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第一本书《解密》曾经被退过17次稿。但正是因为《解密》被不停地退稿，所以在这种倍受打击的过程中，它像打铁一样被打好了。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晰记得写《解密》时的情景。
　　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毕业离校而忙忙碌碌，而我却发神经地坐下来，准备写个“大东西”。
　　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似乎暗示我将为它付出成倍的时间。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要用“11年”来计。
　　11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11年就是我的全部青春。
　　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也就20万字，可我删掉的字数可能有4个20万，因为我在不断地推翻、重写、修改。就这样，《解密》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
　　在写《解密》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性格里的优点和我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缺点都被无限地放大了。那时候我常常告诫自己：当世界变得日日新、天天快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为理想而执着的人。
　　这不是一时兴起的念想，而是我对自己一生的认定和誓言。
　　然而很遗憾，我没有守住自己。我迷失了，一度！
　　二
　　这个时代是容易让人迷失的。因为这个时代崇拜速度、崇拜欲望，每个人的欲望像春天的花朵一样争分夺秒地绽放。
　　我不是个圣人，我像大多数人一样，经不起利益的诱惑，锁不住欲望之门。
　　随着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的成功，我被捧为了所谓的“谍战之父”。出版商、制片人纷纷抱着钱找上门，守着我的稿子。那个时候，我忘记了曾经的誓言。
　　你们无法想象，从2009年到2011年，3年时间我写了多少东西？100多集的电视剧，还有两部上下卷的长篇小说，累计近300万字。我变得超级自信，牛气冲天。可是这不是真的我。
　　我不是属于那种才思敏捷的人，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结果可想而知，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下来了，几部作品都乏善可陈，甚至出现了很多恶评。
　　我不应该这样的，可我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做了这个时代的俘虏，在名利和诱惑面前乱了套。我成了自己的敌人，并且被打败了。
　　三
　　很多大是大非的转折，需要一些外力和契机。2011年9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去世了。
　　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病危。我当然就回去了，但是我只在父亲身边待了2个小时就走了。为什么？一是因为我觉得父亲可能不会走，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正在赶一部书稿，稿子前半部分已经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下半部在等米下锅，而我只剩下一天半的交稿时间。
　　我心里对父亲默默地说：给我一天时间，等我交了稿再來安心陪你。但父亲没坚持一天，他只坚持了2个小时。我刚刚回到家，就接到电话，说父亲走了。
　　我年轻时不懂事，和父亲关系非常紧张，等我懂事了，他也老了。2008年我特别从成都调回老家，就想陪陪他，尽尽孝心。没想到，最后一刻，我最应该陪他的一刻……
　　我觉得父亲是有意让我放空的，他就是要给我这个难堪，好让我去痛思、痛改。
　　真的是很难堪。杂志社尽了最大的人道给我宽限了10天，但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哪是写稿的时间？我不得不在灵堂上守着父亲的遗体写，在亲人不绝于耳的哭声中写，在荒诞和绝望中写……这不是写作，而是对我的嘲弄和惩罚！
　　我想这一定是父亲安排的，只有一个上了天的人，他才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这么极端又贴切地羞辱我、教训我。
　　从那以后，我整整一年没有打开电脑。我完全做好了不写作的准备。
　　我在父亲去世的床上睡了半年，陪母亲度过最难熬的日子，直到最后母亲把床拆了，赶我走。
　　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像一部因急刹车而翻掉的车，许多部件坏掉了，并且拒绝去修。
　　四
　　你们一定在想，我这部破车后来是怎么被修好的？是时间修好了我。
　　2014年夏天，我在强烈的冲动下坐下来开始写新作《人生海海》。
　　这是我全新的一次出发，不论是题材、手法还是思想情感，我都和过去一刀两断了。
　　我回到了故乡，回到我的童年，聆听我最初的心跳。我写乡村小世界，写命运大世界，写父子情深，写世道人心，写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写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
　　一定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父亲安排我写的。
　　我花了5年时间，才磨蹭了20几万字，平均下来一天不到200字。
　　2019年4月，这部书终于出版了。我通过写它完成了自救，治愈了我的老毛病，没有功利心又用心用功地写了一部作品。我没有报废，我自己修好了“故障”，重新出发了。
　　今天，我想对台下的年轻人说：人生路非常长，岔路口非常多，你如果走错了路，必须要想办法回头、改正。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
　　（张秋伟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