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谢作诗（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
　　邵慰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国民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亲戚是张保险单
　　在古代，人们缺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融中介又不发达，因此通过家庭内成员相互保险，以抵御不确定性便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从保险的角度讲，家庭内成员越多，就越能减少非系统性风险。在日常生活中和堂表兄弟联系得越紧密，就越能在突发事件或一家无力承担的事情上得到援助。亲属关系于是成为一张防备危机和困难的保险单。
　　同时古代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低，人们也需要大家庭来实现教育成本的分担。而在一个相对静止的农业社会，老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对于年轻人具有重要意义，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可以实现知识从老一代向子女的传递。故古人不但重视大家庭，也重视家族内部的合作。宗族在个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根源就在于以血缘为核心的互保和知识传递。
　　大家庭高成本
　　但是，以家庭和亲情来实现的知识传递和保险分担是有巨大代价的。首先是对个人偏好的牺牲。个人需要有差异，大家庭生活势必要抑制个性和个人需求。其次，财产私有是天性使然，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无分彼此，暗斗明争在所难免。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血缘关系复杂化，偏好差异凸显，偷懒和渎职行为增加，管理成本急剧上升，这给管理大家庭带来很大困难。相传唐高宗问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家族负责人张公艺治家之道，张公艺老泪横流说不出话，只是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大家庭管理成本之高，可见一斑。
　　不难理解，古代社会一定会形成一些道德规范，来降低家庭内部的协调费用。主要有：以孝道协调代际关系，以悌道协调同辈间的横向关系，以夫妇之道协调夫妻关系。礼仪、道德、宗教都赞同对父亲意志的完全顺从；对女性从小就灌输三从四德的思想，以降低她嫁入婆家后与新家庭成员间分工合作的成本；为防止妻妾不和，不嫉妒被誉为女性的美德，而不听妇人言被誉为男性的美德……
　　由于父母对子女具有利他主义的天性，一般能从家庭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生产和分配中保持诸兄弟间的相对公平，因此以父母作为家庭的最终决策者降低了家庭内的交易成本。但到父母年老无法承担协调沟通，尤其是父母去世后，兄弟间的分工和产品分配缺乏一个强制执行的第三方，协调成本便急剧增加，已婚的兄弟就很难维持一个大家庭。
　　走向核心家庭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学校教育等制度的逐渐建立，养老、医疗保险以及教育从家庭和家族转移到国家和社会层面，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规模经济。市场保险是建立在千百万个家庭基础之上的，它可以对火灾、死亡、老年人、病人以及其他灾难提供任何单个家庭都无法比拟的有效保护。学校教育替代家庭教育，社会养老替代家庭养老，司法制度替代家庭司法，个人对家庭和家族的依赖降低，堂表兄弟间关系的削弱正是这种功能替代的生动表现。
　　另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了，家族成员很难在一起工作生活，偷懒和存私房钱等行为就不容易得到监督。随着妇女参与工作程度和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过去用来降低家庭内协调费用的种种道德规范也越来越难以被接受。家族不仅不再对关于监管和控制其成员感兴趣，而且也没有能力再来管理这类事情了。
　　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家庭经历着从扩大型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即亲属团体的解体和核心家庭体制的出现。在新体制下，核心家庭的成员摆脱了对远亲的义务，而配偶间的义务得到了强调。堂表兄弟姐妹间联系的减少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而已。亲戚间虽然还有一些亲情依赖，但也更多地强调权责分明、契约关系、公平合作等。现代工业经济替代传统农业经济，公民世界替代了堂表兄弟世界。
　　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上海人口家庭户特征情况显示：2010年上海家庭户平均人数为2.5人，比2000年减少0.3人。2010年上海家庭户数为825.33万户，占全市总户数的92.8％，比2000年增加了295.42万户，增长55.7％，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为3.4％。长期以来，上海家庭户的户规模不断缩小，由1949年的户均4.9人缩减到2010年的2.5人。
　　80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戚关系的淡化，并非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大家族、重亲情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工业经济时代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深深地改变着社会关系。由于传统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声誉机制能够有效协调人们的活动，伦理治国于是成为一种经济的治理模式。但工业社会是生人社会，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再存在，法治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80后们强调权责分明、讲究契约、公平合作等等，正是工业社会法治重要性的外在表现。W
　　本栏责编／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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