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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说起
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细细梳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十年“文革”动乱对诚信的破坏力非常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不少人信奉“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谓“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谬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说假话者飞黄腾达（如康生等），讲真话者人头落地（如张志新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打倒某一个人，随时可以炮制假材料，无中生有、栽赃诬陷、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罪名，连国家主席都未能幸免。
“文革”中反复不断的权力争斗，由“造反”引发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文革中的 “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一跃为政治暴发户等种种乱象，严重地损毁了国人对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敬畏感，也改变了人们对权力功能的正常认识。以权代法，以权代制，以权代理，以权代讼……逐渐成了人们内心默认的社会“潜规则”。有权的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拼命用权；没权的则想方设法以各种资源找权力作交易。权力成为人人追求的第一香饽饽。什么道德、法律、信仰、脸皮、诚信，在权力面前，统统都是浮云。
“讲真话”——想什么就讲什么，这个看起来是天经地义、最容易不过的事，在当时的中国，竟变成了“奢侈品”！所以，“文革”一结束，巴金老人就出了套《随想录》，其中有一本就叫《真话集》。巴老说：“……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教育的失误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全国上下一心搞经济建设，这本是好事，但不知不觉间却把思想道德教育给忽视了，从一个极端—— 一味地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滑向另一个极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所以1989年3月邓小平在回顾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下的教育成了功利应试教育，学生读书只为升学，进一个好的学校（很少有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职业技术学校就读），将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的蛊惑下，孩子从幼儿时就开始被填鸭式地灌输知识，上了小学，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死读书，读死书，创造潜力被摧残殆尽。直到进了大学才算“熬出了头”。寒窗12年，愉快教育成了痛苦教育。再说大学本是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黄金时期，但有些大学的教育管理却搞得松松垮垮，高等教育成了“放羊教育”。
只重经济不闻政治，只重学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这种跛脚文明、跛脚教育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人们的眼睛里只有利益，一切都围绕着利益转，信仰也随之迷失，由此造成核心价值观的严重扭曲，不要说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连做人的起码准则——诚信也随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公信力的滑坡
促使信用“大决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信力的大滑坡。何谓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它是社会情绪的稳定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利益格局多样，利益主体多元化，旧的规则体系已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而新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处于真空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贵利认为，在转型期，原有的很多行事准则，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态势，民众的诉求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当“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需求”的时候，公信力就会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了一种必然。
“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尚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薄贵利说，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很多群众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反映问题，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一些人无奈之下便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质疑政府行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部分官员不讲政德，没有起码的诚信。“掩盖真相”是他们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惯用手段。多数群体性事件本来是很容易平息的，最后扩散成负面影响深远的群体性事件多是一些弱智官僚“掩盖真相”所致。一事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千方百计要把事情隐瞒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发生矿难了，有关负责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隐瞒死难人数，给记者（有的还是假记者）派发“封口费”；可笑的是，有些事在明知“真相”已大面积传开的情况下，有关宣传部门仍在开会“统一口径”，“定调子”，掩盖真相，甚至还要对传播真实信息者“严惩不贷”，终致弄巧成拙。
除了封锁新闻，官官相护也是公信力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多数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都是几个无关痛痒的小官引发的，公开事件真相非但不会损伤到党和政府的威信，还会大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有些官僚就是官官相护，蒙骗群众，结果反而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政府形象代言人的新闻发言人，有的竟也沦为领导的家奴。前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刚刚遭到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就急不可待地公开“辟谣”，否认此事，但不久，刘却因严重违法违纪被中纪委双规了。怪不得现在有一些很流行的说法——在官方辟谣和民间传言之间，人们会自动采信后者，而所谓“谣言”只不过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公信力无疑是基石。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指出，一旦政府公信力受到损伤，便会导致民众对负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鉴别真伪的意识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会造成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与官员公信力齐降的还有专家和媒体。有些专家和媒体在金钱与名利的冲击下很难独善其身。研究社会公正问题的专家吴忠民认为，正是在赚大钱、出大名的驱使下，部分专家急于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坚守学术良心，个别媒体也不再追求事实真相，而是沦落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逐渐丧失了公正立场，“一旦失去了严谨和公正，专家、媒体也就失去了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基础。”
一些专家成了权力的奴仆。他们到处串场，口吐莲花。当人们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时候，有专家说“只有拉大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拆迁户补偿低有目共睹，有专家说是“钉子户”推高了房价；更有甚者，在卫生部门组织的一些“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中，有些“事故鉴定专家”竟厚颜无耻地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配合”造假，把本来该由院方承担的责任全部推掉。使得一些患者家属不再相信这些所谓专家，只要出现医疗纠纷，便组织一大群人去医院大闹一场，用“刁民”的方式解决问题……
如此忽悠百姓，专家权威何在？所以网民们戏称这些人为“砖家”、“叫兽”、“知识混子”。而随着信任链的断裂，那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专家也只能遗憾地被“误杀”了。
问题还在于，通常情况下，政府、专家及媒体的信任危机并非各自孤立，它们往往是拧合在一起出现，引发连锁信任危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指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中国历次极左“政治运动”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也受到严重的摧残。经济问题经过努力，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扭转；而诚信这种深入骨髓的东西一旦损坏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难以修复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社会诚信这个精神层面的建设却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这个问题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细细梳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十年“文革”动乱对诚信的破坏力非常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不少人信奉“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谓“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谬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说假话者飞黄腾达（如康生等），讲真话者人头落地（如张志新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打倒某一个人，随时可以炮制假材料，无中生有、栽赃诬陷、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罪名，连国家主席都未能幸免。
“文革”中反复不断的权力争斗，由“造反”引发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文革中的 “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一跃为政治暴发户等种种乱象，严重地损毁了国人对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敬畏感，也改变了人们对权力功能的正常认识。以权代法，以权代制，以权代理，以权代讼……逐渐成了人们内心默认的社会“潜规则”。有权的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拼命用权；没权的则想方设法以各种资源找权力作交易。权力成为人人追求的第一香饽饽。什么道德、法律、信仰、脸皮、诚信，在权力面前，统统都是浮云。
“讲真话”——想什么就讲什么，这个看起来是天经地义、最容易不过的事，在当时的中国，竟变成了“奢侈品”！所以，“文革”一结束，巴金老人就出了套《随想录》，其中有一本就叫《真话集》。巴老说：“……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教育的失误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全国上下一心搞经济建设，这本是好事，但不知不觉间却把思想道德教育给忽视了，从一个极端—— 一味地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滑向另一个极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所以1989年3月邓小平在回顾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下的教育成了功利应试教育，学生读书只为升学，进一个好的学校（很少有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职业技术学校就读），将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的蛊惑下，孩子从幼儿时就开始被填鸭式地灌输知识，上了小学，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死读书，读死书，创造潜力被摧残殆尽。直到进了大学才算“熬出了头”。寒窗12年，愉快教育成了痛苦教育。再说大学本是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黄金时期，但有些大学的教育管理却搞得松松垮垮，高等教育成了“放羊教育”。
只重经济不闻政治，只重学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这种跛脚文明、跛脚教育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人们的眼睛里只有利益，一切都围绕着利益转，信仰也随之迷失，由此造成核心价值观的严重扭曲，不要说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连做人的起码准则——诚信也随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公信力的滑坡
促使信用“大决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信力的大滑坡。何谓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它是社会情绪的稳定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利益格局多样，利益主体多元化，旧的规则体系已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而新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处于真空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贵利认为，在转型期，原有的很多行事准则，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态势，民众的诉求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当“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需求”的时候，公信力就会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了一种必然。
“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尚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薄贵利说，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很多群众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反映问题，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一些人无奈之下便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质疑政府行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部分官员不讲政德，没有起码的诚信。“掩盖真相”是他们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惯用手段。多数群体性事件本来是很容易平息的，最后扩散成负面影响深远的群体性事件多是一些弱智官僚“掩盖真相”所致。一事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千方百计要把事情隐瞒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发生矿难了，有关负责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隐瞒死难人数，给记者（有的还是假记者）派发“封口费”；可笑的是，有些事在明知“真相”已大面积传开的情况下，有关宣传部门仍在开会“统一口径”，“定调子”，掩盖真相，甚至还要对传播真实信息者“严惩不贷”，终致弄巧成拙。
除了封锁新闻，官官相护也是公信力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多数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都是几个无关痛痒的小官引发的，公开事件真相非但不会损伤到党和政府的威信，还会大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有些官僚就是官官相护，蒙骗群众，结果反而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政府形象代言人的新闻发言人，有的竟也沦为领导的家奴。前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刚刚遭到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就急不可待地公开“辟谣”，否认此事，但不久，刘却因严重违法违纪被中纪委双规了。怪不得现在有一些很流行的说法——在官方辟谣和民间传言之间，人们会自动采信后者，而所谓“谣言”只不过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公信力无疑是基石。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指出，一旦政府公信力受到损伤，便会导致民众对负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鉴别真伪的意识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会造成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与官员公信力齐降的还有专家和媒体。有些专家和媒体在金钱与名利的冲击下很难独善其身。研究社会公正问题的专家吴忠民认为，正是在赚大钱、出大名的驱使下，部分专家急于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坚守学术良心，个别媒体也不再追求事实真相，而是沦落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逐渐丧失了公正立场，“一旦失去了严谨和公正，专家、媒体也就失去了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基础。”
一些专家成了权力的奴仆。他们到处串场，口吐莲花。当人们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时候，有专家说“只有拉大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拆迁户补偿低有目共睹，有专家说是“钉子户”推高了房价；更有甚者，在卫生部门组织的一些“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中，有些“事故鉴定专家”竟厚颜无耻地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配合”造假，把本来该由院方承担的责任全部推掉。使得一些患者家属不再相信这些所谓专家，只要出现医疗纠纷，便组织一大群人去医院大闹一场，用“刁民”的方式解决问题……
如此忽悠百姓，专家权威何在？所以网民们戏称这些人为“砖家”、“叫兽”、“知识混子”。而随着信任链的断裂，那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专家也只能遗憾地被“误杀”了。
问题还在于，通常情况下，政府、专家及媒体的信任危机并非各自孤立，它们往往是拧合在一起出现，引发连锁信任危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指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中国历次极左“政治运动”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也受到严重的摧残。经济问题经过努力，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扭转；而诚信这种深入骨髓的东西一旦损坏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难以修复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社会诚信这个精神层面的建设却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这个问题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