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４５年，当时还隶属于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威尼斯，诞生了欧洲第一家公开的街头咖啡馆，品尝者坐在彩色大伞下，目不暇接地欣赏着水上穿梭的刚多拉（威尼斯游船），成为新开辟的水域一景。紧随其后的是巴黎和维也纳，轻松浪漫的法兰西情调和温文尔雅的奥地利式带有文人风格的咖啡馆，与其遥相对应，成为以后欧洲咖啡馆两大潮流的先导。
　　不久，其他的新兴商业港口城市如马赛、利物浦、汉堡、安特卫普、里斯本等地的咖啡馆像雨后春笋般建了起来，在短短的数十年内，从奥斯曼帝国创办的带有土其耳风格的简陋的咖啡馆，很快发展成为高雅舒适、铺着地毯和悬挂着水晶吊灯纯欧洲式咖啡馆。接着它就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聚集的中心。
　　咖啡馆使原来上层社会封闭的沙龙生活走上了街头，在许多城市，它曾是欧洲市民可以自由聚会的公共社交场所，人们在这里看报、辩论、玩牌、打桌球、听音乐、组建各种社会团体。它成了雄心勃勃的共和党人的政治沙龙，启蒙主义信徒传播激进思想和文化上的“芬尼大学”，自由报界新闻来源的俱乐部，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相会的乐土。
　　到了１８世纪初期，仅在伦敦一地，就有近３０００家咖啡馆，许多政客把咖啡馆看做是宣传他们观点的好地方，这就为日后欧洲很多国家的多党政治奠定了基础。席卷欧洲各大城市的共和革命的狂热浪潮，不少也是从咖啡馆开始的，从崇尚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卢梭、伏尔泰和鼓吹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先驱雅各宾党人，都有自己固定聚会的咖啡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拥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咖啡馆”，都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扮演了作为民主政治前身的“大众议会”的角色。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以批判风格著称的作家巴尔扎克，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先锋派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卡夫卡、勋伯格、毕加索、布莱希特，直至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等一连串大人物，都与咖啡桌有着不解之缘，也就是这些不朽的大知识分子谱写了咖啡桌上的欧洲文化发展史。
　　巴黎和维也纳的“咖啡馆作家”，几乎在咖啡馆度过了他们的整个文学生涯。当时的作家大都生活拮据，家中没有一间可供写作的书房，所以把咖啡馆当作了办公室，每天以固定的时间在咖啡馆内进行写作活动，和同行们相聚讨论文学、哲学、音乐和文艺批评等，同时也展开激烈的不同政治观点的辩论。此外，他们还跟常来咖啡馆的出版商和报刊的编辑洽谈稿约和合同。巴尔扎克说：“咖啡馆是作家的生活中心和文学基地，也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地方，一踏出咖啡馆，我的灵感也会随之而去。”１８世纪不少欧洲文坛上的名篇巨著，并不是在紧闭的书房里，而是长年累月在文友汇集的咖啡桌上写成的。他们几乎总是在午夜关门时自己把椅子放到桌子上去的最后一批客人，有时还结群再去一个关门较晚的咖啡馆，直到第二天清晨早报上市后才慢慢回家。
　　巴黎的许多小咖啡馆都在行人道上设摊以招徕顾客。巴黎有不少街道都有两层行人道，外行人道和内行人道，中间是一条种满花草的供行人休憩的绿化地带。外行人道供人走，咖啡馆只要按月向市政当局交纳一笔租金，就可占用门口的一块内行人道，让顾客坐在大伞下喝咖啡，变成了巴黎市民休憩和交际场所。
　　对那些咖啡馆的常客来讲，到咖啡馆去不仅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场所，各种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特定咖啡馆，如“绅士咖啡馆”、“画家咖啡馆”、“记者咖啡馆”、“大学生咖啡馆”、“议员咖啡馆”、“工人咖啡馆”和“演员咖啡馆”等，各种不同政治色彩团体的咖啡馆，例如在英国，拥护保守党的咖啡馆就有上百家之多。
　　法国人有一种传统说法，要人换一个咖啡馆也许要比使人换一种宗教信仰还要难。法国人不仅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咖啡馆，连来咖啡馆的时间和坐在哪张咖啡桌上的习惯也是固定不变的。这当然和咖啡馆老板的“公关手段”也有一定的关系。顾客一进门，不用打招呼，熟知自己常客脾气和嗜好的老侍应生就会端来他最喜欢喝的那种咖啡，配上一盘特色点心，甚至还会随手带来他最爱看的报刊，这就是一个正宗咖啡馆的特色。
　　诚如许多巴黎市民所说的那样：咖啡馆是巴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条不可缺少的大动脉，少了它，巴黎就成为一个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的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