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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马英九在台北市举办的“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特展”上发表讲话,称日本还没有把钓鱼岛归还中国,“领土主权一寸不能让”,言语间显露出对日的强硬立场。然而,马当局又多次宣示“不会与中国大陆联手保钓”,让其所谓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决心不啻一句空话。实际上,马英九实施的对日政策是:在向日本展现强硬姿态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日本,以求在平衡各方中最大限度地为台湾谋取利益。如何看待马英九的对日政策?
展示强硬立场
今年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纪念日,目前又恰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冒天下之大不韪”解禁集体自卫权,大陆举办了各种活动,高规格纪念抗日战争,并指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回潮的危险,台湾亦举办了这次纪念活动,马英九在讲话中称,“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虽然透过渔业协定,让台湾渔民权利受到保障”,但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会让步。但我们注意到,除台北市的官方活动外,台湾当局并未举办特别纪念活动,马英九也只是通过讲话展现其一贯的强便立场,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保持了沉默。这种做法延续了马英九对日政策“硬中带软”的一贯风格。
马英九上台以来的对日政策不同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李扁时期,台湾对日本一向“卑躬屈膝”,丧失民族气节。马英九上台以后明显不同。2008年6月,日本在钓鱼岛附近撞沉了台湾的“联合”号海钓船,马当局做出了空前强烈的反应。台湾的“和星”号舰艇被派往钓鱼岛附近,时任“驻日代表”许世楷因其“亲日”立场而被撤职,“行政院长”刘兆玄甚至宣称“不惜一战”。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马英九一再表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分割”。针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马英九称,这为东亚区域安全种下了不安定的因子,“难以理解,何止失望”。对大陆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马当局也没有像日本希望的那样大声抗议。今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部分文物赴日本参展,但马当局发现日本的宣传海报上未标“国立”二字,于是不惜以撤展相威胁,最终迫使日本让步。
马英九对日展示强硬,与其个人的“反日”理念有关。与受到“皇民化”教育、视日本为祖国的李登辉不同,马英九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待台日关系。因此,在钓鱼岛归属、日本侵略历史等原则问题上,马英九一向态度鲜明、毫不妥协。
两岸关系改善使得台湾对日安全需求下降。李登辉、陈水扁为了推行“台独”活动,竭力拉拢日本对抗大陆,实行“连日抗中”战略,因此只能不断讨好日本,致使台湾在台日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大力呼吁两岸“外交休兵”,积极寻求两岸“和平共荣之道”。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和解,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台湾在战略上不再需要借助日本对抗大陆,对日本的安全需求骤然下降。由于减少了后顾之忧,马英九敢于对日本做出强硬姿态。
中日对立的升级使得马当局从对日强硬中获利。近年来,大陆快速崛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日本国力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双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日本把大陆的崛起看作是一种“威胁”,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挑衅大陆,特别是2012年上演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导致中日关系陷入紧张对峙之中。这种情况使得台日关系有所翻转。为防止两岸或明或暗地联手,日本采取“联台制华”战略,反过来极力拉拢台湾。这使得马当局在对日关系上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性,从而谋取到原来所没有的利益,《台日渔业协议》的签订就是明显一例。台湾从1996年就与日本进行渔业谈判,但历经16次谈判都无果而终。在中日对峙的形势下,马当局再次强烈要求举行渔业谈判,并屡次进行“保钓”护航行动,隐然形成两岸联手之势。这迫使日本在渔权问题上做出让步,2013年4月与台湾签署“渔业协议”,台湾渔船的作业范围据此扩大了1400平方海里(约4530平方公里)。
仍然“留有余地”
但是马英九的对日政策并非“强硬到底”,而是“留有余地”,不断采取各种柔软手段维护双边关系。
“联合”号事件发生后,马英九多次表示,自己不是“反日派”,而是“知日派”、“友日派”,并强调两岸关系的改善不会影响台日关系。马英九还选派亲近人士冯寄台出任“驻日代表”,以显示对日关系的重视。2008年9月,马英九提出台日之间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为新形势下的台日关系重新定位,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台日之间的互信。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台湾对日本的捐款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高居第一位,使得日本对马当局的印象大为改观,有效地拉近了双方的距离。针对钓鱼岛争端,马当局虽然表示“主权不可分割”,但又表示“资源可以共享”,留下了回旋余地。
马英九在对日政策上“留有余地”,是由台日关系的固有格局决定的,同时也受到民进党和美国因素的制约。
“日强台弱”是双方关系的基本格局,台湾总体上更加需要日本。从经济上来看,日本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而台湾只是日本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台湾更加重要。2011年台日签订“投资协议”,岛内舆论激动不已,称这是台日“断交”30余年来最重大的成就,而这对日本来说不过是很普通的一个协议。由于台湾受到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双方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社会存在浓厚的“日本情结”;而日本社会的“台湾情结”远不及台湾来得强烈。从对外交往上来说,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的第二重要的交往对象。2009年,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指出,“亲美”、“友日”、“和中”是台湾对外政策三大目标,这几乎已成为岛内的“共识”;而台湾只是日本众多交往对象中的一个,份量差距很大。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台湾必须与日本维持良好关系。
民进党虽然在与大陆的交往中一再强调“尊严、对等”,但遇到日本就“矮半截”,多次批评马英九的对日政策过于强硬,不够“媚日”。“联合”号事件后,民进党大肆批评马英九“感情用事”,破坏与传统盟友的关系。针对台北故宫文物的“国立”风波,民进党批评马当局“伤害台日关系、让中国得利”。当前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绿营媒体《自由时报》竟沾沾自喜地宣称:“安倍内阁恢复集体自卫权,台湾若遭攻击,日可出兵相救”;“新台湾国策智库”甚至鼓吹日本应效仿美国尽快制定“台湾关系法”。在这种氛围和压力之下,马当局对日政策也只能严守分寸,不敢过于强硬。
美国一直把遏制大陆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近年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引导下,积极拉拢日本和台湾对华进行战略包围。美国当然不希望台湾与大陆走得过近,与日本过于疏远,从而破坏对华整体围堵态势。再者,美日同盟仍然主导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实力强大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台湾虽然在安全问题转向美国,但仍然必须借助“近在咫尺”的日本,这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必然选择。因此,马当局不会、也不敢与日本进行硬碰硬的对抗。
长远来看终究“短多长空”
当前亚太地区的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变动,虽然中国一再承诺和平崛起,并希望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依然对中国采取敌视行动,日本则直接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不是坚定地维护两岸的共同利益,而是在大陆与美、日之间投机取巧、维持平衡。在对日政策上,马当局一方面借助大陆施压日本,谋取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惟美国马首是瞻,默认日本的一系列危险行径。这种做法虽然使台湾得到了蝇头小利,但从长远来看,终究是“短多长空”。马英九希望台湾的“和平长期化、永续化”,然而亚太地区一旦发生冲突,台湾将难以置身事外,甚至最先遭到波及。当年美国把钓鱼岛私相授受给日本,就根本没有顾忌台湾的利益,将来一旦大陆受到遏制,台湾所谓的“渔权”也会化为泡影。因此,只有两岸联合、一致对外,共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马当局的正确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展示强硬立场
今年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纪念日,目前又恰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冒天下之大不韪”解禁集体自卫权,大陆举办了各种活动,高规格纪念抗日战争,并指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回潮的危险,台湾亦举办了这次纪念活动,马英九在讲话中称,“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虽然透过渔业协定,让台湾渔民权利受到保障”,但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会让步。但我们注意到,除台北市的官方活动外,台湾当局并未举办特别纪念活动,马英九也只是通过讲话展现其一贯的强便立场,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保持了沉默。这种做法延续了马英九对日政策“硬中带软”的一贯风格。
马英九上台以来的对日政策不同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李扁时期,台湾对日本一向“卑躬屈膝”,丧失民族气节。马英九上台以后明显不同。2008年6月,日本在钓鱼岛附近撞沉了台湾的“联合”号海钓船,马当局做出了空前强烈的反应。台湾的“和星”号舰艇被派往钓鱼岛附近,时任“驻日代表”许世楷因其“亲日”立场而被撤职,“行政院长”刘兆玄甚至宣称“不惜一战”。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马英九一再表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分割”。针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马英九称,这为东亚区域安全种下了不安定的因子,“难以理解,何止失望”。对大陆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马当局也没有像日本希望的那样大声抗议。今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部分文物赴日本参展,但马当局发现日本的宣传海报上未标“国立”二字,于是不惜以撤展相威胁,最终迫使日本让步。
马英九对日展示强硬,与其个人的“反日”理念有关。与受到“皇民化”教育、视日本为祖国的李登辉不同,马英九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待台日关系。因此,在钓鱼岛归属、日本侵略历史等原则问题上,马英九一向态度鲜明、毫不妥协。
两岸关系改善使得台湾对日安全需求下降。李登辉、陈水扁为了推行“台独”活动,竭力拉拢日本对抗大陆,实行“连日抗中”战略,因此只能不断讨好日本,致使台湾在台日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大力呼吁两岸“外交休兵”,积极寻求两岸“和平共荣之道”。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和解,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台湾在战略上不再需要借助日本对抗大陆,对日本的安全需求骤然下降。由于减少了后顾之忧,马英九敢于对日本做出强硬姿态。
中日对立的升级使得马当局从对日强硬中获利。近年来,大陆快速崛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日本国力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双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日本把大陆的崛起看作是一种“威胁”,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挑衅大陆,特别是2012年上演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导致中日关系陷入紧张对峙之中。这种情况使得台日关系有所翻转。为防止两岸或明或暗地联手,日本采取“联台制华”战略,反过来极力拉拢台湾。这使得马当局在对日关系上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性,从而谋取到原来所没有的利益,《台日渔业协议》的签订就是明显一例。台湾从1996年就与日本进行渔业谈判,但历经16次谈判都无果而终。在中日对峙的形势下,马当局再次强烈要求举行渔业谈判,并屡次进行“保钓”护航行动,隐然形成两岸联手之势。这迫使日本在渔权问题上做出让步,2013年4月与台湾签署“渔业协议”,台湾渔船的作业范围据此扩大了1400平方海里(约4530平方公里)。
仍然“留有余地”
但是马英九的对日政策并非“强硬到底”,而是“留有余地”,不断采取各种柔软手段维护双边关系。
“联合”号事件发生后,马英九多次表示,自己不是“反日派”,而是“知日派”、“友日派”,并强调两岸关系的改善不会影响台日关系。马英九还选派亲近人士冯寄台出任“驻日代表”,以显示对日关系的重视。2008年9月,马英九提出台日之间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为新形势下的台日关系重新定位,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台日之间的互信。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台湾对日本的捐款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高居第一位,使得日本对马当局的印象大为改观,有效地拉近了双方的距离。针对钓鱼岛争端,马当局虽然表示“主权不可分割”,但又表示“资源可以共享”,留下了回旋余地。
马英九在对日政策上“留有余地”,是由台日关系的固有格局决定的,同时也受到民进党和美国因素的制约。
“日强台弱”是双方关系的基本格局,台湾总体上更加需要日本。从经济上来看,日本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而台湾只是日本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台湾更加重要。2011年台日签订“投资协议”,岛内舆论激动不已,称这是台日“断交”30余年来最重大的成就,而这对日本来说不过是很普通的一个协议。由于台湾受到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双方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社会存在浓厚的“日本情结”;而日本社会的“台湾情结”远不及台湾来得强烈。从对外交往上来说,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的第二重要的交往对象。2009年,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指出,“亲美”、“友日”、“和中”是台湾对外政策三大目标,这几乎已成为岛内的“共识”;而台湾只是日本众多交往对象中的一个,份量差距很大。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台湾必须与日本维持良好关系。
民进党虽然在与大陆的交往中一再强调“尊严、对等”,但遇到日本就“矮半截”,多次批评马英九的对日政策过于强硬,不够“媚日”。“联合”号事件后,民进党大肆批评马英九“感情用事”,破坏与传统盟友的关系。针对台北故宫文物的“国立”风波,民进党批评马当局“伤害台日关系、让中国得利”。当前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绿营媒体《自由时报》竟沾沾自喜地宣称:“安倍内阁恢复集体自卫权,台湾若遭攻击,日可出兵相救”;“新台湾国策智库”甚至鼓吹日本应效仿美国尽快制定“台湾关系法”。在这种氛围和压力之下,马当局对日政策也只能严守分寸,不敢过于强硬。
美国一直把遏制大陆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近年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引导下,积极拉拢日本和台湾对华进行战略包围。美国当然不希望台湾与大陆走得过近,与日本过于疏远,从而破坏对华整体围堵态势。再者,美日同盟仍然主导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实力强大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台湾虽然在安全问题转向美国,但仍然必须借助“近在咫尺”的日本,这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必然选择。因此,马当局不会、也不敢与日本进行硬碰硬的对抗。
长远来看终究“短多长空”
当前亚太地区的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变动,虽然中国一再承诺和平崛起,并希望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依然对中国采取敌视行动,日本则直接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不是坚定地维护两岸的共同利益,而是在大陆与美、日之间投机取巧、维持平衡。在对日政策上,马当局一方面借助大陆施压日本,谋取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惟美国马首是瞻,默认日本的一系列危险行径。这种做法虽然使台湾得到了蝇头小利,但从长远来看,终究是“短多长空”。马英九希望台湾的“和平长期化、永续化”,然而亚太地区一旦发生冲突,台湾将难以置身事外,甚至最先遭到波及。当年美国把钓鱼岛私相授受给日本,就根本没有顾忌台湾的利益,将来一旦大陆受到遏制,台湾所谓的“渔权”也会化为泡影。因此,只有两岸联合、一致对外,共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马当局的正确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