有鱼不吃鱼、无鱼不吃饭、鱼不去米不来”的艰苦生活。
关于蒙古族打渔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比较有名是的《渔抬寺》传说：很早的时候，落藉在这里的蒙古族生活没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后来，杞麓湖上漂来了一张犀牛皮，上面站着一个老人，老人带来了两个族中的人到湖里去，指给他们看水中一座用金子铸成的房子，这房子就托在鱼背上，暗示他们到湖中去寻找谋生之路，转向渔耕。后来，他们学会了打渔，用鱼换粮，生活有了着落。当地有个民谣说：“鱼不去，米不来”。其中《渔得石》，取谐音“鱼得食”。
（2）从渔民到农民
云南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第二个适应过程，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过程，就是转入定居农耕。
元至正至明洪武（1341-1380）因通海杨广出现落水洞，致使杞麓湖的水位下降，湖水退去后，湖畔的沼泽地里长满了芦苇，又加之捕鱼捞虾受风期、水涨落、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难以谋求足够的生活资料，明中叶以后，部分蒙古族人就在湖边湖水退落处围湖造田。他们先用木棍打桩，并在桩上编上柳条把沼泽地圈围起来，然后把从湖里捞的海泥和从陆上取的土填到里边，成为田地，并向附近汉族学会了种田技术，由此农耕经济文化逐步渗透进渔猎经济文化里。
云南蒙古族从“居毡帐，逐水草”的游牧文化转为定居农耕文化的另一显著特色，是对土木建筑的擅长。在他们的口头传说和习俗中也反映了对这种新的文化的适应。鲁班在云南蒙古族心中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每年四月初二，全部男人要参加一个名为“鲁班节”的节日，凡在外乡做工的男子，无论路有多远都得赶回来。被敬奉的鲁班像，头戴瓦屋顶式帽子，被奉为“建筑元帅”，由于“家家户户敲泥刀吃饭”，因而大家都要到鲁班前磕头。在民间的传说里，甚至把鲁班说成是蒙古人，与旃檀大元帅这个通海蒙古族的祖先是同一个姓，叫“旃班”。
（3）现代多元生计
随着时代的变化，兴蒙的农渔经济模式受到了一些冲击。首先是水资源的污染，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使得兴蒙的河塘水污染严重，鱼塘里的魚卖不出去，鱼塘的收入下降，鱼塘主放弃养鱼，将鱼塘填了，改为耕地，或是建筑用地。现在兴蒙的仅剩的鱼塘主要分布在桃家嘴，以娱乐为主，养鱼为辅（一天20元，可以在池塘边钓鱼，钓到的就是自己的，一般去的是桃家嘴的老年人）。其次水田种植，成本变高，回收收益的时间久。很多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开始尝试种一些收益高的经济作物，例如，烤烟，蔬菜，甜瓜等等。产业结构趋于多样化的发展。
现在，兴蒙乡的农渔经济模式已经很少了。目前兴蒙乡形成的主要支柱产业是以甜瓜种植为主的设施农业和特色饮食业，民族文化旅游服务业将成为兴蒙乡今后的主导产业。
三、结束语
760余年前，蒙古族进入云南，定居于今天兴蒙乡的这批人为了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跳下马背，撒起渔网，操起耕犁，由传统的游牧民族变为渔猎民族再变为南方农耕民族，在自然生态环境这一大舞台上依次上演了渔猎经济文化和农耕经济文化，形成了特色的“高原蒙古族文化”。在同一个民族身上由于自然空间的转移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在这个变与不变，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向我们解读了文化生态学的深意。环境制约着人的行为，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下活动，继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又规约着在这张文化网上爬行的一个个生命体，并通过人的活动影响着环境，于是环境、人类、文化三者交互作用，循环不息。
参考文献
[1]陈鹏倩，刘敏洁.云南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以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为例[J].法治与社会，2012（7）：193-194
[2]马创.文化丧失与文化回归——云南通海县兴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3（4）：47-49
[3]聂迅.云南蒙古族的民族认同——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为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68-73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兴蒙蒙古族乡；生计变迁；民族文化
一、兴蒙乡及蒙乡人的现状
兴蒙蒙古族乡是云南省唯一的蒙古族聚居乡，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杞麓湖西畔的凤山脚下。于1988年建乡，管辖中村（酿嘎）、白阁（陂过）、下村（喀之）、交椅湾（呗拔）和桃家嘴（时疵货）5个自然村，6个村民小组，共有5675人。居住着蒙古族、汉族、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瑶族、拉祜族等民族，其中蒙古族5403人，占总人口的95.2%。乡政府设在白阁村，辖区面积4.77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0.72亩；除农业外还有乡镇企业，主要是建筑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
二、蒙古族落籍云南后的变迁轨迹
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军队进攻云南，并于1279年结束了南宋的统治，在这期间及蒙古族建立元朝时期，大批蒙古族进入云南。公元1283年，曲陀关设立宣慰司都元帅府，帅府将原留守河西的蒙古军及阿帅从陕西带来的元军分为宿卫、护卫、后卫（后勤军），分别驻守在曲陀关、琉璃山、杞麓山等地，兴蒙蒙古乡便是当年驻守杞麓山的后卫留下的后裔。1368年元朝灭亡，失败的蒙古军没有退回蒙古故地，只好落籍云南，散居于全省各地，与汉族等各族人民杂居。因为在元期间，曾在兴蒙附近的曲陀关设置过都元帅府，所以现在唯有兴蒙乡的蒙古族历经760余年仍聚族而居，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小岛”，并历经了从牧民到渔民、农民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
（1）从牧民变渔民
打渔是云南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第一个适应过程，也是元亡后他们自立的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
元代由北方草原来到南疆镇守曲陀关的蒙古族同胞，一边守卫边防，一边牧马放羊。至元二十年（1283年），曲陀关元帅府在下村古城驻军、筑城，部分蒙古族军民在完颜卜花的率领下，定居杞麓山（现凤凰山）脚下。他们利用依山傍水的优势，以捕鱼捞虾来维持生活，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划船掌舵，使用各种捕鱼工具，放弃牧业，从事渔业，由牧民变成了渔民。他们最初以打渔为生，用捕来的鱼向当地其他民族换取粮食。那时，全乡男女老少都会捕鱼，为此，他们聚居地曾被称为“渔夫村”，他们被称为“三村渔夫”。遇到雨雪天，不能下湖不老便无米下锅，过着“有鱼不吃鱼、无鱼不吃饭、鱼不去米不来”的艰苦生活。
关于蒙古族打渔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比较有名是的《渔抬寺》传说：很早的时候，落藉在这里的蒙古族生活没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后来，杞麓湖上漂来了一张犀牛皮，上面站着一个老人，老人带来了两个族中的人到湖里去，指给他们看水中一座用金子铸成的房子，这房子就托在鱼背上，暗示他们到湖中去寻找谋生之路，转向渔耕。后来，他们学会了打渔，用鱼换粮，生活有了着落。当地有个民谣说：“鱼不去，米不来”。其中《渔得石》，取谐音“鱼得食”。
（2）从渔民到农民
云南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第二个适应过程，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过程，就是转入定居农耕。
元至正至明洪武（1341-1380）因通海杨广出现落水洞，致使杞麓湖的水位下降，湖水退去后，湖畔的沼泽地里长满了芦苇，又加之捕鱼捞虾受风期、水涨落、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难以谋求足够的生活资料，明中叶以后，部分蒙古族人就在湖边湖水退落处围湖造田。他们先用木棍打桩，并在桩上编上柳条把沼泽地圈围起来，然后把从湖里捞的海泥和从陆上取的土填到里边，成为田地，并向附近汉族学会了种田技术，由此农耕经济文化逐步渗透进渔猎经济文化里。
云南蒙古族从“居毡帐，逐水草”的游牧文化转为定居农耕文化的另一显著特色，是对土木建筑的擅长。在他们的口头传说和习俗中也反映了对这种新的文化的适应。鲁班在云南蒙古族心中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每年四月初二，全部男人要参加一个名为“鲁班节”的节日，凡在外乡做工的男子，无论路有多远都得赶回来。被敬奉的鲁班像，头戴瓦屋顶式帽子，被奉为“建筑元帅”，由于“家家户户敲泥刀吃饭”，因而大家都要到鲁班前磕头。在民间的传说里，甚至把鲁班说成是蒙古人，与旃檀大元帅这个通海蒙古族的祖先是同一个姓，叫“旃班”。
（3）现代多元生计
随着时代的变化，兴蒙的农渔经济模式受到了一些冲击。首先是水资源的污染，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使得兴蒙的河塘水污染严重，鱼塘里的魚卖不出去，鱼塘的收入下降，鱼塘主放弃养鱼，将鱼塘填了，改为耕地，或是建筑用地。现在兴蒙的仅剩的鱼塘主要分布在桃家嘴，以娱乐为主，养鱼为辅（一天20元，可以在池塘边钓鱼，钓到的就是自己的，一般去的是桃家嘴的老年人）。其次水田种植，成本变高，回收收益的时间久。很多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开始尝试种一些收益高的经济作物，例如，烤烟，蔬菜，甜瓜等等。产业结构趋于多样化的发展。
现在，兴蒙乡的农渔经济模式已经很少了。目前兴蒙乡形成的主要支柱产业是以甜瓜种植为主的设施农业和特色饮食业，民族文化旅游服务业将成为兴蒙乡今后的主导产业。
三、结束语
760余年前，蒙古族进入云南，定居于今天兴蒙乡的这批人为了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跳下马背，撒起渔网，操起耕犁，由传统的游牧民族变为渔猎民族再变为南方农耕民族，在自然生态环境这一大舞台上依次上演了渔猎经济文化和农耕经济文化，形成了特色的“高原蒙古族文化”。在同一个民族身上由于自然空间的转移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在这个变与不变，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向我们解读了文化生态学的深意。环境制约着人的行为，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下活动，继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又规约着在这张文化网上爬行的一个个生命体，并通过人的活动影响着环境，于是环境、人类、文化三者交互作用，循环不息。
参考文献
[1]陈鹏倩，刘敏洁.云南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以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为例[J].法治与社会，2012（7）：193-194
[2]马创.文化丧失与文化回归——云南通海县兴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3（4）：47-49
[3]聂迅.云南蒙古族的民族认同——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为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68-73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