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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成长须过六关
我国的中小民营经济经过了十几年的艰难发展，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新时期，一大批中小民营经济正在崛起，展现了非公经济未来发展的通明的曙色，令人感奋。然而我们也必须冷静地认识到，与国际化、规范化的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标准化的目标相比，在整体水平上还有相当的差距，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管理上水平已成为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从真正意义上讲，民营企业要上新的台阶，还必须突破六关：
其一，技术创新关。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的竞争，更直接地表现为技术创新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败。而大部分民营经济往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技术水平低，科技含量不足，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二，规模扩张关。绝大部分民营经济在资本原始积累之初都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企业在发展中就必须不断进行规模扩张。据笔者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罗伯特博士共同研究的成果表明，在美国中小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中存在着四个临界点，很多企业都在这些关口中被淘汰，只有少量高技术含量、高资本含量、高文化含量的企业得以过关，由此进入几何级数扩张的新发展阶段。其中第一个临界点的量化参数则是总资产达到一千万美元，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崛起的诸多企业，也正在资产近人民币一亿元时出现动荡和变故甚而夭折，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警觉的。
其三，产权结构关。现代产权制度不仅仅讲求产权明晰，即资本的人格化，更讲求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合理或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因其产权一元化导致主体僵化，摆脱不了行政干预，而民营经济产权一元化则导致主体排他，同样摆脱不了家庭式发展的局限。
其四，资金来源关。大多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融通主要是间接融通。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间接融资已不能承受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必须代之以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而直接融资则要求企业大力推行股份制，甚至成为上市公司。
其五，现代管理关。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从家庭式、经验式的粗放管理中摆脱出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机制，完善决策体系和外脑支持系统，树立发展战略意识和人力资本理念，敢于投入大比重的智力特别是高智力成本，真正实现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有机结合。
其六，运行规范关。民营经济大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夹缝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极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企业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大都受用诸多非理性的竞争手段，贿赂、收买政府官员，投机取巧，非法经营，不正当竞争，偷逃税款，克扣工资，非法使用劳工等，体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化、野蛮性。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有些甚至呈恶化趋势。这些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属性，但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法治条件的不断成熟，特别是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弊端不仅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阴影，也已成为企业自身不断提升并走向高级化的桎梏，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尽快摆脱这些非理性的理论和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的经济秩序、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合理竞争、规范运作、稳步发展，否则，将被淘汰出局。
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既是一个发展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改革的概念，包括企业内部与外部的体制与机制的制度创新。就企业自身而言，虽然它原发于市场，但由于所处环境的市场不完全化和自身的相对初级化，因此也需要在制度创新中谋求发展：而就外部环境而言，以政府为核心的成配套的改革，已成为中小民营经济发展的严重的桎梏，本来稚嫩并且不规范的市场主体的原始化、初级化行为，面对的是庞大刚性的政府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强力型职能，这一矛盾成为中国中小民营经济发展在理念层面、政策层面上关注的焦点。
考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人们在进行深层次的、历史性的思考时，我们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描绘中国的改革现状：经济改革孤军深入，社会文化跟进不足，企业改革单枪匹马，政府改革姗姗来迟。中国政府的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口，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进而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全面进步的症结。因此，中国政府不仅仅是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也将成为改革的对象。超越自我、完善自我、改革自我，是中国政府历史性的抉择，也是中共十五大之所以将其提上议程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
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前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绝对权力制衡向市场(资本)制衡的转换，权力和市场的百般纠缠转向了二者适度分离、平等竞争、决策科学、高文化化、高法制化的新型社会经济机制。在这个转换中，政府要面临四个方面重大的改革任务：～是机构精简，变大政府小社会为小政府大社会；二是职能转换，变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交织为适当地分离，经济投资、经营职能与经济宏观调控管理职能相分离；三是行为规范，变粗放、野蛮的“家长作风”为科学文明的政府行为；四是行政依法，变人治大于法治的随意专权，为法律高于一切的严明执法和科学行政。
公共行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其管理内容的合理性、管理形式的科学性、管理程序的适应性。从西方一些市场发达的国家来看，政府的行政权力主要是对市场的规范和补足，而中国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模式选择首先要考虑：一是利用各种条件，培育市场，提供服务，精心组织，科学管理，跨越原始紊乱的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二是采取有效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加强管理调控，保持市场需求，扩大城镇就业，促进农村城市化，防止两极分化；三是选择管理的基点，采取不直接损伤市场机制的主体调节；四是要完善行政管理程序，实行政务透明化改革，坚持依法行政。
概括地说，政府行政权力：一是管理，二是调控，而且要发挥一种自觉、主动的积极作用。按照这一模式来考察我国政府行政的实践就会发现，我们长期推行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行政管理模式来看，这种发展模式无疑是一种强力型的管理模式，具体来说，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行政权力涉及面过于宽泛，事无巨细，不仅是经济职能的行政化、政治化，而且用行政行为代替企业行为、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二是手段过于刚性并僵化，基本是一套完整的计划指标体系。三是操作过于宏观，相当一部分指令缺乏科学依据，应付特殊的政治需要或带有浓厚的应时性的管理活动占据了主体地位；计划指标制定和执行主观随意性强：审批行为带有一定的“关系学”色彩；管理范围和强度随意扩大，行政过程透明度低，掩盖了一些行政腐败现象。因而中国政府政务改革首先应划清管理权限，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科学合理，内部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全面分离。
从政治角度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经济角度看，无限的权力意味着无际的风险。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还权于企业，这不仅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小企业成长发展的根本环境前提。
我国的中小民营经济经过了十几年的艰难发展，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新时期，一大批中小民营经济正在崛起，展现了非公经济未来发展的通明的曙色，令人感奋。然而我们也必须冷静地认识到，与国际化、规范化的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标准化的目标相比，在整体水平上还有相当的差距，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管理上水平已成为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从真正意义上讲，民营企业要上新的台阶，还必须突破六关：
其一，技术创新关。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的竞争，更直接地表现为技术创新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败。而大部分民营经济往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技术水平低，科技含量不足，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二，规模扩张关。绝大部分民营经济在资本原始积累之初都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企业在发展中就必须不断进行规模扩张。据笔者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罗伯特博士共同研究的成果表明，在美国中小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中存在着四个临界点，很多企业都在这些关口中被淘汰，只有少量高技术含量、高资本含量、高文化含量的企业得以过关，由此进入几何级数扩张的新发展阶段。其中第一个临界点的量化参数则是总资产达到一千万美元，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崛起的诸多企业，也正在资产近人民币一亿元时出现动荡和变故甚而夭折，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警觉的。
其三，产权结构关。现代产权制度不仅仅讲求产权明晰，即资本的人格化，更讲求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合理或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因其产权一元化导致主体僵化，摆脱不了行政干预，而民营经济产权一元化则导致主体排他，同样摆脱不了家庭式发展的局限。
其四，资金来源关。大多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融通主要是间接融通。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间接融资已不能承受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必须代之以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而直接融资则要求企业大力推行股份制，甚至成为上市公司。
其五，现代管理关。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从家庭式、经验式的粗放管理中摆脱出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机制，完善决策体系和外脑支持系统，树立发展战略意识和人力资本理念，敢于投入大比重的智力特别是高智力成本，真正实现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有机结合。
其六，运行规范关。民营经济大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夹缝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极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企业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大都受用诸多非理性的竞争手段，贿赂、收买政府官员，投机取巧，非法经营，不正当竞争，偷逃税款，克扣工资，非法使用劳工等，体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化、野蛮性。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有些甚至呈恶化趋势。这些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属性，但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法治条件的不断成熟，特别是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弊端不仅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阴影，也已成为企业自身不断提升并走向高级化的桎梏，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尽快摆脱这些非理性的理论和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的经济秩序、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合理竞争、规范运作、稳步发展，否则，将被淘汰出局。
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既是一个发展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改革的概念，包括企业内部与外部的体制与机制的制度创新。就企业自身而言，虽然它原发于市场，但由于所处环境的市场不完全化和自身的相对初级化，因此也需要在制度创新中谋求发展：而就外部环境而言，以政府为核心的成配套的改革，已成为中小民营经济发展的严重的桎梏，本来稚嫩并且不规范的市场主体的原始化、初级化行为，面对的是庞大刚性的政府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强力型职能，这一矛盾成为中国中小民营经济发展在理念层面、政策层面上关注的焦点。
考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人们在进行深层次的、历史性的思考时，我们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描绘中国的改革现状：经济改革孤军深入，社会文化跟进不足，企业改革单枪匹马，政府改革姗姗来迟。中国政府的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口，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进而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全面进步的症结。因此，中国政府不仅仅是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也将成为改革的对象。超越自我、完善自我、改革自我，是中国政府历史性的抉择，也是中共十五大之所以将其提上议程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
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前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绝对权力制衡向市场(资本)制衡的转换，权力和市场的百般纠缠转向了二者适度分离、平等竞争、决策科学、高文化化、高法制化的新型社会经济机制。在这个转换中，政府要面临四个方面重大的改革任务：～是机构精简，变大政府小社会为小政府大社会；二是职能转换，变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交织为适当地分离，经济投资、经营职能与经济宏观调控管理职能相分离；三是行为规范，变粗放、野蛮的“家长作风”为科学文明的政府行为；四是行政依法，变人治大于法治的随意专权，为法律高于一切的严明执法和科学行政。
公共行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其管理内容的合理性、管理形式的科学性、管理程序的适应性。从西方一些市场发达的国家来看，政府的行政权力主要是对市场的规范和补足，而中国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模式选择首先要考虑：一是利用各种条件，培育市场，提供服务，精心组织，科学管理，跨越原始紊乱的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二是采取有效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加强管理调控，保持市场需求，扩大城镇就业，促进农村城市化，防止两极分化；三是选择管理的基点，采取不直接损伤市场机制的主体调节；四是要完善行政管理程序，实行政务透明化改革，坚持依法行政。
概括地说，政府行政权力：一是管理，二是调控，而且要发挥一种自觉、主动的积极作用。按照这一模式来考察我国政府行政的实践就会发现，我们长期推行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行政管理模式来看，这种发展模式无疑是一种强力型的管理模式，具体来说，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行政权力涉及面过于宽泛，事无巨细，不仅是经济职能的行政化、政治化，而且用行政行为代替企业行为、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二是手段过于刚性并僵化，基本是一套完整的计划指标体系。三是操作过于宏观，相当一部分指令缺乏科学依据，应付特殊的政治需要或带有浓厚的应时性的管理活动占据了主体地位；计划指标制定和执行主观随意性强：审批行为带有一定的“关系学”色彩；管理范围和强度随意扩大，行政过程透明度低，掩盖了一些行政腐败现象。因而中国政府政务改革首先应划清管理权限，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科学合理，内部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全面分离。
从政治角度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经济角度看，无限的权力意味着无际的风险。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还权于企业，这不仅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小企业成长发展的根本环境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