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邓小平作出了科学的规划，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先富到共富、有序致富，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完整准确地解读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的科学思想，将有助于厘清认识，澄清误解，对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解决当前分配不公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6-0003-03 　　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三十二章中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1] 在此，重新回顾和解读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的科学思想，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由先富到共富是共同富裕的一条捷径 　　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如何从时空的运动中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经历过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是邓小平作出了科学的规划，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有先富到共富，有序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途径，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但这样的发展途径并不是一个自发随意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或缺，它将通过政策调整和机制运行，发挥调节贫富差距和稳步推进有序致富，防止两极分化的作用和功能。 “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2] 也就是途径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轨迹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科学地提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长期以来积极探索求解的实践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如何走上一条在经济较快发展中人民较快地富裕的捷径呢？邓小平早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3]。“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2] 　　二、先富到共富具有明确的规定性 　　邓小平共同富裕和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思想，具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1.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小生产思想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绝对平均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偏差，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共同富裕视为平均主义，容不得出现一点先富后富、多富少富的差别。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左”的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在分配领域里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把按劳分配中包含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如计件工资和奖金等较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报酬形式，统统砍掉。其结果只能是同步贫穷、同等贫穷。对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2]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先有后，有高有低，波浪式、非平衡发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刀切”、“齐步走”，追求无差别境界，追求绝对平衡，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平衡只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发展总是呈波浪式向前发展的，即使是共同富裕还会有不同，绝不会一模一样。因此，共同富裕不能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更不等于平均主义。奔向富裕实际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过程，要求所有地区、所有人一齐富裕起来，这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同时，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是有序的，其有序性的效率高于无序性的效率。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2]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打破了“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对此，邓小平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2]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2] 　　2.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两极分化有原则区别。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从而避免两极分化。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其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因而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巨大积累，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阶级分化。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两极分化产生的条件。而且“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只要我们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2]。1986年9月，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2] 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说:“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2] 　　三、先富是为了辐射致富和有序共富 　　让辛勤劳动、合法经营的人先富和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从而通过发挥“辐射效应”，形成“辐射共富”。 　　1.邓小平讲得很清楚，要让“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先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这些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较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的劳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他们应该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而光荣的。对于遵法守法，通过合法手段抓住机会搞经营而致富者，这也是正当的，是党的方针政策允许的，是值得鼓励和允许的。而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3]。 　　2.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中国是一个大国，“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2]，“能发展就不要阻挡” [2]，“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 [2]。由于自然、文化、经济结构、历史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在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邓小平还具体地要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邓小平认为，上海目前也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也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构想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要用全局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3.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是从辐射致富，进一步在地区间达到有序共富的战略理念。邓小平在1988年9月提出了“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2]。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精髓是从“先富到共富”。在邓小平看来，对东部沿海优势地区的优先发展，重点支持、政策倾斜，就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取得良好的效益，使该地区尽快富裕起来，然后以此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有序致富、先富到共富，邓小平在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具体设想，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间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由此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很显然，这是一个有效缩小地域差距，逐步摆脱落后状况，消灭贫穷，实现有序共富的过程，也是一个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过程。在进入世纪之交、中国总体实现小康目标的时候，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进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即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强调国家要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西部支持的力度，东部地区要在率先发展中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发展，最终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这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的坚持、丰富和发展。 　　四、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必须筑堤引流 　　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避免两极分化，必须实行“筑堤引流”。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致富行为可以不采取什么限制措施。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2] 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加以调整和调节，进一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避免两极分化的出现。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越是成功，越要注意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2]此后，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2] 　　对于出现的贫富差异扩大现象，邓小平指出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两极分化。先富后富，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不是“两极分化”。为了使“先富后富”的政策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致于走到两极分化，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第一，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他说:“只要中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第二，“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第三，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等等。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五、在发展道路上注意解决新问题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是一条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处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上，目前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和解决。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之间的差距过大，而且有愈来愈大的趋势。早在1993年，邓小平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4]。一是要对中国发展起来后如何富裕以及富裕起来后如何分配作为大问题研究，当做大事来抓。他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二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基础上仍然有一个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公有制制度这个基础。他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三是必须注意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要用各种手段、方法和方案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他说，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又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些话高瞻远瞩，又有很强的预见性。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有先富与共富科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由过去那种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由过去的平均主义守穷到讲究效率、兼顾公平，收入分配领域出现差距，这本身是事物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性是其规律性的反映，但非平衡不等于失衡。我们主张和力求在非平衡中努力追求和保持相对平衡。因此，在当前，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矛盾，首先要在解决分配不公和后富人们的问题上下工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坚持“先富后富”这个大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保护合法收入的基础上，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障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缓解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并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二次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正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所强调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结构，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逐步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加快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这些重大的决策和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同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科学思想完全统一，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至今有的把邓小平理论定为“先富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共富论”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全是一种误解。而且这种割裂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观点，十分有害。因此，全面地解读、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的科学思想，对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解决当前分配不公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375.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4] 杨春贵.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N].北京日报,2007-03-08.[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