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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最近，在好朋友的推荐下读了赖德霖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此書主要是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一些问题所做的专题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从制度、技术、人才、教育以及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建筑现代化历程的初步探讨。第二编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建筑”的历史。通读整本书以后，给我最大印象就是作者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和组织，细致而立体的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基本政治文化语境，在这样的具体历史语境里重新看待和讨论这些案例时，很多以前觉得有些幼稚而难以理解的东西开始显得生动和可信，给人一种原来如此的踏实感。
其中尤其以第二编为主的几篇文章吸引了我的兴趣，将这几个专题研究综合起来看，则为我们重新全面生动的审视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几篇文章分别是
《“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的建筑价值观》。在作者看来，“科学性”和“民族性”是近代中国对于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解读，科学性强调建筑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而民族性的追求则是近代文化和政治的要求。二者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又可共容，在探索中国现代建筑的过程中，不同人对于二者的不同认识和运用也形成了不同成果。
《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设计》一文主要探讨在中山陵设计竞赛这一重要事件，众多建筑师是如何表达中国风格和共和理想的。作者通过对所选择的参赛作品作分析，分析这些设计的借鉴来源和设计手法。分析发现，身份、文化背景、教育状况不同建筑师对于融合中西则有不同处理方法。
另外，作者还对吕彦直获奖作品从经济可行性、与孙中山崇拜的仪式关系、以及作为国家纪念物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阐释了这一作品的多层面的意义。“吕彦直的作品’简朴浑厚’，评判顾问们有次判断它具有材质上的坚定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它体现了’纪念周’和公祭这两种崇拜方式的圆满结合；体现了崇拜以为中国伟大领袖的一是功能与一些著名西式纪念物空间造型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风格的建筑形式与学院派建筑原理的结合；还体现了中国式陵墓的宏壮与现代公众建筑的开放性之间的结合。”
《折衷背后的理念---杨廷宝建筑的比例问题研究》一文视图解释学院派教育对中国近代建筑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在杨廷宝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中国风格”作品中的体现。通过对建筑形式，特别是对立面构图的分析，作者发现并证明杨的“中国风格”建筑手法，与另一位中国近代建筑师吕彦直一样，都是经过了西方学院派建筑构图法则的修正，体现了一种将西方古典构图原理的普适性与中国建筑的民族性结合的理念，以及用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去规范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造型的努力。
《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从文化语境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入手，证明了他们选择北方官式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充足理由。另一方面，他们以机构理性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对中国传统建筑做出基本判断，并证明这一原则是中国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和哥特建筑的共同特点，同时找到了中国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共通之处，从而证明了中国传统建筑可以与西方建筑相比肩，同时在具有现时的时代价值。总的来说，梁、林的研究成果为他们建立一个“中国风格”的范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一文运用了图像分析的方法，详细对南京中央博物院各建筑元素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元素的形式来源。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央博物院主要参照了唐辽与宋初的多座木构建筑和《营造法式》的规范，参考来源很多，而设计过程则是一个“选择、修改和整合”的过程。在形式分析的基础上，做着进一步结合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分析了他的设计思想，之所以选择了唐辽与宋初建筑为主要形式来源，乃是由于其根据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和艺术进化论思想所界定的唐辽和宋初建筑所代表的“豪劲”时期为中国建筑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时又由于起“豪劲”之特性更符合那个时代亟需的强劲民族的动力，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建设独立民族国家的期盼相符合。通过有形式分析到其后复杂设计思想的考察，以前被人们普遍简单化认识和批评的“复古”行为，不再显得那么荒唐和幼稚，而因为其深刻的原因---知识分子身份、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显示出合理性和必然性。
对于近代中国建筑师对于中国风格的探索，作者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由吕彦直最早采用，又有杨廷宝发扬光大，他们试图将中国建筑的造型元素与体现于学院派教育中的西方建筑构图法则相结合，使得新的“中国风格”建筑在造型上同样符合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原则。而另一种则以梁思成设计的中央博物院为代表，梁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现它固有的构图规律，并以此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风格”。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做着在这些文章几乎都有强调的，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气候。文化上，各个文化领域普遍遇到以科学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文学、绘画、历史等各个学科都有和建筑学相似的困惑和寻找出路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当时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动力，文化建设又都以不同方式表达着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因而普遍表现出“科学性”和“民族性”的双重价值追求。
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困惑，从书中可以得知，从最早西式建筑传入，有人开始反思开始，到后来梁思成吕彦直等知识分子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如何走下去这个问题上，都采用的是一种二分法----取西洋建筑建筑功能、技术方面的合理先进之处，而取中国传统建筑的造型元素和其文化象征性。我困惑于一向看问题整体而含混的中国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会这么截然二分的有此看法呢？传统文化中，作为器的建筑它显现为物质化的营造，而在道的层面建筑以及城市的布局都是作为制度的一部分，二者在器道的分离中便断裂开了，也因此，从来建筑学也就没有从器到道的层面一气呵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在这样的文化惯性下，这种二分看法成为共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文章中，赖德霖对于吕彦直、杨廷宝和梁思成的“中国风格”探索集中强调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动力。而巫鸿《美术史的形状》则提供我一个新的角度，把他们对于中国新建筑的探索放在艺术史之内来讨论，其合理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论述。
巫鸿在这篇文章指出，耶鲁大学的库布勒教授提出了“连接性解答”理论。这个理论不再把艺术史发展看作一个又一个风格的出生-生长-高峰-消亡的“生物模式”，而把艺术史看作面对问题时做出的解答问题的各个链环构成的发展系列，“他把美术史塑造成一代代人们对形式和意义的积极寻求”。
接着，作者结合这个理论重新探讨了美术史上的“复古”问题。复古是个负责而常见的文化和艺术现象，“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很多革新实际是通过’复古’视线的。提倡复古这并非全然不变的恢复或回复古代，二是把将来折射为过去，通过对某种一是形象的回忆、追溯和融合视线一种的当代的艺术理想。”
这类’复古’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从现在设想过去的“返观的眼光”；二是对过去的重构和界定，有次确定“返观”的注视点；三是现时和这个过去点之间的“沟壑”，艺术家必须超越这个沟壑所造成的历史与心里上的差距，创造出古与今、新与旧之间的独特融合。
作者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梁思成的中国风格建筑的探索符合复古的三个基本要素，而起动因又很符合“连接性解答”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之下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一种解答，即行为虽然看似是复古的，但立足点却是当代的，面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的。
这样想下去，中国古代文学、书法、绘画方面的以复古作为革新动力和来源的艺术运动则相当常见，这几乎是知识分子遇到文化困境时的最常见做法，而梁思成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走这条路则是很合情合理的。
虽然以梁为代表的近代建筑“复古”现象有各方面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局限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文化面临困局时，他主动返观传统，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但他们并没有一蹴而就完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的探索，这个为什么则是更难而更有意义的问题，值得继续思考。
参考文献：
[1] 赖德霖.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
[2] 巫鸿. 美术史的形状.巫鸿.美术史十议[C].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
最近，在好朋友的推荐下读了赖德霖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此書主要是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一些问题所做的专题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从制度、技术、人才、教育以及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建筑现代化历程的初步探讨。第二编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建筑”的历史。通读整本书以后，给我最大印象就是作者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和组织，细致而立体的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基本政治文化语境，在这样的具体历史语境里重新看待和讨论这些案例时，很多以前觉得有些幼稚而难以理解的东西开始显得生动和可信，给人一种原来如此的踏实感。
其中尤其以第二编为主的几篇文章吸引了我的兴趣，将这几个专题研究综合起来看，则为我们重新全面生动的审视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几篇文章分别是
《“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的建筑价值观》。在作者看来，“科学性”和“民族性”是近代中国对于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解读，科学性强调建筑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而民族性的追求则是近代文化和政治的要求。二者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又可共容，在探索中国现代建筑的过程中，不同人对于二者的不同认识和运用也形成了不同成果。
《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设计》一文主要探讨在中山陵设计竞赛这一重要事件，众多建筑师是如何表达中国风格和共和理想的。作者通过对所选择的参赛作品作分析，分析这些设计的借鉴来源和设计手法。分析发现，身份、文化背景、教育状况不同建筑师对于融合中西则有不同处理方法。
另外，作者还对吕彦直获奖作品从经济可行性、与孙中山崇拜的仪式关系、以及作为国家纪念物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阐释了这一作品的多层面的意义。“吕彦直的作品’简朴浑厚’，评判顾问们有次判断它具有材质上的坚定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它体现了’纪念周’和公祭这两种崇拜方式的圆满结合；体现了崇拜以为中国伟大领袖的一是功能与一些著名西式纪念物空间造型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风格的建筑形式与学院派建筑原理的结合；还体现了中国式陵墓的宏壮与现代公众建筑的开放性之间的结合。”
《折衷背后的理念---杨廷宝建筑的比例问题研究》一文视图解释学院派教育对中国近代建筑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在杨廷宝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中国风格”作品中的体现。通过对建筑形式，特别是对立面构图的分析，作者发现并证明杨的“中国风格”建筑手法，与另一位中国近代建筑师吕彦直一样，都是经过了西方学院派建筑构图法则的修正，体现了一种将西方古典构图原理的普适性与中国建筑的民族性结合的理念，以及用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去规范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造型的努力。
《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从文化语境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入手，证明了他们选择北方官式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充足理由。另一方面，他们以机构理性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对中国传统建筑做出基本判断，并证明这一原则是中国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和哥特建筑的共同特点，同时找到了中国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共通之处，从而证明了中国传统建筑可以与西方建筑相比肩，同时在具有现时的时代价值。总的来说，梁、林的研究成果为他们建立一个“中国风格”的范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一文运用了图像分析的方法，详细对南京中央博物院各建筑元素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元素的形式来源。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央博物院主要参照了唐辽与宋初的多座木构建筑和《营造法式》的规范，参考来源很多，而设计过程则是一个“选择、修改和整合”的过程。在形式分析的基础上，做着进一步结合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分析了他的设计思想，之所以选择了唐辽与宋初建筑为主要形式来源，乃是由于其根据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和艺术进化论思想所界定的唐辽和宋初建筑所代表的“豪劲”时期为中国建筑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时又由于起“豪劲”之特性更符合那个时代亟需的强劲民族的动力，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建设独立民族国家的期盼相符合。通过有形式分析到其后复杂设计思想的考察，以前被人们普遍简单化认识和批评的“复古”行为，不再显得那么荒唐和幼稚，而因为其深刻的原因---知识分子身份、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显示出合理性和必然性。
对于近代中国建筑师对于中国风格的探索，作者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由吕彦直最早采用，又有杨廷宝发扬光大，他们试图将中国建筑的造型元素与体现于学院派教育中的西方建筑构图法则相结合，使得新的“中国风格”建筑在造型上同样符合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原则。而另一种则以梁思成设计的中央博物院为代表，梁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现它固有的构图规律，并以此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风格”。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做着在这些文章几乎都有强调的，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气候。文化上，各个文化领域普遍遇到以科学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文学、绘画、历史等各个学科都有和建筑学相似的困惑和寻找出路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当时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动力，文化建设又都以不同方式表达着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因而普遍表现出“科学性”和“民族性”的双重价值追求。
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困惑，从书中可以得知，从最早西式建筑传入，有人开始反思开始，到后来梁思成吕彦直等知识分子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如何走下去这个问题上，都采用的是一种二分法----取西洋建筑建筑功能、技术方面的合理先进之处，而取中国传统建筑的造型元素和其文化象征性。我困惑于一向看问题整体而含混的中国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会这么截然二分的有此看法呢？传统文化中，作为器的建筑它显现为物质化的营造，而在道的层面建筑以及城市的布局都是作为制度的一部分，二者在器道的分离中便断裂开了，也因此，从来建筑学也就没有从器到道的层面一气呵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在这样的文化惯性下，这种二分看法成为共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文章中，赖德霖对于吕彦直、杨廷宝和梁思成的“中国风格”探索集中强调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动力。而巫鸿《美术史的形状》则提供我一个新的角度，把他们对于中国新建筑的探索放在艺术史之内来讨论，其合理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论述。
巫鸿在这篇文章指出，耶鲁大学的库布勒教授提出了“连接性解答”理论。这个理论不再把艺术史发展看作一个又一个风格的出生-生长-高峰-消亡的“生物模式”，而把艺术史看作面对问题时做出的解答问题的各个链环构成的发展系列，“他把美术史塑造成一代代人们对形式和意义的积极寻求”。
接着，作者结合这个理论重新探讨了美术史上的“复古”问题。复古是个负责而常见的文化和艺术现象，“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很多革新实际是通过’复古’视线的。提倡复古这并非全然不变的恢复或回复古代，二是把将来折射为过去，通过对某种一是形象的回忆、追溯和融合视线一种的当代的艺术理想。”
这类’复古’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从现在设想过去的“返观的眼光”；二是对过去的重构和界定，有次确定“返观”的注视点；三是现时和这个过去点之间的“沟壑”，艺术家必须超越这个沟壑所造成的历史与心里上的差距，创造出古与今、新与旧之间的独特融合。
作者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梁思成的中国风格建筑的探索符合复古的三个基本要素，而起动因又很符合“连接性解答”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之下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一种解答，即行为虽然看似是复古的，但立足点却是当代的，面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的。
这样想下去，中国古代文学、书法、绘画方面的以复古作为革新动力和来源的艺术运动则相当常见，这几乎是知识分子遇到文化困境时的最常见做法，而梁思成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走这条路则是很合情合理的。
虽然以梁为代表的近代建筑“复古”现象有各方面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局限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文化面临困局时，他主动返观传统，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但他们并没有一蹴而就完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的探索，这个为什么则是更难而更有意义的问题，值得继续思考。
参考文献：
[1] 赖德霖.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
[2] 巫鸿. 美术史的形状.巫鸿.美术史十议[C].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