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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颜惠庆与陈树藩
搬到北京之后,我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贪污了一大笔钱。满清王朝时期,公款和私家财产之间界限并不明确,当官的有权捞点油水,但要受上级和社会习俗的限制。到了民国初期,这种贪赃枉法的传统没有变,但监督机制已经不复存在,或许只有敌对的军阀还能对彼此施加点压力。日本人暗中大力支持官员貪污腐败,导致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后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清理了政府机构,改善了税收和公共财政措施。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年代,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应当是去拜访不同阵营的达官显贵,了解一下敌对各方的情况。
颜惠庆博士(Dr.W.W.Yen)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回国,是国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他就任过中国驻很多国家的公使,还出任过北京政府首脑一职。他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燕京大学理事会供职过多年,还做过几次主席。当我第一次同他会面时,曾游说他帮我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当大学正往新址搬迁的时候,北伐战争爆发了。得到颜博士迅速许可后,在傅泾波的规划下,我们把筹来的钱都用在了修葺围墙上面,把整个校园包围住,免受社会动荡的侵害。
我早年结识的另外一位高官与颜博士完全是两类人,他就是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燕大的校址就是从他手中买来的,他后来还把付款的三分之一归还燕大。条件是要在校园留出一块地方为他年迈的父亲造一所别墅,后来这别墅又被改造成一座纪念堂。他提议让我去西安看看,向临时政府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我欣然应允,带着对会谈的结果的万分憧憬于1921年早春启程。
我在督军那里做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逛遍了古都西安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出席了众多的社交活动。陕西的达官显贵为我举办了多次盛宴。有一次,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宴会,两人在一起坐下。他俩各自的食物都是特殊准备的,以防被对方下毒。每人身后也不显眼地站着保镖护卫。宴会中,有个护卫的枪突然掉落到地上,全场顿时一片惊慌。发现是虚惊一场后,大家又稳稳坐好亲切地继续聊天,装得好像莫逆之交一样。
我深深陶醉于汉唐古都西安的风光之中,甚至曾设想在这片处女地上开拓教育计划,在督军的中学和燕京大学之间系起特别的纽带。离开陕西时,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马一路带回了家。刚刚进入北京时,却传来消息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反抗督军的起义。很快陈树藩就跑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后来我经常去拜访他。此事如同一个缩影,折射了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
二 冯玉祥
我还要谈一位在中国驰骋风云二十多年的人物,他就是冯玉祥司令,有时也被称为“基督将军”。他体态庞大,宽脸膛,为人热情豪爽,性格非常强势直率,但喜怒无常。他因为情感上的原因皈依基督教,不过始终都只是浮于表面。远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他早期的军队就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曾有一段时期他还安排了随军牧师。被张作霖打败后,这些牧师也全都不见了。后来,冯司令从基督教转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回到南京后,又投入了共和主义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去战斗,但上面从来也没给他任何实际的军权。对日作战胜利后,他又开始同情共产党,后来在通往苏联的途中神秘死亡。
我第一次同他结识是在北京,他当时对蒋介石政府颇有微词。后来他去了南京,官居一职,但出于不满又离开了。最后,他去了山东省著名的仙山——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去拜访过一次。他当时正读着一本古籍,练习他有名的毛笔字。“如果那帮人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他狠狠地告诉我,“我什么都可以干。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给我最高的官位我也做,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还有一次我去拜访他时,正赶上我肩膀关节炎发作,左胳膊固定在吊带上。他知道我什么毛病后,立刻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药是从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买来的,成分是熊脂和虎骨粉,他一直随身携带着。他坚持要自己给我上药,于是我把左肩的衣服褪下来,他就在肩膀前方贴了一块,后方贴了一块,中间还让助手照了张相。不知道这膏药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灵验,还是一位美国传教大夫的治疗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南京潮湿气候逃出来的缘故,反正等我到达北京后,疼痛全都消失了。在重庆的一次接待会上,冯司令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讲了出来,把下面的宾客逗得哄堂大笑。
我在重庆见到冯玉祥的最后一次,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他谈起了美国的八年艰苦革命,饶有兴致地讲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连续溃败的军队等等恩怨情仇,最后对我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肯定能顽强地熬下去。”
搬到北京之后,我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贪污了一大笔钱。满清王朝时期,公款和私家财产之间界限并不明确,当官的有权捞点油水,但要受上级和社会习俗的限制。到了民国初期,这种贪赃枉法的传统没有变,但监督机制已经不复存在,或许只有敌对的军阀还能对彼此施加点压力。日本人暗中大力支持官员貪污腐败,导致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后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清理了政府机构,改善了税收和公共财政措施。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年代,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应当是去拜访不同阵营的达官显贵,了解一下敌对各方的情况。
颜惠庆博士(Dr.W.W.Yen)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回国,是国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他就任过中国驻很多国家的公使,还出任过北京政府首脑一职。他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燕京大学理事会供职过多年,还做过几次主席。当我第一次同他会面时,曾游说他帮我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当大学正往新址搬迁的时候,北伐战争爆发了。得到颜博士迅速许可后,在傅泾波的规划下,我们把筹来的钱都用在了修葺围墙上面,把整个校园包围住,免受社会动荡的侵害。
我早年结识的另外一位高官与颜博士完全是两类人,他就是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燕大的校址就是从他手中买来的,他后来还把付款的三分之一归还燕大。条件是要在校园留出一块地方为他年迈的父亲造一所别墅,后来这别墅又被改造成一座纪念堂。他提议让我去西安看看,向临时政府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我欣然应允,带着对会谈的结果的万分憧憬于1921年早春启程。
我在督军那里做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逛遍了古都西安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出席了众多的社交活动。陕西的达官显贵为我举办了多次盛宴。有一次,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宴会,两人在一起坐下。他俩各自的食物都是特殊准备的,以防被对方下毒。每人身后也不显眼地站着保镖护卫。宴会中,有个护卫的枪突然掉落到地上,全场顿时一片惊慌。发现是虚惊一场后,大家又稳稳坐好亲切地继续聊天,装得好像莫逆之交一样。
我深深陶醉于汉唐古都西安的风光之中,甚至曾设想在这片处女地上开拓教育计划,在督军的中学和燕京大学之间系起特别的纽带。离开陕西时,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马一路带回了家。刚刚进入北京时,却传来消息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反抗督军的起义。很快陈树藩就跑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后来我经常去拜访他。此事如同一个缩影,折射了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
二 冯玉祥
我还要谈一位在中国驰骋风云二十多年的人物,他就是冯玉祥司令,有时也被称为“基督将军”。他体态庞大,宽脸膛,为人热情豪爽,性格非常强势直率,但喜怒无常。他因为情感上的原因皈依基督教,不过始终都只是浮于表面。远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他早期的军队就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曾有一段时期他还安排了随军牧师。被张作霖打败后,这些牧师也全都不见了。后来,冯司令从基督教转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回到南京后,又投入了共和主义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去战斗,但上面从来也没给他任何实际的军权。对日作战胜利后,他又开始同情共产党,后来在通往苏联的途中神秘死亡。
我第一次同他结识是在北京,他当时对蒋介石政府颇有微词。后来他去了南京,官居一职,但出于不满又离开了。最后,他去了山东省著名的仙山——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去拜访过一次。他当时正读着一本古籍,练习他有名的毛笔字。“如果那帮人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他狠狠地告诉我,“我什么都可以干。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给我最高的官位我也做,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还有一次我去拜访他时,正赶上我肩膀关节炎发作,左胳膊固定在吊带上。他知道我什么毛病后,立刻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药是从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买来的,成分是熊脂和虎骨粉,他一直随身携带着。他坚持要自己给我上药,于是我把左肩的衣服褪下来,他就在肩膀前方贴了一块,后方贴了一块,中间还让助手照了张相。不知道这膏药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灵验,还是一位美国传教大夫的治疗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南京潮湿气候逃出来的缘故,反正等我到达北京后,疼痛全都消失了。在重庆的一次接待会上,冯司令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讲了出来,把下面的宾客逗得哄堂大笑。
我在重庆见到冯玉祥的最后一次,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他谈起了美国的八年艰苦革命,饶有兴致地讲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连续溃败的军队等等恩怨情仇,最后对我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肯定能顽强地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