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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颜惠庆与陈树藩
搬到北京之后，我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贪污了一大笔钱。满清王朝时期，公款和私家财产之间界限并不明确，当官的有权捞点油水，但要受上级和社会习俗的限制。到了民国初期，这种贪赃枉法的传统没有变，但监督机制已经不复存在，或许只有敌对的军阀还能对彼此施加点压力。日本人暗中大力支持官员貪污腐败，导致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后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清理了政府机构，改善了税收和公共财政措施。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年代，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应当是去拜访不同阵营的达官显贵，了解一下敌对各方的情况。
颜惠庆博士(Dr.W.W.Yen)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回国，是国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他就任过中国驻很多国家的公使，还出任过北京政府首脑一职。他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燕京大学理事会供职过多年，还做过几次主席。当我第一次同他会面时，曾游说他帮我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当大学正往新址搬迁的时候，北伐战争爆发了。得到颜博士迅速许可后，在傅泾波的规划下，我们把筹来的钱都用在了修葺围墙上面，把整个校园包围住，免受社会动荡的侵害。
我早年结识的另外一位高官与颜博士完全是两类人，他就是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燕大的校址就是从他手中买来的，他后来还把付款的三分之一归还燕大。条件是要在校园留出一块地方为他年迈的父亲造一所别墅，后来这别墅又被改造成一座纪念堂。他提议让我去西安看看，向临时政府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我欣然应允，带着对会谈的结果的万分憧憬于1921年早春启程。
我在督军那里做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逛遍了古都西安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出席了众多的社交活动。陕西的达官显贵为我举办了多次盛宴。有一次，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宴会，两人在一起坐下。他俩各自的食物都是特殊准备的，以防被对方下毒。每人身后也不显眼地站着保镖护卫。宴会中，有个护卫的枪突然掉落到地上，全场顿时一片惊慌。发现是虚惊一场后，大家又稳稳坐好亲切地继续聊天，装得好像莫逆之交一样。
我深深陶醉于汉唐古都西安的风光之中，甚至曾设想在这片处女地上开拓教育计划，在督军的中学和燕京大学之间系起特别的纽带。离开陕西时，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马一路带回了家。刚刚进入北京时，却传来消息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反抗督军的起义。很快陈树藩就跑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后来我经常去拜访他。此事如同一个缩影，折射了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
二 冯玉祥
我还要谈一位在中国驰骋风云二十多年的人物，他就是冯玉祥司令，有时也被称为“基督将军”。他体态庞大，宽脸膛，为人热情豪爽，性格非常强势直率，但喜怒无常。他因为情感上的原因皈依基督教，不过始终都只是浮于表面。远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他早期的军队就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曾有一段时期他还安排了随军牧师。被张作霖打败后，这些牧师也全都不见了。后来，冯司令从基督教转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回到南京后，又投入了共和主义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去战斗，但上面从来也没给他任何实际的军权。对日作战胜利后，他又开始同情共产党，后来在通往苏联的途中神秘死亡。
我第一次同他结识是在北京，他当时对蒋介石政府颇有微词。后来他去了南京，官居一职，但出于不满又离开了。最后，他去了山东省著名的仙山——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去拜访过一次。他当时正读着一本古籍，练习他有名的毛笔字。“如果那帮人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他狠狠地告诉我，“我什么都可以干。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给我最高的官位我也做，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还有一次我去拜访他时，正赶上我肩膀关节炎发作，左胳膊固定在吊带上。他知道我什么毛病后，立刻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药是从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买来的，成分是熊脂和虎骨粉，他一直随身携带着。他坚持要自己给我上药，于是我把左肩的衣服褪下来，他就在肩膀前方贴了一块，后方贴了一块，中间还让助手照了张相。不知道这膏药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灵验，还是一位美国传教大夫的治疗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南京潮湿气候逃出来的缘故，反正等我到达北京后，疼痛全都消失了。在重庆的一次接待会上，冯司令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讲了出来，把下面的宾客逗得哄堂大笑。
我在重庆见到冯玉祥的最后一次，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他谈起了美国的八年艰苦革命，饶有兴致地讲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连续溃败的军队等等恩怨情仇，最后对我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肯定能顽强地熬下去。”
搬到北京之后，我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贪污了一大笔钱。满清王朝时期，公款和私家财产之间界限并不明确，当官的有权捞点油水，但要受上级和社会习俗的限制。到了民国初期，这种贪赃枉法的传统没有变，但监督机制已经不复存在，或许只有敌对的军阀还能对彼此施加点压力。日本人暗中大力支持官员貪污腐败，导致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后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清理了政府机构，改善了税收和公共财政措施。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年代，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应当是去拜访不同阵营的达官显贵，了解一下敌对各方的情况。
颜惠庆博士(Dr.W.W.Yen)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回国，是国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他就任过中国驻很多国家的公使，还出任过北京政府首脑一职。他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燕京大学理事会供职过多年，还做过几次主席。当我第一次同他会面时，曾游说他帮我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当大学正往新址搬迁的时候，北伐战争爆发了。得到颜博士迅速许可后，在傅泾波的规划下，我们把筹来的钱都用在了修葺围墙上面，把整个校园包围住，免受社会动荡的侵害。
我早年结识的另外一位高官与颜博士完全是两类人，他就是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燕大的校址就是从他手中买来的，他后来还把付款的三分之一归还燕大。条件是要在校园留出一块地方为他年迈的父亲造一所别墅，后来这别墅又被改造成一座纪念堂。他提议让我去西安看看，向临时政府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我欣然应允，带着对会谈的结果的万分憧憬于1921年早春启程。
我在督军那里做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逛遍了古都西安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出席了众多的社交活动。陕西的达官显贵为我举办了多次盛宴。有一次，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宴会，两人在一起坐下。他俩各自的食物都是特殊准备的，以防被对方下毒。每人身后也不显眼地站着保镖护卫。宴会中，有个护卫的枪突然掉落到地上，全场顿时一片惊慌。发现是虚惊一场后，大家又稳稳坐好亲切地继续聊天，装得好像莫逆之交一样。
我深深陶醉于汉唐古都西安的风光之中，甚至曾设想在这片处女地上开拓教育计划，在督军的中学和燕京大学之间系起特别的纽带。离开陕西时，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马一路带回了家。刚刚进入北京时，却传来消息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反抗督军的起义。很快陈树藩就跑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后来我经常去拜访他。此事如同一个缩影，折射了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
二 冯玉祥
我还要谈一位在中国驰骋风云二十多年的人物，他就是冯玉祥司令，有时也被称为“基督将军”。他体态庞大，宽脸膛，为人热情豪爽，性格非常强势直率，但喜怒无常。他因为情感上的原因皈依基督教，不过始终都只是浮于表面。远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他早期的军队就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曾有一段时期他还安排了随军牧师。被张作霖打败后，这些牧师也全都不见了。后来，冯司令从基督教转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回到南京后，又投入了共和主义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去战斗，但上面从来也没给他任何实际的军权。对日作战胜利后，他又开始同情共产党，后来在通往苏联的途中神秘死亡。
我第一次同他结识是在北京，他当时对蒋介石政府颇有微词。后来他去了南京，官居一职，但出于不满又离开了。最后，他去了山东省著名的仙山——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去拜访过一次。他当时正读着一本古籍，练习他有名的毛笔字。“如果那帮人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他狠狠地告诉我，“我什么都可以干。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给我最高的官位我也做，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还有一次我去拜访他时，正赶上我肩膀关节炎发作，左胳膊固定在吊带上。他知道我什么毛病后，立刻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药是从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买来的，成分是熊脂和虎骨粉，他一直随身携带着。他坚持要自己给我上药，于是我把左肩的衣服褪下来，他就在肩膀前方贴了一块，后方贴了一块，中间还让助手照了张相。不知道这膏药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灵验，还是一位美国传教大夫的治疗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南京潮湿气候逃出来的缘故，反正等我到达北京后，疼痛全都消失了。在重庆的一次接待会上，冯司令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讲了出来，把下面的宾客逗得哄堂大笑。
我在重庆见到冯玉祥的最后一次，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他谈起了美国的八年艰苦革命，饶有兴致地讲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连续溃败的军队等等恩怨情仇，最后对我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肯定能顽强地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