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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前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钧老人,祖籍河北省永乐府乐亭县王家庄子。父亲年轻时闯关东,颠沛流离到了汤原县三道流。1914年,王钧就出生在那里。
1932年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下去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相继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王钧的父亲和王钧的一个堂兄弟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的捎信儿说,“要大嫂的改嫁钱”。
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了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后就用枪把人逼住,将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王钧的母亲要钱。为了给王钧的两个哥哥治病,家里借了好多债,哪儿还有钱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王钧的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王钧刚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报仇!报仇!
没多久,屯子里来了个货郎,肩上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货郎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啊,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给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疙瘩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啊!”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的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日本子来祸害呀……”
18岁的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又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了,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货郎就压低声音道:“老弟要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儿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随后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不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深秋,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后,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不同往常,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儿的,一会儿自己个儿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账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打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靸鞋。他进土围子后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该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后,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一条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他们都是各区委选送的,三分之一是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其中还有三个女队员。80%以上是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儿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负。咱们都是党团员和坚决分子,要给中国人做脸争气,就是让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装熊!”
李福臣宣布红军游击队纪律:听从领导,服从指挥,作战勇敢,尊重妇女,维护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东西,关心阶级兄弟等等。再接着宣布部队主要人员:编制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李福臣,党支部书记赵华瑞,下设三个小队,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李福臣和赵华瑞打开麻袋,开始分枪。
一支俄造连珠枪,一支别拉弹克(一种威力很大的俄造单发猎枪),两支匣子枪,十来支“铁公鸡”(一种单发手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这些枪是九一八事变后汤原县委积攒的家底,有花钱买的,大都是各级党组织收集的。
李福臣说:“没分到的别生气,咱就这些本钱,有了本钱就能生利。”
胡子还有个报号呢,这红军游击队叫个什么名字呀?有的说,咱们是汤原人,叫“汤原游击队”;有的说,县委讲“创造苏维埃红军”,就叫“汤原红军”。大家都觉得叫“红军”没错,“汤原”两个字也得有,那也得从全国往下排呀?有人说,全中国有多少红军、怎么排的,俺不知道,听说南满有个32军,咱们就叫“中国工农红军33军汤原游击队”吧。
红33军汤原游击队,就这么诞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汤原游击队向山里进发,去杨家屯缴地主杨发的枪。
杨发家的大院套青砖围墙,两人来高。那时去个屯子,老远就能看到这样的大院套。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有钱人家高筑墙、养枪养炮手是为了防胡子。像汤原县太平川姓耿的大粮户,有三百多支枪、四支手提式、两挺机关枪、十门小钢炮,炮手能编制一个营。炮手把胡子打死在院里院外,东家赏钱都不一样——院里加倍。那时谁家要是养个有名的炮手,打枪百发百中,就能镇住一方胡子。当然,东家是要出大价钱的。一些较大的村屯还组织队伍,有钱人出钱,当头;穷人出人,叫个“自卫团”什么的,民间都叫“大排”“大排队”。九一八事变后,遍地起胡子,连一些县城的有钱人也纷纷组织各种武装,保护地面。 来到杨家大院外,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扔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的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五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儿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
队员从地窖里抱出五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来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创立了苏维埃政权。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但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因为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县委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屯里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有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胡子进了人家后,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值点儿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虽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气得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待续)
1932年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下去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相继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王钧的父亲和王钧的一个堂兄弟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的捎信儿说,“要大嫂的改嫁钱”。
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了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后就用枪把人逼住,将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王钧的母亲要钱。为了给王钧的两个哥哥治病,家里借了好多债,哪儿还有钱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王钧的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王钧刚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报仇!报仇!
没多久,屯子里来了个货郎,肩上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货郎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啊,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给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疙瘩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啊!”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的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日本子来祸害呀……”
18岁的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又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了,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货郎就压低声音道:“老弟要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儿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随后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不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深秋,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后,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不同往常,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儿的,一会儿自己个儿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账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打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靸鞋。他进土围子后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该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后,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一条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他们都是各区委选送的,三分之一是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其中还有三个女队员。80%以上是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儿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负。咱们都是党团员和坚决分子,要给中国人做脸争气,就是让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装熊!”
李福臣宣布红军游击队纪律:听从领导,服从指挥,作战勇敢,尊重妇女,维护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东西,关心阶级兄弟等等。再接着宣布部队主要人员:编制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李福臣,党支部书记赵华瑞,下设三个小队,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李福臣和赵华瑞打开麻袋,开始分枪。
一支俄造连珠枪,一支别拉弹克(一种威力很大的俄造单发猎枪),两支匣子枪,十来支“铁公鸡”(一种单发手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这些枪是九一八事变后汤原县委积攒的家底,有花钱买的,大都是各级党组织收集的。
李福臣说:“没分到的别生气,咱就这些本钱,有了本钱就能生利。”
胡子还有个报号呢,这红军游击队叫个什么名字呀?有的说,咱们是汤原人,叫“汤原游击队”;有的说,县委讲“创造苏维埃红军”,就叫“汤原红军”。大家都觉得叫“红军”没错,“汤原”两个字也得有,那也得从全国往下排呀?有人说,全中国有多少红军、怎么排的,俺不知道,听说南满有个32军,咱们就叫“中国工农红军33军汤原游击队”吧。
红33军汤原游击队,就这么诞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汤原游击队向山里进发,去杨家屯缴地主杨发的枪。
杨发家的大院套青砖围墙,两人来高。那时去个屯子,老远就能看到这样的大院套。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有钱人家高筑墙、养枪养炮手是为了防胡子。像汤原县太平川姓耿的大粮户,有三百多支枪、四支手提式、两挺机关枪、十门小钢炮,炮手能编制一个营。炮手把胡子打死在院里院外,东家赏钱都不一样——院里加倍。那时谁家要是养个有名的炮手,打枪百发百中,就能镇住一方胡子。当然,东家是要出大价钱的。一些较大的村屯还组织队伍,有钱人出钱,当头;穷人出人,叫个“自卫团”什么的,民间都叫“大排”“大排队”。九一八事变后,遍地起胡子,连一些县城的有钱人也纷纷组织各种武装,保护地面。 来到杨家大院外,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扔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的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五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儿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
队员从地窖里抱出五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来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创立了苏维埃政权。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但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因为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县委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屯里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有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胡子进了人家后,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值点儿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虽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气得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