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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就是广场文化，因为要让全国几亿的观众有共鸣”
赵麟：我喜欢春晚这个挑战
2013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14年春晚主创团队名单，聘冯小刚为总导演，总政歌舞团作曲赵麟为副总导演、音乐节目总监。冯小刚在随后的致辞中表示，“我会从观众的角度、观众的好恶选节目。观众最反感虚假、空洞，我们会着力解决这个问题。‘真诚、温暖、振奋、好玩’，是我们的八字方针。”
转眼4个月过去了，春晚节目的筛选进行得如火如荼，赵麟在忙着《度》的同时，还要一直思考春晚的音乐类节目，他说：“现在都很顺利，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非同一般，如果说音乐会是便当性的，那么春晚就是广场文化。因为要让全国几亿的观众有共鸣，不管是朴实的情感还是探索新的方向，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看到新的东西，让大家在新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对下一年有新的期望。”
“做一台与众不同的春晚”
这是赵麟第一次和春节联欢晚会接上线，用他的话说，首先自己和冯小刚导演有过合作，冯导对他的印象不错，再有就是自己的平台很好——总政歌舞团。
2000年，赵麟和冯小刚就有过合作，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一声叹息》。2013年，他们再次合作的电影是《1942》。“《1942》的音乐大部分是我父亲赵季平在做，我主要负责编曲还有辅助他。因为父亲后阶段身体不太好，就回去休息，所以收尾工作是我来完成的，那个时候跟小刚导演交流得比较多。”赵麟说，“他工作的风格比较开放，他会跟你先说自己要的是什么，给你一个他想要的方向，然后你去做就可以了，比较自由宽松的，我认为这种环境反倒会出好作品。”
而对于自己在总政歌舞团的工作，赵麟说最感谢的还是时任团长彭丽媛。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3周年献礼，2010年，总政歌舞团创作了大型红色经典舞剧《铁道游击队》。
虽然总政歌舞团有着强大的作曲团队，但赵麟和父亲赵季平作为“外援”还是进入了这个团队，而他们创作的音乐最终成为舞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广受好评。
因为《铁道游击队》的优秀表现，因为一直以来就有的军人情怀，因为想在意志品格上进一步得到锻炼，赵麟选择了从军，走进总政歌舞团。
“进入总政后，我的改变确实很大。自己身上社会的闲散劲儿少了，多了一份责任感，更多了一份集体荣誉感，我的一言一行所代表的不单单只是我个人，所以需要谨言慎行，这对于我来说是本质上的变化。”赵麟说。
因为之前有过愉快的合作，这次冯小刚在第一时间邀请赵麟加入自己的春晚团队，担任音乐总监，赵麟一口就应了下来。他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他也想看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做音乐，赵麟喜欢创新，做晚会自然也是这样，“我们希望做出一台与众不同的春晚，就像冯导说的，‘我对春晚的改变只有百分之二十，春晚对我的改变是百分之百’。我们在开会之前，就提出了很多想法，后来才发现之前的团队都做出过类似的尝试，其实，你静下心来看历届春晚的一些作品，不掺杂任何感情，很多作品都挺好的。但放在春晚的舞台上，观众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期待值不一样。这项工作必须做得极其完美，才可以‘端’出来给大家看，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会尽全力做春晚”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流行歌曲，几乎一半“首唱”春节联欢晚会。1983年第一届春节晚会李谷一的《乡恋》飘进了千家万户，第二年，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和《外婆的澎湖湾》也广为流传，后来的《鲁冰花》、《思念》、《涛声依旧》、《相约1998》……都成为经典之作。
但是近年来，春晚似乎不再盛产好听的歌曲了。晚会结束，观众们津津乐道的是小品中的哪几句话会成为今年的经典语录，哪几个动作会成为“喜剧代言”，却没有几个人会哼唱春晚舞台上的新歌。
春晚歌曲不能传唱有很多原因，其中关键就是新人新作少。赵麟说：“最近几年大家能感觉到没什么好的歌，这和现在的大环境有关系，很少有人踏踏实实坐下来，不带功利心地去写一首歌，很多人想的是挣钱，想的是出名，我们现在征集作品特别难。”赵麟说，“现在是一个变化的时期，不光体制，文艺思想、文艺理念都在改变，‘大晚会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贴近群众’。你的音乐你的歌词，必须是大家想说的话，绝对不能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春晚的受众面大，就有责任让老百姓看到好东西，正能量的东西，这也是需要我们去琢磨的。我也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应该尝试写一首新歌。”
之前，有参与春晚的导演透露，会有很多的“人情条”通过各个渠道递到晚会导演的手中，赵麟说这样的条自己一张没有收到过。如今，春晚音乐类节目已经定下了三分之一，随着日子的临近还会精挑细选，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推荐上来的每一首都会认真听，听完后他会思考这首歌谁来演唱最为合适，在包装上是否还有改进的可能，曲、词上能否再改进，之后就会把一些歌送到总导演冯小刚那里，冯小刚每一首歌都会认真地听，“毕竟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作为大导演的冯小刚具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力。”
赵麟说：“导演有自己的标准，他的感悟更亲民一些，特别平和，他的音乐气质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会提醒要照顾更多的观众群。当然他有自己的音乐情怀，对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怀旧情怀，可能这些作品对他的成长有影响，我想这些在最后的舞台上会有所表现。”
“如果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什么样的结果会让您对这一阶段的工作感到认可？”
“只要说不错，我就感觉行了。想让所有人都说真棒，我认为不可能，因为艺术作品众口难调，南北方文化就有差异，我们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再加上现在的‘评论家’特别多，遇到一些批评建议我都会虚心地接受、会思考，更会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压力不会特别大，毕竟这个团队水准还是很高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创作《度》这部作品是希望大家追求梦想的初心不改，追逐幸福的勇气不变”
《度》“人性与神性的对话”
11月3日，由指挥家余隆执棒，世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中国笙演奏家吴彤和乐团合作演奏的大提琴与笙的协奏曲《度》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全球首演。这也是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联合委约赵麟创作的全新作品。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三个交响乐团的联合委约创作，马友友和吴彤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总监余隆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整个创作过程非常宽松，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拓展。《度》这首作品对于大提琴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马友友的演奏准确地表达了音乐的情感内涵。他的那种对音乐、对文化的深层理解，使得这首作品有如与观众进行心灵的对话。”赵麟说，“我们的民族音乐家吴彤的演奏非常棒，我甚至开玩笑地说，《度》只要带上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奏响。”
琴笙和鸣，缘起马友友
马友友是赵麟一直以来都非常欣赏的音乐家，《度》也不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早在2004年，他就在马友友的邀请下飞到纽约，为他的新丝绸之路乐团进行创作，而两个人的牵线人就是吴彤。在马友友的专辑《ENCHANTMENT》中，有三首赵麟的作品，其实原本只有两首，另外一首是个颇富戏剧性的“意外”。
“那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熟，在美国的一个上午，我们遇见了，他希望我做一个哈萨克族的《燕子》的大提琴版本，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下午，这对很多作曲家来说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我是那种看着他的眼神，就无法拒绝的人。”赵麟拿起纸笔坐在纽约录音棚的窗台上，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创作。马友友见他这么快交稿，颇有些惊讶。“但是，进棚录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就把这个曲子临时放进了专辑，更想不到的是，这首曲子成了他们丝路乐团巡演时的保留曲目。”赵麟笑着说。
这样的突然“袭击”，马友友在上海又和赵麟玩了一次，颇有些屡试不爽的味道。这些在旁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到赵麟这儿，总是信手拈来。引得马友友都开起了玩笑，“以后巡演只要把你带上，我就总能有创新了。”虽然只是一个玩笑，但是作为多座格莱美奖的获得者，马友友当然知道，这样的即兴创作绝不是两三个小时的功夫，而是需要多少年的积累，才能在短时间内“拿”得出来。
赵麟说：“这些作品一直在我脑子里，只是改编了一下。否则那么短的时间，在没有钢琴的情况下，凭空去写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赏马友友，愿意为他奉献我的能量，他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帮助是不遗余力的。不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各地有才华的年轻人，他都愿意帮助，在这点上，他已经超越了艺术家自身。”
《度》，其实也是一个“意外”，一个饭局上的“意外”。
三年前，马友友在中国演出，赵麟攒了个“局”，余隆、吴彤都来了。席上，马友友对赵麟说：“你这么喜欢创新，为什么不写一个大提琴和笙的协奏曲，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必定别有一番风味。”
对于这样的建议，赵麟很乐意尝试。对于东西方乐器的“混搭”，他并不陌生，当年马友友丝路乐团的所有乐曲都是东西方乐器混合在一起的，中国的琵琶、笙，日本的尺八，印度的鼓……应有尽有，他喜欢这样的挑战，当即应承了下来。看到赵麟表态，指挥家余隆当即表示，由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联合委约这一作品，内容题材不限。
余隆认为，要想成功向西方听众传播中国音乐，就必须用他们最为熟悉也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就是交响乐。选择马友友作为《度》全球首演的表演者，一是他独特的华人身份，更能诠释作品的“中式内涵”，同时也希望借助他的国际声誉，建立一个将中国音乐推向世界的平台。或许，就连余隆也没有想到，《度》在上海首演之后，就接到外国乐团的邀请，希望他们去演出。
当大提琴遇到笙
创作这样一部音乐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赵麟读过丝绸之路的文献和资料，倘若只是停留在对地域景色的再现，显然又将落入俗套，他希望更多地从人文视角去叙述，这样才会触及到人们的内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想到了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这和我是西安人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玄奘是从那里出发的，我找来译本、文言本、白话对照本，我整整读了一年。这本书写的是玄奘对自己的理想不懈追求的过程，他的那种对信念的坚持让我感动，所以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洗礼的过程。”赵麟说。
而后，赵麟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去思考，想着如何将哲学融入音乐，将最复杂的哲思化作最简单的乐符。准备好后，今年3月动笔，三个月后完工。作品延续了赵麟的一贯特点：专注于音乐本身的表现力，力图用最纯粹的音乐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没有追求过于现代的写作技法，旋律和风格都趋向传统，但在配器与和声的设计上则运用不少新颖的手法。
作品最终选择了《度》这个拥有多重意思的名字，除了从此岸到彼岸的佛学涵义，还有大提琴与笙的平衡，更是二重奏的意思，因为这首作品的英文名称就叫《DUO》，这也是二重奏的英文。在赵麟的音乐世界里，大提琴与笙代表着不同的两面性，大提琴代表着人性，而笙代表着神性，如歌如泣的大提琴是赵麟最喜欢的乐器，他的妈妈就是一位大提琴手；而笙是具有3000年历史的乐器，古时候经常出现在庙堂和祭祀祖先的场合，有一种神韵。在《度》中，两者相互辉映，如果说笙起着引导作用，那么大提琴就是在诉说。
作品分为相、喜、悟三个乐章，三个乐章各有特点，“相”就是相信，玄奘大师走在环境险恶的戈壁中，他有着坚定的信念，没有什么能阻碍他前进的脚步，一切皆为虚幻；“喜”是转折，从追求想要的到最终收获的心情，是一种欣喜的状态；而“悟”就是顿悟，这里面表达的就是唐玄奘书中的一个故事，玄奘路途中听人说前面有一个山洞，有高僧在那里印下自己的影子，玄奘也去了那个山洞，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于是他打坐七天七夜调整心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这个乐章里，竖琴的音型和弦乐的乐声就像宇宙恒定的声音。这是赵麟通过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解读，对唐玄奘坚韧不拔信念的感触和表达。 “与一般作品气势磅礴的结尾不同，我们的最后一个乐章是比较安静的，这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一般来说协奏曲都希望把最热闹的部分放在最后，给大家一个辉煌的结束，在气势上镇住人，这一次我反其道而行，这样的一个弱结束就是希望挑战观众的接受力。友友在拉完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大概持续了10秒钟，弓是不放的，就像定住了一样，这正是友友对我作品的一个理解。也只有他能把这种气场驾驭得住，维持得住，让大家持续在这种状态中。”赵麟说，“马友友对这个作品的帮助功不可没，他的演绎，吴彤的演绎，让观众能感受到作品是从心灵里面出来的。”
“我最喜欢最后一个乐章，‘悟’里面有一个固定的音型一直在保持，这种音型的保持，就像一个定理一样一直在循环，所有周围的感受最后都在这个定理上摇摆，起伏不定，就像脑电波，看到大脑在思考，一会儿这儿亮了，一会儿那儿亮了。音乐也会这样，总是会有不同的想法出现，或许这就是发散性思维。”马友友认为，“《度》引导我们想象以前的年代，给我们一种代入感，了解他的思想、那个时代的思想。如此美丽，将复杂的哲思寓于简单的音乐语言之中，不炫技、不夸耀，而是给听的人找到一条‘感同身受’的途径，去进入千年前西行僧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执着与信仰。”
赵麟说，创作《度》这部作品是希望大家追求梦想的初心不改，追逐幸福的勇气不变。但它并不是一张考卷，所以没有标准答案来解读，而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心境去领悟、意会，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位，在听完这场音乐之后能留下一点独特的记忆，甚至在多年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想起，这样就够了。
“音乐也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音”
对话赵麟——“我的生活从未离开过音乐”
《中华儿女》：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
赵麟：我的生活从未离开过音乐。小时候，父亲是乐队的指挥，母亲拉大提琴，他们去演出的时候我没地儿去，只能在戏园里呆着，天天听秦腔，所以秦腔的音乐元素就一直在我的弦乐里面，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得上，这是流淌在我血液中的。音乐也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音，我的朋友说，‘你的音乐是没吃过羊肉泡馍的人写不出来的’，我从小在回民区长大，这样的文化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包括音调。
《中华儿女》：您进入音乐界，很多人不知道您的名字，会直接介绍说这是赵季平的儿子，对此，您会反感吗？
赵麟：不会，我本来就是赵季平的儿子，这样的一层关系让我得到了更多的机会，父亲对我的支持使我受益最大。初二时，我开始写一些小歌，爸爸就想办法让我的歌从纸上变成录音。当你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的时候，你就会真的爱上这个行业。后来爸爸来北京录音，我都跟着他，拿着他的谱子去听实际的音响是什么，我会思考他是怎样写的，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也让我受益匪浅。这么多年下来，我写完之后，我就知道录出来是什么效果。父亲对我就是“放养”，我现在对我女儿也是这样，她不必急着喜欢什么，也不用必须喜欢什么。
《中华儿女》：您跟很多导演都合作过，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李少红等众多“大牌”导演，每个导演的风格都不一样，那和他们合作的您是不是也在不断变化呢？
赵麟：我从每个导演的身上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在他们身上汲取营养，听他们对自己作品的阐述，理念的表达，都是一种学习。就像和张艺谋合作，学习他对艺术的热情，他事无巨细，每一个工种，每一个部门，他都会很认真地和你讨论；陈凯歌导演，那就是上下五千年，和你讲一个点就会延伸得很远；黄建新导演是我非常感激的人，他给了我很多机会，有他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童趣，和他聊天特别愉快，他能把一个事情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分析给你听。总之，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独特的一方面，和他们的合作，我乐在其中。
《中华儿女》：在您看来，音乐是无国界的，任何人都可以融入其中吗？
赵麟：当然，丝路乐团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各个国家的人在一起做音乐。到最后我们在纽约吃饭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外表看来我们这群人谁跟谁都不搭杠，东亚面孔、欧洲面孔、西亚面孔，但是气氛特别好。因为气场一样，是音乐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到了一起。
《中华儿女》：接下来的日子，您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赵麟：想和马友友做一个对儿童和青年的音乐教育计划，希望用音乐为他们打开一扇门，唤起他们对音乐的热情，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之前我就一直想做关于儿童的音乐作品推广。我有孩子，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音乐，现在跟孩子相关的音乐太少了，我希望给孩子们创作一些新的作品，让他们快乐的感受音乐的魅力，友友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未来我们会就儿童音乐的推广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探讨，最快想在明年做一个两岸三地青年音乐的交流，当然这还需要各部门的帮助，希望大家一起合作，把这个事情做好。
赵麟：我喜欢春晚这个挑战
2013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14年春晚主创团队名单，聘冯小刚为总导演，总政歌舞团作曲赵麟为副总导演、音乐节目总监。冯小刚在随后的致辞中表示，“我会从观众的角度、观众的好恶选节目。观众最反感虚假、空洞，我们会着力解决这个问题。‘真诚、温暖、振奋、好玩’，是我们的八字方针。”
转眼4个月过去了，春晚节目的筛选进行得如火如荼，赵麟在忙着《度》的同时，还要一直思考春晚的音乐类节目，他说：“现在都很顺利，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非同一般，如果说音乐会是便当性的，那么春晚就是广场文化。因为要让全国几亿的观众有共鸣，不管是朴实的情感还是探索新的方向，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看到新的东西，让大家在新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对下一年有新的期望。”
“做一台与众不同的春晚”
这是赵麟第一次和春节联欢晚会接上线，用他的话说，首先自己和冯小刚导演有过合作，冯导对他的印象不错，再有就是自己的平台很好——总政歌舞团。
2000年，赵麟和冯小刚就有过合作，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一声叹息》。2013年，他们再次合作的电影是《1942》。“《1942》的音乐大部分是我父亲赵季平在做，我主要负责编曲还有辅助他。因为父亲后阶段身体不太好，就回去休息，所以收尾工作是我来完成的，那个时候跟小刚导演交流得比较多。”赵麟说，“他工作的风格比较开放，他会跟你先说自己要的是什么，给你一个他想要的方向，然后你去做就可以了，比较自由宽松的，我认为这种环境反倒会出好作品。”
而对于自己在总政歌舞团的工作，赵麟说最感谢的还是时任团长彭丽媛。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3周年献礼，2010年，总政歌舞团创作了大型红色经典舞剧《铁道游击队》。
虽然总政歌舞团有着强大的作曲团队，但赵麟和父亲赵季平作为“外援”还是进入了这个团队，而他们创作的音乐最终成为舞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广受好评。
因为《铁道游击队》的优秀表现，因为一直以来就有的军人情怀，因为想在意志品格上进一步得到锻炼，赵麟选择了从军，走进总政歌舞团。
“进入总政后，我的改变确实很大。自己身上社会的闲散劲儿少了，多了一份责任感，更多了一份集体荣誉感，我的一言一行所代表的不单单只是我个人，所以需要谨言慎行，这对于我来说是本质上的变化。”赵麟说。
因为之前有过愉快的合作，这次冯小刚在第一时间邀请赵麟加入自己的春晚团队，担任音乐总监，赵麟一口就应了下来。他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他也想看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做音乐，赵麟喜欢创新，做晚会自然也是这样，“我们希望做出一台与众不同的春晚，就像冯导说的，‘我对春晚的改变只有百分之二十，春晚对我的改变是百分之百’。我们在开会之前，就提出了很多想法，后来才发现之前的团队都做出过类似的尝试，其实，你静下心来看历届春晚的一些作品，不掺杂任何感情，很多作品都挺好的。但放在春晚的舞台上，观众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期待值不一样。这项工作必须做得极其完美，才可以‘端’出来给大家看，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会尽全力做春晚”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流行歌曲，几乎一半“首唱”春节联欢晚会。1983年第一届春节晚会李谷一的《乡恋》飘进了千家万户，第二年，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和《外婆的澎湖湾》也广为流传，后来的《鲁冰花》、《思念》、《涛声依旧》、《相约1998》……都成为经典之作。
但是近年来，春晚似乎不再盛产好听的歌曲了。晚会结束，观众们津津乐道的是小品中的哪几句话会成为今年的经典语录，哪几个动作会成为“喜剧代言”，却没有几个人会哼唱春晚舞台上的新歌。
春晚歌曲不能传唱有很多原因，其中关键就是新人新作少。赵麟说：“最近几年大家能感觉到没什么好的歌，这和现在的大环境有关系，很少有人踏踏实实坐下来，不带功利心地去写一首歌，很多人想的是挣钱，想的是出名，我们现在征集作品特别难。”赵麟说，“现在是一个变化的时期，不光体制，文艺思想、文艺理念都在改变，‘大晚会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贴近群众’。你的音乐你的歌词，必须是大家想说的话，绝对不能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春晚的受众面大，就有责任让老百姓看到好东西，正能量的东西，这也是需要我们去琢磨的。我也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应该尝试写一首新歌。”
之前，有参与春晚的导演透露，会有很多的“人情条”通过各个渠道递到晚会导演的手中，赵麟说这样的条自己一张没有收到过。如今，春晚音乐类节目已经定下了三分之一，随着日子的临近还会精挑细选，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推荐上来的每一首都会认真听，听完后他会思考这首歌谁来演唱最为合适，在包装上是否还有改进的可能，曲、词上能否再改进，之后就会把一些歌送到总导演冯小刚那里，冯小刚每一首歌都会认真地听，“毕竟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作为大导演的冯小刚具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力。”
赵麟说：“导演有自己的标准，他的感悟更亲民一些，特别平和，他的音乐气质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会提醒要照顾更多的观众群。当然他有自己的音乐情怀，对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怀旧情怀，可能这些作品对他的成长有影响，我想这些在最后的舞台上会有所表现。”
“如果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什么样的结果会让您对这一阶段的工作感到认可？”
“只要说不错，我就感觉行了。想让所有人都说真棒，我认为不可能，因为艺术作品众口难调，南北方文化就有差异，我们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再加上现在的‘评论家’特别多，遇到一些批评建议我都会虚心地接受、会思考，更会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压力不会特别大，毕竟这个团队水准还是很高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创作《度》这部作品是希望大家追求梦想的初心不改，追逐幸福的勇气不变”
《度》“人性与神性的对话”
11月3日，由指挥家余隆执棒，世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中国笙演奏家吴彤和乐团合作演奏的大提琴与笙的协奏曲《度》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全球首演。这也是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联合委约赵麟创作的全新作品。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三个交响乐团的联合委约创作，马友友和吴彤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总监余隆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整个创作过程非常宽松，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拓展。《度》这首作品对于大提琴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马友友的演奏准确地表达了音乐的情感内涵。他的那种对音乐、对文化的深层理解，使得这首作品有如与观众进行心灵的对话。”赵麟说，“我们的民族音乐家吴彤的演奏非常棒，我甚至开玩笑地说，《度》只要带上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奏响。”
琴笙和鸣，缘起马友友
马友友是赵麟一直以来都非常欣赏的音乐家，《度》也不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早在2004年，他就在马友友的邀请下飞到纽约，为他的新丝绸之路乐团进行创作，而两个人的牵线人就是吴彤。在马友友的专辑《ENCHANTMENT》中，有三首赵麟的作品，其实原本只有两首，另外一首是个颇富戏剧性的“意外”。
“那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熟，在美国的一个上午，我们遇见了，他希望我做一个哈萨克族的《燕子》的大提琴版本，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下午，这对很多作曲家来说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我是那种看着他的眼神，就无法拒绝的人。”赵麟拿起纸笔坐在纽约录音棚的窗台上，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创作。马友友见他这么快交稿，颇有些惊讶。“但是，进棚录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就把这个曲子临时放进了专辑，更想不到的是，这首曲子成了他们丝路乐团巡演时的保留曲目。”赵麟笑着说。
这样的突然“袭击”，马友友在上海又和赵麟玩了一次，颇有些屡试不爽的味道。这些在旁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到赵麟这儿，总是信手拈来。引得马友友都开起了玩笑，“以后巡演只要把你带上，我就总能有创新了。”虽然只是一个玩笑，但是作为多座格莱美奖的获得者，马友友当然知道，这样的即兴创作绝不是两三个小时的功夫，而是需要多少年的积累，才能在短时间内“拿”得出来。
赵麟说：“这些作品一直在我脑子里，只是改编了一下。否则那么短的时间，在没有钢琴的情况下，凭空去写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赏马友友，愿意为他奉献我的能量，他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帮助是不遗余力的。不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各地有才华的年轻人，他都愿意帮助，在这点上，他已经超越了艺术家自身。”
《度》，其实也是一个“意外”，一个饭局上的“意外”。
三年前，马友友在中国演出，赵麟攒了个“局”，余隆、吴彤都来了。席上，马友友对赵麟说：“你这么喜欢创新，为什么不写一个大提琴和笙的协奏曲，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必定别有一番风味。”
对于这样的建议，赵麟很乐意尝试。对于东西方乐器的“混搭”，他并不陌生，当年马友友丝路乐团的所有乐曲都是东西方乐器混合在一起的，中国的琵琶、笙，日本的尺八，印度的鼓……应有尽有，他喜欢这样的挑战，当即应承了下来。看到赵麟表态，指挥家余隆当即表示，由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联合委约这一作品，内容题材不限。
余隆认为，要想成功向西方听众传播中国音乐，就必须用他们最为熟悉也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就是交响乐。选择马友友作为《度》全球首演的表演者，一是他独特的华人身份，更能诠释作品的“中式内涵”，同时也希望借助他的国际声誉，建立一个将中国音乐推向世界的平台。或许，就连余隆也没有想到，《度》在上海首演之后，就接到外国乐团的邀请，希望他们去演出。
当大提琴遇到笙
创作这样一部音乐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赵麟读过丝绸之路的文献和资料，倘若只是停留在对地域景色的再现，显然又将落入俗套，他希望更多地从人文视角去叙述，这样才会触及到人们的内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想到了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这和我是西安人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玄奘是从那里出发的，我找来译本、文言本、白话对照本，我整整读了一年。这本书写的是玄奘对自己的理想不懈追求的过程，他的那种对信念的坚持让我感动，所以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洗礼的过程。”赵麟说。
而后，赵麟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去思考，想着如何将哲学融入音乐，将最复杂的哲思化作最简单的乐符。准备好后，今年3月动笔，三个月后完工。作品延续了赵麟的一贯特点：专注于音乐本身的表现力，力图用最纯粹的音乐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没有追求过于现代的写作技法，旋律和风格都趋向传统，但在配器与和声的设计上则运用不少新颖的手法。
作品最终选择了《度》这个拥有多重意思的名字，除了从此岸到彼岸的佛学涵义，还有大提琴与笙的平衡，更是二重奏的意思，因为这首作品的英文名称就叫《DUO》，这也是二重奏的英文。在赵麟的音乐世界里，大提琴与笙代表着不同的两面性，大提琴代表着人性，而笙代表着神性，如歌如泣的大提琴是赵麟最喜欢的乐器，他的妈妈就是一位大提琴手；而笙是具有3000年历史的乐器，古时候经常出现在庙堂和祭祀祖先的场合，有一种神韵。在《度》中，两者相互辉映，如果说笙起着引导作用，那么大提琴就是在诉说。
作品分为相、喜、悟三个乐章，三个乐章各有特点，“相”就是相信，玄奘大师走在环境险恶的戈壁中，他有着坚定的信念，没有什么能阻碍他前进的脚步，一切皆为虚幻；“喜”是转折，从追求想要的到最终收获的心情，是一种欣喜的状态；而“悟”就是顿悟，这里面表达的就是唐玄奘书中的一个故事，玄奘路途中听人说前面有一个山洞，有高僧在那里印下自己的影子，玄奘也去了那个山洞，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于是他打坐七天七夜调整心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这个乐章里，竖琴的音型和弦乐的乐声就像宇宙恒定的声音。这是赵麟通过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解读，对唐玄奘坚韧不拔信念的感触和表达。 “与一般作品气势磅礴的结尾不同，我们的最后一个乐章是比较安静的，这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一般来说协奏曲都希望把最热闹的部分放在最后，给大家一个辉煌的结束，在气势上镇住人，这一次我反其道而行，这样的一个弱结束就是希望挑战观众的接受力。友友在拉完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大概持续了10秒钟，弓是不放的，就像定住了一样，这正是友友对我作品的一个理解。也只有他能把这种气场驾驭得住，维持得住，让大家持续在这种状态中。”赵麟说，“马友友对这个作品的帮助功不可没，他的演绎，吴彤的演绎，让观众能感受到作品是从心灵里面出来的。”
“我最喜欢最后一个乐章，‘悟’里面有一个固定的音型一直在保持，这种音型的保持，就像一个定理一样一直在循环，所有周围的感受最后都在这个定理上摇摆，起伏不定，就像脑电波，看到大脑在思考，一会儿这儿亮了，一会儿那儿亮了。音乐也会这样，总是会有不同的想法出现，或许这就是发散性思维。”马友友认为，“《度》引导我们想象以前的年代，给我们一种代入感，了解他的思想、那个时代的思想。如此美丽，将复杂的哲思寓于简单的音乐语言之中，不炫技、不夸耀，而是给听的人找到一条‘感同身受’的途径，去进入千年前西行僧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执着与信仰。”
赵麟说，创作《度》这部作品是希望大家追求梦想的初心不改，追逐幸福的勇气不变。但它并不是一张考卷，所以没有标准答案来解读，而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心境去领悟、意会，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位，在听完这场音乐之后能留下一点独特的记忆，甚至在多年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想起，这样就够了。
“音乐也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音”
对话赵麟——“我的生活从未离开过音乐”
《中华儿女》：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
赵麟：我的生活从未离开过音乐。小时候，父亲是乐队的指挥，母亲拉大提琴，他们去演出的时候我没地儿去，只能在戏园里呆着，天天听秦腔，所以秦腔的音乐元素就一直在我的弦乐里面，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得上，这是流淌在我血液中的。音乐也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音，我的朋友说，‘你的音乐是没吃过羊肉泡馍的人写不出来的’，我从小在回民区长大，这样的文化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包括音调。
《中华儿女》：您进入音乐界，很多人不知道您的名字，会直接介绍说这是赵季平的儿子，对此，您会反感吗？
赵麟：不会，我本来就是赵季平的儿子，这样的一层关系让我得到了更多的机会，父亲对我的支持使我受益最大。初二时，我开始写一些小歌，爸爸就想办法让我的歌从纸上变成录音。当你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的时候，你就会真的爱上这个行业。后来爸爸来北京录音，我都跟着他，拿着他的谱子去听实际的音响是什么，我会思考他是怎样写的，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也让我受益匪浅。这么多年下来，我写完之后，我就知道录出来是什么效果。父亲对我就是“放养”，我现在对我女儿也是这样，她不必急着喜欢什么，也不用必须喜欢什么。
《中华儿女》：您跟很多导演都合作过，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李少红等众多“大牌”导演，每个导演的风格都不一样，那和他们合作的您是不是也在不断变化呢？
赵麟：我从每个导演的身上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在他们身上汲取营养，听他们对自己作品的阐述，理念的表达，都是一种学习。就像和张艺谋合作，学习他对艺术的热情，他事无巨细，每一个工种，每一个部门，他都会很认真地和你讨论；陈凯歌导演，那就是上下五千年，和你讲一个点就会延伸得很远；黄建新导演是我非常感激的人，他给了我很多机会，有他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童趣，和他聊天特别愉快，他能把一个事情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分析给你听。总之，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独特的一方面，和他们的合作，我乐在其中。
《中华儿女》：在您看来，音乐是无国界的，任何人都可以融入其中吗？
赵麟：当然，丝路乐团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各个国家的人在一起做音乐。到最后我们在纽约吃饭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外表看来我们这群人谁跟谁都不搭杠，东亚面孔、欧洲面孔、西亚面孔，但是气氛特别好。因为气场一样，是音乐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到了一起。
《中华儿女》：接下来的日子，您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赵麟：想和马友友做一个对儿童和青年的音乐教育计划，希望用音乐为他们打开一扇门，唤起他们对音乐的热情，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之前我就一直想做关于儿童的音乐作品推广。我有孩子，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音乐，现在跟孩子相关的音乐太少了，我希望给孩子们创作一些新的作品，让他们快乐的感受音乐的魅力，友友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未来我们会就儿童音乐的推广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探讨，最快想在明年做一个两岸三地青年音乐的交流，当然这还需要各部门的帮助，希望大家一起合作，把这个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