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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大师陈巨来（1905—1984），浙江平湖人，斋名安持精舍。 治印生涯长达六十余年。35岁时，业师赵叔孺已作评价：“刻印浑厚，元朱文印为近代第一”，秀挺绰约、圆转流美; 且工诗，善书法，以“篆书醇雅”著称，蜚声海内外。留下的文字有《安持人物琐忆》，27万字。他与方介堪、叶潞渊、陶寿伯，人称“赵叔孺门下印人四杰”。
2017年8月，笔者应约写完《泽被后学育新人 不忘前贤张鲁庵》一文，披露于西泠印社社刊《西泠艺丛》2018年第3期。由此念及印坛巨子陈巨来当年在关“牛棚”困难境遇中，忆写种种往事，记性还是非常强，真的不容易; 至于琐事有些出入，在所难免，毕竟那时他没有条件查证资料。后来出版社邀我看《安持人物琐忆》（初版）准备重印，自然是边解疑以期有所帮助完善，更在于边学习以获得新知。
高式熊回忆张鲁庵丧子之痛细节
安持老人写到张鲁庵（1901—1962），有“丧子之痛”，此于时间、地点等有否出入？于是再读《记张鲁庵》一文。其中提及张鲁庵： “ 在（19）49年二三月间，曾以所有之黄金大条四百余条，悉数交其长子乘某某海轮运去台湾投靠其连襟俞佐庭（俞原为上海市总商会伪会长），孰料海轮沉没了，儿子、金子，悉沉海底。”由此我补做了一点功课如下，力求得个明白。
2018年3月23日上午，我与顾姓友人如约首次去高式熊（1921-2019）先生在海防路上的寓所拜访老人，他作为张鲁庵弟子或许“真知实情”吧。
高老说，俞佐庭，晓得！见过一两次面，他和弟弟俞佐宸都是从事银行工作的。张鲁庵有没有这个连襟，不清楚，但他确实有“丧子之痛”。张鲁庵住在余姚路134弄6号，就在这附近，有个邻居住2号，化学工业社的，叫应荪舲。我问三个字怎么写，高老写给我看。他回忆道，有一天应荪舲见到他，说道张家出事了，三儿子带黄金乘海船去台湾，船开到舟山一带沉到海里去了。应荪舲希望他多来来，安慰张鲁庵。因此好多天，高老都在张家，主要做做印泥，也聊聊天，分散张鲁庵的注意力。大家也不提，这件事总算平稳过去了。至于他儿子带多少黄金，高老表示不晓得。
我又问，那某某海轮，是否“江亚轮”？1948年12月3日下午6点3刻，在吴淞口外横沙一带海域爆炸遇难，但其时间、地点与陈巨来所忆出入比较大，是否另有其事？这时在场的高老一位金姓朋友说，前些年有部纪实性海难影片放映过。我查相关资料，应是“太平轮”，1949年1月27日小年夜，开往台湾，夜里12点半遭遇基隆驶来的“建元轮”相撞，最后都不幸沉没于舟山群岛海域白节山、白洋山、三星山之间的三角区域内。
回家后我用手机与友人卢康华社兄沟通，他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鲁庵诗稿》中两首“悼儿诗”见示。诗作于己丑十二月廿四日（1950年2月10日）、己丑岁暮日（1950年2月16日），文字如下：
检点遗物
己丑十二月廿四日，偶见永思儿遗物，不禁泪下。
游子天涯别经年， 死生未卜似难旋。
细检遗物依然在，无限悲思涕泪涟。
己丑岁暮日亡儿永思海遭难适周年，哀感作此
腊鼓冬冬又一年，风光不改似依然。
可怜玉碎珠沉夜，正是月明海上天。
愁疾搔头看白发，悼诗和泪写华笺。
眼前景物皆悲思，怕听凄凉更漏传。
永思即张鲁庵三子，名延伟，生于1925年，1947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曾任职于上海四明银行，不幸遇“太平轮”海难，时年仅25岁。
综上，陈巨来回忆中张鲁庵丧子之痛是真的，但遇难的是其三子而非长子。三子是乘“太平轮”去台湾不幸遇到轮船相撞去世的，至于随身携带的黄金数额，未能得出结论。
那么，关于记录的另一段涉及俞佐庭的，是否准确呢？俞佐庭有没有担任过上海市总商会“伪”会长？据王中秀编著《王一亭年谱长编》1936年2月22日记，王一亭于南市正修中学出席意大利国王赠予陆伯鸿勋章赠授典礼，次日《申報》报道中即有“市商会主席俞佐廷（庭） ”。此前1935年《内政公报》第17期第149-150页，有《咨各省市政府据上海市商会主席委员俞佐庭等呈请救济国漆营业请饬属随时劝导》，可知俞佐庭在这两年前后确实任上海市商会主席。且《现代工商领袖成名记》第86-88页，也有记载云： “俞佐庭先生在被推为上海市商会主席的时候，即提议而为后世频效的目标。”
查百度百科，俞佐庭（1889-1951），名崇功，以字行，镇海俞范村（今属城关镇）人，“上海沦陷后拒任伪职，偕弟佐宸避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返沪，（1947年）继任四明银行私股董事、总经理兼常务董事 ”。1949年去台湾，未几移居香港，之后逝世。
将上述情况向高老简要汇报后，我说： 安持老人所忆事庞杂繁多，未免有记不清或随意处，而“伪”字出入大了。高老说： 陈巨来平时有点口无遮拦，说话“瞎撞”，包括男女八卦，结果后来1958-1962年遭遇吃官司。你查证根据，还原真相，我很赞成，“我就喜欢刨根”。
次日，即3月24日，我请静安区文物史料馆杨继光馆长协助联系张鲁庵家属，请教一个问题： 俞佐庭与张鲁庵是否连襟？转来鲁庵老人文孙的微信文字： “杨先生，您好！我问了我父亲（注： 张永敏），俞佐庭先生是张鲁庵的好朋友，他的弟弟叫俞佐辰（宸），解放后的宁波市副市长。” 我阅后觉得，这应是一手史料。复查百度百科得以证实： 俞佐宸（1892-1985），原名崇绩，又名煌，1952年至1967年任宁波市副市长。若是连襟，鲁庵老人文孙应当证实，但文孙仅认定为“好朋友”，那连襟的关系，当不属实。
上述由安持老人所忆引起的疑问，可说答案比较清楚了。
张鲁庵曾不满
沈尹默成立书刻会
至于说张鲁庵尚有所谓另一“伤心事”，即有人到张家报告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即将成立的消息，以及引起他的反响如何，高老的回忆如下： 沈尹默为主任委员的“书刻会”，今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最初前身，1960年筹备，于1961年4月8日成立前夕，叶潞渊知道了，他胆子小，特地拉高式熊去见张鲁庵，一起告知此事。张鲁庵一听，没有思想准备，开始很生气，因书刻会对他于1955年主导成立的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颇有冲击。他说，研究社当时也向白蕉工作所在的市文化局登记过的 （注： 后于1957年1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报纸有报道），合法的;搞起来后，你们都是参与的，这几年不容易。过了一会，张鲁庵又讲： “书刻会真的成立起来，政府也同意，那我们只好停下来了。”
我对高老说，书刻会将书法和篆刻两块合一，比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力量要大得多。高老答说，是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后来张鲁庵想通了。
我看陈巨来《记张鲁庵》一文涉及篆刻研究社的部分，该文称 ：“经张氏一再强邀，始去过二次”，“最后那次，要推选主任、副主任委员……次日晚上，居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约近三十五六人……此篆刻研究社开会自成立至解散，前后半小时不到，可谓短矣”，未免有所出入。实际上，从1955年秋筹备，1957年1月20日正式成立研究社，再到1961年4月8日成立书刻会导致研究社要“停下来”，历时有五个多年头。而且陈巨来也未提及自己曾经合影于研究社的集体照（共41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45人）、为《鲁迅笔名印谱》认刻“周樟寿”一印的往事，看来年久时间长，所写内容又繁多，安持老人是忘记了。
回家后我查阅拙著《艺林类稿》第184页，所记高老2002年6月22日已言及此事，而这次讲得更为明确和详细。
陳巨来对张鲁庵评价很高
有位生前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周劭先生，是张鲁庵的嫡亲外甥，小张氏15岁，小陈巨来11岁，因而同陈巨来交游多些。他于《万象》1999年11月号刊有《陈巨来与浙派篆刻家》一文，认为： “陈巨来在近现代的艺术界中，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不但聪慧绝顶，而且行止放荡不检，作为怪僻出格，可以入《艺术》传，也可以入《畸人》传。” 周劭笔下的张鲁庵，想为新中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将所藏价值十数万金、人称 “国内第一”的印谱捐献给国家，还聚集赵叔孺同门等弟子，刻印一部《鲁迅笔名印谱》，“ 每人认刻若干方”，红印黑款，钤拓成谱，“其中便有陈巨来刻的”。
事将成，需有一篇序文，张鲁庵命周劭撰写，被“人微言轻不能胜任”婉言辞却，但举荐了“鲁迅风作家”唐弢，并请张老先生以乡前辈的身份，自己出面去请唐弢写作。唐弢一口答应，很快便写好，只是该印谱顺利出版，销路也好，周劭却始终未见到过唐弢的序文。
据郭若愚、高式熊两老证实： 《鲁迅笔名印谱》，初由张鲁庵、叶潞渊、钱君匋、郭若愚拟钤拓各藏古代印章引起，之后柴子英发起并约稿创作，旋经张鲁庵负责。因为他有条件操办，提供了好纸好墨和鲁庵印泥，关键在于有多做实事之心。后来马公愚获悉，建议多增加外地篆刻家，一起创作，加快进度;而且他到北京开会时，还联系上了出版单位。（参见拙书《艺林类稿》第197页至199页）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经查找，确实藏有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所编《鲁迅笔名印谱》两种。一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10月版拓本，由笔者业师方去疾当年实际负责业务的上海宣和印社钤印拓款，具体操作者华镜泉，赶在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前夕刊行线装本50部，其中40部据说由周恩来总理以个人名义购赠海内外贵宾之用。二是该出版社1958年4月版印本，计630册。拓本《序》系1956年9月张鲁庵执笔，以铅字排印;印本《序》文字相同，但系毛笔书写，末加一行“马公愚书”。拓本、印本的跋文，由“钱瘦铁书”于是年10月，均写明“张鲁庵主编”。该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作家个人笔名汇刻、刊行印谱的先河，也肯定了张鲁庵在这方面的贡献。
张鲁庵是实业家、鉴藏家、印学家、篆刻家、“鲁庵印泥”创始者兼诗人。陈巨来平时待人接物要求比较苛刻，但对张鲁庵善制非商品买卖的“鲁庵印泥”，曾给予“佳妙无伦”的高度评价，于1942年起先后为之精心篆刻了两方白文印，即“鲁庵印泥”“鲁庵精制印泥”; 而且还肯定了张氏因肝癌病故，生前“有遗嘱，将生平所藏印谱、刻面印等等，悉捐献杭州西泠印社矣”的事迹。
张鲁庵于1962年去世。陈巨来关于张鲁庵死因，是“五八年余去淮南，六二年五月初六回申，张适于四月底逝世了。后据同门秦彦沖见告云……患肝癌不治而死的”。笔者查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记及张鲁庵：“以肺癌缠绵病榻，往探望时，其呼吸已极困难，犹殷殷以呈献所藏于公家为念，并嘱代为呼吁，余力慰之，不意余离医院仅两小时，鲁庵即溘然长逝。”陈巨来所转述，或许笔误，或系秦彦沖云“肝癌”有误。近日烦请杨继光馆长转询鲁庵老人文孙微信证实： “杨先生： 您好！我爷爷是肺癌病故。”
2019年1月25日，高式熊先生去世，生前，他将“鲁庵印泥”的秘方无偿捐献给国家，“鲁庵印泥”在他的奔走呼吁之下，于2008年申遗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0年11月28日定稿
（作者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编审）
责任编辑 杨之立
2017年8月，笔者应约写完《泽被后学育新人 不忘前贤张鲁庵》一文，披露于西泠印社社刊《西泠艺丛》2018年第3期。由此念及印坛巨子陈巨来当年在关“牛棚”困难境遇中，忆写种种往事，记性还是非常强，真的不容易; 至于琐事有些出入，在所难免，毕竟那时他没有条件查证资料。后来出版社邀我看《安持人物琐忆》（初版）准备重印，自然是边解疑以期有所帮助完善，更在于边学习以获得新知。
高式熊回忆张鲁庵丧子之痛细节
安持老人写到张鲁庵（1901—1962），有“丧子之痛”，此于时间、地点等有否出入？于是再读《记张鲁庵》一文。其中提及张鲁庵： “ 在（19）49年二三月间，曾以所有之黄金大条四百余条，悉数交其长子乘某某海轮运去台湾投靠其连襟俞佐庭（俞原为上海市总商会伪会长），孰料海轮沉没了，儿子、金子，悉沉海底。”由此我补做了一点功课如下，力求得个明白。
2018年3月23日上午，我与顾姓友人如约首次去高式熊（1921-2019）先生在海防路上的寓所拜访老人，他作为张鲁庵弟子或许“真知实情”吧。
高老说，俞佐庭，晓得！见过一两次面，他和弟弟俞佐宸都是从事银行工作的。张鲁庵有没有这个连襟，不清楚，但他确实有“丧子之痛”。张鲁庵住在余姚路134弄6号，就在这附近，有个邻居住2号，化学工业社的，叫应荪舲。我问三个字怎么写，高老写给我看。他回忆道，有一天应荪舲见到他，说道张家出事了，三儿子带黄金乘海船去台湾，船开到舟山一带沉到海里去了。应荪舲希望他多来来，安慰张鲁庵。因此好多天，高老都在张家，主要做做印泥，也聊聊天，分散张鲁庵的注意力。大家也不提，这件事总算平稳过去了。至于他儿子带多少黄金，高老表示不晓得。
我又问，那某某海轮，是否“江亚轮”？1948年12月3日下午6点3刻，在吴淞口外横沙一带海域爆炸遇难，但其时间、地点与陈巨来所忆出入比较大，是否另有其事？这时在场的高老一位金姓朋友说，前些年有部纪实性海难影片放映过。我查相关资料，应是“太平轮”，1949年1月27日小年夜，开往台湾，夜里12点半遭遇基隆驶来的“建元轮”相撞，最后都不幸沉没于舟山群岛海域白节山、白洋山、三星山之间的三角区域内。
回家后我用手机与友人卢康华社兄沟通，他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鲁庵诗稿》中两首“悼儿诗”见示。诗作于己丑十二月廿四日（1950年2月10日）、己丑岁暮日（1950年2月16日），文字如下：
检点遗物
己丑十二月廿四日，偶见永思儿遗物，不禁泪下。
游子天涯别经年， 死生未卜似难旋。
细检遗物依然在，无限悲思涕泪涟。
己丑岁暮日亡儿永思海遭难适周年，哀感作此
腊鼓冬冬又一年，风光不改似依然。
可怜玉碎珠沉夜，正是月明海上天。
愁疾搔头看白发，悼诗和泪写华笺。
眼前景物皆悲思，怕听凄凉更漏传。
永思即张鲁庵三子，名延伟，生于1925年，1947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曾任职于上海四明银行，不幸遇“太平轮”海难，时年仅25岁。
综上，陈巨来回忆中张鲁庵丧子之痛是真的，但遇难的是其三子而非长子。三子是乘“太平轮”去台湾不幸遇到轮船相撞去世的，至于随身携带的黄金数额，未能得出结论。
那么，关于记录的另一段涉及俞佐庭的，是否准确呢？俞佐庭有没有担任过上海市总商会“伪”会长？据王中秀编著《王一亭年谱长编》1936年2月22日记，王一亭于南市正修中学出席意大利国王赠予陆伯鸿勋章赠授典礼，次日《申報》报道中即有“市商会主席俞佐廷（庭） ”。此前1935年《内政公报》第17期第149-150页，有《咨各省市政府据上海市商会主席委员俞佐庭等呈请救济国漆营业请饬属随时劝导》，可知俞佐庭在这两年前后确实任上海市商会主席。且《现代工商领袖成名记》第86-88页，也有记载云： “俞佐庭先生在被推为上海市商会主席的时候，即提议而为后世频效的目标。”
查百度百科，俞佐庭（1889-1951），名崇功，以字行，镇海俞范村（今属城关镇）人，“上海沦陷后拒任伪职，偕弟佐宸避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返沪，（1947年）继任四明银行私股董事、总经理兼常务董事 ”。1949年去台湾，未几移居香港，之后逝世。
将上述情况向高老简要汇报后，我说： 安持老人所忆事庞杂繁多，未免有记不清或随意处，而“伪”字出入大了。高老说： 陈巨来平时有点口无遮拦，说话“瞎撞”，包括男女八卦，结果后来1958-1962年遭遇吃官司。你查证根据，还原真相，我很赞成，“我就喜欢刨根”。
次日，即3月24日，我请静安区文物史料馆杨继光馆长协助联系张鲁庵家属，请教一个问题： 俞佐庭与张鲁庵是否连襟？转来鲁庵老人文孙的微信文字： “杨先生，您好！我问了我父亲（注： 张永敏），俞佐庭先生是张鲁庵的好朋友，他的弟弟叫俞佐辰（宸），解放后的宁波市副市长。” 我阅后觉得，这应是一手史料。复查百度百科得以证实： 俞佐宸（1892-1985），原名崇绩，又名煌，1952年至1967年任宁波市副市长。若是连襟，鲁庵老人文孙应当证实，但文孙仅认定为“好朋友”，那连襟的关系，当不属实。
上述由安持老人所忆引起的疑问，可说答案比较清楚了。
张鲁庵曾不满
沈尹默成立书刻会
至于说张鲁庵尚有所谓另一“伤心事”，即有人到张家报告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即将成立的消息，以及引起他的反响如何，高老的回忆如下： 沈尹默为主任委员的“书刻会”，今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最初前身，1960年筹备，于1961年4月8日成立前夕，叶潞渊知道了，他胆子小，特地拉高式熊去见张鲁庵，一起告知此事。张鲁庵一听，没有思想准备，开始很生气，因书刻会对他于1955年主导成立的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颇有冲击。他说，研究社当时也向白蕉工作所在的市文化局登记过的 （注： 后于1957年1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报纸有报道），合法的;搞起来后，你们都是参与的，这几年不容易。过了一会，张鲁庵又讲： “书刻会真的成立起来，政府也同意，那我们只好停下来了。”
我对高老说，书刻会将书法和篆刻两块合一，比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力量要大得多。高老答说，是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后来张鲁庵想通了。
我看陈巨来《记张鲁庵》一文涉及篆刻研究社的部分，该文称 ：“经张氏一再强邀，始去过二次”，“最后那次，要推选主任、副主任委员……次日晚上，居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约近三十五六人……此篆刻研究社开会自成立至解散，前后半小时不到，可谓短矣”，未免有所出入。实际上，从1955年秋筹备，1957年1月20日正式成立研究社，再到1961年4月8日成立书刻会导致研究社要“停下来”，历时有五个多年头。而且陈巨来也未提及自己曾经合影于研究社的集体照（共41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45人）、为《鲁迅笔名印谱》认刻“周樟寿”一印的往事，看来年久时间长，所写内容又繁多，安持老人是忘记了。
回家后我查阅拙著《艺林类稿》第184页，所记高老2002年6月22日已言及此事，而这次讲得更为明确和详细。
陳巨来对张鲁庵评价很高
有位生前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周劭先生，是张鲁庵的嫡亲外甥，小张氏15岁，小陈巨来11岁，因而同陈巨来交游多些。他于《万象》1999年11月号刊有《陈巨来与浙派篆刻家》一文，认为： “陈巨来在近现代的艺术界中，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不但聪慧绝顶，而且行止放荡不检，作为怪僻出格，可以入《艺术》传，也可以入《畸人》传。” 周劭笔下的张鲁庵，想为新中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将所藏价值十数万金、人称 “国内第一”的印谱捐献给国家，还聚集赵叔孺同门等弟子，刻印一部《鲁迅笔名印谱》，“ 每人认刻若干方”，红印黑款，钤拓成谱，“其中便有陈巨来刻的”。
事将成，需有一篇序文，张鲁庵命周劭撰写，被“人微言轻不能胜任”婉言辞却，但举荐了“鲁迅风作家”唐弢，并请张老先生以乡前辈的身份，自己出面去请唐弢写作。唐弢一口答应，很快便写好，只是该印谱顺利出版，销路也好，周劭却始终未见到过唐弢的序文。
据郭若愚、高式熊两老证实： 《鲁迅笔名印谱》，初由张鲁庵、叶潞渊、钱君匋、郭若愚拟钤拓各藏古代印章引起，之后柴子英发起并约稿创作，旋经张鲁庵负责。因为他有条件操办，提供了好纸好墨和鲁庵印泥，关键在于有多做实事之心。后来马公愚获悉，建议多增加外地篆刻家，一起创作，加快进度;而且他到北京开会时，还联系上了出版单位。（参见拙书《艺林类稿》第197页至199页）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经查找，确实藏有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所编《鲁迅笔名印谱》两种。一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10月版拓本，由笔者业师方去疾当年实际负责业务的上海宣和印社钤印拓款，具体操作者华镜泉，赶在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前夕刊行线装本50部，其中40部据说由周恩来总理以个人名义购赠海内外贵宾之用。二是该出版社1958年4月版印本，计630册。拓本《序》系1956年9月张鲁庵执笔，以铅字排印;印本《序》文字相同，但系毛笔书写，末加一行“马公愚书”。拓本、印本的跋文，由“钱瘦铁书”于是年10月，均写明“张鲁庵主编”。该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作家个人笔名汇刻、刊行印谱的先河，也肯定了张鲁庵在这方面的贡献。
张鲁庵是实业家、鉴藏家、印学家、篆刻家、“鲁庵印泥”创始者兼诗人。陈巨来平时待人接物要求比较苛刻，但对张鲁庵善制非商品买卖的“鲁庵印泥”，曾给予“佳妙无伦”的高度评价，于1942年起先后为之精心篆刻了两方白文印，即“鲁庵印泥”“鲁庵精制印泥”; 而且还肯定了张氏因肝癌病故，生前“有遗嘱，将生平所藏印谱、刻面印等等，悉捐献杭州西泠印社矣”的事迹。
张鲁庵于1962年去世。陈巨来关于张鲁庵死因，是“五八年余去淮南，六二年五月初六回申，张适于四月底逝世了。后据同门秦彦沖见告云……患肝癌不治而死的”。笔者查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记及张鲁庵：“以肺癌缠绵病榻，往探望时，其呼吸已极困难，犹殷殷以呈献所藏于公家为念，并嘱代为呼吁，余力慰之，不意余离医院仅两小时，鲁庵即溘然长逝。”陈巨来所转述，或许笔误，或系秦彦沖云“肝癌”有误。近日烦请杨继光馆长转询鲁庵老人文孙微信证实： “杨先生： 您好！我爷爷是肺癌病故。”
2019年1月25日，高式熊先生去世，生前，他将“鲁庵印泥”的秘方无偿捐献给国家，“鲁庵印泥”在他的奔走呼吁之下，于2008年申遗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0年11月28日定稿
（作者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编审）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