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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民法典草案，民法典的诞生宣告着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任务正式完成，中国将进入民法法典时代。该部法律以庞大的立法体系和严密的逻辑规律，成为国家法律体系完善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民法典的进步与创新之处体现在内容、体系、编纂方法三个方面，使得民事立法充分回应了时代创新的大潮流。
关键词：民法典;立法创新;编纂体例;依法治国
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是创新，一个国家没有创新便无法实现综合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治国重器的法律若没有创新，便无法实现真正的进步和突破。《民法总则》刚通过时有学者曾总结其突出特征为“继受有余，创新不足”，《民法典》 的进步之处恰恰与其创新之处同轨而行，共同引领着整部法典创造辉煌。
1 民法典内容的创新
人格权在民法学理论界的争议一直以来非常之大，当初在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就强调了人格权，当时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2002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也有人格权编。但是后来的数次修改中，人格权编又消失踪迹了。主要由于很多民法学者和法学家，对人格权独立成编持否定的态度，他们大多认为，人格权属于人格方面的内容，将其内容在总则中总体规定足矣，故而更倾向于在民法典中不制定单独的人格权编。但实际上《民法总则》并没有对人格权进行充分的规定，只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且缺乏具体详尽的内容。之后，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将这三种权利并列在一起，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立法建议，认为人格权应当单独成编，人格权应当独立，人格权保护理应加强，在这种背景下，人格权编的起草又恢复了，而且在加速进行。
此外，在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中，民法就是用来解决财产权问题的，从古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均是如此，在人们讨论民事权利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讨论财产权利。但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注重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他们更多地将人格权问题，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放在宪法的领域内解决。比如法国的欧洲人权法院具体解决人格权纠纷，而财产权纠纷更多由普通法院解决。在我国立法进程中，更应当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权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我们的人格权单独成编，实乃一项创举。中国出现了包含人格权编的民法典，这开创了21世纪的新模式，人们对人格权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从立法层面将人格權利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 编纂体例的创新
第二个创新，应当是在体例方面。法典的体例并不只是表现为体例本身，而是表现了一个法律和一个法系，内在的、科学的、结构的组成。早在古罗马法时代，就有各种对民事关系进行划分的方法，如学说汇纂体例和法学阶梯体例。在当代，《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采取了三分法，它的特点在于更多地强调主体的地位，但是没有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20世纪初，《德国民法典》开创了五分法的模式，包括总则、物权、债权、亲属和继承。到了21世纪，我们中国的民法典提供了新的七分法的体例，所谓七分法，就是在总则之外，还规定了人格权、物权、合同、侵权责任、婚姻家庭和继承。
例如，之前的根据《民法通则》中对于民事责任的理解，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有缺陷的。西方国家的债包括四种：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而现在我们不将侵权行为之债归为债的一部分，直接归为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实际上是违反民事义务而产生的后果，不能将二者混淆，现在的民法典将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明确区分开来，即侵权能够产生债的关系，侵权也可能产生民事责任，但民事责任决不等于侵权，而是在整体上大于侵权范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法典将“侵权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的概念更加准确化了。
再如，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两大部分的规定，在民法典之前，只在《民法总则》里罗列了两条规定。但是由于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两部分的内容十分丰富，仅仅用两个条文来简单概括的表达，对于具体法律适用来说十分欠缺。总之，在民法典的体例中，使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实属于中国语境下产生的特殊情况，理应看作是体例上的创新。
3 编纂方法的创新
第三个创新应当是在编纂方法上的创新。我们民法典的编纂方法，应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人可能会批判道，我们71年才制定了一部民法典，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出台。但实际上我们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很多分编，以分散形式共同构成民事法律，至少在当时我们就通过了《婚姻法》。因此我们既不能说中国的民法典出台得太晚，也不能说中国很早就有了民法典，因为它是分编组成的，而分编是由一部一部法律组成的。这一部一部法律的构成，就是我们不断前进的步伐，虽然道路曲折，但最终“修成正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法典的编纂方法具有中国的特色，即一个部分成熟就制定一编，另外一个部分成熟再来制定第二编，第二编成熟后制定第三编，等等。经过摸索，我们制定了《民法通则》，之后《民法总则》部分代替了《民法通则》，最后形成了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当因为各编已经趋于成熟就不再考虑法典的制定，更不能认为民法典的作用只不过是将它们统一成了完整体系的法典。而是应当充分的认识到，民法典作为一部兼顾体系化、逻辑化的法典，其制定、出台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各编独立存在本身，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整个国家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且如果没有民法典的话，各编也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法典编纂的方法，是在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更是法治国家的法治进程中最耀眼的一抹光芒。
参考文献：
[1] 孙宪忠.中国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统辖遵从关系[J].法学研究，2020（03）.
[2] 黄文煌.民法典编纂中的法条表达技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条文的梳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1）.
[3] 孙宪忠.论民法典贯彻体系性科学逻辑的几个要点[J].东方法学，2020（04）.
作者简介：张亦铭（1997—），男，河南信阳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律系 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关键词：民法典;立法创新;编纂体例;依法治国
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是创新，一个国家没有创新便无法实现综合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治国重器的法律若没有创新，便无法实现真正的进步和突破。《民法总则》刚通过时有学者曾总结其突出特征为“继受有余，创新不足”，《民法典》 的进步之处恰恰与其创新之处同轨而行，共同引领着整部法典创造辉煌。
1 民法典内容的创新
人格权在民法学理论界的争议一直以来非常之大，当初在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就强调了人格权，当时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2002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也有人格权编。但是后来的数次修改中，人格权编又消失踪迹了。主要由于很多民法学者和法学家，对人格权独立成编持否定的态度，他们大多认为，人格权属于人格方面的内容，将其内容在总则中总体规定足矣，故而更倾向于在民法典中不制定单独的人格权编。但实际上《民法总则》并没有对人格权进行充分的规定，只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且缺乏具体详尽的内容。之后，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将这三种权利并列在一起，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立法建议，认为人格权应当单独成编，人格权应当独立，人格权保护理应加强，在这种背景下，人格权编的起草又恢复了，而且在加速进行。
此外，在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中，民法就是用来解决财产权问题的，从古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均是如此，在人们讨论民事权利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讨论财产权利。但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注重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他们更多地将人格权问题，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放在宪法的领域内解决。比如法国的欧洲人权法院具体解决人格权纠纷，而财产权纠纷更多由普通法院解决。在我国立法进程中，更应当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权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我们的人格权单独成编，实乃一项创举。中国出现了包含人格权编的民法典，这开创了21世纪的新模式，人们对人格权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从立法层面将人格權利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 编纂体例的创新
第二个创新，应当是在体例方面。法典的体例并不只是表现为体例本身，而是表现了一个法律和一个法系，内在的、科学的、结构的组成。早在古罗马法时代，就有各种对民事关系进行划分的方法，如学说汇纂体例和法学阶梯体例。在当代，《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采取了三分法，它的特点在于更多地强调主体的地位，但是没有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20世纪初，《德国民法典》开创了五分法的模式，包括总则、物权、债权、亲属和继承。到了21世纪，我们中国的民法典提供了新的七分法的体例，所谓七分法，就是在总则之外，还规定了人格权、物权、合同、侵权责任、婚姻家庭和继承。
例如，之前的根据《民法通则》中对于民事责任的理解，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有缺陷的。西方国家的债包括四种：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而现在我们不将侵权行为之债归为债的一部分，直接归为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实际上是违反民事义务而产生的后果，不能将二者混淆，现在的民法典将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明确区分开来，即侵权能够产生债的关系，侵权也可能产生民事责任，但民事责任决不等于侵权，而是在整体上大于侵权范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法典将“侵权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的概念更加准确化了。
再如，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两大部分的规定，在民法典之前，只在《民法总则》里罗列了两条规定。但是由于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两部分的内容十分丰富，仅仅用两个条文来简单概括的表达，对于具体法律适用来说十分欠缺。总之，在民法典的体例中，使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实属于中国语境下产生的特殊情况，理应看作是体例上的创新。
3 编纂方法的创新
第三个创新应当是在编纂方法上的创新。我们民法典的编纂方法，应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人可能会批判道，我们71年才制定了一部民法典，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出台。但实际上我们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很多分编，以分散形式共同构成民事法律，至少在当时我们就通过了《婚姻法》。因此我们既不能说中国的民法典出台得太晚，也不能说中国很早就有了民法典，因为它是分编组成的，而分编是由一部一部法律组成的。这一部一部法律的构成，就是我们不断前进的步伐，虽然道路曲折，但最终“修成正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法典的编纂方法具有中国的特色，即一个部分成熟就制定一编，另外一个部分成熟再来制定第二编，第二编成熟后制定第三编，等等。经过摸索，我们制定了《民法通则》，之后《民法总则》部分代替了《民法通则》，最后形成了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当因为各编已经趋于成熟就不再考虑法典的制定，更不能认为民法典的作用只不过是将它们统一成了完整体系的法典。而是应当充分的认识到，民法典作为一部兼顾体系化、逻辑化的法典，其制定、出台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各编独立存在本身，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整个国家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且如果没有民法典的话，各编也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法典编纂的方法，是在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更是法治国家的法治进程中最耀眼的一抹光芒。
参考文献：
[1] 孙宪忠.中国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统辖遵从关系[J].法学研究，2020（03）.
[2] 黄文煌.民法典编纂中的法条表达技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条文的梳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1）.
[3] 孙宪忠.论民法典贯彻体系性科学逻辑的几个要点[J].东方法学，2020（04）.
作者简介：张亦铭（1997—），男，河南信阳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律系 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