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前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钧老人，祖籍河北省永乐府乐亭县王家庄子。父亲年轻时闯关东，颠沛流离到了汤原县三道流。1914年，王钧就出生在那里。
　　1932年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下去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相继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王钧的父亲和王钧的一个堂兄弟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的捎信儿说，“要大嫂的改嫁钱”。
　　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了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后就用枪把人逼住，将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王钧的母亲要钱。为了给王钧的两个哥哥治病，家里借了好多债，哪儿还有钱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王钧的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王钧刚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报仇！报仇！
　　没多久，屯子里来了个货郎，肩上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货郎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啊，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给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疙瘩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啊！”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的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日本子来祸害呀……”
　　18岁的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又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了，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货郎就压低声音道：“老弟要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儿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随后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不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深秋，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后，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不同往常，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儿的，一会儿自己个儿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账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打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靸鞋。他进土围子后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该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后，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一条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他们都是各区委选送的，三分之一是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其中还有三个女队员。80%以上是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儿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负。咱们都是党团员和坚决分子，要给中国人做脸争气，就是让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装熊！”
　　李福臣宣布红军游击队纪律：听从领导，服从指挥，作战勇敢，尊重妇女，维护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东西，关心阶级兄弟等等。再接着宣布部队主要人员：编制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李福臣，党支部书记赵华瑞，下设三个小队，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李福臣和赵华瑞打开麻袋，开始分枪。
　　一支俄造连珠枪，一支别拉弹克（一种威力很大的俄造单发猎枪），两支匣子枪，十来支“铁公鸡”（一种单发手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这些枪是九一八事变后汤原县委积攒的家底，有花钱买的，大都是各级党组织收集的。
　　李福臣说：“没分到的别生气，咱就这些本钱，有了本钱就能生利。”
　　胡子还有个报号呢，这红军游击队叫个什么名字呀？有的说，咱们是汤原人，叫“汤原游击队”；有的说，县委讲“创造苏维埃红军”，就叫“汤原红军”。大家都觉得叫“红军”没错，“汤原”两个字也得有，那也得从全国往下排呀？有人说，全中国有多少红军、怎么排的，俺不知道，听说南满有个32军，咱们就叫“中国工农红军33军汤原游击队”吧。
　　红33军汤原游击队，就这么诞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汤原游击队向山里进发，去杨家屯缴地主杨发的枪。
　　杨发家的大院套青砖围墙，两人来高。那时去个屯子，老远就能看到这样的大院套。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有钱人家高筑墙、养枪养炮手是为了防胡子。像汤原县太平川姓耿的大粮户，有三百多支枪、四支手提式、两挺机关枪、十门小钢炮，炮手能编制一个营。炮手把胡子打死在院里院外，东家赏钱都不一样——院里加倍。那时谁家要是养个有名的炮手，打枪百发百中，就能镇住一方胡子。当然，东家是要出大价钱的。一些较大的村屯还组织队伍，有钱人出钱，当头；穷人出人，叫个“自卫团”什么的，民间都叫“大排”“大排队”。九一八事变后，遍地起胡子，连一些县城的有钱人也纷纷组织各种武装，保护地面。 　　来到杨家大院外，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扔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的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五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儿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
　　队员从地窖里抱出五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来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创立了苏维埃政权。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但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因为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县委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屯里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有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胡子进了人家后，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值点儿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虽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气得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